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人子！不當人子！”
“張天如仗著皇上寵信，根本沒把我這個前輩放在眼裏！”
看著《明報》上的文章，錢謙益破口大罵道。
之前他因為張溥用筆名發表了有關恒產的文章，高屋建瓴地和對方討論了一下這個問題。
既顯示了前輩的姿態，又把張溥的理論吸收進了《恒產論》。
本以為張溥應該滿足，為得到他這個學界泰鬥的肯定而歡喜。
沒想到張溥絲毫不領情，在《明報》上開設了專欄，邀請各方士子討論有關恒產的理論。
這毫無疑問冒犯了錢謙益的權威，氣得他破口大罵，認為張溥不當人。
與之相比，劉理順就顯得可愛多了。雖然在恒產理論上有建樹，卻更重於實踐。如果能做出成效，錢謙益就會受益。
錢謙益思索之下，決定支持這個狀元。讓他衝鋒在前，幫自己實踐恒產論。
很快，他以《大同報》為陣地，旗幟鮮明地表示對劉理順的支持。還同樣開辟了專欄，在報紙上討論恒產論。
一時間，《大同報》和《明報》這兩份報紙，借著有產稅吸引的注意力，在北直隸發行量大增，甚至超過了《京報》。
各種觀點在報紙上層出不窮，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討論。
在師範學堂讀書的顧炎武，毫無疑問參與其中。而且因為對涿鹿區改製的了解，他提出了一種觀點，那就是由涿鹿區議會商議，決定如何征收有產稅。
並且還提出禁限私租，避免那些有產者，把賦稅轉嫁給佃戶。
朱由檢看到這篇文章，對顧炎武大加稱讚。
因為他在了解當前其它國家的議會後，知道法蘭西三級會議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稅。
法蘭西國王極力擺脫這個限製，爭取到不經三級會議同意征收新稅的權力。
但是大明和法蘭西的情況卻不一樣，朱由檢思索之後，認為大明需要一個機構確定賦稅——
他需要讓民眾明白，自己不會隨意增加新稅種，對他們隨意征稅。
作為一個官僚為主的社會，大明的家族隻要幾代出不了官員，很快就會衰敗。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貪官汙吏太多。沒有官身護著，再大的家族也經不起折騰。
但是這些貪官汙吏征收的賦稅，大部分並沒有收到朝廷手裏。朝廷擔著罵名，卻沒有得到實惠。
為了限製這些人胡作非為，朱由檢決定把監督征稅的權力，下放給各級議會。
並且由國會決定各種稅收的稅率，以及是否增加新稅。
這樣他固然把稅收的權力讓渡出去一部分，卻也有利於形成社會共識。對不想納稅的群體，依法予以懲治。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朱由檢召來劉宗周，詢問他涿鹿區議會的進展，是否能承擔此任：
“朕在之前說過，重製禮樂，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
“權力如何分配，朕和諸位大臣一直在商議。”
“財富的分配，需要從征稅上體現。”
“朕決定由國會監督和確定稅率，涿鹿區議會能否承擔這個重任？”
劉宗周聽到這些，心情有些激動。
因為建立國會，是他受任重製禮樂之後提出的第一策。
皇帝如此支持，甚至要授與國會分配財富的權力，讓他如何不受到觸動，認識到皇帝的誠意——
以前的皇帝都是想著如何搜刮民財，當今皇帝卻主動限製自己，把征稅這麽重要的權力，授權給了國會。
如果他辦不好這件事，自己都沒臉主持重製禮樂。所以他斬釘截鐵地道：
“能！”
“涿鹿區議會一定能承擔此任。”
“臣這就前往涿鹿，督促他們對有產稅進行商議。”
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確定有產稅這個新稅種，對那些富裕人群，進行額外征稅。
朱由檢擔心這件事情通不過，詢問劉宗周道：
“涿鹿區議會現有多少人員？”
“是否按比例選出士農工商代表？”
劉宗周聞言回道：
“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農工商各占兩成，士人則占四成。”
“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軍士，以及捐納的公士，由陛下和朝廷任命，相當於國會的資政。”
“如今涿鹿區議員共有二百人，致仕官員和舉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退役軍官三十人，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皆由臣等指定。”
“農工商各有四十人，尚未完全滿員。”
朱由檢聞言皺眉，詢問道：
“議員很難選嗎？”
“難道涿鹿的民眾對此不積極？”
“還是能被選舉的人不多？”
按照之前他和劉宗周等人的商議，是對所有依法納稅的成年人授予選舉權。
不過被選舉權，隻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擁有。
也就是說，如果想被選為議員，除了捐納公士這條路外，必須擁有秀才功名，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造士、少尉等勳級。
隻有這些人才能被選上，成為涿鹿區議會的議員。
朱由檢擔心的就是涿鹿區擁有被選舉權資格的人不多，湊不齊議會所需。
劉宗周有些尷尬地回道：
“之前選出來了，但是有些農戶代表，被認為是士人。”
“還有就是工商代表，被很多士人非議。認為他們沒資格成為議員，不配和他們商議。”
“再加上一些議員被查出曾經偷稅漏稅，因此被迫退出，尚未補充上去。”
朱由檢微微點頭，認識到議會開辦的難度。
當前的大明，是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其中士紳又作為農民的代表，大部分都是富戶。
這些人掌控著地方的權力，當然不願意和底層分享。
即使他們的議員名額高達四成，也不願把另外六成讓出去。
所以朱由檢強調道：
“士農工商，國之四民。”
“大明的地方議會，就是四民會議——”
“要讓士農工商，都要能聚在一起商議。”
“有什麽不滿在會上說，不要隨意生亂。”
“這是朕開辦議會的初衷，也是安穩地方的關鍵。”
“所以議會一定是要四民皆有的，就是比例可以浮動些。”
一邊說著一邊思考，朱由檢最終決定道：
“對於工業和商業納稅占比在兩成以上的地方，工商出身的議員要有兩成。”
“不足兩成的地方，可以適當削減，但不得少於一成。”
“農業代表不限定身份，允許秀才等士人參選。但是選出來的代表要分為三種，按照所擁有的土地，分為恒產家庭、貧困家庭和富豪家庭。”
“恒產家庭出身的農業代表占一半，貧困家庭和富豪家庭平分另一半。”
“這是暫定的比例，涿鹿區議會不足的人員，按這個比例補充。”
劉宗周聽著皇帝的指示，覺得比之前劃定的比例合適些。
但是恒產和貧困、富豪家庭如何確定，卻還沒有標準，所以他請求道：
“如今恒產者標準未定，臣請這一屆議會稍微放鬆些，下一屆議會再定。”
朱由檢想了一下，說道：
“那就把這一屆議會，定為臨時議會。”
“商定議員比例後，明年另外選出。”
“以後議員六年一屆，每三年改選一半。”
“在同一議會擔任議員的總時間，不得超過十八年。”
用這一個規定，避免一些人盤踞地方議會，擁有太大的影響力。
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限製，避免地方議會被部分人把持。
可以說，如今議會的一切，都還非常粗疏。需要在實踐中，一點一點完善。
為了確保有產稅能夠成功征收，朱由檢將錢謙益、張溥、顧炎武等人都派過去，宣揚他們的觀點。
這些在天下間都有名氣的人，想必會影響一些人的態度。他們也能在實踐中，完善相關理論。
一時間，整個北直隸的目光，都聚焦在涿鹿區。
所有人都知道，涿鹿區議會的結果，將會決定北直隸是否征收有產稅。
對於皇帝這種做法，朝野上下是稱讚居多。
因為皇帝沒有獨斷專行，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稅的權力，交給民眾討論。
大部分官員士紳都覺得這個辦法很好，能夠約束皇權、限製皇帝的胡作非為。
很多人對國會更加期待，認為國會建立後，他們能進一步限製皇帝的權力。
一些有遠見的，甚至開始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議會後、推出家族議員做準備。捐納公士的人猛然增多，朱由檢因此又收到很多錢財——
相比考取秀才來說，還是捐納公士容易點。
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想要靠發明獲得勳級。
還有些人決定從軍，謀個從九品少尉身份。
或者參加武道大會，被賜予公士身份。
這些人都能擁有被選舉權，有擔任議員的機會。
不過最高興的還是秀才，這些以前因為沒有政治權力、在鄉間經常鬧事的生員，對當今皇帝最為擁護。
因為他們不但能被指定為士人代表，還能被選舉為農業代表，有很大的機會成為議員。
甚至，一些家中從事工商的，還在報紙上呼籲，秀才應該有成為工商行業代表的機會，不能局限在農業。
可以說，這些以前沒有政治權力的人，在議會這件事上最積極——
他們在看到獲得政治權力的機會後，就毫不猶豫地撲上去。
那些富戶的聲音，也因此受到打壓。因為大明的秀才人數實在太多了，大多都稱不上有產者。
在那些富戶還沒有適應報紙這種輿論媒體、無法影響天下間的輿論時，這些秀才的聲音是主流，他們大部分支持有產稅。
涿鹿區的議員也是如此，別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卻大多支持皇帝。
軍官是因為剛剛被清理了一遍，不配合的都被調去東寧衛。再加上軍官的世業田另有政策，擔任議員的退役軍官，自然不會硬著頭皮和皇帝過不去。
致仕文官則大多和宦官有聯係。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隸，和宦官沒有聯係的文官，可以說寥寥無幾。
朱由檢雖然沒有在涿鹿區議會大肆任命閹黨，但是被指定為議員的致仕官員，大多和宦官的關係不太差。
宮裏麵的太監，對他們很有影響力。
就連農業代表，擁有很多土地的有產者也不占主流。
擁有百畝土地以上的富戶，大約隻占所有農戶的百分之五。
千畝土地以上土地的，更是可以說鳳毛麟角，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員。
縱然他們成為議員的幾率高，但是在人數上，卻並不占優勢。
而且在皇帝和劉宗周、錢謙益等大臣，以及文震孟、劉理順、史可法、陳仁錫等官員明確表態，讚同征收有產稅的情況下，這些人就是抱著不被盯上的心思，也不敢公然反對。
議會商議的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有產稅這個稅種，幾乎被全票通過。隻有寥寥無幾的議員，選擇棄權或反對。
不過對什麽樣的人是有產者，爭議就比較大了。有些人覺得應該定在百畝，有些人覺得應該定得更高一些，二百畝或三百畝以上，才能稱為有產者。
最終，還是在劉理順的堅持下，有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百畝以上土地。
超級有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千畝以上土地。
恒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三十畝到一百畝土地。
低於三十畝土地的，被定為貧困家庭。
尤其是低於十畝土地的，被定為困難家庭，移民和減免賦稅的時候，要優先考慮他們——
按照之前的統計，涿鹿區的平均畝產，大約在兩石左右。一戶五口家庭擁有十畝土地，能收獲的糧食大約二十石，平均每人的口糧，隻有四石左右。
按照朝廷的賑災標準，一個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鬥糧食，小孩則是一石八鬥。
這樣的家庭繳納賦稅之後，幾乎可以說是掙紮在生死線上。距離成為需要賑災的流民，隻有一線之差。
他們大部分需要租種土地，才能生存下去。
為了避免地主向他們轉嫁有產稅，顧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同樣在議會上得到討論。
但是對於這個提議，反對的人就多了。
那些出租土地的人，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製。
有些人甚至表態，如果議會定下最高地租，他們會收回土地，不再出租出去。
（明末安徽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土地分配情況。可以看出百畝以上地主比例大約2.5-5%，占地比例則高達三到五成。十畝以下的困難農戶比例高於一半，擁有土地總計隻有二百畝左右）(本章完)
“張天如仗著皇上寵信，根本沒把我這個前輩放在眼裏！”
看著《明報》上的文章，錢謙益破口大罵道。
之前他因為張溥用筆名發表了有關恒產的文章，高屋建瓴地和對方討論了一下這個問題。
既顯示了前輩的姿態，又把張溥的理論吸收進了《恒產論》。
本以為張溥應該滿足，為得到他這個學界泰鬥的肯定而歡喜。
沒想到張溥絲毫不領情，在《明報》上開設了專欄，邀請各方士子討論有關恒產的理論。
這毫無疑問冒犯了錢謙益的權威，氣得他破口大罵，認為張溥不當人。
與之相比，劉理順就顯得可愛多了。雖然在恒產理論上有建樹，卻更重於實踐。如果能做出成效，錢謙益就會受益。
錢謙益思索之下，決定支持這個狀元。讓他衝鋒在前，幫自己實踐恒產論。
很快，他以《大同報》為陣地，旗幟鮮明地表示對劉理順的支持。還同樣開辟了專欄，在報紙上討論恒產論。
一時間，《大同報》和《明報》這兩份報紙，借著有產稅吸引的注意力，在北直隸發行量大增，甚至超過了《京報》。
各種觀點在報紙上層出不窮，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討論。
在師範學堂讀書的顧炎武，毫無疑問參與其中。而且因為對涿鹿區改製的了解，他提出了一種觀點，那就是由涿鹿區議會商議，決定如何征收有產稅。
並且還提出禁限私租，避免那些有產者，把賦稅轉嫁給佃戶。
朱由檢看到這篇文章，對顧炎武大加稱讚。
因為他在了解當前其它國家的議會後，知道法蘭西三級會議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稅。
法蘭西國王極力擺脫這個限製，爭取到不經三級會議同意征收新稅的權力。
但是大明和法蘭西的情況卻不一樣，朱由檢思索之後，認為大明需要一個機構確定賦稅——
他需要讓民眾明白，自己不會隨意增加新稅種，對他們隨意征稅。
作為一個官僚為主的社會，大明的家族隻要幾代出不了官員，很快就會衰敗。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貪官汙吏太多。沒有官身護著，再大的家族也經不起折騰。
但是這些貪官汙吏征收的賦稅，大部分並沒有收到朝廷手裏。朝廷擔著罵名，卻沒有得到實惠。
為了限製這些人胡作非為，朱由檢決定把監督征稅的權力，下放給各級議會。
並且由國會決定各種稅收的稅率，以及是否增加新稅。
這樣他固然把稅收的權力讓渡出去一部分，卻也有利於形成社會共識。對不想納稅的群體，依法予以懲治。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朱由檢召來劉宗周，詢問他涿鹿區議會的進展，是否能承擔此任：
“朕在之前說過，重製禮樂，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
“權力如何分配，朕和諸位大臣一直在商議。”
“財富的分配，需要從征稅上體現。”
“朕決定由國會監督和確定稅率，涿鹿區議會能否承擔這個重任？”
劉宗周聽到這些，心情有些激動。
因為建立國會，是他受任重製禮樂之後提出的第一策。
皇帝如此支持，甚至要授與國會分配財富的權力，讓他如何不受到觸動，認識到皇帝的誠意——
以前的皇帝都是想著如何搜刮民財，當今皇帝卻主動限製自己，把征稅這麽重要的權力，授權給了國會。
如果他辦不好這件事，自己都沒臉主持重製禮樂。所以他斬釘截鐵地道：
“能！”
“涿鹿區議會一定能承擔此任。”
“臣這就前往涿鹿，督促他們對有產稅進行商議。”
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確定有產稅這個新稅種，對那些富裕人群，進行額外征稅。
朱由檢擔心這件事情通不過，詢問劉宗周道：
“涿鹿區議會現有多少人員？”
“是否按比例選出士農工商代表？”
劉宗周聞言回道：
“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農工商各占兩成，士人則占四成。”
“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軍士，以及捐納的公士，由陛下和朝廷任命，相當於國會的資政。”
“如今涿鹿區議員共有二百人，致仕官員和舉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退役軍官三十人，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皆由臣等指定。”
“農工商各有四十人，尚未完全滿員。”
朱由檢聞言皺眉，詢問道：
“議員很難選嗎？”
“難道涿鹿的民眾對此不積極？”
“還是能被選舉的人不多？”
按照之前他和劉宗周等人的商議，是對所有依法納稅的成年人授予選舉權。
不過被選舉權，隻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擁有。
也就是說，如果想被選為議員，除了捐納公士這條路外，必須擁有秀才功名，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造士、少尉等勳級。
隻有這些人才能被選上，成為涿鹿區議會的議員。
朱由檢擔心的就是涿鹿區擁有被選舉權資格的人不多，湊不齊議會所需。
劉宗周有些尷尬地回道：
“之前選出來了，但是有些農戶代表，被認為是士人。”
“還有就是工商代表，被很多士人非議。認為他們沒資格成為議員，不配和他們商議。”
“再加上一些議員被查出曾經偷稅漏稅，因此被迫退出，尚未補充上去。”
朱由檢微微點頭，認識到議會開辦的難度。
當前的大明，是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其中士紳又作為農民的代表，大部分都是富戶。
這些人掌控著地方的權力，當然不願意和底層分享。
即使他們的議員名額高達四成，也不願把另外六成讓出去。
所以朱由檢強調道：
“士農工商，國之四民。”
“大明的地方議會，就是四民會議——”
“要讓士農工商，都要能聚在一起商議。”
“有什麽不滿在會上說，不要隨意生亂。”
“這是朕開辦議會的初衷，也是安穩地方的關鍵。”
“所以議會一定是要四民皆有的，就是比例可以浮動些。”
一邊說著一邊思考，朱由檢最終決定道：
“對於工業和商業納稅占比在兩成以上的地方，工商出身的議員要有兩成。”
“不足兩成的地方，可以適當削減，但不得少於一成。”
“農業代表不限定身份，允許秀才等士人參選。但是選出來的代表要分為三種，按照所擁有的土地，分為恒產家庭、貧困家庭和富豪家庭。”
“恒產家庭出身的農業代表占一半，貧困家庭和富豪家庭平分另一半。”
“這是暫定的比例，涿鹿區議會不足的人員，按這個比例補充。”
劉宗周聽著皇帝的指示，覺得比之前劃定的比例合適些。
但是恒產和貧困、富豪家庭如何確定，卻還沒有標準，所以他請求道：
“如今恒產者標準未定，臣請這一屆議會稍微放鬆些，下一屆議會再定。”
朱由檢想了一下，說道：
“那就把這一屆議會，定為臨時議會。”
“商定議員比例後，明年另外選出。”
“以後議員六年一屆，每三年改選一半。”
“在同一議會擔任議員的總時間，不得超過十八年。”
用這一個規定，避免一些人盤踞地方議會，擁有太大的影響力。
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限製，避免地方議會被部分人把持。
可以說，如今議會的一切，都還非常粗疏。需要在實踐中，一點一點完善。
為了確保有產稅能夠成功征收，朱由檢將錢謙益、張溥、顧炎武等人都派過去，宣揚他們的觀點。
這些在天下間都有名氣的人，想必會影響一些人的態度。他們也能在實踐中，完善相關理論。
一時間，整個北直隸的目光，都聚焦在涿鹿區。
所有人都知道，涿鹿區議會的結果，將會決定北直隸是否征收有產稅。
對於皇帝這種做法，朝野上下是稱讚居多。
因為皇帝沒有獨斷專行，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稅的權力，交給民眾討論。
大部分官員士紳都覺得這個辦法很好，能夠約束皇權、限製皇帝的胡作非為。
很多人對國會更加期待，認為國會建立後，他們能進一步限製皇帝的權力。
一些有遠見的，甚至開始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議會後、推出家族議員做準備。捐納公士的人猛然增多，朱由檢因此又收到很多錢財——
相比考取秀才來說，還是捐納公士容易點。
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想要靠發明獲得勳級。
還有些人決定從軍，謀個從九品少尉身份。
或者參加武道大會，被賜予公士身份。
這些人都能擁有被選舉權，有擔任議員的機會。
不過最高興的還是秀才，這些以前因為沒有政治權力、在鄉間經常鬧事的生員，對當今皇帝最為擁護。
因為他們不但能被指定為士人代表，還能被選舉為農業代表，有很大的機會成為議員。
甚至，一些家中從事工商的，還在報紙上呼籲，秀才應該有成為工商行業代表的機會，不能局限在農業。
可以說，這些以前沒有政治權力的人，在議會這件事上最積極——
他們在看到獲得政治權力的機會後，就毫不猶豫地撲上去。
那些富戶的聲音，也因此受到打壓。因為大明的秀才人數實在太多了，大多都稱不上有產者。
在那些富戶還沒有適應報紙這種輿論媒體、無法影響天下間的輿論時，這些秀才的聲音是主流，他們大部分支持有產稅。
涿鹿區的議員也是如此，別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卻大多支持皇帝。
軍官是因為剛剛被清理了一遍，不配合的都被調去東寧衛。再加上軍官的世業田另有政策，擔任議員的退役軍官，自然不會硬著頭皮和皇帝過不去。
致仕文官則大多和宦官有聯係。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隸，和宦官沒有聯係的文官，可以說寥寥無幾。
朱由檢雖然沒有在涿鹿區議會大肆任命閹黨，但是被指定為議員的致仕官員，大多和宦官的關係不太差。
宮裏麵的太監，對他們很有影響力。
就連農業代表，擁有很多土地的有產者也不占主流。
擁有百畝土地以上的富戶，大約隻占所有農戶的百分之五。
千畝土地以上土地的，更是可以說鳳毛麟角，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員。
縱然他們成為議員的幾率高，但是在人數上，卻並不占優勢。
而且在皇帝和劉宗周、錢謙益等大臣，以及文震孟、劉理順、史可法、陳仁錫等官員明確表態，讚同征收有產稅的情況下，這些人就是抱著不被盯上的心思，也不敢公然反對。
議會商議的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有產稅這個稅種，幾乎被全票通過。隻有寥寥無幾的議員，選擇棄權或反對。
不過對什麽樣的人是有產者，爭議就比較大了。有些人覺得應該定在百畝，有些人覺得應該定得更高一些，二百畝或三百畝以上，才能稱為有產者。
最終，還是在劉理順的堅持下，有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百畝以上土地。
超級有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千畝以上土地。
恒產者的標準，被定為擁有三十畝到一百畝土地。
低於三十畝土地的，被定為貧困家庭。
尤其是低於十畝土地的，被定為困難家庭，移民和減免賦稅的時候，要優先考慮他們——
按照之前的統計，涿鹿區的平均畝產，大約在兩石左右。一戶五口家庭擁有十畝土地，能收獲的糧食大約二十石，平均每人的口糧，隻有四石左右。
按照朝廷的賑災標準，一個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鬥糧食，小孩則是一石八鬥。
這樣的家庭繳納賦稅之後，幾乎可以說是掙紮在生死線上。距離成為需要賑災的流民，隻有一線之差。
他們大部分需要租種土地，才能生存下去。
為了避免地主向他們轉嫁有產稅，顧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同樣在議會上得到討論。
但是對於這個提議，反對的人就多了。
那些出租土地的人，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製。
有些人甚至表態，如果議會定下最高地租，他們會收回土地，不再出租出去。
（明末安徽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土地分配情況。可以看出百畝以上地主比例大約2.5-5%，占地比例則高達三到五成。十畝以下的困難農戶比例高於一半，擁有土地總計隻有二百畝左右）(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