金正日執掌實權 II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兩個，一方麵樹立金日成的權威；另一方麵，提高主體思想的地位。[]
但是，列寧本人並不使用“斯大林主義”，“**主義”之類的話。
馬克思的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獨創性的哲學體係，列寧、斯大林、**雖然在政治戰略、戰術上有自己獨特的一麵，但在哲學上對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任何獨創性的發展。通過10月革命，蘇聯雖然實踐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斯大林並沒有權利將列寧與馬克思並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說自己獨創了金日成主義，實在可笑。別忘了，當時**還活著呢。
我已經完成主體思想的理論工作，也放棄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金正日說過好幾次，朝鮮是小國，如果要以一個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會消耗很大的國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發展主體思想，成為世界思想大國。
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過是他們父子的主觀意願而已。
我對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義”很歡迎，因為“主體思想”並沒有走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作者自詡哲學家，創立了全新的理論體係，對作者來說，超越馬列主義是“人生大事”）。
當時朝鮮大學生必讀文獻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於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經從馬克思主義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學體係。[.超多好看小說]但是因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開宣傳自己的理論。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後，對我來說，就有了發表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理論的自由。
我作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開始頻繁外交活動。當時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從宣傳部黨史研究所轉任宣傳部理論宣傳科長沒多久，他給我來了電話。
“金正日同誌已經提出金日成思想，我們要重新編寫教科書了，議長同誌要多多指導幫助我們呀”
“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認為還不是時候，而且人手也不夠。金大隻有我的兩個助手對主題思想明白些，其它學者僅僅隻是從我們這裏聽說過而已。當時，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義發表的《關於主體思想和共和國對內外政策的幾點問題》，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義發表的《為了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關於黨的建設的幾點問題》，就沒有其它的文獻了。即使我自己寫，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義的文章發表之前，也都是廢話，所以我覺得時機未到。
理論宣傳科長說寫新教科書是黨的方針。聽他的語氣，好像是金正日已經定下來的事。我不能再反對了，就從金大和社會科學研究院各挑選了5名學者，編寫哲學教科書。金大的教授們支持我的理論，社會研究院方麵，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堅持馬克思主義。論爭開始。
結果教科書編輯工作以失敗告終，學者們連草稿也沒有交上來。[]不僅教科書沒有編寫成功，學者們也意見對立起來，聽說情況之後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學者們叫到一起，先讓大家討論，然後自己下結論。
有一天，黨中央科學教育部副部長來找我，說讓金大和社會科學院關於主體思想展開論戰。我建議兩方寫文字發言，以文稿為基礎論戰（因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學者們曾有過否認自己口頭主張的事情）。
論戰的結果是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占下風。後來，社會科學院幾名學者以反對主體思想的罪名被處理了（強製勞動）。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討論的科學教育部副部長原本就是個有集團傾向的人，他不顧我的勸告最終還是把人處理了。我一直把這件事當做我的重大失誤之一。新思想出現，當然要有反對意見者。
這個事件也成為後來金大和社會科學院長期對立的原因。一開始隻是雙方認識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了兩個部門的對立關係。
我從金正日那裏獲得了掌管思想理論的權力，但是一次也沒有使用過。金正日掌握著實權，為所欲為。
與幾乎所有獨裁者一樣，金日成的最大弱點是隻相信親近的人說的話，隻相信自己的家人。
關於金日成的這一弱點，我曾經問過一起跟他打遊擊的黨內幹部。那位幹部說，“當時（遊擊隊時），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樣。”金正日為了獲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
為了穩固自己的地盤，金正日常常舉辦宴會。宴會花掉了朝鮮的許多外匯，金正日還到處建別墅和打獵的圍場。金正日的酒會烏煙瘴氣，絕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對一個人說，“今天開始，你就是黨中央委員了”，後來就真的那麽辦了。或者“撤掉某某”，後來那人就真被撤職了。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這種場合，很讓人痛心，筆者不願再回憶。
金正日恣意妄為，招到批評，於是他又強化了秘密警察製度，一旦懷疑有誰威脅自身，立刻逮捕。
一個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專任黨務的隻有一名大學書記，一名宣傳指導委員和一名統計員，但是金正日掌權後，3人變成了50人。社會安全部和國家保衛部還在金大派駐了常駐機構。
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會廣收貢品，連大學也要動員師生為金正日準備禮物。數量眾多的貢品最後又被金正日賞給身邊的人。
金日成以各級黨組織為依托，建立了遍布黨、政、軍的“掙外匯”事業，然後再用掙來的外匯維持黨的開銷。
我曾任金日成秘書的秘書室現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機構，他在黨中央的黨徒都進去了。他成為黨的主人之後，對中央黨部進行了豪華的裝修，自己一個人住在裏麵。不僅如此，金正日還建造了數十個更豪華，規模更大的辦公室。對南（對韓國）機構的辦公室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黨中央職員數量急劇膨脹。
我那時已經與金正日在組織上沒有直接關係，我主管主體思想的宣傳。黨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在全世界設立了宣傳主體思想的組織機構，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後都會舉辦研討會，我通常作為朝鮮代表團團長參加。我努力不讓研討會成為金日成和金正日製造個人崇拜的機器，我與參加會議的學者們進行了廣泛交流。
我傾注了很大心血與來自朝總聯（在日本的朝鮮人組織，譯者注）的學者們交流，向他們介紹主體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舉行的會議上，我對日本代表團說，沒有必要模仿朝鮮，要根據日本實情來做。我還在多個場合說，要根據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發展主體思想。
盡管我一再強調，代表團還是常常無法理解我的意思，他們提出了很多疑問，我是不可能公開說“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張的東西是虛偽的”。所以，我隻好跟外國友人說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時向他們介紹主體哲學的具體內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議，為了指導全世界範圍內宣傳主體思想的組織，在黨中央委員會設立“主體思想研究所”（非公開）。
金日成任命我為研究所的所長，於是我要離開任職14年之久的金日成綜合大學。想到與弟子們分開，想到以後不能再共同探討哲學，我很傷心。金大是我心靈的故鄉，也是精神的故鄉。離開那天，在校長室，我哭了出來。
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體思想研究所所長，開始在黨中央上班。當時我還是最高人民會議議長，要陪同客人，所以實際上班晚了幾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在黨中央金正日的辦公室與他見麵。作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我在主席宮經常與金日成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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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寧本人並不使用“斯大林主義”，“**主義”之類的話。
馬克思的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獨創性的哲學體係，列寧、斯大林、**雖然在政治戰略、戰術上有自己獨特的一麵，但在哲學上對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任何獨創性的發展。通過10月革命，蘇聯雖然實踐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斯大林並沒有權利將列寧與馬克思並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說自己獨創了金日成主義，實在可笑。別忘了，當時**還活著呢。
我已經完成主體思想的理論工作，也放棄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金正日說過好幾次，朝鮮是小國，如果要以一個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會消耗很大的國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發展主體思想，成為世界思想大國。
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過是他們父子的主觀意願而已。
我對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義”很歡迎，因為“主體思想”並沒有走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作者自詡哲學家，創立了全新的理論體係，對作者來說，超越馬列主義是“人生大事”）。
當時朝鮮大學生必讀文獻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於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經從馬克思主義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學體係。[.超多好看小說]但是因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開宣傳自己的理論。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後，對我來說，就有了發表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理論的自由。
我作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開始頻繁外交活動。當時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從宣傳部黨史研究所轉任宣傳部理論宣傳科長沒多久，他給我來了電話。
“金正日同誌已經提出金日成思想，我們要重新編寫教科書了，議長同誌要多多指導幫助我們呀”
“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認為還不是時候，而且人手也不夠。金大隻有我的兩個助手對主題思想明白些，其它學者僅僅隻是從我們這裏聽說過而已。當時，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義發表的《關於主體思想和共和國對內外政策的幾點問題》，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義發表的《為了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關於黨的建設的幾點問題》，就沒有其它的文獻了。即使我自己寫，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義的文章發表之前，也都是廢話，所以我覺得時機未到。
理論宣傳科長說寫新教科書是黨的方針。聽他的語氣，好像是金正日已經定下來的事。我不能再反對了，就從金大和社會科學研究院各挑選了5名學者，編寫哲學教科書。金大的教授們支持我的理論，社會研究院方麵，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堅持馬克思主義。論爭開始。
結果教科書編輯工作以失敗告終，學者們連草稿也沒有交上來。[]不僅教科書沒有編寫成功，學者們也意見對立起來，聽說情況之後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學者們叫到一起，先讓大家討論，然後自己下結論。
有一天，黨中央科學教育部副部長來找我，說讓金大和社會科學院關於主體思想展開論戰。我建議兩方寫文字發言，以文稿為基礎論戰（因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學者們曾有過否認自己口頭主張的事情）。
論戰的結果是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占下風。後來，社會科學院幾名學者以反對主體思想的罪名被處理了（強製勞動）。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討論的科學教育部副部長原本就是個有集團傾向的人，他不顧我的勸告最終還是把人處理了。我一直把這件事當做我的重大失誤之一。新思想出現，當然要有反對意見者。
這個事件也成為後來金大和社會科學院長期對立的原因。一開始隻是雙方認識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了兩個部門的對立關係。
我從金正日那裏獲得了掌管思想理論的權力，但是一次也沒有使用過。金正日掌握著實權，為所欲為。
與幾乎所有獨裁者一樣，金日成的最大弱點是隻相信親近的人說的話，隻相信自己的家人。
關於金日成的這一弱點，我曾經問過一起跟他打遊擊的黨內幹部。那位幹部說，“當時（遊擊隊時），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樣。”金正日為了獲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
為了穩固自己的地盤，金正日常常舉辦宴會。宴會花掉了朝鮮的許多外匯，金正日還到處建別墅和打獵的圍場。金正日的酒會烏煙瘴氣，絕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對一個人說，“今天開始，你就是黨中央委員了”，後來就真的那麽辦了。或者“撤掉某某”，後來那人就真被撤職了。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這種場合，很讓人痛心，筆者不願再回憶。
金正日恣意妄為，招到批評，於是他又強化了秘密警察製度，一旦懷疑有誰威脅自身，立刻逮捕。
一個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專任黨務的隻有一名大學書記，一名宣傳指導委員和一名統計員，但是金正日掌權後，3人變成了50人。社會安全部和國家保衛部還在金大派駐了常駐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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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已經與金正日在組織上沒有直接關係，我主管主體思想的宣傳。黨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在全世界設立了宣傳主體思想的組織機構，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後都會舉辦研討會，我通常作為朝鮮代表團團長參加。我努力不讓研討會成為金日成和金正日製造個人崇拜的機器，我與參加會議的學者們進行了廣泛交流。
我傾注了很大心血與來自朝總聯（在日本的朝鮮人組織，譯者注）的學者們交流，向他們介紹主體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舉行的會議上，我對日本代表團說，沒有必要模仿朝鮮，要根據日本實情來做。我還在多個場合說，要根據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發展主體思想。
盡管我一再強調，代表團還是常常無法理解我的意思，他們提出了很多疑問，我是不可能公開說“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張的東西是虛偽的”。所以，我隻好跟外國友人說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時向他們介紹主體哲學的具體內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議，為了指導全世界範圍內宣傳主體思想的組織，在黨中央委員會設立“主體思想研究所”（非公開）。
金日成任命我為研究所的所長，於是我要離開任職14年之久的金日成綜合大學。想到與弟子們分開，想到以後不能再共同探討哲學，我很傷心。金大是我心靈的故鄉，也是精神的故鄉。離開那天，在校長室，我哭了出來。
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體思想研究所所長，開始在黨中央上班。當時我還是最高人民會議議長，要陪同客人，所以實際上班晚了幾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在黨中央金正日的辦公室與他見麵。作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我在主席宮經常與金日成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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