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曼穀，訪問團中所有人都沾了餘切的光。一時間，全都忙著上泰國本地的媒體、報刊，這當然都有報酬。
餘切本人更不用說，他已經連續數天出現在華人報刊的消息上。
此時，《出路》的單行本已經得到發布，被各地讀者一搶而盡，市麵上到處是詢問“哪裏有《出路》”的讀者，而書架上總是空空如也，售貨員告訴讀者，“這裏沒有《出路》，你隻能另尋他路。”
一些急的沒辦法的讀者，甚至想到了去大陸搶購《出路》，順便來一趟大陸的尋根之旅，然後才得知，大陸版本的《出路》還要等到下月初才發行，因為大陸正流行餘切所寫的“新現實三部曲”。
但他們誤打誤撞，把餘切才發布不久的《一代宗師》和《和你在一起》帶回了東南亞，這又是另一場上的盛宴了。
而且，人們更喜歡帶有強故事情節的。
無論是現在的《出路》，還是過去的《未婚妻的信》，乃至於更久遠的《天若有情》，這都是能讓人放不下手的。
餘切在九龍城寨的一日遊被反複提起，似乎所有人都不免被問到當天發生了什麽。
那一天的天氣如何？
那一天的維多利亞港上，是否有奇怪的波浪？產生了不凡的金光？
訪問團團長季線林，他在麵向泰國公眾的一個采訪中表示：“那天沒什麽特別的，餘切說他想要去九龍城寨看看，在這之前我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我聽說了之後，我也沒想過能寫出一篇來……然後他去了一趟回來，不久後，他寫出了那篇。”
副團長趙樸初形容餘切是“頓悟了”。
他用一個在泰國人人皆知的故事來描述當天的情況：“釋迦摩尼快死亡的時候，來到一棵菩提樹下靜坐悟道，七天七夜、不眠不休，他悟道的那一瞬間是一瞬，在他的腦海裏麵，已經度過了整個宇宙。”
“而我們隻看到了一瞬，因為我們沒有悟道。”
“當然啊，餘切自然不能和這樣的大智慧相比，我是說，這樣的情況在搞創作中是常見的……王勃寫那個《滕王閣序》也一直被後人爭論了許久，有人說王勃準備了好幾年那一篇文章，剛好呈上去了，也有人說，王勃就是當時寫出來的，誰知道呢？”
餘切本人也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是：“我沒想到這篇能造成那麽大的影響。”
他確實很驚訝，因為這一篇，遠在蓉城的馬識途給餘切來了電話，隻為了強調他這個事情做的高尚。
“餘切，你原先和我在房間裏麵的對話，現在你已經做到了一些，我感到很欣慰，今早上我特地和錢忠書夫婦通話，說實在的，他們很羨慕我。”
餘切說：“馬老，其實這不是我最用心的一部。”
馬識途說：“我知道，但你還記得那一麵紅旗嗎？”
“渣滓洞那一麵嗎？”
“是的，就是那一麵紅旗。當時的地下黨人得知新中國已經解放，卻不知道紅旗長什麽樣子，所以連夜繡出了這一麵紅旗，它雖然不是最完美的，卻是這個暗無天日的空間裏，升起的第一麵旗幟。”餘切就明白了。
《出路》正是南洋華人文學的複興旗幟。
在此時東南亞的文壇，已經掀起了“南洋華人文學”的創作論戰，曆史上這個論戰搞了十多年，也沒有個結果，誰也不服誰。
出現了形象的“斷奶論”和“吃奶論”兩個流派。
而現在，因為餘切大陸人的身份，許多人覺得本地華人創作首先離不開大陸，也就是不得不吃奶。
新加坡大學最近成立了“南洋華人史”的課題研究小組，中文係的教授宣稱：
“無論要怎麽樣進行文學的母國‘斷奶’，都隻是形式上的話術。作為華人來創作，根本離不開大陸——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而且餘先生也證明了，這樣的是受人歡迎的。”
“考慮到在一些地方正在進行的華文限製政策，我們絕不能迎合創作，丟失掉華人特色，這樣的文學是地方文學，不再和華人有任何相關，這和自我閹割無異。”
東南亞這邊的情況也傳到了港地。
武俠家溫瑞安在港地《東方日報》上發文：“我今天拜讀了餘切的《出路》，才知道俠義精神不在江湖，而在年輕人的筆頭上！”
溫瑞安是武俠四大家之一，馬來人。他和朋友在寶島定居時，因為私藏大陸領導詩詞，巴老以及曹禺等人的作品，搜查出來後，被關進牢中反省。
出獄後回到馬來，同樣因為之前的事情風聲鶴唳，無法久留，不得不頻繁在馬來和港地之間輾轉。因此，在他的中，主角總是離奇的遭遇背叛，並且一開始就被天下人所不容，到處被人追殺。
他和查良庸的關係不錯，他的正是因為受到查良庸的賞識，才能得以在《明報》上出版。
九月份，溫瑞安回了一趟大馬老家探親，這一次探親讓他發現，家中的年輕人全在談論《出路》這本，就連老頭老太太，也讓人念一遍《出路》聽讀，斷斷續續的把故事聽完。
他有個小侄兒，主動翻看起《出路》，一邊看一邊說：“我今後也要上華文學校，說漢話，習武術，有人來欺負我，我就要還手。”
他感到很驚訝：難道馬來政府對華文教育的鉗製，已經消失了嗎？
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我並沒有聽說？
結果，溫瑞安的父親告訴他，今天的課堂上仍然不許說華文，學生一旦不小心說了一句中國話，就要被罰款兩毛錢一句話，對於一周隻有幾毛零錢的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承受不起的懲罰。
溫瑞安感到憂心忡忡，這豈不是要讓我滅種嗎？
關鍵是，華族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恰恰是更為先進的一方，這構成了天然的不平等。
不許說中國話！
怎敢這樣欺我？
(本章完)
餘切本人更不用說，他已經連續數天出現在華人報刊的消息上。
此時，《出路》的單行本已經得到發布，被各地讀者一搶而盡，市麵上到處是詢問“哪裏有《出路》”的讀者，而書架上總是空空如也，售貨員告訴讀者，“這裏沒有《出路》，你隻能另尋他路。”
一些急的沒辦法的讀者，甚至想到了去大陸搶購《出路》，順便來一趟大陸的尋根之旅，然後才得知，大陸版本的《出路》還要等到下月初才發行，因為大陸正流行餘切所寫的“新現實三部曲”。
但他們誤打誤撞，把餘切才發布不久的《一代宗師》和《和你在一起》帶回了東南亞，這又是另一場上的盛宴了。
而且，人們更喜歡帶有強故事情節的。
無論是現在的《出路》，還是過去的《未婚妻的信》，乃至於更久遠的《天若有情》，這都是能讓人放不下手的。
餘切在九龍城寨的一日遊被反複提起，似乎所有人都不免被問到當天發生了什麽。
那一天的天氣如何？
那一天的維多利亞港上，是否有奇怪的波浪？產生了不凡的金光？
訪問團團長季線林，他在麵向泰國公眾的一個采訪中表示：“那天沒什麽特別的，餘切說他想要去九龍城寨看看，在這之前我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我聽說了之後，我也沒想過能寫出一篇來……然後他去了一趟回來，不久後，他寫出了那篇。”
副團長趙樸初形容餘切是“頓悟了”。
他用一個在泰國人人皆知的故事來描述當天的情況：“釋迦摩尼快死亡的時候，來到一棵菩提樹下靜坐悟道，七天七夜、不眠不休，他悟道的那一瞬間是一瞬，在他的腦海裏麵，已經度過了整個宇宙。”
“而我們隻看到了一瞬，因為我們沒有悟道。”
“當然啊，餘切自然不能和這樣的大智慧相比，我是說，這樣的情況在搞創作中是常見的……王勃寫那個《滕王閣序》也一直被後人爭論了許久，有人說王勃準備了好幾年那一篇文章，剛好呈上去了，也有人說，王勃就是當時寫出來的，誰知道呢？”
餘切本人也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是：“我沒想到這篇能造成那麽大的影響。”
他確實很驚訝，因為這一篇，遠在蓉城的馬識途給餘切來了電話，隻為了強調他這個事情做的高尚。
“餘切，你原先和我在房間裏麵的對話，現在你已經做到了一些，我感到很欣慰，今早上我特地和錢忠書夫婦通話，說實在的，他們很羨慕我。”
餘切說：“馬老，其實這不是我最用心的一部。”
馬識途說：“我知道，但你還記得那一麵紅旗嗎？”
“渣滓洞那一麵嗎？”
“是的，就是那一麵紅旗。當時的地下黨人得知新中國已經解放，卻不知道紅旗長什麽樣子，所以連夜繡出了這一麵紅旗，它雖然不是最完美的，卻是這個暗無天日的空間裏，升起的第一麵旗幟。”餘切就明白了。
《出路》正是南洋華人文學的複興旗幟。
在此時東南亞的文壇，已經掀起了“南洋華人文學”的創作論戰，曆史上這個論戰搞了十多年，也沒有個結果，誰也不服誰。
出現了形象的“斷奶論”和“吃奶論”兩個流派。
而現在，因為餘切大陸人的身份，許多人覺得本地華人創作首先離不開大陸，也就是不得不吃奶。
新加坡大學最近成立了“南洋華人史”的課題研究小組，中文係的教授宣稱：
“無論要怎麽樣進行文學的母國‘斷奶’，都隻是形式上的話術。作為華人來創作，根本離不開大陸——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而且餘先生也證明了，這樣的是受人歡迎的。”
“考慮到在一些地方正在進行的華文限製政策，我們絕不能迎合創作，丟失掉華人特色，這樣的文學是地方文學，不再和華人有任何相關，這和自我閹割無異。”
東南亞這邊的情況也傳到了港地。
武俠家溫瑞安在港地《東方日報》上發文：“我今天拜讀了餘切的《出路》，才知道俠義精神不在江湖，而在年輕人的筆頭上！”
溫瑞安是武俠四大家之一，馬來人。他和朋友在寶島定居時，因為私藏大陸領導詩詞，巴老以及曹禺等人的作品，搜查出來後，被關進牢中反省。
出獄後回到馬來，同樣因為之前的事情風聲鶴唳，無法久留，不得不頻繁在馬來和港地之間輾轉。因此，在他的中，主角總是離奇的遭遇背叛，並且一開始就被天下人所不容，到處被人追殺。
他和查良庸的關係不錯，他的正是因為受到查良庸的賞識，才能得以在《明報》上出版。
九月份，溫瑞安回了一趟大馬老家探親，這一次探親讓他發現，家中的年輕人全在談論《出路》這本，就連老頭老太太，也讓人念一遍《出路》聽讀，斷斷續續的把故事聽完。
他有個小侄兒，主動翻看起《出路》，一邊看一邊說：“我今後也要上華文學校，說漢話，習武術，有人來欺負我，我就要還手。”
他感到很驚訝：難道馬來政府對華文教育的鉗製，已經消失了嗎？
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我並沒有聽說？
結果，溫瑞安的父親告訴他，今天的課堂上仍然不許說華文，學生一旦不小心說了一句中國話，就要被罰款兩毛錢一句話，對於一周隻有幾毛零錢的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承受不起的懲罰。
溫瑞安感到憂心忡忡，這豈不是要讓我滅種嗎？
關鍵是，華族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恰恰是更為先進的一方，這構成了天然的不平等。
不許說中國話！
怎敢這樣欺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