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功臣和成祖功臣的確立，在京城引發熱議。
其中受到關注最多的，就是皇帝把李善長、三楊等文臣，加入功臣之列。
這讓文人士子津津樂道，對當今皇帝大加稱讚——
相比以前隻有劉伯溫那個獨苗來說，當今皇帝太大方了，一下子就增加了十位文臣，讓他們的後裔能夠承襲伯爵爵位。
這讓文人如何不心潮澎湃，覺得封爵拜相的機會，已經近在眼前。
再想到紫閣功臣之中，有一半是文臣，職位有高有低，有大學士也有督撫。
一眾文官的建功立業之心，完全被激發了出來，想要給後人掙個爵位。
大學士韓爌，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來就有去海外開辟封地，把一些親友安排過去的想法。
如今見到皇帝不斷封賞功臣、引導他們去開藩後，下決心上了一本奏疏，請求把年前皇帝賜與的世職，轉變為海外爵位。
這讓朱由檢看到後，內心極為欣喜。
海外開藩一直是他在推動的事情，為的不止是開疆拓土，還有把大明即將爆炸的壓力、釋放去海外的用意。
這個策略如果能成功，大明就能成功渡過危機，依靠開疆移民，繼續維持百年。
韓爌主動響應，讓他知道這位大學士支持自己的策略，也徹底放下了對韓爌的疑慮——
因為韓爌是東林黨人，朱由檢對於是否任命他擔任首輔，一直是心有疑慮的。
即使韓爌表現得很順從，他也擔心這個人依靠嫻熟的黨爭手段，讓朝堂再起波瀾。
如今韓爌的表態，讓他放下了這個疑慮。認為讓韓爌擔任首輔，未嚐不是好事。
至少這個人明麵上在支持自己的政策，而且頗有能力。
還有一點就是，在經過兩年對朝廷製度改變後，朱由檢打算穩一穩，在接下來的三年，更注重政策執行。
韓爌擔任首輔，能讓地方的東林黨人會配合，讓朝廷的政策更順利地推行下去。
所以，在七月十五日的朝會上，朱由檢正式提升韓爌為輔政大臣，顯示自己的心意——
在黃立極這個首輔之外，朝堂上出現了又一位輔政大臣。
早已準備卸任的黃立極，當即請求致仕。
朱由檢按例挽留，開始更換首輔流程。
他要在八月前敲定這件事，讓韓爌參與八月選官，樹立新首輔的威信。
同時，他應韓爌的請求，把他的千戶世職轉為男爵。朝堂上自國初之後，再次出現以貴族身份擔任宰輔的大臣。
這讓群臣再次感覺到了變化，很多人認為貴族擔任首輔將會成為常態——
朝堂上的大學士和九卿，如今哪個沒有世職呢？
將來他們都可能轉為貴族，同時擔任大臣。
如果沒有貴族身份，還可能被人看不起——
這和王守仁封爵之後喪失入朝機會完全不同。
今後朝堂大臣的權勢，還要看爵位高低。
這也是朱由檢的用意之一，用自己掌握的封爵權力，進一步加強對群臣的影響力。
以後這些臣子想獲得爵位，就不得不想法討好自己。
如同他預料的一般，在韓爌的世職轉為爵位後，楊景辰、溫體仁等人，相繼上疏請求把世職轉為爵位。
袁可立等樞密院大臣，更是集體請求，把皇帝賜予的世職，轉變為海外爵位——
這些人對皇帝的政策更了解，也知道海外開拓的進展。
知道轉為封地貴族，遠比領個世職更實惠。
即將卸任首輔、下一站要去理藩院當掌院的黃立極，同樣也提出了這個請求——
畢竟他要協助皇帝管理藩國，自己怎麽能不去海外開藩？
所以在七月底的時候，朝廷開始了新一輪封爵。數十位大臣和有功臣子，相繼被冊封為子爵、男爵和爵士。
一時間朝堂上爵爺遍布，似乎由文官政治，轉變為貴族政治。
不過朱由檢卻知道這是假象，朝堂上掌權的仍舊還是那些文官，更高等的公侯伯等貴族，根本就沒有多少權力。
他現在隻能期望勳貴早點認清形勢，以後擁有封地才有說話的底氣。
——
把李善長等人列入功臣廟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讓一些人認識到，皇帝對洪武、永樂年間的事情，開始重新定案。
這讓一些人仿佛看到了曙光，尤其是建文諸臣後裔。
一些同情他們的臣子，也紛紛上疏發言。
朱由檢見到這些奏疏很是頭痛，尤其是看到劉宗周同樣上了奏疏後，感覺建文之事，已經必須要有個定論。
否則臣子會接連不斷上疏，影響朝廷政事。
所以他選在七月十八日，派遣隆平侯張拱薇祭長陵後，召集群臣說道：
“建文君臣之事，自萬曆以來多有上疏談論者。”
“朕以為當正本清源，徹底有個定論。”
“今日是成祖文皇帝忌辰，諸位就都議議吧！”
群臣中傾向於給建文諸臣翻案的，見皇帝選在這個日子商議此事，紛紛感覺不妙。
作為成祖之後，如果皇帝在成祖的忌辰否定成祖、給建文君臣翻案，那不就是不孝嗎？
群臣就是心再大，也不敢在這個日子和當今皇帝爭論。更不敢逼著皇帝在今天，給建文君臣翻案。否則一個孝字扣下來，誰能承擔得起？
這讓他們紛紛道：
“今日是成祖皇帝忌辰，不宜談論此事。”
“臣請另擇時日，商議建文之事。”
朱由檢有些不耐煩地說道：
“自《皇明通紀》這部禁書流傳以來，天下間多有談論建文之事者。”
“甚至在萬曆、天啟年間，隔幾年就有官員上疏。”
“朕登極後也不勝其擾，必須正本清源。”
“今日之後，朝臣不得再爭論建文之事，否則一律罷職、並且流放海外。”
這麽嚴厲的態度，讓想要為建文君臣翻案的臣子感覺更是不妙，反對聲音也更大，請求皇帝收回旨意。
朱由檢麵對這些人的言語，麵色絲毫沒有改變。隻是在他們聲浪稍小之後，重申道：
“今日暢所欲言，無論說什麽朕都不會怪罪。”
“但是過了今日，必須以朝廷結論為主，不得再有異議。”
“若是都不願說，那就直接定論了。”
這讓群臣更是不滿，就連早已和皇帝綁定的劉宗周，都站出來說道：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若是不能服眾，陛下縱然做出定論，又有誰會信服呢？”
“臣以為建文之事，應當從長計議。”
朱由檢對劉宗周還是很尊重的，若非看到他的奏疏，甚至都不想理會這件事。
他見劉宗周出言，正色道：
“現在不就是在議嗎？”
“先說說方孝孺的事情，先生為方孝孺編撰《正學錄》，是很推崇他嘍？”
劉宗周同樣正色道：
“方遜誌先生重節輕生，臣為其編撰文集，是為激勵士氣。”
朱由檢聞言說道：
“那麽先生以為，方孝孺被誅十族之事，到底是真是假？”
“為何直到現在，還有方孝孺的後人？”
這個問題，讓所有臣子提起了心。今日要商議的事情，也終於走入正軌。
劉宗周果然沒有再糾纏是否要改期商議的事情，回應道：
“方先生的幼子，被忠義之士藏匿，故而仍有後人。”
朱由檢眉頭微皺，但是對這個說法無法否定，隻能繼續問道：
“那麽先生以為，方孝孺被誅十族為真？”
劉宗周有些猶疑，回道：
“此事實錄未載，但是《立齋閑錄》記載：”
“今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籍載，正學宗族抄紮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如此多人罹難，誅十族當有其事。”
朱由檢聞言詢問鄭士毅：
“南京錦衣衛簿，是否有此記載？”
鄭士毅急忙回道：
“此事臣一時不知，可召南京錦衣衛查閱。”
朱由檢點頭認可，吩咐鄭士毅道：
“命南京錦衣衛把相關簿籍帶來，一定要查清楚。”
“查抄多少、處死多少，都要確定下來，給天下人一個交待。”
這個態度，得到群臣認同。很多人認為皇帝還算公正，沒有故意否認。
朱由檢對這種有記載的事情沒有辯解，而是向群臣道：
“一族之中，大約有多少人？”
“難道八百多人，就能確認是誅十族嗎？”
“有沒有人說清楚，十族都是哪些？”
這個群臣就有話說了，兵科給事中陳獻策道：
“十族就是九族加上朋友。”
“方先生拒不逆詔，成祖怒而夷其十族，朋友亦族也。”
朱由檢已經懶得生氣了，詢問道：
“此說從何而來？”
“都有哪些記載？”
陳獻策一時語塞，支吾著回應皇帝道：
“祝枝山《野記》有載。”
“《文學博士方孝孺》同樣有載，此文收錄方先生殉難事跡。”
他其實是從《皇明通紀》上看到的，但是這部書是禁書，自然不能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說出來。
在他說出兩篇文章的名字後，朱由檢道：
“把它們都找出來，朕要好好看看。”
這兩篇文章流傳頗廣，朱由檢決定商議建文君臣之事時，就讓人搜集了相關資料，不一會兒就有人呈上來。
朱由檢先看《文學博士方孝孺》，把方孝孺的形象描繪得頗為高大，皺著眉頭說道：
“這篇文章的內容，都是出自哪裏？”
“特別是這個‘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比先前《立齋閑錄》所說的八百四十七人多了二十六人。誰能說清楚這個數字的來源，都增加了哪些人？”
這話無人能答，沒有人能說清楚八百七十三這個數字的來源。
朱由檢見此判定道：
“這是小說家言，內容多有以訛傳訛之處，不當以曆史看。”
“這篇文章問世的時候，方孝孺都死了一百多年了。寫這篇文章的人，如何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麽事？”
否定了這篇文章的真實性，朱由檢又向主持編撰史書的幾位大學士道：
“今後編撰史書，必須增加注釋，注明史料出處。”
“不要再讓人以訛傳訛，在流傳中添油加醋。”
定下這個原則後，朱由檢又向劉宗周道：
“請先生編撰方孝孺的年譜和傳記，一切采用信史，厘清他的事跡。”
“不要再讓這種類似小說的文章，在世間胡亂流傳。”
劉宗周應下之後，朱由檢再看祝枝山的《野記》。
隻是看了幾段，他就有些狐疑地向陳獻策道：
“卿把這本書的內容，當做曆史看嗎？”
陳獻策臉色通紅，實在不好意思說自己信了其中內容。
因為《野記》這個名字，就說明了它是野史。更別說裏麵的內容，多有神怪故事。
陳獻策再怎麽說也是進士，當然不好意思說自己把它當曆史。
朱由檢看著《野記》的內容，還有張太後遺詔複建文年號之事，眉頭皺得更緊，怒道：
“荒謬！”
“張太後遺詔又不是沒有留存，裏麵什麽內容寫得明明白白。”
“祝枝山隨意編造遺詔，這部《野記》當禁！”
當即下了命令，把《野記》列入禁書。
群臣想要勸諫，卻實在說不出話來。《野記》中記載的這件事，連他們也覺得荒謬，已經被列為禁書的《皇明通紀》甚至都質疑這個說法。
皇帝以編造遺詔的理由禁了這部書，讓他們實在說不出話來。
在否定了這兩篇文章的記載後，朱由檢又讓群臣追溯，查清楚方孝孺誅十族的說法來自哪裏。
發現最早的就是《野記》，然後被記載入《皇明通紀》等書籍。
這讓群臣不由得臉色通紅，實在沒有想到自己信以為真的事情，竟然是出自野史雜談。
然後繼續溯源，發現夷族的說法，最初來自李賢的《天順日錄》，《立齋閑錄》引用了這個說法，但注明“此一段未甚得其實，姑存之”。
《立齋閑錄》記載了方家被抄紮人口八百四十七人，卻不認同夷族說法。說明當時的人，對方孝孺是否被族誅都有疑慮。
更往前的《奉天靖難記》等書，隻記載了方孝孺被殺，沒說宗族情況。
至此，“誅十族”的來源基本被理清，從李賢說方孝孺被夷族開始，到祝枝山演變成誅十族，然後被廣泛采用。越往後死的人越多，從夷族演變成誅十族。(本章完)
其中受到關注最多的，就是皇帝把李善長、三楊等文臣，加入功臣之列。
這讓文人士子津津樂道，對當今皇帝大加稱讚——
相比以前隻有劉伯溫那個獨苗來說，當今皇帝太大方了，一下子就增加了十位文臣，讓他們的後裔能夠承襲伯爵爵位。
這讓文人如何不心潮澎湃，覺得封爵拜相的機會，已經近在眼前。
再想到紫閣功臣之中，有一半是文臣，職位有高有低，有大學士也有督撫。
一眾文官的建功立業之心，完全被激發了出來，想要給後人掙個爵位。
大學士韓爌，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來就有去海外開辟封地，把一些親友安排過去的想法。
如今見到皇帝不斷封賞功臣、引導他們去開藩後，下決心上了一本奏疏，請求把年前皇帝賜與的世職，轉變為海外爵位。
這讓朱由檢看到後，內心極為欣喜。
海外開藩一直是他在推動的事情，為的不止是開疆拓土，還有把大明即將爆炸的壓力、釋放去海外的用意。
這個策略如果能成功，大明就能成功渡過危機，依靠開疆移民，繼續維持百年。
韓爌主動響應，讓他知道這位大學士支持自己的策略，也徹底放下了對韓爌的疑慮——
因為韓爌是東林黨人，朱由檢對於是否任命他擔任首輔，一直是心有疑慮的。
即使韓爌表現得很順從，他也擔心這個人依靠嫻熟的黨爭手段，讓朝堂再起波瀾。
如今韓爌的表態，讓他放下了這個疑慮。認為讓韓爌擔任首輔，未嚐不是好事。
至少這個人明麵上在支持自己的政策，而且頗有能力。
還有一點就是，在經過兩年對朝廷製度改變後，朱由檢打算穩一穩，在接下來的三年，更注重政策執行。
韓爌擔任首輔，能讓地方的東林黨人會配合，讓朝廷的政策更順利地推行下去。
所以，在七月十五日的朝會上，朱由檢正式提升韓爌為輔政大臣，顯示自己的心意——
在黃立極這個首輔之外，朝堂上出現了又一位輔政大臣。
早已準備卸任的黃立極，當即請求致仕。
朱由檢按例挽留，開始更換首輔流程。
他要在八月前敲定這件事，讓韓爌參與八月選官，樹立新首輔的威信。
同時，他應韓爌的請求，把他的千戶世職轉為男爵。朝堂上自國初之後，再次出現以貴族身份擔任宰輔的大臣。
這讓群臣再次感覺到了變化，很多人認為貴族擔任首輔將會成為常態——
朝堂上的大學士和九卿，如今哪個沒有世職呢？
將來他們都可能轉為貴族，同時擔任大臣。
如果沒有貴族身份，還可能被人看不起——
這和王守仁封爵之後喪失入朝機會完全不同。
今後朝堂大臣的權勢，還要看爵位高低。
這也是朱由檢的用意之一，用自己掌握的封爵權力，進一步加強對群臣的影響力。
以後這些臣子想獲得爵位，就不得不想法討好自己。
如同他預料的一般，在韓爌的世職轉為爵位後，楊景辰、溫體仁等人，相繼上疏請求把世職轉為爵位。
袁可立等樞密院大臣，更是集體請求，把皇帝賜予的世職，轉變為海外爵位——
這些人對皇帝的政策更了解，也知道海外開拓的進展。
知道轉為封地貴族，遠比領個世職更實惠。
即將卸任首輔、下一站要去理藩院當掌院的黃立極，同樣也提出了這個請求——
畢竟他要協助皇帝管理藩國，自己怎麽能不去海外開藩？
所以在七月底的時候，朝廷開始了新一輪封爵。數十位大臣和有功臣子，相繼被冊封為子爵、男爵和爵士。
一時間朝堂上爵爺遍布，似乎由文官政治，轉變為貴族政治。
不過朱由檢卻知道這是假象，朝堂上掌權的仍舊還是那些文官，更高等的公侯伯等貴族，根本就沒有多少權力。
他現在隻能期望勳貴早點認清形勢，以後擁有封地才有說話的底氣。
——
把李善長等人列入功臣廟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讓一些人認識到，皇帝對洪武、永樂年間的事情，開始重新定案。
這讓一些人仿佛看到了曙光，尤其是建文諸臣後裔。
一些同情他們的臣子，也紛紛上疏發言。
朱由檢見到這些奏疏很是頭痛，尤其是看到劉宗周同樣上了奏疏後，感覺建文之事，已經必須要有個定論。
否則臣子會接連不斷上疏，影響朝廷政事。
所以他選在七月十八日，派遣隆平侯張拱薇祭長陵後，召集群臣說道：
“建文君臣之事，自萬曆以來多有上疏談論者。”
“朕以為當正本清源，徹底有個定論。”
“今日是成祖文皇帝忌辰，諸位就都議議吧！”
群臣中傾向於給建文諸臣翻案的，見皇帝選在這個日子商議此事，紛紛感覺不妙。
作為成祖之後，如果皇帝在成祖的忌辰否定成祖、給建文君臣翻案，那不就是不孝嗎？
群臣就是心再大，也不敢在這個日子和當今皇帝爭論。更不敢逼著皇帝在今天，給建文君臣翻案。否則一個孝字扣下來，誰能承擔得起？
這讓他們紛紛道：
“今日是成祖皇帝忌辰，不宜談論此事。”
“臣請另擇時日，商議建文之事。”
朱由檢有些不耐煩地說道：
“自《皇明通紀》這部禁書流傳以來，天下間多有談論建文之事者。”
“甚至在萬曆、天啟年間，隔幾年就有官員上疏。”
“朕登極後也不勝其擾，必須正本清源。”
“今日之後，朝臣不得再爭論建文之事，否則一律罷職、並且流放海外。”
這麽嚴厲的態度，讓想要為建文君臣翻案的臣子感覺更是不妙，反對聲音也更大，請求皇帝收回旨意。
朱由檢麵對這些人的言語，麵色絲毫沒有改變。隻是在他們聲浪稍小之後，重申道：
“今日暢所欲言，無論說什麽朕都不會怪罪。”
“但是過了今日，必須以朝廷結論為主，不得再有異議。”
“若是都不願說，那就直接定論了。”
這讓群臣更是不滿，就連早已和皇帝綁定的劉宗周，都站出來說道：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若是不能服眾，陛下縱然做出定論，又有誰會信服呢？”
“臣以為建文之事，應當從長計議。”
朱由檢對劉宗周還是很尊重的，若非看到他的奏疏，甚至都不想理會這件事。
他見劉宗周出言，正色道：
“現在不就是在議嗎？”
“先說說方孝孺的事情，先生為方孝孺編撰《正學錄》，是很推崇他嘍？”
劉宗周同樣正色道：
“方遜誌先生重節輕生，臣為其編撰文集，是為激勵士氣。”
朱由檢聞言說道：
“那麽先生以為，方孝孺被誅十族之事，到底是真是假？”
“為何直到現在，還有方孝孺的後人？”
這個問題，讓所有臣子提起了心。今日要商議的事情，也終於走入正軌。
劉宗周果然沒有再糾纏是否要改期商議的事情，回應道：
“方先生的幼子，被忠義之士藏匿，故而仍有後人。”
朱由檢眉頭微皺，但是對這個說法無法否定，隻能繼續問道：
“那麽先生以為，方孝孺被誅十族為真？”
劉宗周有些猶疑，回道：
“此事實錄未載，但是《立齋閑錄》記載：”
“今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籍載，正學宗族抄紮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如此多人罹難，誅十族當有其事。”
朱由檢聞言詢問鄭士毅：
“南京錦衣衛簿，是否有此記載？”
鄭士毅急忙回道：
“此事臣一時不知，可召南京錦衣衛查閱。”
朱由檢點頭認可，吩咐鄭士毅道：
“命南京錦衣衛把相關簿籍帶來，一定要查清楚。”
“查抄多少、處死多少，都要確定下來，給天下人一個交待。”
這個態度，得到群臣認同。很多人認為皇帝還算公正，沒有故意否認。
朱由檢對這種有記載的事情沒有辯解，而是向群臣道：
“一族之中，大約有多少人？”
“難道八百多人，就能確認是誅十族嗎？”
“有沒有人說清楚，十族都是哪些？”
這個群臣就有話說了，兵科給事中陳獻策道：
“十族就是九族加上朋友。”
“方先生拒不逆詔，成祖怒而夷其十族，朋友亦族也。”
朱由檢已經懶得生氣了，詢問道：
“此說從何而來？”
“都有哪些記載？”
陳獻策一時語塞，支吾著回應皇帝道：
“祝枝山《野記》有載。”
“《文學博士方孝孺》同樣有載，此文收錄方先生殉難事跡。”
他其實是從《皇明通紀》上看到的，但是這部書是禁書，自然不能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說出來。
在他說出兩篇文章的名字後，朱由檢道：
“把它們都找出來，朕要好好看看。”
這兩篇文章流傳頗廣，朱由檢決定商議建文君臣之事時，就讓人搜集了相關資料，不一會兒就有人呈上來。
朱由檢先看《文學博士方孝孺》，把方孝孺的形象描繪得頗為高大，皺著眉頭說道：
“這篇文章的內容，都是出自哪裏？”
“特別是這個‘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比先前《立齋閑錄》所說的八百四十七人多了二十六人。誰能說清楚這個數字的來源，都增加了哪些人？”
這話無人能答，沒有人能說清楚八百七十三這個數字的來源。
朱由檢見此判定道：
“這是小說家言，內容多有以訛傳訛之處，不當以曆史看。”
“這篇文章問世的時候，方孝孺都死了一百多年了。寫這篇文章的人，如何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麽事？”
否定了這篇文章的真實性，朱由檢又向主持編撰史書的幾位大學士道：
“今後編撰史書，必須增加注釋，注明史料出處。”
“不要再讓人以訛傳訛，在流傳中添油加醋。”
定下這個原則後，朱由檢又向劉宗周道：
“請先生編撰方孝孺的年譜和傳記，一切采用信史，厘清他的事跡。”
“不要再讓這種類似小說的文章，在世間胡亂流傳。”
劉宗周應下之後，朱由檢再看祝枝山的《野記》。
隻是看了幾段，他就有些狐疑地向陳獻策道：
“卿把這本書的內容，當做曆史看嗎？”
陳獻策臉色通紅，實在不好意思說自己信了其中內容。
因為《野記》這個名字，就說明了它是野史。更別說裏麵的內容，多有神怪故事。
陳獻策再怎麽說也是進士，當然不好意思說自己把它當曆史。
朱由檢看著《野記》的內容，還有張太後遺詔複建文年號之事，眉頭皺得更緊，怒道：
“荒謬！”
“張太後遺詔又不是沒有留存，裏麵什麽內容寫得明明白白。”
“祝枝山隨意編造遺詔，這部《野記》當禁！”
當即下了命令，把《野記》列入禁書。
群臣想要勸諫，卻實在說不出話來。《野記》中記載的這件事，連他們也覺得荒謬，已經被列為禁書的《皇明通紀》甚至都質疑這個說法。
皇帝以編造遺詔的理由禁了這部書，讓他們實在說不出話來。
在否定了這兩篇文章的記載後，朱由檢又讓群臣追溯，查清楚方孝孺誅十族的說法來自哪裏。
發現最早的就是《野記》，然後被記載入《皇明通紀》等書籍。
這讓群臣不由得臉色通紅，實在沒有想到自己信以為真的事情，竟然是出自野史雜談。
然後繼續溯源，發現夷族的說法，最初來自李賢的《天順日錄》，《立齋閑錄》引用了這個說法，但注明“此一段未甚得其實，姑存之”。
《立齋閑錄》記載了方家被抄紮人口八百四十七人，卻不認同夷族說法。說明當時的人，對方孝孺是否被族誅都有疑慮。
更往前的《奉天靖難記》等書，隻記載了方孝孺被殺，沒說宗族情況。
至此，“誅十族”的來源基本被理清，從李賢說方孝孺被夷族開始，到祝枝山演變成誅十族，然後被廣泛采用。越往後死的人越多，從夷族演變成誅十族。(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