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帝国阴谋家》 前言 他是怎样爬上去的 这本书说的是一个恶人。 有人也许要问了：恶人，乃人人厌之，为何要为他作传？ 我认为：恶人之为恶，也须有他的道行。对这类人要是剖析透了，于善良的人们也有警觉的功用。特别是剖析一个出身无赖、一字不识的小人物，是如何见风使舵、巧为攀援，最后竟能爬上高位、左右大局的，就更有意义。 他是用什么伎俩讨得上司喜欢的？是用什么利器撬开权力大门的？是用什么手法避开灭顶之灾的？是用什么权术逐个灭掉对手的？是靠什么力量登上舞台中心的？ ——考究考究，或许可以提高我们的识别善恶的能力。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八千女鬼”？ 这是一个拆字法的字谜。 关于“八千女鬼”，早年民间有各种传说。相传，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于军中闲暇时，写过一本奇书，叫《马前课》，专门预测天下大事。这“课”，乃占卜之义。“马前课”就是在马前起一卦。书中有一句，预言了蜀国未来的命运，是说“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 看过《出师表》的人都知道，第一句里的“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是讲他自己，后面的“八千女鬼”，就是我说的这个字谜。“八、千、女、鬼”，合起来是个“魏”字。 这个传说，当然是扯淡，估计是野路子文人的附会。 陈年老酒，我们就不提了，今天就来说说搅乱了大明朝天下的权奸魏忠贤。 魏忠贤本名魏四，是河北沧州肃宁县人。肃宁，明代属北直隶河间府，是京师（今北京）之南、平原上的一个穷县。他家的村子，在肃宁县西北，潴龙河畔。那时候，整个河间府地势都很低洼，十年九涝，年年欠收，穷得连皇帝都知道（据当代专家考证，是因为水利年久失修，土地盐碱化严重）。只有这肃宁西北，老天开眼，给保留了一块“宜梨之地”，也就是特别适合种梨。这地方产的大鸭梨，个大、皮薄、汁多，从宋朝时候起，就成为贡品。明朝从永乐年间开始，也开始向宫中进贡。 大概因为魏忠贤是恶人吧，魏氏老家的村子叫什么名儿，正史里均不载，倒是小说家言里有写做“梨树村”的，有写做“魏家庄”的，姑且存疑。 这魏四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地方，用北方土话讲，这出身是“满脑袋高粱花子”，只有一辈子刨土的命。可就是这位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的魏四，却没有屈从于命运。他天资机警狡诈，能言善辩，估计一天农活都没干过。从小就不务正业，四处游荡，后来又爱好赌博嫖娼、吹拉弹唱、骑马射箭，十足是个当地的“烂仔”。 这家伙聪明是聪明，但赌博上偏偏又是个臭手，欠了一屁股债。家中生计无着，闹到老婆改嫁，女儿卖给人当童养媳。史书上载，他最后被追债的“恶少年”逼迫羞辱，愤而自宫，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阉”了，改名李进忠，找个机会进宫当了宦官。 他进宫的时候，是万历十七年（1589）。整个万历年间，太监都是不怎么得势的，他一开始干的，大概也就是扫地、倒马桶一类的活儿。此后，在宫中默默无闻30余年。到泰昌帝驾崩、天启帝即位，昔日梨树村的魏四时来运转，被皇帝赐名忠贤，开始步步登高。7年之间，位极人臣。生杀予夺，全在他一人之手；朝中公卿，竞相奔走其门；以至于民间“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据《酌中志》记载，当时魏忠贤出行，所到之地，家家都要焚香跪迎，路两旁插上杨柳花朵，“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他的仪仗随从冠盖如云，个个鲜衣怒马，浩荡疾驰如闪电，马蹄杂沓如雷鸣。一路驰过，烟尘蔽天。 如要远行，那阵仗就更大，出行之前京师须戒严数日，繁华闹市一时空无一人。出行时，魏忠贤本人坐八抬大轿在前，亲信坐四抬大轿紧随，后面是千名禁军簇拥，密如虫蚁，急趋而行。护卫士兵们边跑边发射鸣镝（响箭），呼啸不绝。十多支鼓乐队随行演奏，高歌猛进。夏有专车载运冰块，冬有专程运送炭火。场面之盛，超越帝王！ ——这前后的境况，真有霄壤之别！ 所以这个人，值得研究。 他是怎样爬上去的？主观上他做了哪些钻营？客观上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机遇？有几个历史关头决定了他的命运？有哪些人是他命中的“吉星”？为什么正直的人没能打压得住他？ 最后是，这个权倾朝野的恶人，是怎样一朝覆灭的？ 历史是不是真的有一条“丑恶必败”规则？ ——这些，就是本书想要讲述的。 1宦官是一群什么人 中国人都知道，在我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下，到了明朝，官员的准入、晋升制度已经很严密。也就是说，官员的来历很清楚。不识字的人，别想通过科举一途做官；没有进士资格的人，别想做到顶级高官；老爹没有立功的，就没法儿靠“荫子”的恩赏得官；一贫如洗的人，那就连捐官（花钱买官）的路都堵死了。 像魏四的这个条件，想通过正常路子做到“位极人臣”的份上，那是想也别想。他只有靠“阉”了自己那宝贵的部件，才有做大官的可能。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略说一下“宦官”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 宦官是怎么炼成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免得有污视听。反正基本条件就是：是男人，但经过手术，“命根儿”没有了，成了面光无鬚、嗓音尖细的“阉人”。具备这个条件后，再进了皇宫，做了伺候皇帝和皇族的御用人员。这类半雄半雌的稀有人物，就是宦官。 那么，这宦官的“生源”从哪里来？途径有四。一是在战争中掳掠的敌方适龄男童，二是因犯罪被籍没（即把一户人口财产全部没收入官）官员的家属，三是宫中太监回自己家乡去招聘，四是自己主动阉割、申请上岗。最后这一条，也分两种人，一种是希图就此富贵上进，一种是贫困潦倒想找碗饭吃。当然，也不是割了就一定能进得了宫的，这也需要候选。待人家选中了，才能聘任。 一般对宦官怎么称呼呢？看电视剧里，好像都叫“公公”。其实这里面学问大了。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关于宦官的官方与民间称谓，竟有好几十种，这在古代职官的称谓中几乎绝无仅有。看得出，古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充满了幽默感。 归类来说，以生理特色来称呼宦官的，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刑余、刑臣、刑隶、刑人。以他们的工作性质来称呼的，有宦者、宦官；因为宦官掌管的是皇宫内苑事务，所以又称宫人、内宰、内小臣、阁人、寺人。以他们常任的一些职称来表示宦官的，称为司宫、阍寺、黄门、内常侍、中常侍、内监、少监、宫监、太监。以服饰来指代宦官的，叫做貂珰、内珰、珰。也有以宦官所处的环境来称呼他们的，因为皇帝住的地方称内廷，也称禁中，所以叫宦官为中官、中涓、内臣、内侍、内宫、内竖。 还有，要是宦官被皇帝派出宫去专差办事，就称为中使；因为宦官受皇帝宠信而骤然富贵，这样的就被称为中贵。而朝官们对宦官也有蔑称，比方：熏余、凶竖、阉竖、宦竖。至于一般人对他们的尊称，就比较简单了，一般就叫爷或公公。 中国的宦官，最早出自何时呢？据说商代就有，到周代渐成制度。《周礼》上称他们为阉、竖、寺，这都还不是贬义。指的是“看门的”（所以“阉”从“门”字旁），或是“伺候人的”（“寺”就是“侍”）。 那么皇帝老爷子要宦官来干什么呢？最早就是看门，干收发室的活儿，监视出入的各色人等。“阉”“竖”“黄门令”的叫法，都是来自此职务（“黄门”也就是皇宫之门）。后来，宦官们又负担起传达命令、伺候起居之职。西周的时候，不仅王室有宦官，贵族家也有，相当于一般的家臣。到后来，才逐渐变为只有皇宫和藩王府邸中才有了，成了皇家的专用人才。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秦和西汉的宦官，虽然多数是阉人，但也还用一部分士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掺杂在一起。只是从东汉开始，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后汉书·宦者列传》）至于用阉人当宦官的目的，一般是说统治者怕正常人在后宫服侍，容易秽乱宫廷，保不住皇族的血统纯正；还有一说是，皇帝考虑宦官没有家庭，不容易谋私，可以做到尽忠竭力。依我看，后面一条原因，恐怕才是统治者真正看重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奴才靠得住，人才却都不大保险。 由于宦官与君主亲近，所以往往容易得宠，进而插手政治。如果这样，其身份就不只是伺候人的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齐国的竖刁、宋国的伊戾就开始参与国政。到秦末的赵高，则出任中丞相，其权势可以总揽朝政、主持废立皇帝了。他的“指鹿为马”故事，尽人皆知。 宦官集团从汉代起，就不断祸乱朝政。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末、唐末的宦官为祸最烈。汉家天下，就是一场宦官政变“十常侍之乱”给闹垮的。而唐代中后期更甚，从肃宗到昭宗，无一不是由宦官所立。 到了魏忠贤阉了自己跑进宫里的时候，情况已略有不同。宦官在明朝，才被普遍称为“太监”。原因是，明代在宫中设置了由宦官所统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了一名掌印太监。“太监”这个职称，原本指的是明代宫中的上层宦官。但此后，“太监”一词逐渐泛化，变成了对宦官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明朝的宦官，气焰已经略逊于汉唐，基本不可能掌控废立了，但是也很有特色，危害一点儿也不比前代差。 明代的宦官不仅机构庞杂，而且人也多，到明末人数已达10万以上，堪称空前绝后。虽然朱老皇帝在开国后对宦官约束甚严，“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明史·职官志》）但由于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导致皇帝工作负担太重，他本人和他的后代皇帝又不得不启用宦官分担政务。结果使宦官干政合法化、制度化、长期化，比如，司礼监秉笔太监握有“批红”权（即用硃笔代皇帝写诏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势高于内阁首辅；司礼监提督东厂太监掌握了最高侦察权。太监群体正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占据的都是“近水楼台”，所以权势薰天，很容易压倒外廷大臣。 以此来说，明朝也是宦官的一个黄金时代。某些宦官，如果机会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来，魏忠贤对自己下手的这一刀，是下对了！ 但是进了宫，又赶上了好时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飞黄腾达。魏忠贤最先干的是“小火者”，即宫中杂役。须知，在宦官群体里，不全都是官儿，其下层也是劳动人民，只不过是御用的罢了，做的都是倒马桶、扫院子一类的活儿。 这离“内监”的金字塔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两个权势名气足可与发迹后的魏忠贤相媲美的“大珰”，一个是英宗时代的王振，一个是武宗时代的刘瑾。但是，人家那两位公公都识字，且学问都不错。 王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可惜八股文不过关，屡试不第，最后连秀才文凭都拿不到。后来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依旧困顿潦倒，“九年无功”（清·查继佐《罪惟录》卷29《宦寺列传·王振》）。一怒之下，他犯了法，被判充军。恰逢成祖朱棣这时候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任务是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机会。宣宗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1449），他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瓦剌，闹得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大明皇帝当了战俘。他也被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当场一铁锤砸烂了脑壳。 正德年间（1506-1521）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太监，遂改姓刘。他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凑巧侍奉太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武宗），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刘瑾数次升迁，最终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领袖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后来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其余珍宝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不仅留名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综上所述，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点，魏忠贤一条也不具备。他小子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30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泰昌帝遗孀李选侍（西李）。 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1620）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1621）“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把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真是深不可测啊！ 2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下面我们从河间府的穷乡僻壤说起，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出了个搅乱大明天下的巨奸阉竖的？ 有人会说，穷乡僻壤远离繁华，无五色迷目、无妖冶乱心，出的应该都是淳朴乡民啊。不错，桃花源里是出良民。但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魏忠贤，就是明代肃宁县涝洼地里出的一个大大刁民。 我倒是认为，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穷到了一定程度，出淳朴之民和出绝对刁民的概率都很小，最容易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低素质国民。 大明朝刚立国的时候，出淳朴之民的机率倒是最大。因为，朱元璋想要建立小农理想国，迁徙豪强富户到京师（今南京）和凤阳，战前的产权一律不认，不许富豪再多占田。农民不仅有田种，政府还鼓励小农开荒种地，谁种了土地就归谁。国家赋税劳役不重，朝廷也很抓了一番教化，大环境有利于出良民。 朱老皇帝还亲自写了圣谕“二十四字令”，教育小民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实这就是乡约了，是明代的荣辱观。政府还安排残疾人，敲着梆子走村串户的宣传。工作做到了位，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到了魏忠贤出世的隆庆二年（1568），情况早不一样了。什么“和睦乡里”“各安生理”？那是“白头宫女说玄宗”，往事休提了！ 那时候肃宁县的老百姓，跟全明朝的人民一样，正在水深火热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地可种。因为河间府离京师（今北京）近，明末皇室和勋臣贵戚都愿意在这里圈地占田，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占下的田，就是所谓的庄田，也叫官田。穷（苦）老百姓早先的地，因为赋税越来越重，大伙撑不住纷纷破产，早就给卖光了。失地农民只有租官田来种，一亩交三分银子田租，灾年也不减不免。官田的租金高，租官田来种，丰年也仅够吃饱肚子；一到灾年，不卖孩子那简直就活不了。 河间府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给国家养军马，即所谓的“官马民养”。这办法是从宣德年间起定下的。指定的养马户，五户养一匹，选一户为“马头”。五十匹为一群，选一户为“牧长”。一匹母马，一年要向国家交一匹马驹。养马户免交田租，而且还可以在官家草场上放牧。这办法看起来是挺不错，利国利民。可是，要是把马养死了要赔，交不出马驹则要拿钱来顶。而官家草场呢，早成了庄田，只能在自家地上种草。地里种了草，那吃粮朝谁要呢？ 到这时候，再装淳朴那就是傻子啦。小民活不了，就卖房子卖地卖孩子。要是还撑不住的话，就男的逃亡、女的改嫁、胆子大的去当车匪路霸。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河间府梨树村的魏家，也是一户小农。就这样的环境，出了个魏忠贤，还真是顺理成章。要是出了个陶渊明，那才是奇哉怪也，不符合因果规律了。 话说隆庆二年（1568）的大正月，月底，天气已略见暖的时候，魏忠贤呱呱坠地。 他的早年身世，史书里记载很简略。因为是恶人，又是阉过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将相，所以正史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一些小说家言，描述得五花八门，多少能品味出这苦孩子的真实状况。 首先说生下来之后取的名，其说就不一。有说叫“魏四”的，这很有可能。因为古代的农民没文化，喜欢按排行、或者按本家同辈大排行，以顺序数为名。但也有说因那一年是戊辰年，故魏忠贤的老爹给他取名“辰生”。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潴龙河这一带庄稼院儿的风俗，生了男孩不是请教书先生或乡绅取名，而是要“碰名”。孩子生下三天后，老爹要在神龛之前烧上香，供上鸭梨、麻糖、大馒头，烧纸磕头，求老天爷给赐个好名。然后就出门去“碰”，在第一时间碰上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名。 比如，碰上娶媳妇的花轿路过，就叫“双喜”；碰上当官儿的路过，就叫“富贵”或者“财旺”……碰见好事物，就能叫个吉利名，将来准定能成材。碰见不吉利的，取了丧气的名，一辈子便出息不了。 魏忠贤在自家排行老二，他上面还有一个长他10岁的大哥，叫魏钊。这是史书上也留了名的人物。魏钊是后来改的名，一开始也是“碰名”取的名。那日，他老爹刚一出门，一只大绿蜻蜓就撞在了脑门上，老爹心里一阵儿叫苦，只好给大儿子取名“青蚂螂”。河北、北京一带的土话，把蜻蜓叫“蚂螂”（读如“妈浪”，后一字轻声）。 名不是好名，果然人也就笨，据说魏青蚂螂念了一年“社学”（明代的乡村小学），戒尺挨了无数，连《百家姓》也背不下10句来。这臭名字就这么一直叫着，直到快70岁时，老弟魏忠贤发迹成了“九千岁”，皇帝给魏青蚂螂封了“锦衣卫千户”，在写诏书之前才改名叫魏钊。取意“一手攥钱、一手拿刀”，有钱又有势力。 魏老爹给魏忠贤“碰名”的时候，因有了教训，曾经再三诚心许愿，结果一出门，看见一条大黑狗正抬腿撒尿。得！只好取名“黑狗”——魏黑狗。 这是小说家言了，聊博一笑。 其实魏忠贤打小时起就是有学名的，叫魏进忠。后来随娘改嫁，继父姓李，所以又改叫李进忠。这前夫之子李进忠，过去南方的叫法是“拖油瓶”，北方乡间的叫法是“带胡鲁子”。不管怎么说，都能看出其身世之苦。 到天启二年，皇帝开始看好他，给他赐名“忠贤”，并恩准恢复原姓。他从此才以“魏忠贤”名世。 他的名字改来改去，叙述起来就不大方便，所以本书从现在起，一般情况就一律叫他魏忠贤，省得麻烦。 关于魏忠贤的爹妈姓甚名谁，什么的干活儿，也有各种说法。比较权威的一种，是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里说的，魏忠贤的老爹叫魏志敏，老妈姓刘，古代底层妇女名字一般不传，就叫刘氏。夫妻二人以务农为生。 刘若愚是个很有点儿来头的人，一生遭遇极富戏剧性。他原先是万历年间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的手下，因为陈矩是个好宦官，所以刘若愚也跟着受了不少正面教育，擅长书法、颇有文才。 陈矩死后，刘若愚改属李永贞的名下。这李永贞，在天启年间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著名的魏党人物，也是魏忠贤在内廷的第一心腹。后来，刘若愚渐渐也混成了秉笔太监，当然仍居于李永贞之下。 刘若愚虽然因这层关系成了魏党，但他良心未泯，对魏忠贤的恶德败行多有腹诽，只是不敢明说罢了。 据说有一次，天启皇帝和魏忠贤一干人等，叫了戏子来，在大内看戏。皇帝年轻、也随和，就叫魏忠贤点戏，唱什么都行。魏忠贤一肚子狗粪，哪里说得出个名堂。刘若愚在一旁就趁机提议，不妨演一出《金牌记》。 文章恰恰就在这里！《金牌记》讲的是秦桧陷害岳飞的“风波亭”故事。戏里讲，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追回，遭诬陷枉死后，老贼秦桧夜夜梦见岳飞父子三人前来索命，不能安生。于是，秦桧便与老婆王氏一起来到西湖灵隐寺，烧香还愿，超度岳飞亡灵。他还告诉岳飞的在天之灵，说“莫须有”不是他秦桧的主意，而是皇帝赵构的损招，求岳大人切勿怪罪。 哪知道，在寺里秦桧夫妇遇到了一个手眼通天的疯僧，在壁上题诗，把当初秦桧夫妇商量如何陷害岳飞的悄悄话，给揭了出来，把一对狗男女好一顿戏弄。 台上演戏的梨园子弟，见大奸贼魏忠贤在台下，又点了这么一出戏，哇靠！都兴奋异常，豁出了命去演，临时加了不少唱段和台词，把戏中的秦桧糟蹋得不成人样。 台上演得空前投入，把台下的天启小皇帝看得乐不可支，一个劲儿喊赏银子。 只有魏忠贤如坐针毡——宋时秦桧冤杀了抗金名将岳飞，魏忠贤那时也刚好冤杀了原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熊廷弼。他只觉得台上的戏子句句都是在骂他。想要让戏停下，又碍于是皇帝亲口御点的，没奈何只有干挺着。 待到饰演疯僧的演员信手写了一首七律“藏头诗”，递下台来给众人传看。天启皇帝接过，旁边有那认字的太监把奥秘念了出来，每句顶头的一字，连起来念就是“久占都堂、闭塞贤路”。魏忠贤不禁勃然变色，再也忍不住，借口泻肚子上厕所躲了出去，等散戏了才回来。 魏忠贤看《金牌记》受辱这件事，立刻悄然传开，闹得连民间都知道。 后来天启七年（1627）魏忠贤败死，崇祯皇帝钦定逆案，给魏党261人定案。大太监李永贞在这个集团中，列为二等同谋罪第四名，几乎仅次于首逆，被砍了头。刘若愚紧随其后，名列二等罪第五，也应论斩。 有人在这时候想起了旧事，上疏给崇祯说，刘若愚曾劝天启帝看《金牌记》，意在规劝。崇祯询之宫人，果有其事，于是免了刘若愚的罪。刘若愚这才拣下一条命来。 后来此人著书《酌中志》，其中有专章叙述魏忠贤的行迹，翔实可信。今人研究魏忠贤者，亦多有所摘引。 据《酌中志》介绍，魏家在肃宁县乡下原本有几亩薄田，生活勉强可过得下去。又据小说家言，魏志敏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32岁时生了魏忠贤，之后由于家中人口渐增，生计陷于困顿。魏志敏只好进县城打零工、卖艺，挣钱养家。刘氏留在家里当留守女士，伺候庄稼，农闲的时候就织布纺线，换些零钱补贴家用。大哥魏青蚂螂13岁起就给人扛小活（打短工），到18岁又给人杠大活（当长工），给财主卖命，当苦大力。全家就这么半糠半菜的度日。 魏忠贤7岁时，也上过两天学，可他胸无大志，不好好学习，整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是个顽劣少年。上他家告状的人无日无之；学坊的先生也表示：坚决不教这个差生。他爹妈只好让他休学，结果他的文化基础比魏青蚂螂都不如。 老爹魏志敏为此犯了愁，干农活吧，这黑狗子哪是这块料？让这小子跟着自己上县城卖艺吧，那黑狗这一辈子就得成了下九流。没法儿，只好托人把魏忠贤送到肃宁县城一家饭馆学手艺，掂大勺、学厨师。可巧，他一个远房叔叔魏殿武，就在这家饭馆当大厨，当下多有照顾。魏忠贤不用像别的学徒那样，要给师傅端洗脚水、倒尿盆，也不用抹桌子洗碗，可以一门心思学手艺。 要说起来，魏忠贤也是庄户人家出的一个奇才。他长大后，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心眼既多，胆子又大。野史上称他“多机变，有小才”（宋起凤《稗史》）。他虽然是文盲，但能言善辩，记忆力极好。 这些素质，要是用到正地方，还真是见效。在叔叔手下学了半年，魏忠贤就完全入了门，选料、刀工、调料、火候，无一不通，能上手做高等宴席了。看来农民经过培训之后到底还是不一样，这一手本事，在后来还真有了用武之地。 这段时间里，他叔叔魏殿武充当了他的人生启蒙老师。每天晚上饭馆一打烊，长夜漫漫没什么事，叔叔就给他讲《三国》《水浒》，客观上给他灌输了一些诡诈、权谋和男子汉要出人头地的思想。 这一阶段他也很活跃，外出务工的生活多姿多彩。他一有空就四处游荡，吹弹歌舞，蹴球走棋，爱好良多，而且入门极快。他为人活络，广交朋友，县城里的流氓无赖，没有不喜欢他的。 可惜好景不长。他与此同时也爱好上了赌博，沉迷其中，屡教不改，成了“垮掉的一代”。叔叔很生气，就把他打发回家了。 在家里混到17岁，爹妈为了栓住他，让他走上人生正道，给他娶了亲。老婆是涿州人氏，姓冯。不久，小两口有了一个女儿。 成家后，他还是一样游手好闲，老婆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一概不管。只要有了点儿钱，就去赌。家里穷得低于最低收入线，他却敢于上百上千地赌输赢。赌桌上，他又狠又狡诈，总想占人家便宜，一旦赢了钱，就去吃喝嫖娼。 他老爹魏志敏本来身体就多病，为了撑持这个穷家，劳累过度，不到50岁就病故了，身后欠下一大笔债。魏忠贤根本不在乎，继续赌，输的多了，就卖家中的地。到最后，老妈活不下去，改嫁给一个姓李的。魏忠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着改了姓。 情况还是没什么改善。穷家终究养不住人，几年后，老婆冯氏也改嫁他乡了。剩下5岁的女儿没法养活，卖给了杨六奇家当童养媳。这个杨六奇，不管怎么说名义上就成魏忠贤的女婿了，日后可是大大的借了光，曾任左都督，虽然只是个军中的虚职，却也荣华富贵了一回。 魏忠贤又成光棍了。一个人的日子，生活成本要低多了，但赌债还是还不清。为此他没少受债主们的追逼、欺辱。据说，他老妈刘氏就是被这个不孝之子活活给气死的。 梨树村老魏家，到此是彻底败光了。魏忠贤被一帮追债的涉黑分子逼得走投无路，当了盲流，跑到外地以乞讨为生。 一位五大三粗的青壮年，若被命运逼到赖要饭以为生，那么转折点也就快到了。天道轮回，看来大明的天下靠一个乞丐和尚创始，迁延二百多年，也得由一个乞丐给彻底搞垮。 3潦倒中他把利刃对准了自己 据说，魏忠贤在胡混的时候，偶尔找算命先生测过字。他的无赖同伴帮他写了一个字，是“囚”。算命先生一看之下，大惊，说魏忠贤将来富贵不可言：“国内幸赖斯，如无斯人，国且空也。” 但是，眼下谁能信？ 潦倒到这地步，魏忠贤做了深刻反省，想在重重困局中寻个突破。他把几种可能摆了摆，几乎都前景渺茫。种庄稼，一年苦到头收获无几，且受不了官府、富户催租逼债，勤劳致富只是梦，这是死路。做买卖，一文不名如何投资？名声不好如何借贷？书没读过几页，连小账都算不好，又如何操作？也是死路。当大厨，一辈子烟熏火燎；投军，人家不要。 条条大路都通不了长安了。 《圣经》曰：“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意谓奸商道德有亏，上帝不容。而在明朝末年，这话得反过来说穷人了。 陈胜吴广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魏忠贤既不想等死，也不想“死国”。他想到了一条路，可以活，就是把自己给阉了，当太监。 做这个选择，不容易，因为这是“绝后”，对不起列祖列宗，让人家瞧不起。但是当了太监，就能吃饱饭，而且比当官的都滋润。大明朝的正一品官员，月禄米不过八十七石，而一个宦官的禄米，则是这十几倍。若是当到了司礼监太监，一个月拿它三五百石不成问题。 不仅富而且贵。明朝的司礼监太监很容易得赐蟒衣，即官袍正面全身绣龙，与皇帝袍服同。外廷大臣即使做到位至三公，这待遇也是不可能的。 史载万历初年时，绍兴儒生朱升进京混饭，混到了山穷水尽。一日在市中遇到卜者给他算命，叹曰：“当受刑之后而富贵，且长久。”朱升不信，只当是昏话，笑道：“今非乱世，岂可似英布黥后而王？”归寓所之后反复思之，恍然大悟，遂自宫而投太监张大受名下，进而为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器重，被赐蟒衣玉带，提督英武殿。数年间置下田产无数，里巷传为美谈。 金光大道不就在眼前！只不过要做点儿牺牲，去掉一个宝贵部件。魏忠贤决定牺牲。 他这个思想，其实是对的：要享福就得自己先忍受阵痛。不像有的人，只想享自己的福，让别人去阵痛吧。世上哪有这等美事？即使有了也不会长久。魏忠贤懂得因果律。 方向既已明确，下手就要快。不能等朝廷来人招太监的时候，你再去现切那玩意儿，因为手术后得有个把月的恢复适应期。 像魏忠贤这一路的，属于“自宫求进”，一般都是为生活所迫的成年人。这种人敢下这么大决心不容易，一是手术风险大、过程痛苦；二是大家都是尝到过生活乐趣的人了，要永别“性福”得有壮士断腕的铁石心肠；三是此举还有“切了也白切”的风险，就是说切了啰嗦物，也不等于人家就一定录取你，得一遍一遍去应聘，还得向负责招聘的“书办”（书记员）行贿。 由于朝廷不是每年都大批招收太监，且录取比例只是十之一二，落选者相当之多。所以从明嘉靖初年起，常年都有一两千名“净了身”的准太监在京城候着，眼巴巴地等机会。 要是切了以后，始终未能录用又怎么办？那就惨了。不男不女的，有辱家门，怎么有脸再回家去见乡亲，只能在皇城周围的寺庙里蹭着住、要着吃。其中，也有一部分流浪到河间、任丘一带去乞讨的。老百姓习惯上称他们为“无名白”或者“太监花子”。 太监后备军供大于求，这也是长期困扰皇家的一个问题。扰乱治安不说，朝廷面子上也不好看。《大明律》本来是禁止自宫的，太祖洪武帝时规定，对自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弘治皇帝时更是严厉到颁旨一律处斩。但没饭吃的恐惧和有饭吃的诱惑，要甚于法律的威严，整个明代自宫者从来就没有禁绝过。冀北一带是明朝出太监的地方之一，穷人陷入了一种“阉割狂热”，有老爹把儿子给阉了的，有一家兄弟几个全阉了的，还有的一个村里有几百男丁统统阉掉的。 法不责众，皇帝对这个也没办法，明代实际上一直也没有处死自宫者的记录。一般就是动用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首都公安）往外撵，不许他们暂住。最严重的，也就是发配边远卫所（军事据点）充当劳役，一遇大赦，还可以调回北京南苑种菜。 魏忠贤毅然加入了这个大军。他到底是怎么阉了自己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据《明史》《罪惟录》等权威著作说法，是他自己动手解决的问题。本来，阉割手术是有专门民间机构的，叫做“厂子”，就设在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手术师五六名，统称“刀子匠”。朝廷不给他们发薪俸，但认可其手术资格，为皇家钦定阉割手术点。 刀子匠靠收手术费为生，每切一个收银六两。因为当了太监的人，都有可能将来既有钱也有势力，所以只要有担保，也可以赊帐。“厂子”里设备齐全、条件卫生，整个手术过程很规范、很科学。说白了，就是勒住，拍麻了，一刀拿下。 手术程序还很隆重，要送“红包”——酒一瓶、鸡一只或者猪头一个；双方还要签净身契约。刀子匠当场宣读了契约条文后，还要问受宫者：“你是自愿的吗？”答：“自愿的。”问：“你这下子可是‘空前绝后’了，不怨我吧？”答：“不怨你。”这才能开始动刀。 估计净身的那一年，魏忠贤能吃上顿饱饭都很难，哪里有银子给刀子匠？同时他又臭名远扬，大概也没人肯为他担保赊账。 怎么办呢？只有自力更生。 魏忠贤天资聪明，人又胆大。他没看过阉人，但骟马、劁猪总还见过，照葫芦画瓢他就干了一家伙。可是人毕竟异于禽兽，虽然差异并不是太大，在正规的阉人所里，手术前要用艾蒿水局部消毒，要给患者服用大麻水麻醉，术后还要把新鲜的猪苦胆敷在创口消肿止痛。而后病人须在不透风的密室内躺一个月，这才成为标准的候补太监。 这魏二爷眼下是个要饭的，上述这些措施都落实不了，只能在墙角背风的地方蛮干。此外，技术上可能也有点儿问题，结果失血过多，晕死过去了。幸亏被附近庙里的一个和尚看见，出家人大慈大悲，连忙把他抱进庙里，清创、消毒、包扎。魏忠贤这才保住了小命一条，没发生致命感染。 托菩萨的福，他静养了个把儿月后，才拖着残躯告别和尚，又上街乞讨去了。京城那边迟迟没有招聘的动静，把待岗的魏忠贤等得好苦，夏宿野外，冬住颓庙，讨饭的足迹遍布肃宁县大地。本地走遍了，又上邻县去讨。 一天，他来到涿州北，住在碧霞元君道观旁边，忍不住进去求了一签。签是个上上签，说他将来能有大贵。他现在，手上要是能有半块馒头就心满意足了，这鬼话他根本不信。大贵？说能有10亩好地也许我还能信。 大话休提，还是来点儿务实的吧。他开口向观里的道士讨要剩饭，但道士们嫌他蓬头垢面、臭气熏天，谁都懒得理他。内中有个小道士，却不以貌取人，时常偷一些观里的伙食给魏忠贤充饥。世态炎凉，难得一饭，魏二爷感动得一塌糊涂，直向小道士作揖（《玉镜新谭》）。 在涿州地面上混了一段时间，魏忠贤动了进京的念头。他小时候就听给朝廷运贡梨的车把式说起过，那不是一般的地方。他想，京师毕竟地广人多，商贾稠密，冠盖如云，就是要饭恐怕也容易一些。 说走就走，他一路乞讨，来到了京城永定门脚下。那时候的北京，可说是世界第一大城，雄伟得确实可以。远望前门楼子高耸入云，气象昂然。大栅栏一带商旅骆驼成队，万方来朝。再往北走，就更不得了啦，大明门一派金碧，不似人间，往那边一蹓就是皇城了，那是天下的中心。望之俨然，中心如噎！只看上这一眼，就感觉没白活一场。 魏忠贤进京之后，人也像聪明了许多。他心想，不能消极等待，虽然自己没有知识，但只要脸皮够厚也能改变命运。从这一天起，他天天在大官们的家门口转来转去，巴望着哪个一二品大员能注意到他，赏给个差事干干。以后，就会有更好的上进机会。 我们中国哲学有个“否极泰来”定律，没啥科学道理，但常常符合规律。22岁的魏忠贤，混到今天，比最底层的一般叫花子还少了点儿东西，成了“没势群体”的一分子，命运曲线可以说跌到最低谷，是否就该反弹了呢？ 果然，这机会让他等到了。 当一个人丧失了全部的资源和机会、没法正常在社会上谋生的时候，他只有两种选择——毁灭或疯狂。年轻时的魏忠贤，是个对自己永不绝望的家伙，他不会选择毁灭。从表面看，他的堕落、破产、以至最终沦入“太监花子”的可悲境地，是一步一步在下降，而实际上，当那狠毒一刀切下去之后，他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疯狂的转身。 他的悲剧的根源在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把他抛到了社会这个梯级金字塔之外，完全没有了上升之阶。 一般被边缘化的可怜人，不是靠勤劳就能改变命运的，况且他也不想勤劳。 他只想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层找一个缝隙，钻进去，往上爬。一、求得温饱；二、没准还能扶摇直上。他的自宫、乞讨、流落进京，看似每况愈下，实质却是一系列极为理智的选择。他找的就是体制上的一个缝隙。 他牺牲了“色”，是为了“食”，对可能的身份转换抱有极大期待。梦想不是不可以成真。虽然他“少无赖，与群恶少博”，“猜忍、阴毒、好谀”，是农民中的一个劣质分子，乡邻皆鄙视之。但在上者与群众的眼光往往相反，他也可能恰恰就是内廷官僚集团所需要的一个优秀分子。对此，魏忠贤好像有直觉。 他整日在京城高干住宅区转悠，就是一个选择命运的主动行为。起点高，进步也就快。果不其然，没有多久，他就被一位官员看中，让他到衙门里去当听差。巨大的转机就此到来。 在这里，他的“强记”和“好谀”发挥了作用。交给他的事情办得麻利，上级就很高兴。往往主官对一个跑腿的器重，有时会胜过对副手的信任。魏忠贤于是开始走运了。最低生活保障有了，工作也很体面，最重要的是，有时还能得一些额外的赏钱。 抚着钱袋里硬梆梆的碎银，他不由心花怒放。想想昔日，那种“敝衣褴褛，悬鹑百结，秽气熏人，人咸远之。竟日枵腹，无从所归”的生涯，已恍如梦寐。 魏忠贤此时一到公余时间，又开始了花天酒地。这回没有叔叔的约束了，就放得更开。他本来就善饮，一喝起酒来不免忘形，或仰天长啸，或手舞足蹈，没有一天不尽兴的。 一来二去，不知怎么的染上了一身的疡疮。这种病，乃病毒感染，一般是不洁净所致。魏忠贤做了差人，衣服被褥要比讨饭时干净多了。病从何起，是个疑问。估计他本性难移，虽然“工具”没有了，但还是常去嫖娼（他后来当了太监，也有此癖）。一马虎，就沾了病毒。 小有得志便猖狂，老天爷恨的可能就是这种人，又开始惩罚他。他腰包里的碎银如水一般花干净了，两手空空。全身多处溃烂，臭不可闻。 这个样子，谁还敢接近。刚到手的差事，就这么又给丢了。他只好重拾打狗棍，再吃百家饭。但因为形容骇人，有碍市容，一到闹市人家就撵，连要饭也比过去困难了。转眼又是一个轮回——“昼潜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 京师居，大不易啊！ 魏忠贤再次滚下地狱，但他对自己还是不绝望。 据说有一日，他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里歇息。蜷在桌案下，头枕一小神像睡去，不一忽儿，便鼾声如雷。待鸡鸣时，尚在梦中，忽见一白发老人作揖跪告曰：“我是这一方的司土之神，因上公您路过我们这里，我已经侍立通宵，不敢怠慢。唯你头枕的这个小鬼，还请赦免了吧。”魏忠贤惊起，却不见老者，方知是梦。再看外面——“鸟声喧林麓，车音载道间，天将曙矣”。 魏忠贤不禁欣然有喜色。心想，既然能惊动鬼神，莫非真有后福？ 不久后，他路过一家饭馆，嗅到门内异香扑鼻，脚一软，徘徊不能再走。便在门边守候，期待有善心之人能给一点儿施舍。但世上人的友善，多是对着上级来表现的，施舍一个叫花子又有何用？进出的人都对他疾言喝叱，避之惟恐不及，哪有想到要发善心的（可叹人间多短视。也许此时的一碗饭，来日起码可兑四品乌纱一顶）。 魏忠贤干乞讨这一行已堪称资深，脸皮够厚。他对此置若罔闻，坚持在门口守着，不信东风唤不回。 执着的人终有好报，最后总算等来了一位贵人。一位相面先生注意到了他，遂走近前去，将他仔细端详了一回，抚之背曰；“君过五十，富贵极矣！”魏忠贤不信，只当他是说笑话。相面先生随后找来店主，嘱店主赏魏忠贤一碗饭吃。这势利老板瞄了一眼门口的太监花子，一脸不屑，对相面先生说：“你若想做好做歹，便自己赏他饭吃，与我何干？为何你做好人，反倒要我出血？” 相面先生微微一叹（你就开一辈子小饭馆吧），遂从自己怀里摸出一只紫色锦囊，递给魏忠贤：“我这里仅有二两银，送给你，你可半作药石之费，半做饭伙之资。钱若用尽，改日再来找我，我再给你。” 魏忠贤疑似做梦，满面惊喜，对那先生千恩万谢。两人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就分了手。 那时我国实行的是中医，医药费并不甚贵。魏忠贤只用一两银子，就在药铺配好了特效药。十几日过去，严重的疡疮居然就好了。 有了饭吃，病也好了，魏忠贤养得红光满面，与过去判若两人。再见到那位相士。相士大喜：“你这番是脱胎换骨了！”魏忠贤直感激得叩头抢地。 相士和他一同来到郊外，把挂在手杖上的铜钱尽都拿来买了酒菜，说要找个安静屋子。魏忠贤恍然有所悟，便引相士来到他此前住过的破土地庙里，把燃香、酒水摆在神案上。 相士说：“今日与你结为死友，他日慎勿相忘！” 魏忠贤泪流满面，说道：“今日我这残生是先生所赐，说是异姓骨肉都不够，你就是我再生父母。他日苟富贵，一切听先生吩咐。假若相忘，天打五雷轰！”两人遂对着神像八拜而结盟。 相士倾其囊中所有，全部赠给了魏忠贤，说：“我现在要出门远游，不知再相见是何年了。你自此当否极泰来，将有贵人相助。这是我原来备下的十年游历之资，今天全都给你。惟要嘱咐你的，是你务必以尊名里的‘忠’字为念，可保善终。请永以我言铭记于心。” 两人再拜而别。相士随后即飘然而去，并不告诉魏忠贤他要去哪里，魏忠贤也没有告诉相士他那一日的梦中所见（见《玉镜新谭》）。 4宫中的岁月也绝非天堂 然而相面先生终究还是没看透魏忠贤。这个仪表不俗的魏二爷终非池中之物是有可能的，但流氓哪里就能立地成佛？相士先生前脚一走，魏二爷后脚就又去下赌场、逛青楼，不知凡间有什么愁事，直把那千金散尽。 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没钱也不去要饭了。好机会就像水资源，要找水你得到“水库”去找。官宦人家、豪门权贵，这才是社会资源的水库。他们把水都憋住了，你不去套近乎，他凭什么给你活命的水？ 这一次，他选择了去给大户人家帮工挑水，趁机开展公关活动。他素来能说会道，又有豪爽之风，很容易就跟一批豪门的家仆打得火热。待火候到了，他就央求人家：把我给你们家主人推荐推荐，成吗？ 由于这次方向选得准，很快就见了效：有人推荐他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家里去当佣工。 茫茫人海中，谁是救星？这次，真就让他给蒙对了。 孙暹是谁？在万历朝的中期，这个名字，在内廷外廷也是如雷贯耳的。他的职务，不光是秉笔代皇上批文件，而且还是提督东厂，是全国最大的特务头子。秉笔太监一般在内廷有好几个，倒也不稀奇，但是秉笔太监再兼提督东厂，那就是内廷的第二个爷。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全在他监视之下，只比司礼监掌印太监低半格。这在全明朝，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水库”。 土地庙里的梦，好像是有点灵啊！ 魏忠贤这回总算找对了门儿。虽然还是做苦力，但是成了个“上头有人”的人了。他知道：时不我待，再混的话就要完蛋了。于是格外卖力。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个月劳动生涯。 人固有性格与素质，终于起了作用。他机灵乖巧，善辨颜色，干活肯下死力，很快就受到孙公公的赏识。 在万历十七年（1589）这年，孙暹一高兴，把他推荐进宫当了“小火者”。 “小火者”是什么呢？就是宫中的杂役，职务范围是看门、打扫卫生、挑水、劈柴、跑腿儿。这是宦官金字塔中的最底层。“火者”一词，据说源自波斯语，原为“阿訇”之意，也许是在引进的过程中发生了转意。但我以为，这个“小火者”，很可能就是“小伙计”的转音。 尽管身份还是劳动人民，但毕竟进了紫禁城。这说明，“牺牲”并没有白牺牲——天底下有多少劳动人民能离奉天殿的龙椅这么近？魏忠贤狂喜，眼睛都不够用了。踩踩脚下，是中轴线的青砖；看看三大殿，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魏忠贤知道：支点已经蹬住了，今后就看怎么爬了。他不能就这么摧眉折腰事一辈子权贵，他就要在这儿翻身！ 于是，宫里的事，他就比较留心，多看、多听、多打听。比方，老规矩是如何，人际关系是怎样，皇上有几个娘娘，公公里谁权大谁权小……日子一长，都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按照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想象，这魏二爷到此就算走上坦途了，守在皇帝和娘娘的边上，要往上混，还不容易么？ 非也！我们往往低估了古人的智慧。须知，紫禁城是皇家禁地、帝国的心脏，近万间房子，太监、宫人好几万，每天在这儿上班下班，操持事务，若规矩不周密，等级不森严，那还不乱了套？所以，内廷这个金字塔，结构相当严谨，运转很有规律。 往上爬？难矣哉！ 魏忠贤高兴了没多少久，头脑就清醒了。他此时已经老大不小，宫中的繁文襦节，学起来脑袋都疼。而且一个河间府地痞出身的人，身上有改不了的恶习，动辄就会触犯宫中规矩，受人白眼。这不是个好干的地方啊。所谓的体制，在何朝何代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一张网。魏忠贤觉得，这网把人勒得有点儿太紧了！ 宫中的太监，一般都不是吃白饭的，其平均的文化水平，比京城的胡同居民要高得多。很多人是自小就被阉了送进来，在内书堂受过系统教育的，读过四书五经的也有，通晓历朝典故的也有，精熟琴棋书画的也有。你想想，为皇上后妃办事，素质低了怎么能领会精神呢？ 魏忠贤在肃宁县算是前卫的，但是一进宫，差距就显出来了。如何品字画，如何鉴宝玉，还有那些浩如烟海的典故，都让魏二爷一头雾水。别人说话，他搭不上茬儿；他说话，一开口就是硬伤。 堂堂魏二爷，在宫里成了笑柄了。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魏傻子”。魏忠贤鬼精鬼灵，“傻”是不可能的，这是说他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的岗位，是在御马监，由御马监太监刘吉祥照管。名义上，魏二爷是孙暹大总管名下的人，干却的是扫马圈的低级工作。一开始他还能夹起尾巴，小心谨慎，时间长了，本性就尽露。人家别的宦官，业余时间都能看看书、写写字，聊以消遣；他一个文盲，连《三国》都品不了，晚上真不知道怎么打发好。 喝酒、赌钱，这两项爱好又让他拣起来了。偏巧物以类聚，宫中也有三两个不成器的，魏忠贤渐渐地与同属孙暹名下的徐应元和赵进教成了酒肉朋友。 徐应元和魏忠贤很有缘分，两人同年，又是同时进的宫。徐是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也是文盲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他相貌奇丑，性格怪异，高兴时口若悬河，不高兴时张口就骂人。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也是个典型的垮掉一代。这家伙命好，崇祯刚即位时他可是玩大了，可惜被魏忠贤拖累垮了。不过，这时候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大出息。 三人行，比一个人胡闹有意思多了。他们一有空，就去饮、赌、嫖。上瘾了以后连工作都不顾了，上班只是去点个卯，瞅空子就溜号去逍遥。如此肆无忌惮地胡来，群众的意见大了。 三个人这么放肆，心里也是不踏实的。万一哪天露了馅儿，皇上发了火，上司不愿意罩着或者罩不住了，问题就将很严重。 宦官本来就是奴才，小火者更是猪狗不如，连娘娘养的一只猫都比他们尊贵。宦官就是不犯错，皇上都还要拿他们撒气。比方，走路快了、慢了，表情太高兴了或者太丧气了，都得挨一顿毒打。 万历年间，皇帝喜怒无常，把对外臣的廷杖之法也拿到内廷来责罚宦官。凡是宦官工作的地方，都常备有打人的板、杖。皇上一发话，立刻就得开打，即使冤枉了也不能辩解。东厂为了惩罚犯错误的宦官，发明了一种寿字杖，头粗尾细，打在冬瓜上，瓤烂而皮完好，打人也是一样。后来又有革新，杖里灌了铅，打上十几下就能致人死。曾有好几百宦官就死于这种杖下。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前途如何？魏忠贤很茫然，为求得精神解脱，他有段时间常上宣武门外柳巷的文殊庵去拜菩萨。一来二去，认识了庵里的秋月和尚和大谦和尚，经常听他们讲佛理。有时魏忠贤高兴了，也施舍一些钱给和尚。久之，便与秋月和尚等人结成至交。 日子这么干耗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魏忠贤越干心里越没底。在宫里打杂，还不如在肃宁县胡混来得痛快。自己才三十出头，这一辈子的命运不是看到底了么？ 就在这时候，他瞄好了一个机会，想着也许能发一笔横财。此时当朝的万历皇帝，是明末最贪财的一个皇帝，他向各地派出了大批太监，充任“矿监”和“税监”，目的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钱。这些太监口含天宪，是皇帝老子的代表，地方官不仅不能干预，而且只有乖乖配合的份儿。 太监们若是正正经经地开矿、合法地征税，倒也罢了，老百姓谁都明白，皇家不靠这些办法搂钱，平常还怎么摆谱。但是这帮“没下边”的爷，出了京城，就没人能管束了，几乎个个都在胡来。矿监看好了哪个富户有油水，就硬说人家宅基地下面有矿，你要是不想破家，就拿钱来。税监也不含糊，在长江上商船密集的地方，隔三五里就设一个税卡。你走一趟货，一天里就要扒你几层皮。若有行贿和交税不痛快的，一声吆喝就绑了你，押在船上的水牢里泡着，一天暴打几遍，让你求死不得，只能乖乖送上银子。 要是他们为国家征税到了这么疯狂的程度，也算是古代的劳模了。其实大不然，国家利益哪能激发出这么大的疯狂劲儿来。据各种不同的史料印证，万历年间的矿税收入，十之七八是入了这些太监爷爷们的腰包。万历皇帝可能也知道一些情况，但不会想到有这么严重。他不相信奴才敢把个人利益放在皇家的利益之上，有地方官员向他告状，他也不信。 有皇帝罩着，能公开勒索民财，这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魏忠贤看好的就是这个路子。 他当然没有资格去做一个方面的矿税大员，但即便是在矿税太监手底下跑腿儿，也强过扫马圈吧！ 此时，万历皇帝得知四川云安县石砫寨有早年封闭了的银矿，大喜，派了太监邱乘云去四川任矿税总监。这个邱乘云不是别人，正是孙暹大老爷原先的掌家。明朝的司礼监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班子，称为“各家私臣”。这些私臣各有其衔，分掌其事。掌家就是一家的主管，下辖管家（事务及出纳）、上房（箱柜钥匙）、司房（文书收发）。这些私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 这邱乘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史有明载。他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去的四川。矿税太监外驻，朝廷是不给他派工作班子的，因此就只能在京城招些无赖混混儿随行。正好，欺压老百姓用好人还真不行。去的地方石砫寨是个少数民族区域，朝廷在当地任命有宣抚使。邱乘云一到，就让县令贴告示，限令家住矿脉之上的老百姓一个月内全部拆迁，官府不给任何补偿。 这一方的百姓坐不住了，找到宣抚使马千乘，求他代为说情。马千乘是个爱民的好首领，他自己拿了五千两银送上，请求勿骚扰百姓。邱乘云见钱眼开，同意了，不过要求贿银再加一万两，皇帝那儿他自可说妥。 当地官民又凑了一万两银奉上。不料消息在当地有所走漏，邱乘云臭名扬于外。他不由迁怒于马千乘，便将这一万五千两银派人送往了京城，面呈皇上。并附密奏一道，称：“石砫土司马千乘向奴婢行贿白银一万五千两，阻挠开矿。现将此银献与皇上，听候处置。”万历见了奏报，又怒又喜，对众臣说：“上下内外，有哪一个似邱乘云这般忠心？”于是下诏，将马千乘逮入云安大牢，听候查处。 马千乘的夫人是个女中豪杰，立刻四下里奔波营救。可是万历皇帝不理政是出了名的。人一关起来，就不判也不放。到京师去疏通，刑部里也是衙署空空，无人理政。马千乘在狱中关了三年多，竟然连罪名也无一个。他郁闷百结，难以释怀，最终病殁于云安狱中。 这一下，石砫一带民情激愤，人人要反，都想要拿下邱乘云为好官抵命。邱乘云手下那些开矿的爪牙，也被石砫军民打得抱头鼠窜。邱乘云便诬称石砫土兵已反，呼吁附近的总兵官来镇压，但镇守将领们都知道内情，谁也不动，只说是矿源早已枯竭了，还是不要激变当地土著为好。 事情捅到万历那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既然一万五千两银已经到手，也就含糊过去算了。邱乘云知道地头蛇不好惹，只得罢了手，另寻财路。 那个好官马千乘的夫人，后来成了明末大名鼎鼎的“剿贼”女英雄。她就是秦良玉。 当时给矿税太监当马仔，是个吃香的差事，好多人挤破头都要去，因为明朝的官僚集团，实质就是一个庞大的分肥机制，在中下层要是占了好位置，也能狐假虎威捞他一笔。魏忠贤于是向孙暹委婉地提出，要去四川给邱乘云效力。他想，好歹自己和邱乘云同属孙公公名下，况且邱公公也是从御马监起家的，这也算多了一层渊源关系。去邱公公的手下干活儿，他能不照顾一下吗？ 孙暹觉得这魏忠贤不怕蜀道难，非要到第一线去，也是满有上进心的，就答应了。 魏忠贤大喜，想方设法筹了点盘缠，就上了路。 四川重庆府离京城五千里不止，魏忠贤风餐露宿，走了两个月，总算走到。一路有美梦支撑着，倒也是——越苦越累心越甜。 哪知道，他这一去，惹怒了一个人。谁呢？是邱乘云在京的掌家，名叫徐贵。这个人的资格比较老，魏忠贤的那点儿臭事他全知道。徐贵见魏忠贤此去，纯粹是准备放手大捞一通了，于是心里有气，便写信给主子邱乘云，告了一状，把这个混蛋小火者的劣迹一一细数，提醒主子说：这不是个能干事的人。 信是走的驿马快递，比魏忠贤先到目的地。邱乘云虽然政治品质不好，在四川打击、排陷了许多正直的官员，但却是个注重效率的人，不能容忍下级宦官吊儿郎当。于是当魏忠贤兴冲冲迈进邱乘云的监衙时，等着他的是劈头盖脑一顿臭骂。邱乘云骂完了，还不解气，命人将魏忠贤关禁闭，其间还倒吊起来过，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准备活活折磨死他。 可怜这位20年后将令全明朝都感到震恐的宦竖爷爷，此刻被倒挂了金钟，命悬一线！ 然而，龙年出生的魏忠贤，好像注定了不可能就此收场。虽然50岁前坎坷不止，甚至几乎丢命，但又屡有贵人相助。他本来这次是死定了，眨眼间却又绝处逢生。 原来是那宣武门外的秋月和尚，此时云游到了四川，正路过忠州。那邱乘云也是文殊庵的常客，与秋月和尚是多年老友。秋月走到此地，就特地来拜访，正与邱乘云寒暄间，忽听到魏忠贤在禁闭室内杀猪似地喊救命。当下知道是魏忠贤遭了殃，秋月便起了恻隐之心，恳求邱乘云放这混小子一马。 秋月德高望重，邱乘云只好买这个面子，放了魏忠贤，还给了十两银，让他速回宫去继续扫地。 魏忠贤大难不死，对秋月和尚连连叩首相谢。秋月索性善事做到底，给自己在宫中的老友、太监马谦修书一封，嘱马谦务必要关照一下这个倒霉的小火者。 据说，魏忠贤在临行之前，恳请秋月师傅指点迷津，他说：“我今日扫地，明日扫地，扫到何时方能出头？” 秋月只是说：“扫尽一屋，再扫一屋，或可扫天下。” 这话里面的机锋，不知魏忠贤听懂了多少。他只能唯唯而退，别了和尚，揣着推荐信打道回府。 这个收信人马谦，又是一个魏忠贤命中的吉星。该人资格极老，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就入了宫，历任司礼监写字、内宫监总理、乾清宫管事，现在是伺候皇帝起居的大管家。他朝夕亲睹天颜，容易跟皇帝说上话，因而地位比较显赫。但为人宽厚，并不因此而跋扈，待朋友很真诚。 秋月和尚是他素所敬重的人，居然来了这么一封信郑重嘱托，他当然要尽力去办。 魏忠贤的命运之舟，颠颠簸簸了许久，可能看得都让人心焦了，而现在好像是——船到了桥头！ 马谦果然是厚道人，见到归来的魏忠贤，看了秋月师傅的信，他没有二话，立刻给了狼狈不堪的魏二爷一些钱物。然后就四处奔走，要帮魏二爷谋个好点儿的差事。明朝人的所谓事业、所谓前程，多半是走通了关系网后就能一帆风顺，跟本人的素质、能力无关。 马公公的一番活动见了效，不管谁，都还是要买他账的，魏忠贤很有希望被安排到宫内十大库之一——甲字库当差。 不料，这件事又被徐贵大总管知道了，他不想让这个混蛋小子反过把来，就告了一个通天大状，向司礼监太监王安汇报了魏忠贤私自出宫嫖娼的事，请王安按宫规给予惩治。王安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太监，为人正直，万历年间，他是皇长子身边的亲信。这是他头一次处理魏忠贤的问题，以后还有多次。 好事多磨，王安假如这次要是下了狠手，魏忠贤逃不脱一顿暴打不算，宫里的饭可能也就吃不成了。 马谦见事情要出岔子，连忙四处打点，把这事化解掉了。王安公公高抬了一次贵手——他不可能知道，这一次小小的宽恕，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厄运。而且他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在魏二爷的问题上犯糊涂。 甲字库那边，掌库的太监李宗政也对马谦吐了口：就让那小子来吧。 曙光初临，鸿运当头啊。没想到，背透了的四川之行，给魏忠贤开启了一扇通天之门。他终于放下扫把，当起了内库的保管员，开始向太监金字塔的上层攀登了。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司、局（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里眼实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本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里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里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么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这法子很眼熟啊！）。 这甲字库，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里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耗子，同时也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来钱之道。比较主要的两种，就是“铺垫”和“增耗”。 铺垫，始于嘉靖年间，是指内库在接收商人所交的物料时，要求带有相应的包装、垫衬等物。这只不过是个名义，实质是伸手向商人额外要钱。这数目，可不是个小数，商人往往承受不起。宦官就把他们锁住拷打，或者捆起来在烈日下暴晒，直到答应行贿为止。有的商人实在交不起，被逼破产，上吊投河的都有。 增耗，这个法子是跟地方官学来的，即收东西的时候，要求比原定数量多出一部分，作为抵顶损耗之用。若多收百分之几，倒也不奇怪，但是明代内库的增耗大得惊人，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才得以入库的。正德朝时，纳米一百石，要加增耗银六十至九十两；到万历年间，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白粮解户，鲜有不破产者。 仓官硕鼠，从来就是这么猖獗。 他们在东西入库时捞钱，在出库时也是一样。少报多支，不打条冒支，这都是通行的办法——东西拿出去就能换钱。如果贪占的数目过大，帐目上实在核销不了时，就放把火，烧了仓库，让皇上也查无可查。 现在，你该明白魏忠贤是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地方吧？ 人穷志短，现在魏忠贤可不穷了，也有了大志向。从四川回来后，他脑袋大大开了窍。他不考虑是秋月和尚这样的善心人给他解了困，反而看到的是马谦位高权大，才给他带来好运。因此他认定，权大就是好办事。 他的为人处世，从这时起，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 5他终于靠近了一个准皇帝 魏忠贤开始走上层路线了。其实，地位低微的人，与身处高位上的人，是不可能平等交朋友的，只能靠拍马屁、套近乎。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跟人”。 跟人，也要有术。魏忠贤准备瞄准的目标，须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在要害部门里掌有大权；二是，此人要吃阿谀奉承这一套；三是，此人要有点儿侠义心肠，肯出手帮忙。 魏忠贤跟定的第一个有权势的人，很巧，跟他一个姓，名叫魏朝。 这个魏朝，上述三大要素都具备，特别是第一条。他是王安名下的人，属于东宫系统，先后担任万历时代皇长子朱常洛（后为泰昌帝）和皇孙朱由校（后为天启帝）的近侍。后来升了乾清宫管事，兼掌兵杖局，也是个“大珰”了。 其时，万历皇帝对皇长子常洛不大待见，只喜欢宠妃郑贵妃的儿子常洵，所以迟迟不立太子。但是朝臣几十年都在不懈地推动这件事，到后来，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能预见到，常洛立为太子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王安的这个系统，潜力就非常之大。只要万历爷一驾崩，新皇帝就是常洛。现在常洛的内侍人马，将来就是皇帝的近侍，肯定要成为内廷里最有权势的一系。 魏忠贤选择“跟”了魏朝，明显的就是预先投资，这一点儿也不含糊。下了一番工夫之后，魏朝果然很满意，两人关系渐密，好到干脆认了“同宗”，结为兄弟。魏忠贤年纪稍长，为兄，魏朝则为弟，外人呼为“大魏、小魏”。 魏朝果然很仗义，为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兄不吝鼓吹，见人就夸。特别是在顶头上司王安面前，没少为魏忠贤美言。王安这人，《明史·王安传》的评价是“为人刚直而疏”。刚直是不错的，但这个“疏”却要了命。他颇知大局，但就是用人不察，耳朵根子软，对恶人下手不狠。 王安原先处理过魏忠贤违纪的事，对这个魏傻子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听亲信下属魏朝这么一说，便以为魏忠贤真是浪子回头了。 下属对人物的品评，对领导起的作用往往不可低估。王安按照魏朝的评价观察了一下魏忠贤，果然发现了一些优点：谨慎、机灵、能干。于是他也开始器重这个“大器晚成”的内库保管员了。 不久，皇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那里，缺了个伙食管理员，魏朝就大力推荐让他的“魏哥”去。 王才人虽然是皇孙的亲妈，但是在太子常洛那里，地位并不是很高。常洛宠爱的是被人称为“西李”的李选侍。李选侍的野心颇大，但可惜没生儿子，只生了个女儿“皇八妹”，将来是做不成皇帝的妈了。由此，她对王才人忌恨甚深，不许王才人与常洛见面，又派宫女监视其行动。王才人的处境，形同被软禁。 看起来，王才人这里是个“冷灶”了，但魏忠贤钻营到这里来，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接触到皇帝的家人了。宫中权力体系的核心，无非就是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无论接近了他们中的哪一个，都等于接近了皇权的最关键部分。只要跟对了人，一旦时势变异，一个小小近侍很可能会一夜间骤贵，大权在握。 魏忠贤有了这个机会，心中暗喜：为王才人办膳，一样有油水可捞；而且伺候了皇孙的妈妈，跟皇长子、皇孙也就有认识的机会。这两个人，可都是大明未来几十年最伟大的人物。魏忠贤隐隐感觉到，攀爬的前景是越来越开阔了。所谓进身之阶，已在脚下。 转到王才人这里后，他知道这位置来得不易，便格外勤勉。虽然王才人和皇孙朱由校母子正被人冷落着，但魏忠贤倒不计较“烧冷灶”。他伺候王才人伙食的同时，自然也顺带照料皇孙由校的生活。这个历史的偶然细节，日后，对晚明历史的走向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时谁能想到呢？ 魏忠贤对这母子俩忠心耿耿。难道他有预见？当然不可能。当时不要说皇孙，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尚迟迟不得确立，地位很不稳定。30多岁的人了，仍是在父亲和郑贵妃的冷眼下，活得战战兢兢。常洛身边的太监，大多觉得跟着他发达无望，都纷纷以各种借口求去。有几个没走的，也都对常洛不大热心。 至于皇孙由校，用奴才们的话说：“陛下（万历）万岁，殿下（常洛）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由校）登极鸿恩，有河清耳！”等到黄河清了，才能沾上皇孙的光，这哪等得起？一般多遥远的事物，才能用得上“河清”来比喻呢！ 可见近侍们的绝望。 魏忠贤却不，他干得挺有滋味。这原因，绝不可用“政治远见”来解释，当时有远见的太监，应该跑得越远越好，万一常洛真的被常洵取代了，大家就都白干。我以为，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玉镜新谭》的作者朱长祚说他“言辞佞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但也说他“有胆气”，这归纳得大概是不错。魏忠贤性格中，也有粗豪、仗义的一面。此时王才人母子地位可怜，他也就不免心生怜悯，伺候得越发周到。 闲来无事，魏忠贤还要哄着小皇孙，讲一点儿市井奇闻，品一段平民三国。魏忠贤年轻时穷得妻离子散，此时大约是把对那个可怜女儿的感情，移到了小皇孙身上。而皇孙由校这一面，由于李选侍存心不想让他成器，以便将来好控制，竟然不许他读书。父亲常洛因为时有身份危机，也顾不上关照。因此，皇家的人伦，可能还抵不上这平凡的主仆之情。 这一长一幼的主仆俩，内心肯定都有一种“移情”现象发生。关系给倒了过来，犹如一对父子。天启初年，权势一度很大的东林党人，曾经猛攻魏忠贤而无果，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一层关系。他们仅以“内臣不得干政”的祖制、以正义与礼法来发难，当然不能奏效。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核心，除了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在！ 可是，正当魏忠贤把冷灶烧得正起劲的时候，这灶忽然倒了！李选侍长期压迫王才人，甚至于毒打凌辱。王才人郁结于心，想不开，死了。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宫里的大变化很快就要到了，可惜她没能等得到。 王才人被“殴毙”，李选侍如愿以偿。她自己生不了儿子，就鼓动常洛去跟万历皇帝说把由校交给她照看。小皇孙从此就被李选侍控制。 王才人一倒灶，魏忠贤没了着落，只能重回甲字库。但有了这一段经历，他受益匪浅，不仅熟悉了很有潜质的常洛父子，还搭上了强势人物李选侍的关系，经常为她办一些事。渐渐地，魏忠贤竟成了李选侍的亲信。这当然也符合“王八瞅绿豆”的规律。 说话间，就来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进了七月，出大事了，万历皇帝驾崩。这个以懒和贪财闻名的皇帝，带着天下财物还远远没搜刮够的郁闷，见老祖宗去了。此后的一个月内，政局让人眼花缭乱。大明朝，走马灯似地换开了皇帝。 委屈了好多年、勉强才当上太子的常洛，终于熬到见了天日。可惜的是，他刚想在朝政上有一番作为，却中了老皇帝的遗孀郑贵妃使的“美人计”，接受了她馈赠的8名美女（一说4名），昼夜加班“宠幸”。结果纵欲过度，上任刚满一个月，就伸了腿儿玩完了。这就是福薄命薄的泰昌帝。 这下子，本来“河清无日”的小皇孙朱由校，眨眼之间就被推上前台，成了皇帝，是为天启帝。 紫禁城，一个月里死了两个皇帝，这已经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而从万历皇帝死前，到天启帝即位，宫内外各种势力又展开了连环恶斗，出现了一系列诡异的政治事件。先有“妖书案”“巫蛊案”，后有震动朝野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后面的这三个，就是晚明有名的“三大案”。其诡异万端、纠缠错结，即便几百年后，也还是让人惊异不止。 大明走到末路上了。天下虽尚未乱，朝中先乱起来了。乱局中，就该有枭雄出世。可是这枭雄本人，此刻还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日后注定要搅乱大明朝的魏忠贤，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泰昌帝即位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爌这样的“正人”新入阁，内廷是老成持重的王安主持大局，朝政还算是清明，不容魏忠贤有更多的幻想余地。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再干上伙食长，与皇家的人走得近一些，权势大一些，多捞上一点儿，以免晚景凄凉。 泰昌帝的忠仆王安，顺理成章地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他为人虽然低调，但在内廷显然已权倾一时。要想爬，就要拍好这个人。这点儿觉悟，对魏忠贤来说，不用教就会。魏忠贤此刻就专攻王安。王安常年操劳，体弱多病，魏忠贤就殷勤上门，给他送药、送好吃的。 经过多年历练，魏二爷的痞子恶习已经收敛了许多，懂得如何示人以“憨”。一般来说，官不打笑脸人。王安也是常人，脱不了这俗套，分不清这是真效忠还是假惺惺——不到下台他怎么能分得清。于是心一软，把魏忠贤调入东宫典膳局当了头头。 这是给未来的皇帝伺候伙食了，“专督御厨”，再不是当年的冷灶。上到了这个台阶，魏忠贤已经很懂得他应该怎么表现了。 如果他的技巧仅止于送东西、溜须拍马，那么无非也就是个低能的末流野心家。认真考究起来，他这一段的攀爬技巧，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根据朱长祚给他做的总结，这一段，他的手段有三招。 一是狐假虎威。在我国古园林建筑设计上，有一个诀窍叫做“借景”。即园林本身不是很大，但可以借用附近大的背景，以延展其深邃阔大。在政治权术上，其实也有这一套。《玉镜新谭》说，“忠贤日随老内相（指王安）出入禁廷，而忠贤悬牙牌（出入证），衣锦衤散，亦居然一内相也”。这就是政治上的借景——常跟领导在一起走，借领导之光，使自身显得比实际上要高大得多。 二是不可小看群众舆论。魏忠贤为了将来攀得高些，这段时间“先以小忠小廉事人，为入门诡诀。人人咸得其欢心，亦咸为其笼络。”光是领导满意还不成，要人人都说好才稳妥。领导本来看到的只是你的笑脸，再听到群众呼声，就对你更是不疑。 三是，好处切不要自己捞尽。朱长祚说，魏忠贤掌了东宫御厨之后，“每啬于己而丰于人，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悉颂之。”这是想上进的人起码要做到的克己礼让，也是争取群众的基本手法。常见有那急功近利的官迷，总想好处自己全部搂来，闹得人人暗里讪笑、咒骂，自己给自己设下无数陷阱，其实是太不懂辩证法。 这三招，是爬升的基本功。魏忠贤进宫后为潮流所迫，也学了点儿文化。在内书堂跟着讲读官沈潅，学了不少道理。运用到实践中，倒也暗合官场三昧。 据说泰昌帝在为太子时，就很欣赏魏忠贤这一套，命他随侍皇孙朱由校。魏忠贤受命后，不以皇孙年龄幼冲而打马虎眼，而是“服劳善事，小心翼翼”。正因如此，由校对他“喜逾诸常侍”，这才有了一段史上罕见的“父子情”。 泰昌帝暴死后，昔日的小皇孙骤登大位。按说，魏忠贤的好运就该来了。他没文化，当不了秉笔太监，但做一名其他监、司、局的首脑，总还是可以吧。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能当个尚膳司的掌印太监，也许是他此时的最高理想。 但实际上，这一变局，对魏忠贤却有极大的不利。原因是，他千思万虑向上爬，却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6移宫案中的幕后高参 在前面提到的“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红丸案”发生时，魏忠贤还是个微末角色，当时在舞台中心的，是沈一贯、叶向高、方从哲这样的当朝首辅。大人物多的是，排一百名下来，也轮不到他。 但是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移宫案”爆发时，原东宫膳食官魏忠贤的名字（当时还叫李进忠），就开始出现在有关史籍上了。虽然仍是小角色，但一度在本案中的作用甚大。 移宫案的主角是李选侍。在泰昌帝死后，为了给自己争权、争名分，她几乎是独自一人与廷臣展开了储君争夺战。这一案的核心，就是李选侍以手中的朱由校为筹码，不肯搬出皇帝住的乾清宫，“偃然以母后自处”（《莲编》），试图以此达到实际上的垂帘听政。 她这么干，显然超越礼法，大明没有这个先例。前朝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果有时很难预料。廷臣怎么能容忍？就纷纷拿了礼法这面旗帜去反对。当然，今天不乏有新一代史家认为这“姑娘”也颇值得同情。因为她不这么干，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远离开权力中心，无异于僵尸。一个只当了一个月皇帝老婆的女人，就要从无限风光堕入长沟冷月之中，其情可悯。争一争好处，也不为怪。 当时廷臣方面，有刘一璟、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等一干死硬的卫道者，勇与谋兼而有之，再加上内廷有王安与之呼应，势力甚为了得。 李选侍当时虽然把储君由校抓在手，可是面临的压力之大，几乎不是她一个妇人能承受的。她除了内廷有几个太监可供驱策之外，无人可给予支持。在几次争夺中，她又只顾耍蛮，屡屡失误，错失了不少良机。看起来好像气势很壮，实际上内心大概惶恐得很。 魏忠贤就是在此时，成为李选侍的重要智囊的。他不仅受命出面奔走，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为选侍指点迷津。他出的招子，往往非常老辣，曾在不利之中为李选侍扳回了几分。 魏忠贤为何要支持李选侍？这个问题，不应绕开不谈。泰昌帝生前，李选侍有所依恃，权势既显赫，政治发展空间也很大。那个时候甘愿为她奔走，可说是利益驱动。可是现在情况已经逆转，新皇帝就要即位，李选侍既不是储君的生母，又不是储君的嫡母（常洛的太子妃早已死了），等于什么名份也没有。仅仅想以先帝遗孀的身份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继续发威，可能性非常小。 她身边的一伙内侍，受她的指使，拼命阻拦廷臣抢回储君，大多是出于习惯。主子一时还没倒，权力幻觉仍在，再加上太监集团天然对外廷的敌视，大伙还想不到那么多，都在死力捍卫李选侍。 可是魏忠贤不同，他是能够看得清大局的，知道外廷不好对付，也知道李选侍是在做困兽之斗。他之不退缩，又是他性格中的“胆气”使然——看到一个女人可怜而出手相助。 这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的人物。当然，也不能说他很有原则，比如，他忠心耿耿伺候了王才人多时，王才人无端被李选侍殴毙，他似乎并无义愤，转而投入李选侍名下。对比之下，王安就很不同。王安正是因为此事，而对李选侍恨之入骨，遂支持廷臣坚决阻遏李选侍的图谋。 可是他有时又能流露出若干同情心，很难用利益去解释。过去他对小皇孙、对王才人，现在他对焦头烂额的李选侍，都是如此。史家在评价他的时候，一般都强调他勾结某人、进窥中枢，而对他同情弱者这一面，因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所以往往不提。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在移宫案中出的几次镜头。 泰昌元年（明熹宗即位后，把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的几个月改年号为泰昌元年，以纪念短命父皇。即1620年）九月初一凌晨，泰昌帝崩。李选侍揽权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通政使司（皇帝秘书处）将每日奏章先交她阅过，再交嗣君看，这实际已经是在垂帘听政了。这个要求，就是让魏忠贤出来传的话（许熙重《宪章外史汇编》）。此后尽管由校很快就被廷臣们抢走了，但这个程序却一直被执行着，直到李选侍被迫搬家为止。 初一早上，大臣们闻知噩耗，兵科给事中杨涟便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商议：“天子宁可托妇人？”建议在进乾清宫哭临（瞻仰遗容）的时候，把嗣君抢过来。众大臣认为可行，于是在杨涟带领下，突破了由宦官持梃组成的防线，闯入宫中，但是却找不到如今身份已是皇长子的朱由校。原来，是李选侍把小家伙藏在了暖阁里。 首辅方从哲不是个坚定的人，他提议，可以等李选侍主动移宫以后再说。 杨涟却毫不通融，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选侍无僭居乾清之理！”（《先拨志始》）杨涟此前曾上疏抨击万历的遗孀郑贵妃，很为泰昌帝看重，将他列为了顾命诸臣之一。因此在朝中威望极高，在权力出现真空的这几天，他的意见往往能左右大局。 随后，杨涟便叫人把魏忠贤传到殿上，严厉斥责，跟他讲清了藏匿新天子的罪过。 在王安的说服下，李选侍同意让由校出来见群臣，履行一个拥戴新天子的手续。可是，她刚一松手，就反悔了，急忙又拉住由校的衣襟不放。王安哪里容得她变卦，抢过由校就跑。出了暖阁，群臣一见新天子终于露面，立刻伏地山呼“万岁”。而后，由王安开路，刘一璟抓住由校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抓住右手，把小家伙扶上了御辇。慌忙中等不及轿夫了，就由大臣们自己抬起轿子就跑，直奔文华殿。 这一路，堪称惊心之途！不断有宦官从乾清宫里追出来，有的大喊：“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主子年纪小怕外人啊）！”有的上去就拉住由校的衣服。这里面。出力最甚的就是魏忠贤。 可以想见当时各方的狼狈。由校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见到如此多的大臣和宦官在身边呼喝奔跑，他亦是惊讶不止，面露惧色。杨涟见不是事，连忙喝斥魏忠贤等：“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 一直追到文华殿前，此处有听命于廷臣的锦衣卫戒备森严，宦官们才怅然而归。那时候的小由校脑子还清醒，分得出好坏，对王安说：“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伴我！”——他只相信大胡子阁臣刘一璟。 这次抢天子事件，是魏忠贤在史籍中露面的重要一幕。 抢人失败，也许是天意。就在李选侍绝望之时，魏忠贤又给她连出了几个主意。 九月初一这天上午，群臣把由校抢回，仓促中册立了东宫。下一步，按杨涟的意见，待九月初九日正式登极。新太子在此期间，暂时安顿在慈庆宫（太子宫）。下午，李选侍又有了一个反手的机会：因泰昌帝要在乾清宫入殓，按礼，太子必须到场。 魏忠贤立刻向李选侍献计：这次一定要把嗣君扣在手中。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是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决策。可惜，李选侍临阵慌乱，竟然又没能控制住太子。 一般人认为，到此，事已不可为。李选侍是无计可施了。可是魏忠贤紧接着又建言：选侍娘娘此时应该占据乾清宫不动。乾清宫是帝权象征，占住了这里，太子即使登了位，也无法行使帝权，他只有乖乖回来。 李选侍认为此计甚好，立刻采纳。她还派宫眷王春花等去慈庆宫，监视由校，不许王才人的旧日下属与由校接近。这个举措，就是要给由校造成一个印象：现在，我就是你的妈，还是回来吧。 可是，朱由校对李选侍没有好感，此刻他又是在王安监护下，因此回去是不可能的。两边就这么僵住。 李选侍赖在了乾清宫不走，这成了个严重事件。实际上严格来说，“移宫案”就是因这个事而引发和命名的。明史上之所以有这个移宫案，始作踊者，乃魏忠贤也。 到了九月初二，群臣怕夜长梦多，周嘉谟、杨涟、还有更为激进的御史左光斗等纷纷具疏，要求撵走李选侍。其中以左光斗的言辞最为激烈，其疏云：“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明史·左光斗传》） 何为“武氏之祸”？就是武则天当国、改了天下的名号。左光斗这是把事情的危害说到了极致，顿时引起朝野震惊！ 李选侍看见这个奏疏，大怒，尤其厌恶疏中的“武氏”之语。魏忠贤立即建议，派人宣召左光斗入宫，让他说清楚。暗地里，准备就在乾清宫把左光斗害死，以儆外廷。 可是这时候李选侍根本召不动左光斗。魏忠贤便又支招，建议李选侍以“母子同宫”为由，不断派人去慈庆宫好言好语，务求把太子哄回来。魏忠贤也为此亲自跑了几趟。 王安知道这个企图后，大为气愤，向外廷通报了这一情况。杨涟最怕这时候出岔子，便连日穷思竭虑，在紫禁城内外奔走，挡住李选侍派往太子那里的说客。 两边在角力，太子由校则稳坐在慈庆宫。他听说左大人有一疏，便很感兴趣，派人去取了来。阅后，觉得很不错，就下令叫李选侍“速择日移宫”。——李选侍气极，不但自己的号令不行，反倒要听昔日的被监护人发号施令了。 这天，在宫门外，杨涟恰好遇见魏忠贤，便问：“移宫何日？” 魏忠贤摆手道：“莫说，李娘娘太恼，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说’呢！” 杨涟为了吓住这个狡诈且愚的人，便故作惊诧：“误矣，幸亏遇到我。常言道：‘吃饭莫忤大头。’选侍要是好好移宫的话，将来封号仍在。且嗣皇已经成年了，他就算是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们这些当下属的，就不怕吗？”（《三朝野纪》） 魏忠贤那几日，也是在极度亢奋中，但听了杨涟的这警告，心中有所震动，默然而退。 ——据说，他自此冷静下来，决定放弃对李选侍的支持，另谋他途。 角斗也马上就会有结果了。太子由校在周嘉谟的奏疏上明确批道，九月六日登极。 此后的几天，对李选侍来说，形势急转直下。 李选侍当时应对的策略有二，一是放出风说，杨涟、左光斗都将被逮捕。这原本不过是恐吓，但反而激怒了廷臣一方。二是制造延缓移宫的舆论，寄希望于首辅方从哲能从中援手。可是方从哲是个老猾官僚，哪里肯背这个恶名？他迫于舆情，反而表态支持移宫。 到初五日，群臣见李选侍仍未有挪窝的意思，而明日就是登极之日，届时新皇帝如果入住乾清宫，就会重回魔掌；如果不进乾清宫，那又成何体统？ 这日一早，杨涟与众大臣齐集在慈庆宫外商量对策。杨涟态度强硬，力主天子不可回避一个宫人，他说：“即使两宫圣母在，夫死亦应从子。选侍是何人？敢藐视天子如此！” 当时，从乾清宫过来探听消息的宦官穿梭不止，都纷纷为选侍说情：“为何不念先皇旧宠？如此逼迫？” 杨涟被这些家伙激怒，高声斥道：“你辈岂是吃李家饭的么？能杀我则罢，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明史·杨涟传》） 大臣刘一璟、周嘉谟也当场力挺杨涟。众人随杨涟一起闯入宫中，词色俱厉，高呼“移宫”，喊声响彻大内！连深宫中的太子由校也被惊动了。 这就是著名的“闯宫”事件，实际是廷臣忍无可忍之下的一次示威。面对群臣情绪的爆发，李选侍惶恐不已，计无所出。王安随后又进入乾清宫，对李选侍进行了一番恐吓。 据说，魏忠贤在前几天，就已劝告李选侍还是走了为好。李选侍陷入困境后，她身边的宦官都忿忿不平，却拿不出个主意来，惟有魏忠贤沉着如常。他一方面指责刘一璟、杨涟吃着皇家的俸禄，却辜负皇恩；另一方面，劝李选侍若迫不得已要移宫的话，须将宫内宝物一同移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先帝喜爱之物，现在则天经地义归选侍所有。 魏忠贤还说，为避外廷耳目，移宝必须秘密进行，且需要一段时间一点点来。对外可称移宫需要做准备，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李选侍同意了这一建议，将此事委托给魏忠贤去办。同时命她的心腹刘朝、田诏、王永福、刘逊、卢国相、姚进忠等从旁协助。 魏忠贤这一招，并不完全是为李选侍打算。他看准了移宫是势所必然，死抗是毫无意义的。若能说动李选侍移走宫中珍宝，那么他便可从中大大捞一笔。小人要想捞好处，总会鼓动上级“干事”，不干事，也就没有捞财的机会。 李选侍志大才疏，左右又无真正的干才，魏忠贤一撤步，她就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初五这天，在内外夹攻之下，这个倔强女人牙一咬，认输了，不等內侍帮忙，就赌气似地自己抱了女儿皇八妹，一面流泪，一面徒步走到哕鸾宫去了（宫妃的养老处）。 “移宫案”大幕就此拉下，然而，仍有余波未尽。前几日魏忠贤策划和指挥的深夜盗宝，因行动不密，被宫中警卫发觉，惹了大麻烦。 据说，魏忠贤和李选侍的心腹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见李选侍仓促移宫，便树倒猢狲散、谁也顾不得主子了，把李选侍的首饰衣服劫掠一空，又趁机盗窃内府财宝。有人因为太贪心了，衣服里装得太多，路过乾清门时一个跟斗绊倒，被门卫发现。可巧，在这批人里，还有一个叫“李进忠”的，与当时的魏忠贤同名。 这是移宫案中的一个附案——“诸阉盗宝案”。 新即位的朱由校得报大怒，吩咐王安追究，最后是将一干人都抓起来交到法司去了。惟独魏忠贤脱逃，他见势不好，躲到了小哥们儿魏朝那里。 抓起来的那一批人，在法司里使了钱，倒还没受太大苦，他们异口同声说魏忠贤是主谋。据此，首辅方从哲等人上奏，要求将魏忠贤正法。 大祸临头了，如何走得脱？站错队的苦果，难咽啊！我们且看他怎么办？ 魏忠贤先是痛哭流涕，表示追悔莫及，求魏朝哥们儿赶紧到王安那里说情。 魏朝此时还识不破他这“哥哥”的阴险嘴脸，立马行动。亏得魏朝在宫里资历长，脑袋还灵活，编了一套瞎话，说参与盗宝的是李选侍名下的另一个“李进忠”，不是此“李进忠”。王安本就生性疏阔，视魏朝为心腹，这话也就把他蒙过去了。加之前一段时间魏忠贤常给王安送人参，好印象还没消失，王安也就高抬了一次手。 魏忠贤就是这样，躲过了一劫。但饶是如此，他的情况也很不妙。 他在移宫案中的死硬态度，给新皇帝朱由校和廷臣都留下极恶劣的印象。他在“盗宝案”中的罪责，也随时可能被重新提起。 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由校如期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是为熹宗。后人又称他天启皇帝。这位新皇帝堂而皇之回到乾清宫后，“宫禁肃然，内外宁谧”，乱象一扫而空。政局清明，这对魏忠贤来说，本来就不是好事。而这位天启帝，也没忘了几天前蹦得很欢的魏忠贤，在上谕里起码有三次提到这个“李进忠”。分别提到了：他为李选侍传话说奏章要选侍看过才给嗣君看，先帝宾天日受选侍之命“牵朕衣”，以及最要命的“盗库首犯”一事。 更何况，在朝中还有一批日后被魏忠贤称为“东林党”的直臣，各个占据要津。 这么看来，魏忠贤的上进之路，等于完全堵死了。移宫案，是魏忠贤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不过，这一脚，登上的却是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啊！ 7一个女人送他上青云 魏忠贤这一年已经52岁，叫他“老魏”，一点儿也不夸张。一个人到这岁数，如果尚无像样的功名，已基本歇菜。况且他是得罪了新上任的皇上，有上谕点名痛责，要求“以正国法”的（《明光宗实录》）。 但是魏忠贤并不沮丧。刘若愚说他为人“啖嬉笑喜”，又说他“担当能断”。朱长祚说他年轻时狂饮滥赌，“唯闻其叫啸狂跃之声，罕见其悲愁戚郁之态”。看来这个人什么毛病都有，就是没有抑郁症。 转眼来到第二年，为天启元年（1621）。从这一年起，明朝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整整7年。连魏忠贤自己也绝不可能想到，这个时代，在后世史家的笔下，竟然要以“魏忠贤时代”来命名了！ 转机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这里谈什么历史的“偶然”“必然”“规律性”等等，全是多此一举。我觉得，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按理智行动，可是在魏忠贤的面前，出现的却是《西游记》似的魔幻现象——河水退去，大道通天。这，就是他的运气，好得不可理喻。 帮助他力挽狂澜的，是一个女人。 《明史》里面有一篇《五行志》，是专记灾异、妖孽的。其中“妖诗”一栏收了这样一段话：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注：“委”“鬼”拼到一志，就是个“魏”字。）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这就引出了魏忠贤政治生涯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位女人——客氏。据高阳先生考证，“客”这个姓名极为罕见，虽然《姓苑》里收有，但历史上绝想不出有过什么名人姓客。高阳先生还很老实地说，上述一条中，“茄”怎么能转音为“客”，他弄不懂，只能照抄《明史》（见《明朝的皇帝》）。 其实是，当时京师一带的北方人，习惯上把某些读“客”音的字，读成“怯”。“客氏”在当时的读法，很可能就是“怯氏”。此例在近世也有，比方陈寅恪先生的大名，究竟如何读，至今还有争论。 这个客氏，原名叫客印月。她的身份和职业，从年轻时到死都是奶妈。但这个奶妈，是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的第一奶妈，这么说的根据，我们要在后面讲。 她是天启皇帝小时候的奶妈。不知为什么，天启帝一直叫她“客巴巴”，于是她同时也以此名传世。这个客奶妈，是北直隶保定府定兴县老百姓侯二之妻，生有一子叫侯兴国。据史书记载，她是18岁那年被选入宫的，给朱由校当奶妈。但有今人考证，她入宫时的实际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 明代皇城的东安门外，设有“礼仪房”，老百姓俗称“奶子府”，归司礼监管。常年养着40名奶妈以备皇家用，另有80名注册奶妈，随叫随到。 这个客氏当上朱由校的奶妈，据说很有传奇性。几十名奶妈，小由校在刚出生时谁也不认，喂不了奶。太监们急了，全城去寻，抓着哺乳期的妇女就行。这样把客氏大海捞针一般捞了出来。尽管没当过奶妈，但小由校就认她，于是顺利入宫。 她入宫两年后，丈夫死了。这个女人，《明鉴》上说她“性淫而很（狠）”，《稗说》上也说她“丰于肌体，性淫”。根据是什么？就是客氏在宫中值勤，偶尔也回家，说是照料孩子，实是与人偷情。 不大正常的是朱由校。按照宫规，皇子六七岁，保姆就要出宫，可是由校大了以后，还离不开客氏。即位当了皇帝，还是一样，甚至一天不见都不行。估计是亲妈死得早，他这也是移情代偿现象。 客氏是伺候由校生活的，魏忠贤曾经两度伺候由校的伙食，这样的一条线，把魏、客两人牵在了一起。一个“代父”，一个“代母”，再加一个妈死了爹不照顾的小孩子。三个人，构成了晚明史上一个非常诡异的“百慕大三角”。 好戏，或者说悲剧，就从这里开始。 就是这个客氏，不仅为魏忠贤解脱了困境，还把他抬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超级奶妈究竟有多牛？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天启帝即位刚半个月，就以“保护圣躬”有功为由，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并荫封她的儿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又命户部选20亩好地作为客氏的护坟香火田。言官中对此颇有不同意的，御史王心一上疏，抗言此举“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明通鉴》）。天启帝竟一连发下几道谕旨，说明缘由，对客氏评价道：“亘古今拥祜之勋，有谁足与比者？”（《玉镜新谭》） 有了这样高得吓人的基调，客氏这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大嫂所享受到的一切，可说是“俨如嫔妃之礼”，而且还要过之。 这年冬，客氏移居乾清宫西二所，天启帝亲自到场祝贺乔迁。皇上入座饮宴，钟鼓司领头的太监亲自扮妆演戏。皇上喝得高兴，又下令，从此客氏在宫中出入可以坐小轿，专门拨给数名内侍抬轿，一切礼仪形同嫔妃，就差一顶青纱伞盖而已。 第二年，客氏又奉旨搬到咸安宫住，阵势就更大了。天启帝赐给她内侍崔禄、许国宁等数十人，还有带衔的宫人10多人。再加上跑来“投托”自愿服务的，光伺候她的下人就有好几百名。在住的地方，夏天要搭起大凉棚防暑，皇帝赐冰不绝；冬天烧大火炕取暖，贮存了木炭无数。 每逢客氏生日，皇帝必到场祝贺，连带着赏赐无计其数。客氏那里所用的钱粮，各衙门感觉比皇帝那里催得都紧。皇帝的饭伙，是客氏亲自主持打理，名曰“老太家宴”。每日三餐皇帝吃完了，撤下的御宴全部赏给客氏。于是一天三遍，宫道上端盘子的内侍往来不绝。 刘若愚后来谈及此事，不禁感叹：“夫以乳媼，俨然住宫。”奶妈也能住上一座宫殿，其骄奢僭越可想而知。 刘若愚做过秉笔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见过大世面。他尚且感叹如此，可见客氏这位劳动大嫂所享到的荣宠，“中宫皇贵妃迥不及也”（《明史纪事本末》）。 那么，这位客氏究竟有什么能耐，能受到天启帝这么照顾呢？ 要说客氏的发迹，以至后来的干乱朝政，是出于多大的政治企图，在史籍上找不到什么根据。这位劳动妇女奇特的一生，既是皇帝权专制所造成，我以为也是皇家特有的人情在起作用。客氏一生的某些行为，倒还真是富于劳动人民的淳厚特点，到后来，不过是她充分使用了她所能得到的特权而已——富贵之下，有几人能清醒如常？难啊！ 她入宫伺候朱由校的时候，由校这里还是一处相当冷清地方，亲生母亲受窝囊气，父亲朝不保夕。太监们只当这冷灶烧不烧也没什么意义了。客印月女士倒还不势利眼，只要是奶妈该尽的义务，她都一丝不苟。 孩子就是孩子，吃了一口奶，就有亲情的血脉在。 大明的皇宫里有规矩，皇子皇孙满百日后，头发要剃光，到10多岁时才开始留发。宫里的“篦子房”就是专管这类事的。客氏对由校显然是有感情，从由校小时候起，就将他的胎发、疮痂，还有历年的剃发、落齿、指甲，都收集起来，包好，珍藏在小匣子里。 朱由校断奶以后，她干的活儿，实际上就是保姆。直到由校当了皇帝，客氏风光十足地住进了咸安宫，她也没变。天不亮就赶到乾清宫内，等候皇上睡醒。皇上一醒了，就赶紧伺候洗漱更衣。一忙一整天，直到夜里头更时分，才回去休息，天天如此。 这样快20年下来，她和天启帝情同母子，当然不奇怪。我们读过艾青先生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对此，大都没有什么异议，有人甚至很感动。那么客氏，不过就是明朝最尊贵的一位“大堰河”罢了。人虽恶，她与由校亲情深厚这一点，却不能否认。 客氏受到了天大的恩宠，就有点儿跋扈。知名的大太监孙暹、王朝辅、刘应坤、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一干人等，每天见到她，必叩头问好，行子侄礼。 她的私宅在正义街西、席市街北，据说今天北京的丰盛胡同，旧名为“奉圣”，就是因她而得名。她每次归家，一路都要警戒，百姓们望之惊疑。路人如有闪避不及，立遭棍棒暴打。回到家中，所有的下人都要依次叩头，口呼：“老祖太太千岁！”喧声响彻云霄。 客氏还常常“自居于皇上八母之一”。哪八母？泰昌帝皇后郭氏一；天启帝生母王才人二；泰昌帝还有个刘淑女，是崇桢皇帝的母亲，后来封了太后，为三；有两个李选侍（即东李、西李）为四、五；一个赵选侍，为六；还有一个姓名不详的“旧贵人”，为七；轮到客氏本人，就是当然的“八母”了。 如此作威作福，可见这位劳动妇女已完全变质了。朝臣对此多有不满，接连上疏，“请出客氏”，要把她撵出宫去。 由于舆论太大，天启元年九月，皇上只得让客氏搬回家去。结果，人走当天，天启帝就受不了啦，传谕内阁：“客氏……今日出宫，（朕）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甚至“思念流涕”（《国榷》《明史》）。 这样子哪成？连公都办不下去了。结果，没几天，又把客氏召回。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御史马鸣起等数人，先后上疏谏阻，都被贬官或罚俸。 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客氏如此出而再入，受宠过甚，“有不忍言者”。也就是，大伙有不好说出口的话。 什么话，不好说出口？ 几个人的奏疏，都提到“道路流传，讹言不一”，或者“狎溺无纪”，“内外防闲尽废”。这说的，其实都是男女暧昧问题。“防闲”，即男女之大防也。 《明季北略》上也说，客氏“年三十，妖艳，熹宗惑之”。 这就是说，是客氏给天启帝上了最初的性启蒙课，而且似乎后来也一直不大正常，否则，天启帝登极后，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男孩了，怎会一日不见客氏，就丧魂落魄？这类传言，已经流入民间，所以才引起臣子的忧虑和愤怒。 从客氏的表现来看，也能看出不对头。 天启元年四月，皇帝大婚，娶了河南祥符县（今开封）生员张国纪之女，是为张皇后。张皇后是个好女人，文静端庄，知书达礼，天启帝对她很满意。这与客氏本无关系，但这老奶妈居然醋意大发，对张皇后百般刁难，连吃饭用的盆碗瓢勺都不配给。又对天启帝嗔怒道：“有了新人忘旧人！”天启帝只得给她厚赏安慰（《明季北略》）。 史籍上一般都说，客氏比天启帝大18岁，但从后来崇祯皇帝钦定的文件里所记载的年龄倒推，她应该比天启大25岁。也就是说，当年这女人已经是42岁了，如何还能与天启帝保持姐弟恋，而且把天启帝“惑”成那样，很不可思议。 在明代，没有人敢把这个话说破。臣子的奏疏只是露骨地旁敲侧击，天启帝也不是看不出，但他发了火、惩治了上疏的人，也就完了。因此，这是一段说不清的绯闻。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就明白了：客氏对天启帝来说，有点儿“亦母亦情人”的关系，很有现代派色彩。这不大容易被人理解，但存在可能就是合理的。由于这层关系，她能够在相当大的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天启帝。 邪恶者永远与邪恶者为友，就是再跨越千年也是这样。客氏这颗灾星，正是魏忠贤翻身求发达的一颗福星。 一般人写明史，写到魏忠贤，都是从他这个时候写起。说他勾结客氏，开始有预谋地登上舞台。 两人很相投，关系开始密切。魏忠贤“站错了队”以后，本来是政治上基本玩完，但是客氏这只“看不见的手”，狠狠地拉了他一把。 魏忠贤是当年九月初五在李选侍贼船上栽的跟斗，差点没呛死。谁也想不到，到九月二十一日，才过半个月，就在天启帝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的同一道诏书上，赫然有“魏进忠”的大名，明明白白地写着“赐太监魏进忠世荫”。诏书说，因他侍卫有功，荫封其兄魏钊（即那个留在老家的魏青蚂螂）为锦衣卫千户。 几天前还是“盗库首犯”的李进忠，现在则是“侍卫有功”的魏进忠了！ 这令人目瞪口呆的转折还没完。三个月后，到年末，魏忠贤居然晋升司礼监秉笔太监，正式进入内廷高层！ 明朝的秉笔太监，权重如山，他们是替皇帝批文件的。大臣有奏疏上来，提建议或者汇报情况，要先由内阁首辅替皇帝拟个意见（票拟），然后由秉笔太监按皇帝的意思，用红笔对票拟进行批示（批红）。有时候，这个“批红”究竟是皇帝的意思，还是秉笔太监的意思，就谁也搞不清了。 一场荒诞剧就这样开幕了。 在帝国的政治格局中，一颗52岁的新星冉冉升起！勿庸置疑，魏忠贤这颗出人意料的卫星，就是客氏给放出来的。除了她谁也办不到。 那么，客氏为什么要帮他这么大的忙？ 8太监在宫中也有女朋友 客氏之所以要力挺魏忠贤，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俩是“两口子”，伴侣关系。在古代宫廷中，太监和宫女长期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生理和心理不免失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流行一种“对食”关系。从字面上看，是男女合伙吃饭的意思，实际就是临时夫妻。两人虽不能真的“行周公之礼”，但意思意思也聊胜于无。 早在汉代，宫里的这种男女互助关系就叫“对食”，到明代，因宫女常为一个固定的宦官热菜热饭，所以又称女方为“菜户”，也就是“临时老婆”的意思。单身男浆洗做饭有困难，单身女挑水劈柴乏力气，互相一补充，就协调了，有助于稳定宫内的服务人员队伍。万历皇帝原本最恨宫中男女配对儿，曾禁止过此类不伦关系，但人之基本需求，哪里禁得住？于是后来他也就不管了。 这个客氏，原先是“小魏”——乾清宫管事兼兵杖局掌印太监魏朝的“菜户”。魏朝是最早伺候并保护由校的太监，是真正的侍卫有功。由校对魏朝很信任，刚一即位，就给他安排了这两项要职。他和客氏，都是由校的旧人，年纪又相当，可说是很班配的一对儿。 这样论起来，客氏还是“大魏”魏忠贤的弟妹。可是三来两去，魏忠贤也瞧上了客氏。魏朝升了官以后，忙昏了头，魏忠贤便趁虚而入。如《甲申朝事小记》所说，这两个魏“共私客氏”。不过魏朝一开始并不知情，头上“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儿”。宫中的其他人却知道底细，都等着看笑话。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魏朝就是再迟钝，也有所察觉。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曾经出大力气救下来的这个“魏哥”，原来是个白眼狼！魏朝气不过，便去责骂客氏。可哪里知道，客氏却更看好魏忠贤，当场就与魏朝掰了脸，两人高声对骂。 事情公开化了，魏忠贤要有个态度才行。此时的客氏，正是如日中天，魏忠贤掂了掂分量，便一脚蹬了利用价值相对较低的老弟，公开跟客氏结成了对食。 魏朝当然耿耿于怀。就在天启帝即位后几个月，某日晚，时近丙夜（半夜零点），魏忠贤和客氏在乾清宫西阁亲热嬉闹。恰巧魏朝路过，听到里面的浪笑，不禁气血上涌——他一脚踹开门，揪住了魏忠贤，抡拳就打。 二人你来我往一场恶斗。那魏忠贤年纪虽大，但年轻时骑马射箭都练过，身手要敏捷得多，几拳就把魏朝打了个乌眼青。 魏朝见势不好，一把拽过客氏就跑，魏忠贤跟在后面撵。两人“醉骂相嚷”，一直打到乾清宫外，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帝。此外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等，也都被惊醒。 什么人这么大胆？天启帝穿衣起来，到了殿内，卢受等八名太监侍立两侧，二魏“并跪御前听处分”。几个太监知情，就对天启帝说：“愤争由客氏起也。” 天启帝一听就明白了，他不但一点儿没生气，没准儿还在心里乐，态度和蔼地对客氏说：“客奶，只说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酌中志》） 有皇帝愿意做裁判，客氏就大胆地表示了她的选择。她早就厌恶魏朝的“佻而疏”，喜欢魏忠贤的“憨而壮”。有了这一表态，天启当场就点了鸳鸯谱，让魏忠贤今后专管客氏之事。名义上是让魏忠贤负责有关客氏的事务，实际是皇帝给他们俩做了大媒。 魏朝一看自己要彻底出局，心如刀搅，连忙哀求客氏不要太绝情。 王安在一旁看不下去，怒其不争，狠很打了魏朝几个耳光，勒令他去兵杖局养病，从此调离乾清宫。 谁也想不到，这件宫里太监的“家务事”，对明末的政局、对当事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历史有一扇诡异的门，就在此刻悄然敞开了。巨奸大蠹，从此得以登堂入室。几个在场的太监各自回去后，也许心里只是好笑。不过，巨变就从这一夜开始了！ 此后客魏两人亲密来往，再无避忌。天启帝对这二人也日益宠信，把宫中的一切庶务，都交给二人打理，“惟客、魏之言是听”（《酌中志》）。内廷的控制权，于无形之中渐渐易手。 至于客氏究竟看中了魏忠贤身上什么好处？对此，后人的猜测颇多。 我相信客氏首先还是更喜欢魏二爷的性格。客氏是不大守妇道，但她的所谓性要求，也可以向别人来索取，那个时候已经无人能够约束她了。她之所以选择与魏忠贤“一帮一”，是从全面来考虑的。 在有关的史籍上，都特别强调了魏忠贤与魏朝性格上的不同。《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是小魏“狷薄”、大魏“憨猛”。这也许可以看出一点性功能的差异来，但主要说的还是处世之道。 而魏忠贤在入宫前，已有相当丰富的阅历，这与从小长于深宫的宦官相比，是一大优势。且入宫20年后，宫里面的事情也精通了。他能示人以“憨”，就说明这家伙处世的功夫已很不得了了。 从更深层一点儿来分析，客氏此时已从默默无闻的冷宫保姆，一跃而为皇帝的“代理母亲”，她自然会从长远考虑，要选一个最合适的伙伴帮她统辖内廷，作为她维持皇帝隆宠的保障。 客氏一个女流，地位即便再高，也不可能亲任司礼监首脑。因此她选中魏忠贤，等于是选了一个代理人。当然。两人后来的利益高度吻合，无所谓代理不代理了，几乎成为一体。 客氏其实并不是个政治人物，她所做的，无非是想“固宠”。但这女人为此所采取的手段，直接改写了明朝末期的政治史。 客、魏结成合法的“伉俪”之后，气焰顿张，他俩和天启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 两个男人都与客氏有特殊关系，但互相并不吃醋。反而是客氏要吃皇帝的醋，她对皇后和几个妃子都很不好。平常皇帝驾幸哪一宫，要由客氏来安排。在嫔妃当中，只有听客氏话的，才能和皇帝睡觉，反之就要受冷遇。 天启帝信任两人是为了图省事，从此“端拱于上”，像木偶一样不大问事了。客、魏则是开始有计划地清除“地雷”，要把内廷变成自己的家。 那时候王安在内廷是有很大控制权的，但因为多病，不能常见到皇上。本来魏朝在乾清宫管事，是他的一个最好的耳目和看门人。可惜因为风流事，王安把魏朝贬走，等于把门户大开。客、魏趁机控制了乾清宫事务，同时也就控制住了皇上。 天启帝上台之初的内廷局面，原本还是很清明的，有一条很坚固的“防线”。由于魏朝的不慎和王安处置的失当，这防线给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客、魏两人此后的配合很默契，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有事要出宫，必有另一人在宫中值班，岗位一天都不留空白。等到魏忠贤成了秉笔太监，他就可以“矫诏”了，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图作为“圣旨”，等于当了半个皇上。 这个态势，对王安和正直的朝臣来说，已相当危险。 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魏忠贤对曾经的恩人、现今落败的情敌魏朝哥们儿下狠手了。这是客魏联盟出手拔掉的第一个钉子。 他矫诏，将魏朝发配到凤阳守皇陵，把他赶出了京师。魏朝行至途中，知道前途不妙，便逃走了，窜入蓟北山中的寺庙里。后来被当地差役抓住，在魏忠贤授意下，就在献县看守所把他缢杀了——活活给勒死。 这个魏朝，死得太冤。自己引狼入室，赔了夫人又赔了命。三个月前李选侍垮台时，他要是不管魏忠贤的鸟事，最后被勒死的恐怕就是魏忠贤了！ 当年魏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刘若愚，后来忆及魏朝之死，也不能释怀。他认为魏朝对天启帝幼年时的呵护，居功至伟，处理二魏纠纷时，魏朝的地位还远在魏忠贤之上。天启帝何至于糊涂、或者忘恩到如此地步！ 天启帝的“昏”，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凡护卫有功的，任其败死。而对于魏忠贤，“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是“天亡之兆”；天启帝纯粹是朱家的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明史讲义》）。 魏朝败死，这只是倒下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竟然是天启帝即位后，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 说起王安，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泰昌帝一即位，马上就升他为秉笔太监，深受信任。在移宫案发生时，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护卫天启帝有功。 客、魏二人早年伺候皇孙朱由校时，从东宫系统上来说，就已算是王安的下属了。两人在勾结之初，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于是商定，一定要拍好王安。 那时候，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每次见王安，必撩衣叩头。王安不叫不到，不问不答，极为恭顺。 王安是个正直的人，但就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奉承，不识人。魏忠贤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而起实质作用的，都是王安。尤其是在“盗宝案”的处理中，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 这样一位“恩公”，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 那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权势陡增，已经能与王安相抗衡，他们再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的荫凉了。相反，王安由于太正直，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客、魏这种小人，本能地意识到：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有王安在，就不大可能。 偏巧在这时，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就奏报天启帝，要求严惩这个无赖。恰在此时，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接连上疏，要求逐客氏出宫。天启帝被逼不过，表现了最后的一点清醒，答应在先帝大葬礼之后就让客氏出宫，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问。 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鞫问，就是审问，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魏忠贤在得势后，本性已露，王安应该有所警觉。可惜，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盘问一番后，令其改过自新，就把这家伙给放了。 总之，这事确实令人扼腕。王安又放了魏忠贤一马（人参之作用，大矣），魏忠贤却不领情，反而与王安“结怨”。王安就是从这时起，成了客、魏必欲除去的第二颗钉子。 只能叹世上好人难做！ 王安是个宁静的人，深居简出，嗜书如命。他还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9内廷官场的一棵老树被他挖倒 据说，在此之前的50年前，那还是隆万年间，京师街头就流行一句“八千女鬼乱京畿”的谶语。这一令人惊悚的预言，在天启元年（1621），变成了压在人们头顶的漫天阴云。 事情开始变得险恶起来。 这年的五月，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被罢，天启帝下诏让王安接替。这个任命，应说是相当明智的一招。王安本人淡于名利，泰昌帝即位后，所有以前因伺候了常洛而有点儿政治资本的内侍，都在营求美差，而王安只以秉笔太监兼掌了巾帽局的事务，名义上并不是太监里的一把手。泰昌帝体谅王安多病，准他可以不必在御前伺候，凡是秉笔太监该看的文件，都由专人送给他看。 王安的身体现在坏到了什么程度？很严重。他出门行走无力，需要有人搀扶。说话也有气无力，十步以外人家就听不清。天启帝的任命诏书下达时，他正在称病静养，照例上了一道辞谢疏，内有“臣愿领罪不领官”之语。一般的说来，这都是例行公事，等皇上再下一诏敦请，做臣下的才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省得人家说“太热衷”。可是，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候，孔孟之道的这一套虚礼，误了大事！ 司礼监的另一个秉笔太监王体乾，非常想当这个掌印太监，就趁着这个空档，跑去找客氏和魏忠贤。 三个人嘀嘀咕咕，达成了一笔交易。由客、魏出招儿搞掉王安，在司礼监把王体乾“扶正”。但是将来王体乾这个“一把手”，要听秉笔太监魏忠贤的招呼。王体乾权衡一番，同意了。 这个王体乾，也是个利欲之徒。可惜王安也没把他看透，反而把他视为可信赖的朋友。 就这样，密室之内，三个龌龊小人商定了人事大计，要扳倒一棵曾经庇荫过他们的大树。 恩还未断，义就绝了。看来，人心根本不是教化就能教好的。 那时，魏忠贤在内廷势力已渐大，外廷已有个别官员看好他的潜力，开始投靠了。给事中霍维华，就是一个。霍维华按照魏忠贤的意思，上疏弹劾王安心口不一，说王安本心是想得到这个职务的，却为何要假惺惺地推辞？如果真的是病了，又为何有精神头到西山去游玩？ 这本来是无事生非，可是脑子不转筋的天启帝居然就迷糊了。客氏看好时机，就在一旁吹风，说王安也确实是病得不能担大任，就让他歇了算了。 不知天启帝是真不明白官场老规矩呢，还是他体恤王安不易，居然就听了客氏的建议。王安没能等到第二次任命。这掌印太监的帽子，天启帝在考虑，也不妨就给王体乾戴上。 棋路在按照客、魏的布局在走。刚刚移动的这一步，彻底搞垮了大明一座长城。 如果王安不是这样低调，而是高调抢进，抓住这顶帽子不放。那么，天启帝身边，有能够主持正义的张皇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爌、孙如游和即将到京入阁的叶向高等正直大臣，内廷有王安掌控，几股势力足可以把客魏联盟压制住。 可惜，正义占上风只能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才能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王安尽管没有获得最高职务，但他人还在，他还长着眼睛。客氏在考虑这问题时，要更彻底一些。那就是，杀人必须头点地，否则就不要杀。 她向魏忠贤提出，只要王安活着，就终究是个危险人物，必须把他搞死！ 魏忠贤稍好一点儿，毕竟没忘几个月前王安的救命之恩。要老主子的命，这得多狠！他还是犹豫，一时没有什么表示。 但是王体乾却坐不住了，他知道：不干掉王安，这顶帽子就迟迟戴不到自己脑袋上。 什么叫宫廷政治？就是狠心学！谁狠，谁赢。 王体乾已经看准了客、魏内心的微妙区别，就编了一套瞎话去说服客氏，连吓带忽悠，把客氏听得心惊，当下决定：一定要催促魏忠贤早下手！ 在宫中，彩凤门内有一间直房（办公室），客、魏每天在宫中，都要在这里相见。这日，屏去左右宫女后，客氏一脸严肃，说起了王安：“外廷若是有人救他，圣上一回心，你我谁能比得上西李（李选侍）？最终还不是要吃他的算计！”（《酌中志》） 她这样一说，魏忠贤才警觉起来，决意要杀掉王安。 这年七月，趁着有霍维华弹劾王安的奏疏，魏忠贤又发动“盗库诸阉”刘朝、田诏等上疏，为“盗宝”一案辩冤。天启皇帝不管这事。魏中贤便矫诏，革除了王安的大小职务，发配到南海子（现北京南苑）做最低等的“净军”，看守围墙和附近商铺。 王安一走，王体乾果然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朝中有人好做官，这绝对不假！魏忠贤一控制了任免权，马上就提升自己的心腹梁栋、诸栋、史宾、裴升、张文元，统统为秉笔太监。这些人，足够帮他打理宫里所有的事，包括帮他这个文盲“批红”。 王安去南海子后，开始还有一批忠心旧属跟着，能照顾一下他的起居。 可魏忠贤并不是让王安去养老的，他授意南海子提督太监宋晋，找个机会做掉王安。那宋晋是个长者，心地善良，哪里下得了手？魏忠贤见说了几次没动静，就干脆撤了宋晋，把盗宝案中被王安整肃过的刘朝，调到南海子去管事。 这刘朝原是典兵局官，后投到李选侍名下为心腹，在盗宝案中被王安修理得够戗。同案中有几个人运气不好，已经被处死，刘朝、田诏等侥幸脱罪。他们自然是对王安恨之入骨。 小人复仇，那是要挖地三尺的！魏忠贤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刘朝到任后，果然凶恶。他先是遣散了王安的随从，禁止王安和家人联系。三朝老宦，立刻落入十八层地狱之中。 刘朝故意罚王安做苦工，今日遣他去某园劳动，明日遣他去某铺干活，又不给饭吃，就想活活折磨死他。 可怜一代老臣，饥饿难耐。附近村民有看不过去的，偷偷送他一块糕、一张饼，但一旦被监视者发现，就是一顿喝斥。 王安挺不住，偷着拔了篱笆下的萝卜，藏在袖里，晚上拿出来狼吞虎咽。 如此，又是数日不死。 刘朝为了向客、魏表功，等不及了。九月二十四日，授意手下将王安勒死。此外还有两种说法，即放狗咬死和“扑杀”。扑杀，就是用麻袋盛土，活活压死。《玉镜新谭》上说：王安死后身首异地、肉喂狗，真是何其惨毒！ 大树扳倒了，枝枝蔓蔓也一并清除。王安名下的一干太监，惠进皋、曹化淳、王裕民、杨公春等，也受到株连。各个挨了一顿酷刑后，被发配南京鼓楼打更。还有王安手下的管事、文书等一干人，则尽数被害死。 这时候的天启帝究竟知不知道王安的下落呢？据后人分析，天启帝虽然糊涂，但断不能同意将王安贬至南海子。估计他是没工夫过问这位老内臣，就是偶一问起，魏忠贤大概也以“病故”搪塞了过去。 大树倒了，倒得竟无声无息。 王安这一死，魏忠贤眼睛猛地一亮：客巴巴的见识绝非女流，内廷这不是全部摆平了！ 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扬眉吐气的日子到啦！ 魏忠贤是个苦出身，发迹之前没少受折辱。这些老账，今朝全都要清理。那个在他去四川的时候告了他一状的徐贵，被他找了个名目害死。 自此之后，魏忠贤一帆风顺。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他又兼了惜薪司（负责宫中柴炭）、供用库（负责宦官食米）、尚膳监（负责御膳、宫内伙食）的掌印太监。此外还掌管了皇店“宝和店”。 到天启三年（1623）末，魏公公又兼管了东厂，更是气焰万丈。在衙署内挂匾，上书“朝廷心腹”。皇帝更是赐密封章一枚，令其有事上奏可盖此印加密，恩宠无以复加。 在他身边，也很快培植起一批强悍的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皆死心塌地之徒。 魏忠贤虽是个睁眼瞎，但记忆力极好，他掌管国家中枢政务，居然也有独特的一套。文件他看不了，自有王体乾等五人每日替他批答。这伙人一大清早就起来上班，批完奏疏和内阁拟票后，由王、李、石三人轮流念给魏忠贤听。王体乾主要负责讲解。魏忠贤听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再与几个人商议。 等到皇帝早上起来上班，还是那几个人念给皇帝听，凡是需要改动、批驳的，他们早就在奏折上掐了指甲印。念完后，由王体乾提出建议，某处应如何改，某人应如何处分。 天启帝略作考虑，就亲自提笔修改。魏忠贤则根据记忆，对不同的上疏人或褒或贬，添油加醋，以左右皇帝的情绪。 即便如此，魏忠贤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每天晚上夜宴结束后，都要专门到客氏的直房去，两人密商，检查白天各项处理是否妥当。 这么一搞，每天在向皇帝汇报时，王体乾便不假思索，随口能答出“某票可以”“某票应改”，居然也井井有条。 他们创建了一个类似内阁的机制。为了专权，也不怕累，数年如一日绝无疏露。外廷的大臣们对这批阉党发起的任何攻势，都会在这里消解干净。 10摊上个荒唐皇帝是他的至福 魏忠贤的得势，我们看到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了。总结起来，就两条：一是运气好，二是策略对。 策略方面，前面我已经讲到一部分。无论是客魏联盟，还是魏忠贤的那个“宦竖内阁”，在应付政敌方面，谋划都相当严谨。先打哪个，后打哪个，对方的软肋在哪里，一清二楚。出手的步骤也是经过协调的。尤其客氏，虽是女流，但记忆力又超越魏忠贤之上，所出计谋，滴水不漏。 甚至当今有史家认为，魏忠贤在史上留有如此之大的恶名，惟客氏不为人知，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虽然很强大，但整体上失于粗疏，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命的战役。史载王安“器宇严毅，鹤立昂宵”，刘若愚更是高度评价他“读书极博，品极高，守极介，性极为骨鲠，有大臣风”。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罕见的好太监，可是这些优点，并不能保证他的胜利。在政治斗争中，疏忽、超然与过分的宽容，都是他的致命弱点。 移宫案发生后，他与外廷的联系似乎也不十分紧密了，未能形成内外联手的一个遏制机制。结果，身为两代皇帝之辅，却首先被击溃。王安冤死后，尽管有熊廷弼、邹元标、杨涟等人为之泪流不已，但已于事无补。朝中有过一些议论，也被天启帝的一个禁令给压住了：“王安处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牵入。”（《明熹宗实录》） 外廷对一个内侍的援救，固然有一定难度，但王安毕竟是拥立两代皇帝的大功臣，廷臣如果事先有警觉，或在王安被贬后掀起较大舆论，悲剧也可能不至于发生。 运气好也是魏党崛起的一大关键因素，这样说绝不是宿命论。 他们最好的运气，是碰上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儿皇帝。 魏忠贤是看着天启长大的，知道这小家伙是个什么货色。魏忠贤所拿出的“惑主”招数，全都是因人而宜的。 朱由校登极这一年，虚岁才十六，小时候父亲的地位不稳，所以受的教育不足。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对他有过“至愚至昧”的评语（《明清史讲义》）；朱东润先生更是称他为“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陈子龙及其时代》）。两位泰斗的评价影响至深，以至于在当代很多谈论明史的书籍上，都能看到“天启是文盲”的说法。 这当然是苛论。天启虽是大明十七朝皇帝中最不具治国才能的一个，但说他是文盲，还是冤枉了。他受过一定的教育，特别是登极后更是接受了比较良好教育。平时能自己批答奏章、票拟，也能给臣下题扇，这都是有记载的。 不过，他确实没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匆匆忙忙就登了位。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他对政事不大动脑子，比如移宫案发生时，他的是非观还非常清楚，而案件一过，立刻倒行逆施，近乎忘恩，所以后来有人指他为白痴。 其实他和他的前辈有几个皇帝一样，不过是懒得当皇帝而已。他的兴趣，大部分在于玩木匠活儿。《三朝野记》等书里说他“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在这方面，他大概确有异才。刘若愚曾绘声绘色地描述天启自造喷泉机械的场面，说那机械出水时，或如喷珠，或如瀑布，操纵自如。水花能托起核桃大的木球，久而不堕。各样奇巧，“皆出人意表”，魏、客二人就在一旁喝彩赞美。 这个孩子之所以成了个木匠神童，有史家说是因他幼年时孤独，自我封闭，常以观看宫中各殿的建筑过程为乐，慢慢的，就产生了浓厚兴趣。 此外，他还好驰马、好看武戏，完全是个大顽童。 还有祖父辈的贪财好色诸般嗜好，他也一样不少。 摊上这个放着皇帝不愿做的毛孩子，真是魏忠贤的福气。魏党这一伙，很快就制定了一整套对付天启帝的法子，屡试而不爽。 魏忠贤看得明白，天启帝虽说是贵为天子，实质不过就是个孩子。要想取得他的绝对信任，就得哄着他高兴。于是魏忠贤经常陪着天启帝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倡优宴乐，总之就是变着法子玩。天启帝长这么大，恐怕还没这么痛快过呢！人的本性的力量，在无束缚的情况下，恐怕是要远远大于责任心。天启帝一乐，就越来越觉得魏忠贤会办事，连连夸奖他比王安能干多了。 朱由校做了皇帝之后，要什么有什么，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木匠手艺随之也大有长进。后来又学会了一手油漆活儿，就干得更加来劲儿。他在宫里做活，总要脱下龙袍，短衣上阵，甚至光着膀子大干。每逢这时，他就两眼放光，神采异于平常。 在这种“入境”的状态中，天启帝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平时亲近的内侍之外，别人不得窥视。 魏忠贤摸到了规律，就充分加以利用。一到这时，就和王体乾把一些重要奏章拿进去让他看。天启帝不愿被打搅，就说：“你们用心去办，我知道了！”所奏何事，实际上他问也不问。 魏忠贤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许多矫诏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天启年间，外廷大臣与魏忠贤斗，往往有理也斗不赢，原因就是双方的政治资源太不对等了。 皇帝喜好玩乐，魏忠贤就窜掇皇帝玩大的。他建议在宫内开“内操”，也就是在宫中进行军事训练。天启帝点了头，他就在各处招募亲军，据说人数多达万人，统统拉到宫里去练操。举行内操时，不光是抡刀舞棒，还要放炮发石，金鼓震天。承平时期，皇宫居然没有一天安宁，犹如战时。天启帝有个皇二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据说就是让炮声给吓死的。 一到此种场合，魏忠贤顿时神采飞扬，穿着蟒衣玉带，乘坐高头大马，来往于阵前。百名壮士着红衣、佩牙牌，在前头开路，他身后是千骑锦衣禁军簇拥跟随。 凡是遇到天启帝亲自来检阅，魏忠贤都要露一手。他年轻时曾练过骑射，此时功夫仍不减当年。纵马弯弓，箭箭不离靶心。每中一箭，场内都是一片欢声雷动。 这高级游戏确实让天启入了迷。有一次在宫内试放火铳（枪），天启帝也在近处观看。点火后，火药突然在膛内爆炸，持枪者伤了手，血流满地。四面飞迸的铁片差点伤了天启，但他一点儿也不恼，谈笑如常。 魏忠贤是个无赖出身，对付这样的荒唐皇帝真是得心应手。他的所为，已经分了皇帝大部分的权，以至出现人们所称的“并帝”现象，甚至在行政上基本架空了皇帝。且在内廷里也拥有了一支他私人的武装。这种情况，在皇权制度下是极为反常的。任何对权力学稍有一点儿常识的皇帝，都绝不可能容忍。但天启帝至死也不疑心魏忠贤。 ——做恶，也得做得有水平才行啊！ 11皇帝的老婆他们也敢整肃 客、魏二人成了皇帝最亲近的人。可是，从道理上说，再亲也比不过皇帝的老婆吧？两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为了控制天启帝，挡住来自任何一方的攻击，他们对皇帝的老婆也开始下手整肃了。 天启帝对他们的信任，最终超过了对自己大小老婆的信任，这事情说起来不可思议，但这个没心的皇帝居然就能干得出来。 天启元年，皇帝大婚，在选皇后的问题上，客、魏也下了功夫。他们相中的是跟他们关系很铁的一个妃子，叫宸妃。可是选皇后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负责选后的秉笔太监刘克敬、杨舜臣选中的是河南张氏。客、魏当然恼火，多方予以阻挠，但众议却以为可，后终成事实。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也由一名生员得封太康伯，成了一号皇亲。 婚后，天启帝与张皇后倒也有一段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两人性格毕竟相差悬殊。一个持重端庄、淡静知礼，一个是混小子、垮掉的一代。久之，感情也就淡漠了下去。 魏忠贤开“内操”以后，一次天启想拉张皇后一起玩。自己率三百宦官为左阵，旗帜上绘龙；想让张皇后率三百宫女为右阵，旗帜上绘凤。张皇后到校场一看：这不是胡闹么？就借口身体不适，坚决不干。天启顿觉下不了台，尴尬异常。待皇后离去后，只好吩咐挑选一位身材高挑的宫女顶替皇后。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只好挑出几个宫女一起领头。操练了一阵儿，假的毕竟是假的，天启觉得无味，便草草收场。 这类的事多了，天启与皇后之间就日生龃龉，渐渐地没话可说了。 魏忠贤看到帝后之间有裂隙，心生暗喜，越发起劲地拉着天启胡闹，让张皇后一人独自面壁。又派心腹宫女到坤宁宫管事，以窥伺张皇后的一举一动。 张皇后并不是个软弱的人，后人评价她是“严正骨鲠，爱憎稍与众异”，是个很有性格的女子。她对客、魏毫不畏惧。比方，客氏喜欢江南审美趣味，让宫女们都仿江南装束，广袖低髻；张皇后偏就反其道而行之，让坤宁宫宫女全都窄袖高髻，大唱对台戏。 对客、魏二人的诡诈伎俩，张皇后也屡次向天启说起过。但天启哪里听得进，反而嫌耳根不清静，连后宫都不大去了。 一日，天启来到坤宁宫，见桌上置有一本书，就问：“卿读何书？”张皇后朗声答道：“《史记》中赵高传也。”暗指魏忠贤是个有可能让天启亡国破家的贼子。天启听了，默然不语。此事被客、魏二人知道，自是将张皇后恨之入骨。 不仅如此，张皇后还曾派人把客氏唤至坤宁宫当面教训，“欲绳之以法”（《明史》）。 客、魏忍不了这个，决定扳倒张皇后以绝后患——既打击敌手，同时也在后宫立威。 关于如何搞垮皇后，他们俩费了不少脑筋。他们觉得，正面出击，可能把握不大，毕竟中国人讲究的是“疏不间亲”，于是想出一个损招。 他们买通一名死囚、强盗孙止孝，让孙咬定张皇后是自己女儿，而非张国纪亲生（《国榷》）。如果天启信了，那么血统有问题的人，岂能做一国之母？张皇后的下台，也就可以预料了。但是这个谣言虽然有人愿意承担，但也须有个人敢于在朝中公开上奏，把这事情捅到皇帝那儿去。 客、魏专横，祸乱天下，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就算准备攀附他们而上的恶人，也知道这不过是快乐一时算一时的事，绝对长久不了。一般地给客、魏当个狗腿，捞好处，不少人还愿意干，但是诬蔑皇后的血统，这显然是弥天大罪。一旦客、魏失势，谁能担保性命无虞？坏人也有坏人的顾虑。所以，魏忠贤的手下出主意说，一定要找一个岁数大的、能死在魏忠贤之前的人，这样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去干。 ——做坏事，就像欠账可以不还吗？在古代，就连恶人也不敢做如是想！ 这个人，被他们物色到了。 该人叫刘志选，浙江慈溪人。他的一生，其人品前后判然不同，堪可玩味。 他是叶向高的进士同年，早年也算是一位直臣。万历年间上疏反对册封郑贵妃，及抗议皇上钳制言路，被贬为外官。此后又挨整肃，在例行“大计”（外官考察）中被罢。 他这一去，就是投闲置散30年。这30年，不知他是吸取了教训，还是受到世态炎凉的刺激，整个变了一个人。 天启元年（1621）十月，叶向高被皇帝召回京师，准备入阁。途经杭州时，老刘（此时已是七十老翁了）从家乡赶来，盛情款待旧相识，前后游宴有一个月之久。叶向高当了内阁首辅以后，却不开情面，给老刘安排了一个南京工部主事（处级）的差事。 高阳先生说，这个刘志选大概是30年赋闲给闲怕了，所以“老而复出，穷凶极恶”（《明朝的皇帝》），投靠了魏忠贤。他疯狂弹劾在“三大案”中坚持正义的王之寀和孙慎行，竟导致王之寀最后死在狱中。 魏忠贤身边，不缺少恶仆，就缺这类没骨气的文官。于是，刘志选得以入京，当了尚宝司少卿（皇帝印章管理处副长官）。老刘有奶便是娘，越发起劲，在攻击正直大臣时，索性连保举他做官的叶向高也牵连进去了。 这样疯狗一样反咬恩主的人，正对魏忠贤的胃口，他很快就把老刘提为顺天府府丞（首都副市长兼教育局长）。 倒皇后的阴谋，是从倒皇帝的老丈人开始的。当时有人在宫门贴了一张谤书，指斥魏忠贤要谋反，并列出阉党共70余人。魏忠贤怀疑此事是张皇后的老爹张国纪干的，大为恼怒。阉党成员邵辅忠、孙杰便出主意，要以此兴大狱，一网打尽朝中主持正义的“东林党”。 邵、孙二人拟了个奏疏，要参皇帝的那个老丈人，里面就提到张皇后不是张国纪的骨肉。这样的折子，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上的，起码要够资格，比如说本身是言官，有风闻举报之责；或者德高望重，足以证明提出的意见有分量。这种顶缸上奏的事就叫“买参”。 物色到刘志选的时候，老刘头也知道这是个有可能掉脑袋的活儿，不能立时作出决断，便与家属商量。家属认为，老刘已经70多岁了，魏忠贤不过才58岁，刘死在魏之前是毫无疑问的，只要魏还活着，就能包刘无事。所以这个活儿完全干得。至于将来如果翻了盘子，人死了还怕啥？ 利欲之徒也有他们的逻辑，而且是够唯物的：死了还怕什么千刀万剐？ 这个奏疏，指责张国纪图谋霸占宫女韦氏，还借中宫（皇后）之势屡次干预司法。此外就是最厉害的，说张皇后的身世是“丹山之穴、蓝田之种”。丹山是出朱砂的，蓝田是出玉石的，两不搭界，暗示张皇后不是张国纪亲生，而是海寇孙止孝之女。 这一攻击，恶毒之极。张皇后的儿子，按理都将是皇子，如果皇后之父是强盗的话，这皇子岂不是强盗的外孙了？ 好在天启在涉及后妃的问题上，还是有一定原则的，他疑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只要身体好，管什么亲生过继的。”于是下旨严斥刘志选。 御史游士任、给事中毛士龙等也上疏要求追查谣言。刘志选不服，勾结御史梁梦环再次上疏。两边形成对峙，事情越闹越大了。 这是一场乱战，客氏在其中表现相当嚣张。她在宫里还打起了心理战，扬言要去河南调查张皇后的身世，还声称要重修“内安乐堂”，援引前朝故事把张皇后给囚禁起来。她的这些话，都故意让人去说给张皇后听。 客、魏还想到了下一步：搞倒了张皇后，就另立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这魏良卿是谁？魏忠贤的大哥魏青蚂螂之子，现在已经在掌管锦衣卫南镇抚司（审讯机关）了。 想得美啊！ 因此，搞倒张皇后，就不是一个局部的阴谋，而是深思熟虑的一盘大棋。 但由于这种想法太过荒诞，即使在客魏阵营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客氏回老家去探亲时，她的老母亲就劝她不要胡来，万一调查张皇后查不出问题，后果将很难预料。客氏闻听，心里也发虚，自此才有所收敛。 魏忠贤意识到，张皇后是他将来实施“宏图大计”的一个绝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想出了一个绝招：私召了一批武士引入大内，暗藏在便殿附近，然后诱导天启来到便殿办公。魏忠贤故做警惕状，带人四处搜索，将几个身带凶器的武士搜出。天启不知是计，大惊失色，命把刺客交给东厂和锦衣卫审讯。 武士们按照魏忠贤事先与他们定好的口径，诬招是张国纪指使他们欲行弑逆，另谋信王朱由检（就是后来的崇祯帝）。 此计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彻底搞垮张皇后一家，又将不与他们同流的信王牵扯在内。这样一来，可把与皇帝有亲缘关系的两大势力一举铲除，消灭最具威胁性的潜在力量。 但这事情策划得太像是儿戏了。阉党重要人物王体乾得知后，也是吃了一惊，连忙跑去找魏、客，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他说：“皇上凡事迷迷糊糊，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万一出了纰漏，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魏忠贤想想，觉得王体乾说得有理。人多嘴杂，难免不泄露天机，于是他急忙命令把几个武士杀掉灭口。可怜那一帮粗人，当初应承来做这谋逆的蠢事，不过是想图个快速发财，却把脑袋给玩掉了（见《罪惟录》）。 针对张皇后的阴谋，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张国纪本人大概也不够检点，因此备受攻击。后来，张皇后为避开魏忠贤的锋芒，只得让天启把张国纪打发回原籍。 天启同意了，下诏痛斥张国纪“怙恃国恩”，为非作歹，但又说“念中宫懿亲，国家大体，姑着回原籍”，叫他回老家去痛改前非（《明熹宗实录》）。 王体乾确实没看错。天启就是再糊涂，在原则问题上，也还是护着至亲骨肉和皇后的。此诏虽然把张国纪说成是个恶棍，但却明明白白地肯定：张国纪再坏也是皇后“懿亲”，这个“国家大体”是不可动摇的。 这件事，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效果：一是魏忠贤对张皇后一家的攻击，终于在皇帝那里碰了壁，未能得逞，只得拖延下去。二是，毕竟赶跑了这个碍眼的老国丈，引起天下震动，显示了魏忠贤不可忽视的实力。从此，想依附魏忠贤的人就再无顾虑了，攀附之徒前赴后继。 在客、魏的挑拨之下，天启与张皇后的关系愈加冷淡。按例，皇后千秋节（生日），对内侍和宫女应有赏赐，但天启就不拨给银子。张皇后只得赏了大家一些银制的“豆叶”。这东西一般地赏人还是可以的，而在千秋节赏人，就有点拿不出手。有的内侍嘲笑张皇后太寒酸，天启听到了，也不以为意。而逢到客氏生日，天启不仅亲自到场贺寿，还大赏众人，包括赏赐珍贵的“兜罗绒”（织法来自西域，极为豪华）。 面对冷落，张皇后采取的办法就是忍耐。她知道，有客、魏环伺，轻举妄动不仅不能取胜，还有可能导致不测。她以文雅对抗野蛮，在坤宁宫召集了一批比较聪明的宫女，教她们背诵唐诗宋词。为打发深宫长夜，张皇后让宫女们环列，依次背诵，以考勤懒。碰到背得流利的，皇后还会开颜一笑：“学生子应该拜谢师傅了！” 闲来无事，张皇后还喜欢用五色绫来制作菩萨像，一些信佛的宫女也争相效仿。 隐忍并不是软弱。再怎么搞也搞不倒，这实际就是强者！张皇后默默捱了许多岁月。后来客、魏虽然几次想发起总攻，但天启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了，魏忠贤另外还有很多可忧虑的事情，掀倒张皇后的阴谋终于成了泡影。 这个障碍没去掉，对魏忠贤的前途来说，是致命的隐患。——张皇后在天启死后，成了魏忠贤在转折关头败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说到张皇后，我们这样称呼她，印象里也许会是个半老女人模样。其实，她在天启年间，才不过是个“初中女生”。天启大婚时，年纪17岁。皇宫里一般的“选秀女”，女孩大都在14～16岁。古代人“立世”早，这是他们的最佳婚龄。 因此张皇后与客、魏斗智、被卷入帝国矛盾中心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 这样一说，我们对她的胆识，就会有一个相当高的估量了。 嫁入帝王家，亦是不易啊！ 她一直受到客、魏的监视与迫害。贵为国母，却只能谨慎得像个小媳妇，说来不可思议。 按明朝惯例，皇帝住在乾清宫。宫里有东、西两个殿，天启就住在西边的“弘德殿”。乾清宫的北边，就是皇后住的坤宁宫，坤宁宫也有东、西两个殿，但是没名儿，就叫“东暖殿”和“西暖殿”。 为了往来方便，皇后当然住在西暖殿。 在乾、坤两宫之间，还有一座“交泰殿”。客氏把她的“直房”（办公室）就设置在交殿的西偏房。你看看这位置，正夹在乾、坤之间，为的就是监视张皇后与天启的来往。客氏还把自己的心腹太监陈德润安排为坤宁宫管事，完全把张皇后监控起来了。 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孕，客、魏大惊。按照他们既定的“务绝皇嗣”方针，决定要对张皇后下狠手，亦即“损元子”。 元子，就是嫡子之意，意指皇后生的儿子。明朝一向重视嫡子，在立嗣君时，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客、魏要“损元子”，就是要让张皇帝后流产，不想让张皇后的儿子当未来的皇帝。 而且客、魏是干脆不让皇上有任何儿子，别的宫妃生的也不行。这一决策，据说有他们的长远考虑，但后来，这也成了导致他们迅速覆灭的原因之一。这里先不多讲。 客氏把皇后身边不大听她话的宫女全部换掉，换上了一批还不太懂事的宫女。这等于撤消了皇后自卫的防线。而后，“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坠。”（《甲申朝事小记》） 也就是说，宫女在给张皇后按背时，在腰上故意用了力，导致流产。这是明代宫里处理宫女意外怀孕的办法。现代有的书上说，“捻”就是“捶背”。高阳先生更正道：不是捶背，而是“推拿”，也就是当今交际上流行的“按摩”了。 客、魏把张皇后逼到了墙角，但就是没来得及消灭，可称明朝的大幸。但“张皇后事件”中有关人物的结局，却颇令人感慨。 在“倒张”风潮中出了死力的刘志选，见诬蔑张皇后也未遭处罚，气焰愈张，又连续攻击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人士，深为魏忠贤所重，遂将他提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一职。这个位子，官居正四品，名义上是都察院（监察部）的三把手，而加提督操江后，实际是南京都察院最高首脑，负责安徽、江苏两地的江防与监察。 刘志选风光一时，却不料千算万算，魏忠贤却还是死在了他前头。后来崇祯帝定逆案，刘志选没能跑得了。“倾摇国母”，这也是吃了豹子胆了。因明朝法律无“倾摇国母”的罪名，因此援引“子骂母律”论罪，被逮下狱。他自知不免，上吊而死。这个70多岁的“子”，为诬蔑20多岁的“母”，未得善终。 魏忠贤“倒张”未成，迁怒于参与选后的太监刘克敬和负责照管刘的老阉马鉴，将两人贬到凤阳，偷偷缢杀。据《酌中志》记载，两人入敛后，在棺材里复苏，“众人俱闻棺中急迫有声，而畏逆贤虐焰，遂埋之。”真是惨无人道之极！ 后来，张皇后在天启病重、将传位于五弟信王的期间，不惧威胁，挫败了魏忠贤篡逆的企图，为权力平稳过渡立下大功，为此赢得世人尊重。崇祯帝尊她为“懿安皇后”。可惜，李自成大军进京后，玉石俱焚，在崇祯帝的再三催促下，张皇后也自缢殉了国。 对客、魏来说，张皇后拱不倒，其他的妃子之类还不在话下。连续多年，客、魏对后宫的娘娘们进行了有计划的迫害。分析其目的，似乎是为了钳制后宫之口，因为枕头风往往最厉害。但是从他们的手段来看，其狠毒，好象又超出了这个目的，像是在有计划地灭绝。所以不排除他俩企图让皇帝永无后代。 头一个遭难的，并非天启的老婆，而是已故泰昌帝的遗孀，叫赵选侍（在泰昌生前尚未封号）。赵选侍原是一位受先帝宠爱的宫人，客氏发迹后，她与客氏不睦，因此魏忠贤矫诏将赵选侍赐死。内廷中对赵选侍多有同情的，但高压之下，谁敢说话？赵选侍知道是客魏要逼她死，但一个寡妇，如何能抗得过当今天子的红人？先帝之灵，是保不了活人的，世态中皇帝也是人走茶凉。她只好将先帝所赐的物品陈列于案头，又向西方拜了拜佛祖，痛哭一番上吊了。 高阳先生觉得这一案件有点儿悬疑，疑问在于：为何泰昌不封，而是天启给封的号？这明明于例不符。后帝为先帝所喜欢的宫人封号，一种情况是普遍加恩，一封就是一批；另一种情况是该宫人曾对自己有恩。这两种情况，赵选侍都不适合。由此，高阳先生大胆假设说，是天启喜欢上了这位赵选侍（也有史书写作“旧贵人”）。客氏是吃醋，才逼死了人家，否则一个在仁寿殿养老的宫人，怎么会碍到客氏的事？所谓先帝所赐之物，其实是天启所赐。而死前向西方下拜，不过是向天启所住的方向拜罢了。 高先生的话，可聊备一说。 接下来倒霉的，是裕妃。裕妃也姓张，她性格刚烈，也很活泼，深受天启宠爱。天启做木匠活儿时，就是这个裕妃在一旁陪着说笑，客、魏则将她视为“异己”。因为有了孕，天启便封她为妃，这下子招来了杀身大祸。当时裕妃过了预产期而未生，魏忠贤就对天启说，这是得罪了神灵，须让裕妃在宫中祈祷。天启也就信了。于是魏忠贤又矫诏，将裕妃的宫人、太监尽逐于外，把裕妃一人“幽于别宫，绝其饮食”（《明史·后妃传》），这个所谓“别宫”，据说就是宫内的露天夹道。这时候的皇帝老婆，连见皇帝一面都不可能了。熬了几日，正逢天下大雨，她匍匐到屋檐下，接着檐溜水喝了几口，便气绝而亡。 第三个枉死的是冯贵人。冯贵人“德性贞静”，也很得天启喜爱。她曾经劝天启不要再开内操了，这当然触犯了客、魏。客、魏怕她把更多的事情捅出来，就干脆矫诏将她赐死。 下一个他们要收拾的是李成妃。李成妃之所以得罪客、魏，源于为慧妃说情。慧妃范氏，生皇二子，因此晋升为贵妃。可惜好景不长，皇二子早夭，慧妃跟着也就失宠。后又得罪了客氏，被斥居冷宫。 李成妃与慧妃一向交情甚好，每见慧妃，“辄怅惋”。一次偶然侍寝，成妃把皇上伺候得比较舒服。她便见机对天启吹了吹枕头风，也就是“为范氏乞怜”，同时也为死了的冯贵人鸣不平。 这皇帝床头的私房话，不知怎的也为客、魏侦知。客氏大怒道：“彼欲树兵向我耶？”——你敢向老娘我使招子！于是便挑拨天启，革了李成妃的封号。客、魏仍用对付裕妃的法子，将李成妃“幽于别宫，绝其饮食”，要让她也当个饿死鬼。 幸亏李成妃够聪明，以裕妃为前车之鉴，在檐瓦缝隙间遍藏食品。被禁闭以后，就以这些食品充饥。客、魏等了半个月，没见人死，只好将其斥逐为宫人了事（见《酌中志》〉。 李成妃断了半个月饮食仍未死，客、魏不疑是有神灵相助，只怀疑是近侍暗送了食物。于是矫诏将成妃的近侍全部贬至南海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死。 还有一位胡贵妃更冤，只因偶然说话不当，“误触”了客氏，客、魏就忌恨在心。趁天启出宫祭天之际，将胡贵妃害死，然后谎称暴病身亡。天启也是糊涂到家了，老婆接二连三地死，他也一点儿不放在心上。 客、魏的辣手催花，在后宫形成了巨大的恐怖气氛。正如《明宫词》所叹：“横陈此夕真恩数，明日还疑事又非。”今晚能躺在皇帝床上是大好事，明天就不知要遭遇什么了。皇帝的宠幸，成了后宫女子们的祸端。 那时宫人们个个胆寒。见了面也只能“道路以目”。都不敢讲话，彼此看一眼就匆匆离去，惟恐大祸临头。 天启之愚，可以说古今罕有。清人评价：“若此恣害宫闱，作威擅杀，即明季亦所未有。”（《明通鉴》）明末的历朝中，后宫形势确实只有这一段最可怕。 天启共有过三子二女，子嗣并不算单薄，可是居然没有一个活过了周岁的。皇长子生于天启三年（1623）十月，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皇二子也是同月生的，活的时间稍长，九个月的时候呜呼的，是得惊风症而死。当时有人推测，大概是内操放炮给吓死的。皇三子是天启五年（1625）十月生的。这个小孩有些来历，他的母亲是容妃任氏，其人“丽而狡”。据说是魏忠贤亲自在京师民间挑选出来，献给天启的。皇三子一出生，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也就活了八个月，在王恭厂火药库大爆炸时受惊吓，给吓死了。 据刘若愚说，除了放炮、爆炸吓死的外，那时宫里养猫甚多，冬天烧火炭也不得法，皇子女还有被群猫齐叫给吓死的、被火炭给熏死的，总之是没养活好。 后人分析，天启的子女寿命之所以不长，都是因为客、魏摧残后宫太甚之故——大人都担心保不住命，哪还有心思好好伺候孩子。 可是，昏君没有谁认为自己是昏的。天启闹到后继无人、家室不保，明明是魏忠贤惹的祸，他却不断地给魏忠贤加恩，一直加到了吓人的程度。大概在那以后一千年里，河间府都再出不了第二个这样品级的大人物。 正直者折翼，卑鄙者飞升。凡是这样的荒谬大行其道的地方，无论是哪个君，还是哪个国，也就离死不远了！ 客、魏暴虐内宫，把皇帝的几个老婆逼得落叶飘零，所存无几。仅有良妃王氏（习称东宫王娘娘）、纯妃段氏（习称西宫段娘娘），也是与张皇后一批由刘克敬选进宫的。均因无子，尚能保住平安。 我们读史，总不免要搀杂一己的好恶在内。可惜，历史在局部的地方、或在个人的命运上，并非总是善有善报。曾为国家力挽狂澜的张皇后，在北京城破之日，不得不随着她的小叔子和弟媳自尽，又能奈何？ 据说，李自成毕竟还有仁心，并不想虐待皇族。得知崇祯帝上吊在煤山，叹息道：“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当时周皇后的尸体也被抬到东华门，容色如生。李自成见周皇后的全身衣服用线密缝，猜她是为避免死后受辱，便又叹息了一回，命人将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搬运到魏国公坊下，发钱二贯遣太监买柳木棺收敛，尸体的头下面枕着土块（意为不弃社稷故土），放置在东华门外施茶庵。后又换成较好的红、黑漆棺，派人抬到昌平天寿山皇陵处（见《爝火录》）。因为崇祯在位时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修建陵墓，昌平当地士绅自己凑钱，打开早死的田贵妃坟茔，与其合葬。后清军入关，才为崇祯修建了“思陵”。 至于与他们同一命运的张皇后，最终魂归何处？不得而知。 那个由魏忠贤选来的容妃，据说是魏的养女。甲申巨变时，农民军逮住了她，她大言道：“我天启皇后也。”众将士竟呆住了（见《菊隐纪闻》）。 因李自成进京之前有严格军令，“不得掠人财物与妇女”，否则杀无赦。农民军开初几日军纪还好，因此未敢动容妃一根汗毛。这个女人最后落到清军手中，被当成受优待的皇族，结局可能还不错。 还有那位在“移宫案”中曾骄横不可一世李选侍（西李），就更是命大福大，不仅平安度过了甲申这一劫，而且还好好地活到了康熙十三年（1674）。 12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 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为人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在外廷也要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和天启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顾宪成、高攀龙、叶向高、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只要朝中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挟起的滔天浊浪，如何能击垮这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也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并不是这个政治集团的自称，最初，是他们的政敌叫开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蔑称，反讥对方为“邪党”。但是这一政治集团总要有个名称，后来的人们习惯了，也就以“东林党”名之，渐渐地，最初的丑化意义已经消失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以学为乐，万历八年（1580）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就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然而，好事多磨，历来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围绕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结党营私。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绩）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皇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现锐减，仅“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62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节操与风气，到嘉靖初年还都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的乌烟瘴气，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品质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成“党”，时人往往以他们的籍贯名之。比如，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昆党——领袖为顾天峻（昆山人）……其中以浙党的势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內阁首辅。而齐、楚、浙三党又以科道官员（监察官员）为主。 这些“党”虽然彼此之间也偶尔互掐，但在对付东林党问题上却是一鼻孔出气，不分你我。他们“声势相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通鉴》）。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名分问题。东林党是拥护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此后又有“三大案”之争，也都是由万历死后皇帝谁来做这个敏感问题派生出来的。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1574）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明史》称赞他“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他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撤销为害百姓的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他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党与日甚”（《明神宗实录》），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党揣摩万历皇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顾宪成此时已经下野，他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等人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淮抚”。但不料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李三才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他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在名誉上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万历邸抄》）。“入党”一词，大概就发源于此。东林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即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1620）和天启元年（1621），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1623）。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13有奶便是娘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帝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的。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200多年，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大法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的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大活人，所以就有第二宝——祖制，有自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篐咒那样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因为批评的机制在，为批评而设立的官制在，谁也不敢把它取消了。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皇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地出来工作，他就要听廷臣对他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和评价，这不过是皇帝对胡乱批评的一种惩罚和制约，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来暗箱操作。 正因为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如果想逐渐控制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们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呀！ 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政治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民主”，也要讲个资格与程序。 然而，所谓公正的历史，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的细部组成的。客、魏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大大的幸运，却接二连三地找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不奇怪。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就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比他还强，与天启的渊源比他还深，而且又识字，记忆力还在他之上，但客氏不幸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这里择其要者，先来说说他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人，入宫的时间很早，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客氏的船上，咸鱼翻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要比魏忠贤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了解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知道他已经将罪责推给了另外那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李进忠杀了灭口算了（杀没杀无考，但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到了天启元年（1621）夏季，客、魏和王体乾三人密谋杀王安，客、魏送给了王体乾一顶内廷最高的官帽（因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新船上终于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明史》）。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年月之下，是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重要谋主，在皇帝前面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这家伙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恢复廷杖，说他万恶不赦也一点儿不冤枉。 第二员大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通县）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5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15岁才混进京，在万历王皇后之母赵氏家里当下人。混到了19岁，才有机会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专业对口”进了宫，在坤宁宫当近侍，伺候皇后。 哪曾想才干了两年多，就犯了大错误，被拘押劳改了18年，其间多次险些被赐死。多亏大太监陈矩力救，才保下小命一条。 他是在被拘期间学的文化，先读了四书与《诗经》，又研习《易经》《书经》《左传》《史记》《汉书》等等。这期间，他还学会了一手好书法，会下棋，善做诗，也能品评八股文。 万历四十八年（1620）时，万历在临死前不知怎么想起了他，在遗诏中嘱咐将其释放。出来后还是在坤宁宫，不过这次是在王皇后的灵位前伺候了。直到这时，李永贞才初次认识魏忠贤。 天启元年（1621）秋，李永贞被派到秉笔太监兼兵杖局掌印太监诸栋手下。在兵仗局里有个宦官叫刘荣，是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与刘荣臭味相投，遂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年，诸栋病死，通过刘荣的引见，李永贞转投魏忠贤的名下，正式上了船，升任文书房。到天启三年（1623），他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上将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坏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能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经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像上了贼船原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李永贞后来被崇祯皇帝清算时，是被判斩决的。 第三位，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这家伙“姿容修雅”（《酌中志》），是个大帅哥。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与魏忠贤有同样业余爱好。他的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且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属于客氏的私人。 天启元年（1621），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玩木匠花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老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条条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别派人管理，现在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司长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扬扬于长安道上，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 从入宫起，涂文辅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跟徐一起被贬至凤阳，但总算逃掉一死。 第四名，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被选入宫，在兵杖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欢读书。泰昌元年（1620）年底，由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 天启七年（1627）九月，皇帝咽气，他察觉形势不对，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许。到了十月，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梁栋，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丰台）人，万历十一年（1583）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1583）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大臣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算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到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为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1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的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1622），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其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的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魏允贞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1625）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了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1624）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无不至极。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刻，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信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了。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三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惟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在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对准死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投靠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惟有清流！惟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15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1624）为白热化的阶段。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1620）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很多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魏忠贤首先选中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远不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在今湖北）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廉洁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高度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官职大约是个司长级，管监察。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又不让太子朱常洛探望父亲。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渡。万历死后，郑贵妃心不死，仍要泰昌帝给她封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贵妃不是泰昌的生母，也不是嫡母，因此不够资格封皇太后），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内，亲自接见，瞩目良久，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小老婆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由校，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最终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个仇视妇女的人，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说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喝斥甚至挖苦过。泰昌元年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 泰昌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其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 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帝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选侍为“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经算开恩了。 天启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说杨涟“结王安，图封拜”，也就是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而杨涟在此时，就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绝决而已。 这实质是让出了战场上最好的地盘，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希望皇帝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激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鞠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的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魏忠贤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爌、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迂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1622）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惟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1621）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1623）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好了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1622）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16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 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明朝的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爌、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他年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事非常闻名。 万历四十四年（1616）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就死了，然后泰昌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排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彼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王纪那时在天启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不听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肚子里坏，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的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是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望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1620）九月份，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的这些老帐，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惟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的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即退休）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皇帝上台后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的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您！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17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 到天启二年（1622）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并且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帝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办事是不过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忽悠。 天启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1623）正月十八日，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做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没理他。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1623）的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对此也是不理。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的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 魏忠贤受天启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朱厚照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爌、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隙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18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 天启四年(1624)，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依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爌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侍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势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年中，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干部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丁忧去了（回家守孝），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铖。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1623），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日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史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1621）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老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打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做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诚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由天启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鞠问”，左、魏则不问。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19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班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杀生以成仁（《论语》）”，“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天启四年（1624）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几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1622）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下。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人去冒这个险。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易轻动。因为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个人，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经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实是此次行动的致命劣势。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斗争规律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并死得很难看，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真正能干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他们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不由也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像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就不够硬气。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杂种，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生存！ 天启二年（1622）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做“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拼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是，恶人可以日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苟且存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人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当今之世有人议论，说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另外有人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则不知用了这些恶毒的词汇，能解何人心头之恨？能泄何种无名之忿？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我以为，策略不策略的可以讨论，但杨公之正气不容怀疑！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挡于道、土豪劣绅扼住小民！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理，则历史将永远是暗无天日史。 这样的一群无骨之人，居然还想乞求永世的幸福，可能么？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1624）六月初一，杨涟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了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其上疏人官职之高，都乃前所未有。 高压之下，百鸟静音。此疏一出，震天憾地！ 奏疏的最后一段，杨涟画龙点睛，直指要害——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偶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掩饰），更有无耻之徒攀枝附叶，依托门墙，表里为奸，互为呼应。掖廷之内，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即使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受习惯势力影响），积势之所趋，亦似不知有陛下，只知有魏忠贤者。如此下去，羽翼将成，骑虎难下，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势益孤（皇权日益削弱），不知陛下之宗庙社稷何所托？ 杨涟最后说：恳请陛下大奋雷霆，集大小文武勋戚，令刑部逐款严讯，以正国法，以快神人。奉圣夫人亦并令居外（把她撵出宫去），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好个“死且不朽”！ 有壮士豪气如此，奸人才略有胆怯，不至使世界黑到彻底！ 这是东林党对魏忠贤发起的一次总攻。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所列罪状，无非是“乱朝纲”。其实东林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忠君。这个“忠君”，并不是愚忠，不是皇帝说啥就是啥，而是要维护皇权制度的正常化。 魏忠贤所干的，确有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破坏了秩序。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专制的；但其细部运作规则，到明代已有相当的民主化与合理程序。内阁首辅如果专权，尚且会引起激烈反弹，魏忠贤以太监身份专权，当然为正直的廷臣所不容。 张居正专权，是为了“事功”，为了提高效率。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为了“做好事实事”。因此他能用“正面理由”压制住反弹。而魏忠贤的专权，则看不出这个趋向来，所以没有可以堵住人嘴的理由。 东林的反击，抓住的是他“违反制度”。这问题说得对不对，要由皇帝来裁判。 杨涟写好奏折后，本想趁早朝时直接递给天启，以快打慢，让阉党措手不及、无从应对。这些罪状，一条两条打动不了皇上；二十四条，总能让他有所触动吧？只要天启下令对其中一两个问题进行调查，事情就有胜算。 但是不巧，第二天皇上传旨免朝。 杨涟立刻陷入两难状态。他写这疏，在东林内部已有一些人知道，他怕耽搁下来，会被东厂侦知，或有不测。于是杨涟决定，将奏疏按常规投入会极门。这里是京官上疏和接批复的地方 可是这就有一个致命的后果。魏忠贤专权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文件收发程序，递进会极门的文件，很快就会到达魏忠贤和他的“领导班子”手里，皇帝是不会先看到的。 这奏疏一进，魏忠贤马上就可以布置反扑，主动权立刻易位。 杨涟应该完全知道这个后果，但只能豁出去了。他估计魏忠贤还不敢把这折子压住不让天启知道，只要奏疏在走程序，事情就还有可为。 为使事情更有把握，杨涟明知叶向高不同意他写这份奏疏，也还是不得不去见叶向高，争取他的支持。 杨涟对叶说：“当今魏忠贤专权，国势衰落，叶公您为首辅大臣，应向皇上奏请，将魏忠贤杀皇子、嫔妃之事按大逆处分，以清君侧。若现在不图，贻祸将大，国家置相又有何用？” 但是这个激将法没有生效。叶向高不愿意听这种话，只是说：“我老迈，不惜一身报国。但倘若皇上不听，公等将置于何地呢？” 那个门生缪昌期也跑来劝他，趁热打铁也上它一本，一举干倒魏忠贤。叶向高不愿意，只说是留着自己，万一形势逆转，还有人出面周旋，不至于全军尽没。 阁老看不出魏忠贤有那么坏。 与叶阁老的态度相反，杨涟的奏疏一上，内容传出，满朝士人欢欣雀跃。 国子监（中央大学）的官员与千余学生，闻之拍手称快。因为众人争相传抄杨涟奏疏，京师竟一时洛阳纸贵！ 有人高兴就有人哭，让我们来看另一方的情况。 杨涟的奏疏句句指实，任何一条追究起来，都能要他魏大珰的脑袋。奏疏当然很快摆到了他面前，他让“领导班子”成员念给他听。待身边太监战战兢兢念完，魏忠贤吓得面如土色，两手发抖，把奏疏抢过来狠狠摔在地上，竟号啕大哭起来。 老贼终于知道了：匹夫发怒，也是不好惹的！ “领导班子”的几个人赶紧安慰道：“公公休怕，今谋逐走杨涟，便可无忧！” 唉，魏公公怎能无忧？杨涟奏疏，打的正是他的软肋。今春以来，天灾人祸，同时也是他魏忠贤大不顺的时候。他有一次策马在宫中飞驰，路过一座便殿，惊了圣驾。天启很恼火，张弓搭箭，一下就把他的坐骑射死。前不久，又因小事恼他，将他放归回私宅思过。皇上的脸，说变就变，连个逻辑都没有。这都不是好兆头。 杨涟偏就选在君威难测之时，放出这一箭，是在要他的命。 事情捂不住了，该如何周旋？内廷有他们几个“领导班子”在，可以设法忽悠；而外廷完全没人帮着说话，也不行啊！ 魏忠贤首先想到的，是去求首辅叶向高，叶阁老终归与那些不要命的家伙有所不同。但是转念一想，不妥。叶向高固然不是东林激进派，但是以其三朝元老、当朝首辅的身份，清誉最为重要。此次没跟着杨涟发难，已属难得，若想让他出头为自己说几句好话，怕是没门儿！ 于是，他想到去求次辅韩爌。 之所以去求韩爌帮忙，老魏自有他的考虑。首先，韩爌虽也是个直性子，但毕竟不是东林党人。在“红丸案”中，人人都怀疑当时的首辅方从哲指使人害死了泰昌帝，惟有韩爌与杨涟坚持有一说一，为方从哲做了解脱。他和东林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好做工作。 其二就是，叶向高迟早要去位，腾出来的位置必属韩爌无疑。一个新任首辅，一般都希望在内廷有个合适的搭档，此次去求韩爌，晓之以利害，也许韩大人能出手相助。 小人度君子，除了拿利益标准来衡量，就不知世间还有所谓正义在。魏忠贤万想不到：在韩爌那儿碰了个灰头土脸！ 当日，魏忠贤放低了身段来到韩府，带笑求道：“韩公，非你不能止住众口，请公多留意。” 韩爌一口回绝：“非也，吾不能！祸由公公自身起，还请自便！” 阉竖居然能求到自己府上来，韩爌觉得是受了奇耻大辱，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魏忠贤几乎当场气晕。罢罢！现在不是跟你老韩斗气的时候，他扭身就走。 可是，事急矣！火已燎到了眉毛上，又如何是好？ 该死的杨涟振臂一呼，数日内已有六部、都察院、科道大小官员群起响应。大到尚书（部长），小到给事中（科员），联名写本，交章弹劾。文书房的桌子上，满桌都是，先后竟有一百余疏！ 其时，群情激愤，切齿怒骂，各疏无不危言激切！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卧病在床多年，闻杨涟有疏，扼腕慨言：“国家安危，诚在此举！吾大臣不言，谁为言之！”第二日就奋然到署，联络南京各部院九卿（各部院一把手）联名上奏，痛陈其罪。 朝野上下，同仇敌忾！ 神州之正气，已成烈火燎原之势。 在阉党一派中，也有挺不住的了，哀叹大势已去。其间竟有立即倒戈者，参奏起主子来了。其中首推锦衣卫佥事陈居恭，他本是在杨涟奏疏中提到的阉党一员。杨涟说他是为魏忠贤“鼓舌摇唇者也”。结果，陈居恭在惊恐之中，“亦惧于众议，具疏参珰”（《三朝野记》）。 天欲堕啊，奈何，奈何！ 这边杨涟听说奏疏已落入魏忠贤之手，愈加激愤，于是预备起草第二封奏疏。等天启上朝，直接面奏，要求当廷对质，看你更有何计？ 当时东厂耳目无孔不入。杨涟有了这个想法，并未很好地保密，“外廷遂喧传其说”，被东厂迅速侦知。 千钧一发，不容喘息！ 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在整个专权时期，险些翻船的时候，就这一次。几个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好了一套办法。 首先就是设法将天启与大臣们暂时隔绝开来。 在杨涟上疏后，一连三天，魏忠贤想尽了法子忽悠天启，不让他视朝。 到第四天，皇帝不能不出来了。 一大早，众大臣列班站好，引颈等待皇帝出来。鸿胪卿展自重请示杨涟：“面奏当于何时？以便唱引。”这个司仪官想要安排一下程序。 他话音刚落，忽喇喇从里边涌出来一群人来。众臣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百多名“武阉”（武装太监）衣内裹甲，手执金瓜钢斧，拥帝而立，虎视眈眈注视着杨涟！ 接着有值班太监传谕，令杨涟所站的左班御史诸臣，不得擅自出班奏事。 甲光耀眼，刀斧林立。看样子谁要是敢乱说乱动，立时就得毙命刀下。 见到这个阵势，就连铁汉子杨涟也不禁目慑气夺，对众人说：“姑徐之。”——还是改天再说吧。 明代文秉所撰《先拨志始》曰：“于是忠贤之党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 可惜，铮铮铁骨的杨公，也中了魏忠贤的招，痛失良机。草民我倒不相信杨大人会被刀斧所吓倒，估计他是考虑：如此严峻的阵势，其他人必不敢放言附和，他面奏的声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才决定徐图之。 但，机会只有这一次。 民气可用之时不拼死一搏，日久心散，正人君子就将为俎上鱼肉了！ 阉党核心研究出的第二个办法就是，一定要蒙住天启，让他发话压住对方。 就在魏忠贤争取到的这三天时间里，为了忽悠天启，他特地带着“领导班子”去求见。客氏知道事态严重，也跟着来了，立在一旁压阵。 一见到天启，魏忠贤马上跪下号啕大哭，好似做儿女的在外边受了人家的欺负。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外边有人百方要害奴才，且毁谤万岁爷！”接着就叩头不止，请天启允许他辞去东厂提督之职。 天启不知缘由，莫名其妙，对他说：“前几天有个姓沈的科道官参你滥用立枷的事，你是怎么说的？” 天启还以为是魏大叔管东厂没经验，管出了麻烦。 魏忠贤支吾其词，憋了半天，才把杨涟参奏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哦？”杨大胡子怎么会来这一手？天启很感兴趣，叫掌印太监王体乾把杨涟奏疏念给他听。 注意，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个历史细节—— 天启帝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自己看奏疏？ 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天启基本是个文盲，或者识字不多。但实际上，他在年幼时是上过学的，登极之后，更是接受过豪华阵容的教育。有这三年半的高端熏陶，说他不大识字是不客观的。 不亲自看文件，只不过是个习惯。让人家念，他听，听完了做指示。 几年来，天启一直就是这么问政的。阉党核心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王体乾煞有介事，捧起杨涟的奏疏就大声朗读。这是考验心理素质的关键时刻，阉党全体的身家性命都系于他一身——这家伙面不改色，把要害问题全部略过，只念了其中的枝节部分。 天启的思维有一点儿不同于常人，但决不是弱智，他听了一遍，觉得不对呀！这杨大胡子的奏疏，怎么净扣大帽子？ 实质问题，基本没有。上纲上线，言过其实。 天启听了个懵头懵脑，直眨眼睛。 客氏见事情有门儿，赶紧在一旁替魏公公“辩冤”。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也轮番帮腔。 这一通“挺魏大合唱”把天启给唱晕了。 凭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天启在他所能得到的信息前提下，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处理得并不莽撞。首先，他看魏忠贤这个委屈的样子，觉得可怜。 于是，很快就有上谕传出，“温旨留忠贤”，也就是好言好语对魏予以挽留。上谕里还说：“闻言增惕，不一置辩，更见小心。”（《国榷》） 听这口气，好像是家长劝诫子弟如何更好地做人似的。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杨涟的上疏在前，至今却还在“留中”；魏忠贤的辞职在后，批复却先下来了。这个程序是颠倒的，不合规矩。首辅叶向高在此时采取了一点儿主动，他以这为理由上了一份“揭帖”，也就是不公开的小报告，请天启赶紧把杨涟奏疏发至内阁，由阁员讨论后，票拟处理意见。 他做的这个姿态非常策略。对魏将如何处置，他并没有态度，只是催促皇上按程序办事。只要把杨涟的奏疏发下内阁，他就可以视形势发展而定一个处理的基调了。或左或右，可以到时候再看。这样一来，两方面的势力都将对他寄予某种希望。 可惜，首辅大人的这点儿小权术，瞒不过客、魏。在天启那里一“过关”，下一步应该怎么干，他们已经了然。 魏忠贤定下了一个方针，那就是“稳住局面、各个击破、全面清洗”。对东林党他也看明白了，这是一伙怎么也“消泆”不了的家伙，不赶尽杀绝，便永无宁日。 他知道首辅大人是要争取主动权，于是就一天三遍去忽悠天启，说这事情就不必阁老插手了吧，省得节外生枝。 天启也不愿意再费脑筋了，就问：你说怎么办？ 魏忠贤提议：杨涟杨大人就喜欢图个好名儿，听见风就是雨的，可不能让他们再闹了。这次让阁臣魏广微起草一道谕旨，把事情压下，就算了。 天启说，好！他们要是再闹怎么办？ 魏忠贤当然有对策。 我估计，六月初五日天启“武装护卫上朝”的点子，就是魏忠贤在这个前提下想出来的。 否则，天启并不是没脑子的人，怎么能随便让百名武阉跟他上朝。他如果不明白这举动的意义，是不会充当其中一个角色的。 魏广微受命拟旨，正中下怀。此前有东林赵南星三次拒见，现又有杨涟上疏讥讽“门生宰相”，看来自己与东林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东林既然不容人，他只有跟着魏公公干到底了！ 因为心里有气，所以草稿一挥而就。他不敢大意，又推敲再三，然后念给魏公公听。再根据魏公公的指点，略做修改，最后把稿子交给天启批准。 次日，杨涟的奏疏发下，并附有“严旨切责”。圣旨曰：朕自嗣位以来，日夕兢兢，谨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一二。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宫中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壸严密，况无实实，外廷何以透知。这本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这一篇文章，做得简明扼要。里面透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里面大约说了三层意思。一是，皇上我从来就没有大权旁落；二是，宫中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三是，杨涟纯属无事生非，大家都不许再提了。 魏忠贤这一伙，确实是揣摩透了天启的态度，这里既没有给杨涟上太高的纲，只说他“沽直”，想买个直谏的好名声；同时也未予以处罚，不过是吓唬了大家一下。 再看里面对杨涟奏疏的驳斥，就看出名堂来了。圣旨只提到了迫害后妃、皇子之事，别无其他。敢情王体乾最多只念了“二十四大罪”里的一至十条，其中涉及罢黜正直官员的部分，可能还给略掉了。否则以天启的身份，对杨涟议论人事问题不可能不驳。 这道圣旨没有多说（说多了自己也没理），只起到个表态的作用，这就够了。大臣们知道了皇帝的态度，自然稍息。以后的事，再慢慢来打理。 看来，就行政手段的熟练、进退有据的策略、文章修辞的严谨来说，阉党也不是白给的。 圣旨下来后，舆论大哗。一方面群臣不服，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还在不断飞来；另一方面，正直之士悲愤莫名。南京的尚书陈道亨叹道：“此何时？尚可在公卿间耶？” 他立刻写了辞职疏，力辞而去。 东林党中的温和一派，则深为杨涟的失误而惋惜。据说，黄尊素看到杨涟的疏文抄件后，跌足叹道：“疏内多搜罗那些宫内风闻之事，正好授人口实！” 杨涟之所以提到后妃被迫害的事，估计是想用跟天启有切身利益的话题，来引起天启的警觉。但是，做皇帝的，几乎都很忌讳外臣谈起“朕的家事”。就算是有这回事，也家丑决不可外扬。 有这一层心理存在，杨涟的奏疏，就很难取得天启的认同。 而且魏忠贤果然也就是利用宫闱之事，对杨涟进行了反击。 这一仗，东林的攻势是失败了。虽然看起来，群臣说了那么多狠话，也不过是被批评了一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标志着，靠舆论已经是扳不倒那位大珰了！ 因此，大获全胜的应该是阉党。 就在“武装上朝”成功的那天下午，魏忠贤心情舒畅，特邀天启到南海子去玩。 一干人等登上龙舟。伞盖之下，美酒加好茶，看水光滟潋，听萧鼓悠扬，端的是人间好世界。 歌舞看够了，魏忠贤又请皇上看练操。他亲执帅旗，调兵遣将。 那岸上列队而出数千武阉，衣甲鲜明，意气昂扬。听得魏爷爷一声号令，立刻炮声震天，鼙鼓动地。各路军马回环移动，变换阵形。 看着这支精壮的队伍，没心没肺的天启只是乐：当皇帝的感觉，咋这么好？ 操毕，天启一高兴，下令大赏三军。魏忠贤便趁机给自己来了一番表功，天启深许之，眷宠之意愈厚。 主子看奴才，越看越觉得乖。哪里不是如此？ 20送上门来找死的工部万郎中 却说东林一击未成，大家并没有马上消沉。不断有人到叶向高那里去劝说，希望能由他出面，再来一波攻击。 首辅若发话，皇上总要给点儿面子，只要打在了点子上，未尝不能取胜。 群臣来到叶府，向叶向高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这位阁老自有他的一定之规。他说：“大洪（杨涟的字）的奏疏未免草率。魏公公那人在皇帝面前也常有匡正之举。比如有一次，鸟飞进了宫里，皇上架了梯子准备去抓。魏公公当即死死挽住皇上衣服，不让皇上爬上去，说此举甚不合礼。又有一次，他看见皇上赐给小内侍一件绯衣（大红袍），就叱骂那小内侍：‘绯衣是大臣穿的，即使为皇上所赐，也不准穿！’可见魏公公也相当较真，很难再有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伺候在皇帝的左右了。”座中的缪昌期惊愕不已，倐然起身，正色道：“是谁说了这话来蒙骗师翁？这种人一定要杀！”叶向高闻言语塞，脸色大变。 那缪昌期据说是蒙古血统，人都60多岁了，血性仍未泯，做事偶有大异于汉人之处。他当时担任的，是掌太子奏请、讲读事宜的“左春坊谕德”，一个从五品的闲职。朝中斗争，多大的雨点也砸不到他头上，但是他偏不袖手，非要与阉党不共戴天。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杨涟。杨涟对叶向高的模棱两端大为恼怒。 叶向高听说杨涟发了火，甚为不安，连忙给御史李应升写了一封信，辩白自己并非对杨涟有恶意。 杨涟看到此信后，益发激愤，想把信的内容公之于众。后经缪昌期的极力劝解，方才作罢。 在这次风波中，阉党一方几遭灭顶之灾，所以人人同仇，行动张弛有据。而在东林方面，两大巨头意见不一。在朝中位置最高的叶向高，心存侥幸，不肯借势一击，以致人心很快涣散。两下里的较量，结局已不难预料。 叶向高与激进派不肯统一步调，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万历后期起，历任内阁首辅大都吸取了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的教训，不大愿意揽权。而六部从嘉靖年间起被内阁压制已久，早就想伸张独立行政权。两个因素交合，导致了相权有很大削弱。 到了叶向高这里，由于他本人软弱，内阁就更是指挥不动吏部等有实力的大部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吏部尚书赵南星整顿吏治，高攀龙附合之，一时间大刀阔斧，任免干部根本就不和内阁打招呼。叶向高相当不满，就托病不出，任由赵南星去碰壁撞墙，决不施以援手。 此次攻魏也是同样，杨涟事先跟东林的左光斗、魏大中、李应升等都进行过商议，惟独不跟首辅过话。叶向高也自觉很没面子。 两拨人在策略上有了裂隙，叶向高就故意在对魏立场上向后退了一步，根本不主张将魏一棒子打死。他算准了杨涟此次出击确实够魏珰喝一壶的，但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就作壁上观，只等着形势一变，由他自己来出马收拾局面。 因此，他当时把“主调停”的调子唱得老高，就是在为下一步做铺垫。 杨涟上疏10天后，朝中风波略有平息，从表面看，东林与阉党双方是僵住了。叶向高认为自己出面的时候到了。 六月十一日，由他领衔，全体阁臣联名奏了一本。奏疏的前半部分把魏忠贤的政绩夸了一通，然后提出一个居心叵测的建议：“陛下诚念忠贤，当求所以保全之，莫若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则忠贤亦安。”（《明熹宗实录》） ——皇上您牵挂着魏忠贤，就应设法保全他的名节。最好的法子就是批准他的请求，暂时放归私宅，远离权力中心，自然也就避开了嫌疑。中外再没人折腾了，他本人也就安定了。 这个折子的要害，是要让魏忠贤去位。前面的一番恭维，都是下套。 我很奇怪：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奏疏，是怎么取得内阁两派人物一致同意的？ 韩爌、朱国祚等人好说，他们明白这是先给个甜枣、再狠打一巴掌，是变相的“驱魏”。然而顾秉谦、魏广微怎么能够同意？ 只有一个可能：按照明朝内阁的惯例，所谓联名，那是无须事先征求意见的，首辅想要大家联名，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大家都是同僚，一般都给个面子。 私下里，这两员阉党大将，恐怕早就把上疏的意图给魏公公分析明白了。 叶向高这是使用了很标准的“调停”手段。在他的观念里，如果事情最后是这个结局，那么一切无事。魏公公去养尊处优，朝政大权还给内阁。 不要小看这个放回私宅，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太监的莫大恩典。明朝的皇帝怕宦官退休后回到乡里什么都讲，泄露了宫廷机密，所以年老的宦官都统一养在皇城周围的寺庙里，集体养老，不得回乡与家人团聚。 可是，天启和魏忠贤都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人，一个是明朝的“80后”，一个是“无知者无畏”。他们和叶向高“尿不到一壶里去”。 天启觉得这是出了个馊主意——老魏怎么能走？ 魏忠贤则把叶向高的意图品味了又品味，发觉老奸俱猾的家伙原来在这里！ 让我回私宅养尊处优？那不是等于剥夺了权力？人一失权，还不是任人宰割？那时候一个小小的衙役就能把我给收拾了，哪里还能有一万名武阉为我保驾护航？ 叶——向——高！ ——你很阴啊。 如果说，此前魏忠贤出于顾忌或从大局考虑，还没把叶向高视为敌人，而是把他列入了统战对象，多少保持了表面的尊重；而从这一刻起，首辅的名字就上了老魏的黑名单。 魏忠贤的反击来得很迅速。叶之图谋，必须瓦解。他授意爪牙徐大化矫诏，以皇帝名义为魏忠贤做了一个评功摆好的总结，然后，作为批复与叶的联名奏疏一并发下。 批复说：“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明熹宗实录》） 因为奏疏是联名的，署名人还包括了两名阉党，所以批复的语气还算比较温和。但是里面透露给叶向高的，却是一个重重的警告！ 叶向高千算万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皇上也好，魏忠贤也好，一点面子没给他留，批头盖脸就是一顿驳斥。 这样一来，叶向高一下子就没有什么转身的余地了。明朝的高层政治机制，就是“皇帝——大太监——首辅”这三驾马车联动，首辅若失去皇帝和大太监的支持，就别想干出什么名堂来。 叶向高之所以对局势持温和态度、关键的时候上疏调停，说明他还抱有将来操纵全局的野心。而现在，一切落空，只余下退隐一途。可是如果就现在这个样子退隐，等于放弃了防护层。魏忠贤既然对他叶向高有了怨恨，就随时都会再次提起。说起来，在台上的人，要想整治一个下了野的首辅，跟抓一只兔子也差不多。 不寒而栗啊！ 本来是逼人家下野，现在倒是自己要考虑下野后的问题了，造化真是弄人！叶阁老，“调停”不成，反而惹了一身骚。 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或者减弱魏公公对他的怨恨呢？ 时过不久，京城士林里忽然传出一个说法。说是这个劝魏忠贤下野的奏疏，其实是叶阁老被自己的门生缪昌期逼迫不过，勉强写出来应付舆论的。 这个说法，在流传过程中又逐渐衍化为：不仅如此，就连杨涟的奏疏也是由缪昌期代笔的。 据说，第一个说法，就是叶阁老自己散布出来的，为的就是金蝉脱壳——让那个桀傲不驯的门生去搪灾吧！ 人若做到如此，不要说士大夫骨气，就连“人”字的两划也当不起了。 所以，我个人不大相信叶向高会如此不堪，更何况他后来对自己的软弱还是有所悔悟的。 京城的事情，也就如此了。由于古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不快，南京方面众官员的反应，在一个月后才渐渐强烈起来。可是所有的奏疏，被天启以“所奏事情屡经论明，已有旨了”一句话。通通给压住。 东林今后能否再次跃起一击？不得而知。 而魏公公经此一劫，却是陡然起了杀心！ 血，能使所有的人住嘴。这是太祖皇帝的经验，也是人性不堪一击的软肋。 老祖宗对这个已经屡试不爽，今天，我也要来试试！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小人物触发了历史的机括，使得大明朝的高层政治一下就充满了血腥气味。 历史发展中也有许多“蝴蝶效应”，此处一阵清风，彼处即掀天大浪。 就在魏忠贤正考虑如何一劳永逸收拾东林党的时候，他的一个爪牙给他出了个主意。这是一个很见杀气的建议，就是可以动用廷杖，压服诸臣——谁再敢罗皂（即吵闹、寻事），就大棍伺候！ 天启固然昏庸，但上台四年来，对文臣还是抱有起码尊重的，一次杖刑也没用过，比起嘉靖、万历等他的太祖、乃祖们要文明得多。 而今，廷杖一开，必会死人。阉党要开杀戒了！ 提出这个恶毒建议的，谁也想不到，竟是个面目姣好的“小男儿”。他就是翰林院的编修冯铨。 这个冯铨，字振鹭，是北直隶涿州人，后来成了阉党著名人物，而且政治履历横跨明末清初。而在一开始，不过就是个普通的词臣。他是万历四十一（1613）的进士，入仕后在翰林院供职。那时少年得志，正是可以准备大显身手当“好男儿”的时候。 但老天爷既照顾他又不照顾他，让他生了一副水做的胎子，唇红齿白，宛若处女。 这一来，这个“宝哥哥”可就倒了霉了。 明代官场上有恶习，那就是男风极盛。小冯铨长得少年貌美，那不是等于一脚踩到了狼窝里？他的同僚们，经常把他们当“鸭”来戏弄。 那时候，缪昌期恰好在翰林院系统任“左谕德”，管太子读书的事情。老爷子也有好男色的毛病，对冯铨“狎之尤甚”。什么叫“狎之尤甚”？要说古人真是能拽文，其实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翰林院的办公室里，把冯铨给“强暴”了。 当然，这事也有另外的说法。有人说冯铨为人浮躁，人品不大被人瞧得起。缪昌期对他鄙视尤甚。老缪是蒙古血统，野性犹存，就以这种方式表示了蔑视。老缪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 不管怎么说，这事是有，且士林皆知，毕竟是奇耻大辱。 冯铨含泪吞声，当然要图谋报复。 据说，在政治立场上，冯铨当时还属于东林一派，但是受不了老被东林的老爷们这么欺负，于是有了离心倾向。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冯铨断然脱离了东林。 冯铨的父亲冯盛明，曾经以布政使一职兵备辽阳。也就是以省长身份在辽阳统兵防守。其时，后金大军气势汹汹，冯盛明不愿身处危地，便告病乞休。他走了没多久，恰好后金军队就卷地而来，大败明军，攻陷辽阳。 辽阳失守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朝中舆论大哗，有人弹劾冯盛明“闻敌而逃”。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丧师失地，总要有人来负责任。冯盛明就这样被舆论套牢，最终给逮进了监狱。 那时候，对后金的关系，连皇帝都不敢玩忽。“误国”是个天大的罪，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冯铨救父心切，赶紧去求相识的东林党朋友帮忙。 按理说，冯铨救父，这是“尽孝”，大家应该援手。但是他老爸的罪名不好，是为“不忠”。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东林党人都是重名节的人，哪个肯给他帮忙？缪昌期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 冯铨颜面扫地。新仇旧恨，郁结在心，一心想找个机会报复这帮东林老爷们儿。 天启四年（1624）初，魏忠贤奉旨前往涿州进香，冯铨的家乡就在涿州。正巧冯铨因事被劾，在家里歇着。他考虑再三，决定投靠，就置办了酒菜果品，“伏谒道旁”，也就是跪在道边上迎接魏公公。 因为死心塌地的想投靠了，所以他下的本钱也就很大，“迎送供张之盛，倾动一时”。这就决不是一桌酒菜的规模，估计是请了不少人，拉着横幅，打着旗，奏着乐。 魏忠贤一到，冯铨恭恭敬敬将一柄价值两千银的珍珠幡幢（佛教用品）赠送上去。 魏公公是大老粗，见了冯铨眼睛一亮：哇！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玉人？ 再看这迎接的阵势，也真是舍得了本钱的。魏公公不禁大为感动，下得轿来，与冯铨聊起了家常。越聊，越觉得这“宝哥哥”机灵，心下就十分喜爱。 忽而，又见冯铨一下就涕泪交流。魏公公诧异，忙问其故。 冯铨见火候到了，就把父亲的“冤案”向魏公公做了申诉，说全是东林党陷害所致。 魏公公哈哈一笑：小子，别愁，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魏忠贤此次对冯铨印象极深，回到北京，一想起这姑娘似的小伙子来，还忍不住对身边人啧啧称奇。当然，冯盛明的案子，他顺手也就给解决了：无罪释放。 这个魏大珰，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在还没“珰”时，在老家曾经娶过一房妻子冯氏。冯氏也是涿州人，跟了他，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后来改嫁走了。老魏念旧，可能也有些歉疚，心里没忘了这女人。他在这个时候忽然琢磨：冯铨和我那老婆是不是同宗啊？自此，他对冯铨相当留意。 经过一番活动，不久就让冯铨官复原职了。 冯铨感激涕零，从此成为铁杆阉党。他在此后发挥的一系列作用，给东林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冯铨自此开始，显露出了相当老辣的斗争谋略。杨涟上疏后，他分析了朝中形势，心中有数了。东林的攻势，前所未有，却没动得了魏忠贤一跟毫毛。这证明，天启对魏的信任，已无以复加。对东林，完全可以破除迷信了，如果采取主动，这帮老爷们儿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 荡平外廷，正当其时。 他想到做到，提笔就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写了封信，明确表达了两个意见。一是“极言外廷不足畏”，二是请启用廷杖，制服诸臣。 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言。信，很快摆到了魏忠贤及其核心成员的面前。 很巧，王体乾也早就有此意，前一段几次向魏忠贤提起过。廷杖，是本朝旧制，一抓就灵。嘉靖初年的“大礼议”风波（嘉靖是继承堂兄的皇位，在嘉靖父母的封赐问题上，官辅杨廷和嘉靖有分歧。第三年，嘉靖调支持自己的桂萼、张璁西人进京集议，杨廷和之子杨慎带领200多名官员进宫哭谏，嘉靖大怒，将所有官员抓捕廷杖，杨慎遭流放，嘉靖获得最后的胜利），一百多位廷臣，就是生生给打服了的。 客氏也赞同这个意见。她心肠之狠毒，在王安事件中就已表露无遗，可以说又胜过了魏忠贤十分。此次，她力劝魏忠贤早做决断。 魏忠贤也不是不想下狠手，但他是统帅人物，遇事总要稳一点，他担心猛然使用这个极端手段，会激起不测之变，因此还在犹豫。 冯铨的密信，引起了魏氏集团核心的共鸣。在大伙的鼓噪下，魏忠贤终于跺了跺脚，狠下心来“欲尽杀异己者”。 东林党，我看你们有多少屁股可以抗得住！ ——我只叹史上的有些“正人”，自认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偶尔就放胆做点儿坏事。殊不知历史的刁钻就在这里：好人做坏事，必有报应，而且就在现世！十年都用不到，就要你加倍偿还。 阉党悄悄地把网张开了，就等有人来撞。想不到，第一个撞进来的并不是什么东林党，而是一个局外人物。 这个送上门来的人，是工部郎中万燝。郎中这个官衔，相当于司长。 万燝，字闇夫，江西南昌人，是前兵部侍郎万恭之孙。他少年时就很好学，尤其注重名节。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21)，因辽东兵事紧急，工部缺人而被调为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京城九门的城墙。 由于这个工程他督办得好，不久就升为工部的虞衡员外郎，负责铸造钱币。 当时泰昌帝的庆陵正建得如火如荼，钱花得像流水。朝廷经费奇缺，铸钱所需的铜不够用，把万燝急得够呛。他找工部直属宝源局（中央造币厂）的人商量，怎么才能淘弄一批铜料来，宝源局的人说：“宫里的内官监有许多破烂铜器，不下数百万件，只须移文索要，旦夕可至。”万燝一听这主意不错，立即行文给内廷的内官监，请求拨给。魏忠贤得知后，大怒。那些废铜烂铁他倒不心疼，他恼的是：万燝怎么敢把手伸到他的地盘里来了！依例，外臣不能刺探和干预宫中之事。这万燝不光是知道了宫内有铜，而且还公开移文索要，眼里哪还有魏公公？ 魏公公当下玩起了扯皮：我管你铸钱不铸钱的，公文压下，不办。 万燝急得火上眉毛，却一连几个月没等到答复。托内廷的熟人一打听，才知道是魏公公不高兴了。 按官场的习惯，这时候就要托人去疏通。可万燝是个高干子弟，不吃这套。他脑袋一热，就直接上疏天启，请发内官监废铜以铸钱。庆陵那边一大摊子工程正等米下锅呢！ 哦嗬，兔崽子！魏忠贤看到这道奏疏，暴跳如雷。他马上派人到天启那儿，告了万燝一个黑状。天启当然不知道里面的猫腻，就下诏斥责了万燝。 诏下之日，万燝已经升任工部屯田司郎中，直接负责督建庆陵了。 就在杨涟上疏风潮之后，凡是跟着弹劾魏忠贤的廷臣，皆陆续遭到天启的申斥。万燝又憋不住火。在风潮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六月十六日，奏上了一本，再言废铜、陵工诸事，点名痛斥魏忠贤。 这个奏疏，有感而发，也是滔滔不绝——人主有政权，有利权，不可委臣下，况刑余寺人（太监）哉！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斯养（受贿）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威加缙绅。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宠忠贤，亦以此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念。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规制宏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建佛宇，璇题跃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忠贤窃陛下权，内外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奏疏里，把魏忠贤对庆陵工程的冷漠和对营建自己坟茔的热衷，放到一起来说，也是相当刁钻的一状。尤其是把民间流传已久的口头禅“内外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给捅了出来，就更加触目惊心。 魏忠贤已经让东林党住了嘴。看见万燝跳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怕：说曹操、曹操就到，那就拿你这不想活的郎中开刀祭旗吧。 但是，对第一个开打的案例，魏忠贤还不想做得太莽撞。他决定不矫旨，而是想法让天启自己发话，打这个瞎了眼的郎中。 凡事都要讲机会，魏忠贤现在大概正是好流年，一伸手就是一个机会。就在万燝上疏的前两天，天启的皇二子病死了。古怪皇帝，儿子死得也很古怪。他的皇长子刚生下来就死掉了，死后十天，皇二子生。天启痛惜长子，就特别爱怜这个皇二子。不料皇二子才七个月大时，在天启四年的五月二十九夜里，因为宫里的群猫齐叫而受了惊吓（也有人推测是因内操放炮而受到惊吓），得了惊风病。勉强活到六月十四日，也夭折了。 天启不知道这是猫叫惹的祸，只叹命不好，一连几天都是极度的悲伤。 魏忠贤看天启这时候心烦，说不定就要拿谁撒气，于是就安排好，让近侍装啥也不知道，给皇上念万燝的这份奏疏。 天启一听，怎么又是弹劾魏忠贤？头痛啊，这万郎中难道是从火星上来的？ 近侍刚念完，王体乾和客氏就故作大讲小怪，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拿这些烂事儿来打扰皇上？皇上有旨，他不知道？知道了还在皇上忧伤时来说这些，不是明摆着捣乱吗？这样的人，不狠治怎么行？ 几个人，神态都很天真，义愤也都很真诚——领导啊，我们实在是担心您的身体！ 天启心里的火果然被撩拨起来，大发雷霆。王体乾当即建议：廷杖万燝，以儆效尤。 天启昏头昏脑，估计也没大听清，就说：行行，你们赶快拟旨。 圣旨一下，廷臣大惊：怎么会责罚得如此厉害？叶向高等人估计：这一打，要出人命，便慌忙上疏营救。工部尚书陈长祚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属下受酷刑，也写了奏本论救。天启均不理睬。 第二天一早，数十位年轻武阉蜂拥而来，冲入万燝的寓所，给万燝戴上刑具，押往午门。 从公寓到午门大约有三、四里路。一路上，这些明朝的红卫兵们，有的揪头发，有的扯衣服，对万燝横拖竖拽，拳脚相加。万燝本来身体就弱，及至午门，早被打得奄奄一息。 王体乾亲临午门监刑，他摩拳擦掌，喝令一声：“重打！”这杖刑，是明代的刑罚艺术，由锦衣卫执行。朱元璋老皇帝创立这个制度的时候，杖刑时，受刑官员要以重毡包头，同时允许在官袍里面衬上棉里子，以防重伤。除个别情况外，责打一顿，也不过是示辱之意，并非真用重刑。 直至大太监刘瑾专权，因恨外廷大臣不合作，才矫旨令廷杖时需扒下官服，杜绝厚棉衬里，自此便有当廷杖死大臣之事。 打棍子的时候，主事者有“打”和“重打”不同的口令，轻重程度很不一样。每五棍就要换一人执棍，就怕行刑者打得不够用力。 一百棍打完，万燝早已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小宦官们毫不怜悯，为了表示对反魏分子的仇恨，他们拖着万燝的脚，在午门外方砖地上倒转了三圈。而后，拖出长安门外（交给家属用门板抬走）。 刚拖了没几步路，又跑出来一帮小太监，人人手拿利锥，往万燝身上一顿乱扎。 我叫你攻击我们魏爷爷！ 万燝身上霎时千孔血流如注。好个万燝，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高干子弟，但骨气硬，就是咬牙不叫一声！ 抬回寓所后，万燝一息残存。苦撑了四日，终于含愤而死，留有一诗传于后世：自古忠臣冷铁肠，寒生六月可飞霜。漫言沥胆多台谏，自许批鳞一部郎。欲为朝堂扶日月，先从君侧逐豺狼。愿将一缕苌弘血，直上天门诉玉皇。这首诗里说的“批鳞”，是说龙的喉咙下有倒生的鳞片，也就是“逆鳞”。“批逆鳞”，古代是比喻忠言直谏，触犯真龙天子。 “苌弘血”也是一个典故。苌弘，是东周景王和敬王时大臣刘文公的所属大夫，因遭受谮言，被放归蜀地。后来想不通，自己剖肠而死。蜀人感念他，用盒子盛了他的血，三年而化为碧玉。“碧血”一词，就来源于此。这是说：为正义蒙冤，死亦有精诚不灭！ 万燝之死，激起了士林义愤。 想靠杀人来维持邪恶政治，也就是魏忠贤这样的低能政治家才有的水平。他们不知道，既然有所谓“豺狼当道”，也就有所谓“义薄云天”！愿死心塌地做奴才的人，在人数上从来不会过万！ 不服的人，你总不可能都杀完。 面对邪恶，东林党人没有坐视，立刻有一批人一跃而起。李应升、黄遵素、刘廷佐、周洪谟、杨栋朝等南北两京科道官员纷纷上疏，交章抨击魏忠贤，为万燝之死鸣不平。 其中李应升的奏疏尤为催人泪下。他说，万燝死的太冤，“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倚闾，旅梓无归，游魂恋阙”！义士之忠魂，点燃的是人心，这就是将来历史复仇的星星之火。 21无意中砍倒东林党一杆大旗 对于廷臣的异议，天启已经习以为常，自有他的一套对付办法。所有替万燝喊冤的折子，他一律不看。开始还批个“已有旨了，不必渎扰”下去，后来干脆留中不发——让你们的抗议没声没息。 魏忠贤轻松除掉万燝，气焰顿时大张，觉得暴力镇压这一手还真是解气。他睁大了眼睛，扫视外廷，觉得一个小小的万燝还是太不过瘾了，想找个影响更大一点儿的来狠狠收拾。 他现在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可巧，又一个机会撞上了门来：有两个宦官向王体乾告了巡城御史林汝翥一状。 魏忠贤得到了报告，查了查林汝翥的背景，不由大喜。 这个京城治安官到底有什么来头？ 他和首辅叶向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林汝翥，字大葳，福建福清县人，是叶向高的同乡，在祖籍两家离得很近。京中都盛传他是叶向高的外甥，可见两人关系是够铁的。 他是在天启四年（1624）的六月才出任这个职务的，刚上任不久，就亲手处理了一件民事纠纷。 京师小民曹大的妻子与小民牛臣的仆人因故吵架，曹妻一时想不开，服毒药寻了短见。这曹大虽不起眼，但与宦官曹进、傅国兴有点儿关系，估计与曹进是同宗。 这下牛臣等于捅了马蜂窝——关系学没学透，一脚踩炸了营！ 曹进、傅国兴带领二十多名流氓地痞，不由分说闯进牛家，把财产抢掠一空，还用锥子把牛臣扎了几百下，让他终身别忘了要学好关系学。 事情当然是报了官，但因为事涉宦官，京城各级刑官谁也不敢插手。案子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林汝翥的手上。 这林汝翥相当于首都公安局局长，他没有地方推了，同时也不想推。当即就提审曹大，一顿杀威棒，曹大就把曹进和傅国兴都供出来了。林汝翥大怒：宦官又如何？谁都不是法外臣民！他立刻办了驾帖（逮捕证）拿人，结果只拿到了曹进。 宦官在民间触犯了刑法，最终处理是要移交给内廷。巡城御史问清楚后也不能办罪，只能通过奏疏弹劾，由皇上下诏给予处罚。 曹进怕就怕把事情捅到皇上那儿去。他见林汝翥不是个用钱能买通的主儿，就哀求道：“大人只要不参我，我情愿受笞刑。” 林汝翥想想，也行，就命手下打了他50下竹条子。这东西也很厉害，但比打板子强，一般死不了人。 本来这事情也就算了了。没想到，一日林汝翥在巡城时，忽然跑来一个不男不女之人，拦住他的马头就破口大骂。 京城里还有敢这么撒野的？林汝翥立刻叫人把这家伙逮了，一问，原来他就是傅国兴。 正找你找不着呢，倒送上门来了。林汝翥把惊堂木一拍，指指卷宗说：曹进都招了，你想怎么办？ 这俩阉竖，可能是属于低等宦官，既怕治罪，又拿不出钱来贿赂。傅国兴也只好自请处分——你打我一顿得了。打完了，林大人就把他也给放了（见《明史·林汝翥传》）。 这场官司，应说处理得不错，错就错在时机不大对。官司办完几天后，就碰上了杖死万燝的突发事件。 小宦官们虽然没什么政治头脑，但宦官势力这次是把朝官势力干败了，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 屁股被打肿的曹、傅两人，一下子就起了复仇心，跑到王体乾那里，挤出几滴眼泪、揉几下屁股，求王公公给他们做主。 王体乾和魏忠贤是全体宦官的头儿，自己的手下被巡城御史揍了屁股，主人脸上也无光。两人碰了碰情况，都很恼火，便商议着要报复。可巧又听说林汝翥是叶阁老的外甥，两人就更不能罢手了。 至于林汝翥是不是叶阁老的外甥，史料上记载不一。《三朝野记》和《启祯野乘·一集》上都言之凿凿说是，《明史》和《明熹宗实录》则说是传闻。因此现代史家各自采用的说法也就不同。 不管是不是，总之有瓜葛。 好，这次我老魏也要来一下打狗欺主。 于是，他们由王体乾出面去忽悠天启，客、魏在一旁溜缝。轻车熟路，把天启又给激怒了：宦官是皇帝的服务员，打宦官就是冒犯天威！六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杖责林汝翥一百下，削籍为民。 林汝翥猛然接到圣旨，魂飞天外！ 这巡城御史原本是个很牛的官儿，责任就是管理京城街道的治安，老百姓又称之为“巡街御史”。出巡时的派头，可谓地动山摇。队伍前列有两个兵卒手抡长鞭，辟空“啪啪”作响。小偷、流氓、车匪一听到这鞭声，都撒丫子就跑，躲得远远的。 有时候六部九卿的车夫狗仗人势，在大街上争道，谁也不让谁。要是碰上巡城御史路过，立马就和解。有那眼神不济的，还在争执，林大人一声令下，当场按倒就打屁股，不管你的主子是谁。 巡城御史揍两个小宦官，不也是小菜一碟吗？这是国家法度。 可是，法能大过人吗？开玩笑！ 林御史这回知宦官的厉害了。廷杖？万燝刚被一顿棍子打死，我还能活吗？他越想越怕，反正官帽子也没了，就跑吧！ 他怕被东厂的人盯上，就翻过自家墙头，躲到邻居家一座空房子里，藏了一天一夜。然后瞅空子溜出城去了。 前首都公安局长潜逃！ 魏忠贤也没想到林汝翥还有这一招。派去抓他的宦官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 这林大人能跑到哪里去呢？如今遍天下谁还敢窝藏他？ 魏忠贤一推理，觉得这人没准儿藏到叶阁老家去了。 于是他派了一批宦官去叶阁老家里要人。宦官们得了令，如狼似虎，先把叶府团团围住，然后进去“喧哗搜捉”（《三朝野记》）。 叶阁老家中当然交不出逃匿的犯官，小宦官们就咋呼着“打倒”“炮轰”的，不肯撤围。 叶向高哪里受得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朝第一大臣，受魏忠贤的气也就罢了，如今居然连小宦官也敢来家里闹，还有没有《大明律》了！ 他立刻奋笔上疏求去，说：“中官围阁臣第（宦官包围阁臣家宅），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 说二百年来未有，是夸张，但确实是太不像样子。 事情报到了天启那里，天启也觉得宦官这么闹，有失国家体统。于是下令：赶快撤了。 撤是撤了，但围也就围了。围困宰相府，没受到任何追究。抓坏分子嘛，过激也就过激一点儿了。 这个林汝翥一跑，最没面子的是监察系统的头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他手下的属官，一贯是监察别人违纪犯法的，怎么能就这么跑了？即便皇上要重罚，粉身碎骨也得挺着——娘打孩子嘛，错了也可以理解。就是不能跑！ 孙大人正卧病在床，手拿不动笔，就叫李应升替自己起草奏疏，要参这个贪生怕死的林御史。他说：“林汝翥不肯做强项之人（指坚持真理不低头的人），竟成了逃跑之臣，致使皇帝座下少了一个取义成仁的忠臣。御史台有这样贪生怕死的官员，实在有损国威！不听皇上的话，就是破坏法纪！” 这奏疏固然是对林御史临阵脱逃有气，但骨子里还是在讽刺皇上糊涂到顶。 其实，林汝翥并不是真的想一走了之。他一个朝廷命官，即使削了籍，还有起复的可能。如果真的跑了，那就永为罪人，前面的几十年都白干了。 他这次是跑到了遵化，进了顺天巡抚邓汉邓大人的衙门，算是投案自首。逃离京师，不过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想要躲开宦官的毒手。 七月初一日，邓汉如实上报。但天启并未有所松动，让继续执行前旨，还是要打。 都察院这下炸了锅！这叫什么话，堂堂监察大员，被宦官逼得逃命，完了还要打。一帮御史们就商量着要上疏论救。 李应升也跑去找孙玮监察长，说：“林御史投案，法纪幸未破坏。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能代皇上公正执法的部门，而不想死于宦官之手。而且，以我们御史大人的一百棍，对宦官的五十竹条子，于法也不公啊！” 孙玮一想也是，就叫李应升赶快写疏论救。 长官带了头，十三道御史（分管十三省的监察官）就纷纷上疏救人，但天启一概不理。 林汝翥没有躲得了一顿打。但他这一跑，引起了舆论轰动，还是对保命起了作用。一是锦衣卫虽然照打，可终究没敢把他打死了；二是小宦官们也不敢再跑出来拿锥子扎了。 前后一个月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这其中，首辅叶向高内心的震动最为巨大。他看明白了：在皇上的眼里，在魏忠贤的眼里，原来他这个三朝元老、当朝首辅什么也不是。无论万燝事件，还是林汝翥事件，他们对自己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将来还能谈什么有所作为？ 大明的朝政，眼看着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就随他去吧。 只可叹数年来小心翼翼的“调停”，一腔心血，全泡了汤。 学富五车，位极人臣，还赶不上个“卵切除”的混混儿！真是天理何在？孔孟何用？人间何世！ 阁老万念俱灰，在家躺倒了。把大门紧闭，不再上班了。 他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了。复出以来，他的辞职报告一共写了18份，大多是“以退为进”的官场虚套。不过是提醒皇上：我对你有所不满，希望你能改一改。自从出了万燝杖毙事件，他就一连上了多道辞呈，去意渐浓。至林汝翥被杖，他就更坚定辞官归田的打算了，不再有任何虚情假意。 正好天启对他这一段以来的别扭态度也不满，于是君臣俩心照不宣。天启也虚情假意地挽留了几回，就于九月初七下诏，允叶向高致仕，一切待遇从优。 叶向高在临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对自己主持“东林内阁”这一段的做法相当懊悔，曾经在给朱国桢的信中说：我就像个赌徒一样，老本已经统统输光，这都是因我谋划不周所致，怨不得别人。 叶阁老具体懊悔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与虎谋皮”是谋不来东西的，他大概已彻底明白。当初还不如脖子挺一挺，协调大家跟阉党方面死拼一下，或许还有个活路。如今战也不成，和也不成，确实是满盘皆输。 但是，叶向高在天启党争中的作用，也不好一概而论。他的“调停”策略，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负作用是没能以阁臣之重，统率、协调众臣与魏忠贤决战，反而起到了涣散斗志的作用。正面的作用是，毕竟魏忠贤对首辅略有顾忌，叶的周旋对整个东林阵营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他毕竟是一面墙，尽管老而朽。当他一旦倒塌，东林党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未来的形势，已可嗅得到血腥味。 在另一阵营，魏忠贤的目标倒是非常明确。杨涟上疏的时候，他就精确分析过形势，提出了“必去叶向高而后可”的总路线。 他注视着叶向高蹒跚而去的身影，额手称庆。也许心里在说：余皆不足虑矣！ 车辚辚，马萧萧。秋来又辞长安道。 阁老的心里，弥漫的也是秋之悲凉。他这一去，“东林内阁”等于轰然倒地，虽然还有韩爌，还有朱国桢，但他们真的是“不足虑矣”！ 他行前上的一份“陛辞疏”、也就是御前告别信，还试图最后对皇上、太监、廷臣三方面分别进行劝告。但强势的一方怎肯收手？弱势的一方又怎肯束手就擒？ 血战，是注定要来的。 叶阁老纵有高瞻远瞩，谁又能听得进去——“事久必自明。历观前史，自汉唐以至本朝，中官之邪正善恶，昭然若揭，未尝歪曲漏掉一人！” 宦官不相信坚如磐石的权力能消亡，廷臣等不得让历史来做最终结论。 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过招吧！ 明朝的这悲剧，来自我们民族的母血。 孔孟万年，汉唐千载，问世间：“和”为何物？ ——更无一人领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却又见连营百里。这，就是我们的母血，滔滔无尽啊！ 22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 宦海沉浮40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子就暴露于外。现在东林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的幸福。 天启四年（1624）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元老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要，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却劝他不要退缩：“如今钻营的人多，你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怕什么？若皇上不批，我们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报告送上去了，按例，有三个工作日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东林众人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二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大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是千古疑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自有他的主张：“大计”还是要用东林的人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这小子。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冷冷看着这小人如何表演，面色如霜，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日，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让吏部勘察。 赵南星心中有数：还勘察个屁！官贪不贪，平头老百姓都知道——披一袭官袍，堆一脸的恭顺，不过就唬了皇上您一个人。于是他立刻上疏建议“遣戍”，让那小子劳动教养去吧。 天启看了，知道这崔御史是什么货色了，就下诏予以革职，责成淮扬地方官查清贪污数目。 这下，崔呈秀把胆都吓破了，走投无路之中，决定投奔阉党。他穿戴上表示身份卑贱的青衣小帽，连夜跑到魏忠贤家投靠。一见魏公公，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他哭诉道：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挟私排挤，请魏公公千万给予保护，我愿永世做您老的干儿子。 魏忠贤转了转脑筋：这个崔御史。说他不贪，三岁小儿都不信，但是可以为我所用！于是老魏绽开笑脸，安慰了一番，当场收了个“高素质”的儿子。 崔呈秀以前一心想加入东林，人家不要，想不到现在入阉党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心生感激，立刻建言道：“老爸啊，不除去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你我都不知会死在哪里，其余的人也没一个能站住脚！” 这个建言，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一下子就点醒了魏忠贤。他在此前的剿灭行动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此之后，就明显地有板有眼了——专挑关键的人物定点清除！ 东林党，又给对方“贡献”了一名军师。 高攀龙与崔呈秀的冲突刚完，紧接着东林诸人又与阁臣魏广微起了冲突。 十月初一，皇上照例在殿上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法，群臣列班朝贺，魏广微却把这事给忘了，在家里睡大觉。颁完了历法，皇帝上又亲率群臣去太庙祭祖，叫做“时享”。时享是朝廷大典，四季之初和年终各举行一次，极之隆重。由皇上带领群臣向祖宗牌位供酒水，行大礼。 等到仪式接近尾声时，魏广微才睡眼惺忪地赶到，慌慌张张地挤进廷臣行列。 大家正在庄严行礼，一位阁臣却是这么个狼狈样儿，众人无不气愤！ 典礼一完毕，负有纠察纪律之责的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想上疏弹劾。黄尊素却担心此举会有连锁反应，劝阻道：“魏广微气量狭小，且极好脸面。如此攻他过急，恐生变，不妨搁置。” 魏大中不听，还是上了一本，痛斥魏广微身为执政近臣，“倨傲不拜正朔（大明历法）”，猖狂有如辽东建州女真和西南的叛贼。 魏广微去太庙祭祖迟到，严格说来不过是个考勤的问题，跟人品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政治立场。魏大中弹劾他一下也就罢了，但不该上纲到奉不奉“正朔”的高度上。 如此一激，魏广微当然要气得跳脚！ 他立刻上疏自辩（理由总找得着，譬如为国事操劳过度睡过了头等等），同时四处展开活动。这小子早就暗投了魏忠贤，内廷的宦官对他很买帐。一时之间，不光阉党成员，就是宫中的一般内侍，也纷纷为他说好话。连客氏都亲自出马，向天启进了言，说魏大中这不是小题大做、要排挤人么？ 天启平时就很厌烦廷臣之间的纠纷，见魏大中的话说得确实比较过头，就于十月初八下了一道敕谕，也就是告诫书。 他总结道，这种风气的原因是“纪纲不肃，结党徇私”，因此警告廷臣要反思，要改弦易辙。 抽象地来看，天启这道谕旨说得不错，特别东林方面是有这些问题。大臣一受攻击就引退，小臣依照“政治划线”评判人物，结果党争只能越来越激烈，于国事丝毫无补。 东林党人只强调品德、操守和“划线”问题，对国计民生始终没能提出好意见，就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惠民强国的措施了。天启对他们的弱点，还是看得很准的。 当然，阉党方面，问题就更严重，远不止这些。但是天启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以为意——与自己较亲密的下属，那是越看越可爱啊！ 本来这个特谕针对的并非一党，是对大家说的。可是在魏广微被劾之后颁布，就明白地带有袒护的意思。天启就是再傻，也不能直接为魏广微迟到的事开脱，而这个特谕，恰是最冠冕堂皇的开脱。 皇上居然坐歪了屁股，连公然违礼都不追究，东林方面当然有人不服！ 压不住火的是都察院御史李应升，他于十月十一日上疏，对魏广微的自辩狠狠砸了一家伙。 本来魏广微的自辩也还算讲得有点儿道理，一是说自己“罪止失仪”，根本没到“不拜正朔”的程度；二是说言官有“风闻生事”的恶习，让人不能自安。 然而东林的官员们，逻辑思辨都相当厉害，且又站在道德制高点，所以砸起人来，势不可当。魏广微哪里是对手？ 李应升的驳斥句句击中要害，他说：“如果是行礼中动作出错，那才是‘失仪’，而魏广微是误了典礼。按照《大明律》，失误朝贺，应笞四十；失误祭享，应笞一百。魏大人应该领哪一条呢？”至于说到言官，李应升认为：“国家设言官，称为耳目近臣。所言若涉及天子，则天子改容以听；所言涉及大政，则宰相闭门待罪。魏广微之父曾为言官，公正发愤，敢直言，因得罪阉臣而去职，美名传诵至今。魏广微为何不思其父？至此，广微应退读父书，保其家声，勿再与言官为难。如此可上对神明，下对士林，异日九泉之下亦不至愧见其父！” 这一顿砖头，砸得魏广微脸面全无，想与东林撕破脸皮吧，又觉得还没到时候。无奈之下，想起了李应升有个老师孙承宗，现为督师辽东的大学士。这个孙督师与自己既是同年进士又是同乡，也许会帮忙圆场。于是他立刻上疏，向天启提出：孙承宗督师辽东有功，皇上应给予特别恩典。 他拍孙大人这个马屁，是为了换取支持。 他所考虑的这些因素都不错，而且孙大人也确实劳苦功高，但他就是忘记了一点：孙大人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直臣，满腹文韬武略，又曾是天启幼年的老师，他怎么能吃这套？ 有功不有功，论不到你来说！ 孙承宗全不顾什么老乡同年的情面，上疏给予驳斥，说魏广微这是居心不良，行钻营之术。 魏广微又吃了一瘪，知道自己与东林再无调和余地，于是才公开投到魏忠贤门下。原来还仅仅是自称“宗弟”，现在降了一辈，自称“宗侄”了。 那边李应升的奏疏当然是触犯了天启——刚发了特谕不要纷争，怎么又来说？皇家尊重大臣，你何必借故轻侮，还要引用《大明律》！那么今后大小各官再有迟到的，是否皆依律惩处？ 客、魏在一旁，又是假装气愤地一通忽悠。天启来了火，又想动用廷杖。韩爌听到了消息，赶忙写了个条子递上去劝住了，改为罚俸一年了事。 魏忠贤正准备杖死一个东林党祭旗，结果被韩爌给搅黄了。他这下连眼睛都气白了。 又是你！ 韩阁老，有一笔老帐咱们还没结清呢。 杨涟上疏的时候我四面楚歌，求到你，你不肯帮忙。现在我要打击东林党一个小小的御史，你倒这么起劲！ 看来，内阁的石头还没有搬干净。你们这些东林同路人，是否也应该统统给我开路了？ 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跑过来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大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越发觉得东林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文选郎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都察院、吏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有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院、部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搀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日，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又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在有明一代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爌、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见得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喏喏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伙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帐的日子也就到了！ 23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 阉党到目前为止，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不过名声还不怎么样。阉党的首领终究是个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不免鬼鬼祟祟。如今，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了，扬眉吐气地喊一声“有奶就是娘”了。 但是，吾土吾民，干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比如“黑猫”这名字不好听，若叫成了“非白之猫”，也就多少理直气壮一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阉党谋士在欢喜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碰头，凑了一篇特谕草稿出来，要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给东林党扣一顶黑帽子。 ——舆论工作要是不做好，咱们就是胜了也还是鬼鬼祟祟。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 天启对东林正憋着劲儿，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人士“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近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援而后快！罔上之心，却使人尽缄口，然后满足其无边之欲矣！” 这一通连珠炮，把东林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送给你们。 谁是千古罪人？谁是坦荡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谁能保证皇帝说的都是真理？ 这道特谕对东林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今元凶已放（放逐），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如果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那我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脑袋了，顶风上了一疏，为赵南星、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么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事深可虑矣！ 他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是好像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晚了。在当初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两边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一旦杨涟爆发，东林全体就应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左顺门事件”百人集体被杖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然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势力出来圜转，达到新的平衡。捱个几年，魏也就完蛋了。 可惜，东林跟魏忠贤的斗法，多没有章法，单打独斗。人家那边一反击，当枢要的东林大臣就挂冠而去，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看扁了——“技止此耳”！ 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的高压。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跟东林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想不到东林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民主原则”，但这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的账。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原也猜测韩爌可能会摔耙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嘻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加官荫子的一大串。但天启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以乘坐驿车之外，啥也不给了。 中国的管理问题，没有啥别的问题，就一个问题：魏徵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这样的领导，你就是把古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韩爌秉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回家后不久，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报了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本来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天启在魏忠贤鼓动下，却下令分权。目的就在逼朱国桢，但就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他。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捞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头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先拨志始》）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1624）的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已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经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政府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天地惨变，大地萧索。但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宵小奸佞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的私宅，密报：“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啦！”（《三朝野记》）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凡奇才在年轻时必有异行。他和边塞上的豪杰、将士谈得高兴了，千金裘、五花马都拿来换酒喝了，大有太白之风！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的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也就是当了天启皇帝的老师。 孙承宗为人清正，敢于任事，讲课的效果也极佳，天启对他极尊重。皇上每次听完讲，总要感叹：“开窍了，开窍了！”（《明史》） 天启即位不久，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辽东形势危若累卵。孙承宗因以文臣而知兵，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阁臣之一。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兵备弊端，深为天启嘉许。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视察，力排众议，支持袁崇焕主张的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积极防御的意见，反对退守山海关。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守住了宁远，也就是扼住了辽西的咽喉，能确保身后二百里外的山海关无虞。 此后，经过数年的经营，辽东终建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宁（远）锦（州）防线，后金骑兵撞破了脑袋也不得逾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均望宁远而叹息止步；努尔哈赤还命丧于此。这个决策，不仅保住了天启朝的平安，就是崇祯一朝也得益颇多。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明史》）随后“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此外又修筑关城，安置大炮，辽东明军实力由此大盛！ 宁远城修筑竣工后，孙承宗调袁崇焕镇守，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就是说，明末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此时还不过只是孙大帅的一员爱将。当时关外一派晏然，逃亡百姓纷纷回归，宁远一带“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随着宁远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也在不断扩张。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三朝野记》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万历末年的辽事大坏，变成了天启年间的辽事大好！ 天启有福，终其一朝几乎不闻边警，就因用对了一个人！ 魏忠贤当然知道孙阁老既有才、也有背景，所以颇为敬畏，曾数次想把孙大帅收归自己名下，但孙承宗为人既正直，又在天启心目中极有分量，所以根本不睬魏公公的那一套。 孙承宗是个文武两手都很硬的人，于“文斗”方面的谋略，也在很多东林党人之上。天启对他，惟有崇拜的份儿，几乎言听计从。若不是他常年督师在外，魏忠贤怕也翻不起这么大的浪来。 由于他常年在辽东，所以两派都将他视为化外之人。在内阁争权时，谁都没把他算一个。 可是孙阁老却没有忽略朝中的斗争。眼看正直之士一个个被清除，大明的天已经塌了大半，他坐不住了，决心以自己的威望，全力一击，把这个混蛋魏忠贤打下去。 孙承宗的这一想法，有很大的可行性。可惜动这个念头动得太晚了，此时，朝中已无一个正直之臣能在高位上予以应援了。 所以他考虑：根本不能露一丝痕迹，要迅雷不及掩耳直接面见皇上。他相信，以自己的威望和谋略，肯定能说动皇上，起码是疏远这个乱了朝纲的大太监。 但要做到这点，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天启已被阉党铁桶般围住，像自己这样一个与阉党不合流的人，如何能够毫无阻碍地靠近皇上？ 这个机会，他想，就在十一月中旬皇上的生日。假如以贺寿为名，面陈朝政，那是最好不过的。 并且这个图谋，决不能让阉党察觉一丝一毫！ 于是，他在十一月初巡防来到蓟镇，这地方离京师只有几十里。他含含糊糊地写了一份奏疏，派人送进宫，只说是：三年未睹天颜，如今巡防到此，离京仅有数十里，很想在皇上万寿之日，跟大家一起看看您！ 他还报请了日程计划，即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面君，十四日随内阁大臣贺寿。然后另择日向皇上面奏军机。之后再和有关衙门会商一下军事。 他怕阉党起疑，还特别在奏疏里说：如今朝中事体纷纭，他本不该冒昧入京，但边防有未决之事需要请示，陛见之后，当速出国门，以免猜疑（见《明熹宗实录》）。 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可能正是这“不漏”，引起了魏忠贤的怀疑。魏忠贤此时的韬略，已不是三四年前那个不要命胡来的水平了。他在想：这孙阁老，是有什么企图吧？ 他的爪牙因为没有权力幻觉，也就看得更明白：哪能放孙阁老进京？魏公公别是糊涂了。公公固然霸道，但那脑袋瓜还斗不过孙阁老吧？ 可是这话不能明说，于是大家会意，就到处放谣言，说孙阁老此次来，肯定有异动！ 魏忠贤一听说“清君侧”，有如遭受电击，一下就明白了：孙承宗来，毫无疑问就是干这事的！ 这可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他老魏可以说谁都不怕，惟独就怕这个孙大帅。 魏忠贤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要是过不去这道坎，前面的什么都等于白干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招可行—— 只有激怒皇帝，孙阁老才进不来。 他顾不得夜已深，急忙赶去奏报皇上。天启已经归寝，魏忠贤硬把天启叫醒，汇报时还不忘把谣言修正了一下，使之更具有可信度：“孙承宗率甲兵五千，离山海关向京师进发，内外合谋，欲清君侧！” “唔？”天启一听，吃了一惊：孙阁老能干这事？ 清君侧？如何清？难道要拥兵把我废掉？ 天启心里升起一股寒意，从龙床上蹦下来，绕着床踱步。越想，越怕，心慌意乱之下，竟倒退着走起来。 魏忠贤见天启不仅没激怒，看样子好像被吓傻了。他顿时崩溃，也跟着皇帝绕着御床走，捶胸大哭：“万岁爷若放孙阁老进来，老奴活不成了！” 天启脑筋转了几个弯儿，以他对孙承宗的了解，兵变绝无可能。大帅想回来一趟，也不过就是回来，倒是魏公公给吓成这样，实在太可怜。 天启一念不忍，就发了话：拟旨，让孙阁老不要来了。 那边厢顾秉谦早有准备，一道严旨已经拟好，命孙承宗“马首速转向东，急还山海，待犁庭扫穴、失土尽复之日，再回京。” 天启听了内容，点了头。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还是没有理睬。 后来在天启五年（1625）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籍。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1629）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二十八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1631），孙承宗69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作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尊，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24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 天启四年（1624）冬，周天寒彻。东林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只能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命运裁决。 杨涟等人被驱逐之后，魏忠贤顾盼得意，心情放松了不少。但是他的狐群狗党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东林大臣被逐，只是暂时离开了庙堂，焉知什么时候天心回转，还会卷土重来。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恶人的喽啰，往往比恶人还要恶，这是他们的固宠之道。这时便有人提醒魏忠贤：“不杀杨涟，公公之祸不日将再起！” 然而魏忠贤品味此话，却觉得甚有道理，当下颇感不安，忙与“领导班子”诸人商议，如何能想个万全的法子来消除隐患。 讨论的结果，是定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将东林官员尽可能地逐出，空出的位子由本党人士补上，让朝中没有东林党复燃的余地。其二，就是兴起大狱，斩草除根！ 自“三大案”以来，天启对东林已经厌恶之极，一度有逐尽东林的想法，但他深知甄别不易，就做罢了。在宣判东林党的特谕里曾经提到：“本当根株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万钧讵可骤施？” 他高高在上，当然不知道详情，就连魏忠贤也说不清楚。 但是“小的们”却行。 此后，各大小喽啰们又有黑名单陆续呈上，崔呈秀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王绍徽献《东林点将录》，沈演献《雷平录》，温体仁献《蝇蚋录》，阮大铖献《蝗蝻录》、沈演（或杨维垣）献《杂稗录》，这些黑名单，统称“七录”，供魏忠贤备用。 这些黑名单的原件，都由魏忠贤的男宠李朝钦保管。“领导班子”王体乾等人分别命手下人将名录抄在折子上，藏于袖中，每天看奏折时拿出来参照。 初时，阉党使用这些黑名单时还颇为保密。人们惊异于“圣旨”对东林党人的辨认竟然如此之准，冥冥中似有天助。 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东厂搞的勾当，后来阉党越来越猖獗，也就不保密了，经常说：某人在某录上有名，故予以处分。人们这才明白真相。 一次魏忠贤在得意之中，将《东林点将录》进呈给天启过目。但天启从小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没看过《水浒传》，劈头看到“托塔天王”四字，竟大为不解。 魏忠贤赶忙给他讲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并说：“古有能移塔之人，本朝李三才善于蛊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正与移塔相似。” 天启本是个好武之人，听了移塔故事觉得回味无穷，忍不住鼓掌大叫：“勇哉！” 魏忠贤一听，知道弄拧了！忙把名录收起。后又叮嘱众喽啰，不能再让皇上看到名录，只能偷着用（见《明宫词》）。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的视野。 天启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逮捕他的诏令当即发出。等他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就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1625），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13人，给魏忠贤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皇上你那时候就是个傻），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又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啦）？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吓着俺们了）？党人之力，至此极矣（这不是要搞政变么）！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账统统理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天启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像得了白痴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白痴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当了皇帝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罪名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1625）的三月，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趁着听课（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明熹宗实录》）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残余势力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或者不愿意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日，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刑力度大不一样。 镇抚司就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就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边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万历野获编》）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知道他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仁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银，买得此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这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了起来追赃。 魏忠贤眼巴巴等着有大家伙出来，指示许显纯加大审讯力度。 许显纯受恩于魏公公，当然要拼死卖力以报恩。他便明明白白地诱供，要汪牵出东林大佬来。但汪文言也不是吃素的，死也不肯说了。 许显纯无奈，就建议魏忠贤以“移宫案”为突破口，直接把杨涟、左光斗抓来算了。 徐大化却不同意，他说：移宫一事，无赃可言（有赃的是你魏公公），你凭什么杀人家？莫不如说他们受了熊廷弼的贿，则封疆事重，杀之就有据了！ 魏忠贤觉得这主意好，就下了死命令，务必严刑逼迫汪文言，让他说出杨涟等人受过熊廷弼的贿。 顿时诏狱里又是一片忙乱，审讯行刑，昼夜不停。 施用的刑罚有多可怕？据亲眼所见者说，比较常用的有镣、棍、桚、夹棍、械五种，都是专门夹、抽打、敲打手脚这些神经敏感部位的，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又不能马上死掉。 据记载，有一种最厉害的，“名曰琶，每上，百骨尽折，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荼酷之下，何狱不成？”（《明书·刑法志》）具体怎么行刑，不详，估计是拿铁家伙把浑身骨头一根一根敲断。 汪文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地说：“我之口终不合你意，你想要我招供什么，我认就是。” 许显纯见有门儿，便扳着指头一个个数：东林党人某某，受贿多少、贪污多少。汪文言已濒临崩溃，许说一个，他应一声：“是。” 说着说着，许显纯又按下一个手指头：“杨涟……” 不等他说完，汪文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然坐起，凄声大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别号）哉！”（《明史》） 妈的，老子不认了！随后，他坚决否认了许显纯刚才的胡编，抵死不肯诬陷东林诸人。 许显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第一个骨头就啃不下来，这怎么交差？ 他只好硬起头皮，编造了一套假供词，将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20余人牵进，分别加上罪名，说他们这批人逼选侍移宫是为升官、整顿吏治是为揽权、为熊廷弼说情是为求贿。 三月二十九日，假供词报到了天启那里。按照惯例，镇抚司审理完毕，案件要交给刑部再审并定罪。 许显纯也按这个程序，报请将汪文言移送至刑部，他就算交差了——这个姓汪的可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但是魏忠贤比他想得远：要想全面剿灭东林党，从汪文言身上牵出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块骨头还得继续啃！ 四月初，汪文言意识到许显纯已经在编造假供词，知道关系重大，搞不好东林诸人要因此全军覆没，他便对许显纯嗔目呼道：“休得妄书，我就是死，亦要与你面质！”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许显纯。此案搞得这么大，免不了将来要在什么公开场合审理，如果出现对质的情况，他造假的事就会露马脚。到时候责任都是他许显纯的，魏公公不会替他承担。而且连个汪文言都没有制伏，魏公公也会瞧扁了他。 许显纯想，反正假证已经做出来了，总算牵连出一批人，不如趁机就把汪打死，来个死无对证。拷掠致死，这是镇抚司常有的事，魏公公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于是，没过几天，许显纯就安排人把汪文言秘密害死了。 许显纯这么搞，是歪打正着。这么一来，在杨涟等人到京后，就已无“首告”可以对质。这个假案，也就此“锻炼”成了铁案。 天启同意逮捕六人后，锦衣卫“缇骑”立刻离京四出，分赴杨涟等六人的家乡逮人。 这一批逮的六人，就是天启惨案中赫赫有名的“六君子”。 “六君子”在各自的家乡深得民望，缇骑到时，乡里一片骚动。 咱们明朝的百姓，不懂孔孟之基本原理、不懂君为臣纲的世界观。但是哪个官儿清白，哪个官儿无耻，还是分得出一二三的。逮人的消息传到杨涟家乡后，郡县百姓大恸，有数千“勇士”涌入公署，欲砍断官旗，衙役们紧闭内院大门方才得免。缇骑到达宣读圣旨之时，又有各乡数万百姓汇集城外，哄声响彻云天。 杨涟被逮走时，百姓夹道号哭。一路上，州县村舍，到处有人焚香迎送，设醮祈祷生还。路过郑州时，情况也是一样，前去送杨涟渡黄河的人络绎于道。 此一去，易水萧萧！ 只恨那浩浩苍天，今日竟如聋如盲。 一人被逮，万民悲戚，这就是好官！ 一人被逮，炮竹满城，这就是民贼！ 什么是检验官员的唯一标准？这就是！ 当日缇骑来抓杨涟时，杨涟正在家中奉母教子，整日闭门不出。一日，有家人来报，说应山县城来了缇骑，不知是为何事。 杨涟一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锦衣卫此来，必是抓自己无疑，于是，就请出八旬老母、50多岁的老伴及三个儿子，向母亲从容说道：“此番进京，断无生还之理。儿死不足惜，然养育之恩未报，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儿死之后，望不必悲伤，知儿为国尽忠，虽死犹荣就是。” 八十老母闻言，泣不成声！ 杨涟又叮嘱夫人，一定要替自己尽孝：“吾九泉之下当深感夫人大恩！”说罢，向夫人深深跪拜。 杨夫人大恸，连忙相向跪下，劝慰杨涟道，此去也许苍天有眼，可保全老爷性命。 杨涟叹道：“但愿如夫人所言！” 随后又叮嘱三子：“为父官居三品，但未有积蓄，只传给你们‘清白忠直’四字。我死后，汝辈自食其力，切勿鸡鸣狗盗、有损家声！” 此时，应山县令已经来到家门，请杨涟到驿馆去接旨。 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逮捕令），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里有现成的大把银两在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解囊，锦衣卫的狗官这才“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押解启程时，百姓又闻讯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狗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制止得住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曰：“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万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那里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汝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昂然而行。 壮士赴阙日，生离死别时。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并且不等百姓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到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再说左光斗。缇骑到了他的老家桐城，他得知消息后，神色坦然，只是悄悄对他的子弟叹道：“父母老矣，如何道别！” 妻儿知道大难临头，都环绕在他身边哭泣，他似无所见，只是叮嘱平时跟随他学习的子弟，要以读书为善。 左光斗为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本城的贫苦百姓，多有赖他接济才得以存活的。当地百姓奉其为父母。 弱势群体也不是永远弱势。一听说缇骑要逮左大人，立时群情耸动，举邑若狂！市民在四个城门插上旗帜，相约要到京城去上告。还有数千“暴民”闻风而动，祭祀神灵之后，围住了押解队伍，攘臂要痛打缇骑。 左大人极力劝阻道：“如此徒然给逆党提供口实，非但不能救我，反连累诸位同死，何益！”说罢自上槛车而去。 魏大中被逮时的情景，亦同样是感天动地。四月初，汪文言被逮的消息传至浙江嘉善，正在家中的魏大中即知自不可免，便暗中做好准备，于四月十一日为次子学濂完婚。十天后，缇骑到达郡中，魏大中才叫出家人，讲明了原委，叮嘱家人不必悲伤。 四月二十四日，缇骑来到乡里，将魏大中叫出，宣旨后逮捕。这一拨锦衣卫狗官也想趁人之危、敲诈一笔钱。他们以防自杀为名，把大中双手各套上一个竹筒，使其百事不能自理。大中家人苦苦哀求，均不允。大中之子学洢、学濂只得当尽家产，送了他们银两，才得勉强去掉竹筒。 魏大中考上进士以前，是在乡间做塾师，其道德学问无人不晓。百姓听说消息，都纷纷赶来送行，又募集银两给大中作为路途之资。 北上路过苏州时，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正巧愤于权阉当道，在家休假。他不顾众人劝阻，特地来到押解舟中，与魏大中相会。 虎狼当道，怕事者避之惟恐不及，但却有周顺昌这样的好汉，敢向刀丛而行。他与魏大中见面后，相扶而哭，并把大中接到家中，款待三天，同卧同起。其间，周顺昌激励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之下，知有继杨继盛（嘉靖时怒斥奸相严嵩而被害）而起，乃魏某人，亦不负读书一场！”（《明季北略》） 押解官员多次催促启程，周顺昌怒道：“你等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去请告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明史》） 说完此话，他攘臂叫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大中向他嘱托家中之事，他一口应承。大中最不放心的是孙子在今后的安危，周顺昌立即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 临行时，周顺昌对魏大中道：“联姻之语，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明季北略》） 孤帆远去，满目的春色何其惨然。 惟人间正气，不随残花凋零。 正所谓，壮士一诺，泰山亦轻！丑类虽狂，奈何赤心！ 此次壮别，缇骑回京后，当然一五一十汇报给了魏忠贤。这事，也成了周顺昌后来遭难的直接原因。 说来，这周顺昌与东林并无关系，完全是为东林党人的忠义所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冤狱将至，自是有忠贞之士慨然就戮，他们选择的就是“好死”。古今百代，退缩者苟活之愉快，正是壮士唾弃之腐鼠。 ——惟有忠义，才是人心中不倒的丰碑！ 25六君子案和蒙冤的名臣熊廷弼 天启五年（1625）的五六月间，六君子陆续被逮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日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日才送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六人相见，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握在一个无赖手里，真是福祸难料！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人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疾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光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日，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全体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到二十八日，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而外，其余五人同日开始了恶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酷，却又粗通文墨。为了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早已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已经安排好给各人“受贿数目”：杨涟为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的银两交上，就可以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么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许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锻成“铁案”。然后把汪杀死。 那么，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万历二十五年(1597)，熊廷弼29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从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之所以被问罪，是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6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个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职（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杀头也难抵其罪（万历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 有了调查，就有了发言权，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搞生产建设兵团。“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钳制努尔哈赤。 万历见他说得好，就干脆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干上也很有一手。三年之内，积谷30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搞得很好，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各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战略，后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可惜，他后来与辽东巡抚杨镐意见不和，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之败亡，这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大关节。 由于他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作派。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弹劾，丢了官，回乡一待就是7年。 万历四十六年(1618)怒尔哈赤起兵，攻占了抚顺等地。次年三月，辽东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大败，损兵折将。朝廷这才又想起熊廷弼，赶紧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命他宣慰辽东。熊廷弼受命后，兼程来京，但朝廷却又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他只能在京城干等着。 到了六月，努尔哈赤攻陷了开原。熊廷弼忧心如焚，上疏请急赴辽东，并要求大权独揽，以避免多方牵制。万历这时候大概是急了，马上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并赐以上方宝剑——你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七月，熊廷弼离京，在赴辽东途中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后，更是差点儿没把他气晕：辽阳已半是空城，官绅大都逃离，留下的也都人心惶惶。 熊廷弼此行应变的身手果然不凡，一路上他不断命令逃民返回原地；一进辽阳，就逮捕了有退缩之意的知州李尚皓；又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开原、铁岭死节将士。三下两下，便初步稳住了军队和民心。 此时他得到情报，说是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占辽阳。如果如此，明军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熊廷弼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日夜督促士兵造战车、制火器，加强防务。还斩了贪将陈伦，撤换了纨绔子弟、懦弱无能的总兵李如桢，以振奋军心。 就这样也还是不行，熊大人索性玩起了孙子兵法，他把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调到辽阳，大飨军士，摆开阵势，佯装要进兵。 努尔哈赤虽然经常品《三国》，但此刻还是中了熊大人的空城计，在疑虑重重之中，没有立刻进攻辽阳。 你不来，我就要忙了！熊廷弼趁机加固了辽阳城防。另外还有更绝的：他不满足一般的吓唬，还亲自出马，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冰冒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前。熊大人坐在马上，虚张声势，以鞭指点地形曰：“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的哨探听到。 努尔哈赤闻报大为恐慌，以为熊廷弼真的要冲关了，连忙砍树堵山口，运石头整修关隘，累得满头冒汗。熊廷弼却以此赢得了时间，继续大修辽阳城。三个月后，一座城垣壮固的辽阳城赫然雄峙于辽东，防卫形势为之一变。 努尔哈赤这才回过味儿来，跌足不已。 熊廷弼用兵如神，决不是虚名。他不仅把努尔哈赤玩于股掌中，还提出了能够彻底剿灭后金的“坐困转蹙”战略设想。大致的方略是：将辽东的明军分为四路，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这几个点上，每路三万人，相当于能攻能守的独立战区，各路相互策应。 这样，既能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消灭后金零星扰边的小部队，又能在农忙季节对后金境内进行频繁袭扰，使之不得耕种，日见困乏。然后四路兵马可相机同时进征，一举灭掉这个辽东大患！ 万历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一位懂军事的皇帝，他很欣赏老熊的这一套，就不断给老熊拨兵、拨军器。 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经集结了兵力13万，重200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重80斤的大炮3000余门，“百子炮”数以千计，战车4200余辆，铁箭、火箭42万余支。 老熊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打算一到冬季，就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先震慑一下后金，让它士气低落。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再统率大军驻抚顺，步步进逼。要是后金傻呼呼地出来迎战，则不与其交战，把它的主力压制在那里就行。主要的战斗，是从叆阳、清河、宽甸这几个点上不断以小部队出击，反复袭扰后金的后方，使之疲惫不堪。同时再采取招抚的办法，分化瓦解其内部，等时机一成熟，就给它一锅端掉！ 那个时候的熊大人，大概也没把努尔哈赤看得怎么特别了不起。后金，眼看着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他绝想不到，这个被他死死压住了的部落，后来居然能占了他身后大明的万里江山。 自万历十九年（1591）威镇辽东的总兵官李成梁第一次解职以来，辽东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过，敌不敢再犯，且失土略有收复。朝廷上也屡有人夸赞熊廷弼的“全辽”之功。 但木秀于林，必有风摧之。熊大人的功业，到此也就走到顶点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年，总体形势很好，但在八月里，后金胜了一仗，攻陷了我方蒲河，明军寡不敌众，损兵七百。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有人却不能宽容。朝中嫉妒熊大人“全辽”业绩的，也大有人在，对他的攻击从来就没断过。在万历朝，熊廷弼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原因是万历对他给了无条件的支持。 万历直到临死前，仍对熊廷弼的意见很重视，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批。 万历一死，熊廷弼立时失去保护屏障。 言官们被压制了十多年，终于可以出头了，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改革万历时期的弊政。万历时期的内政，确实一塌糊涂，但是他的“攘外”还是做得不错的，言官们却不管那个，一勺烩！ 给事中姚宗文首先在朝中散布流言，纠合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紧接着，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兵科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 就这样，在泰昌元年十月，正是所谓“众正盈朝”时，熊廷弼被免职，以右佥都御史袁应泰取而代之！ 这简直是乱点鸳鸯谱了！袁应泰固然是个非常称职的文官，清正爱民，品德无私，但对于用兵作战却一无所长，就像今人所说，“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他到任后，一切以宽大为怀，把熊大人那一套严密的边防设施给改了个七七八八。到了第二年三月，清兵猛攻沈阳，袁应泰守不住，城陷，他也只能自刎殉国了。 辽东形势从此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咱们还有个“全辽”的功臣在家闲待着呢！于是，急召熊大人重新出山，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以诸城人王化贞为广宁巡抚。 这次复出，是让老熊驻在山海关，也是赐了尚方宝剑的，负责节制诸路人马。这好像跟万历年间很相似，起码权力是一样的。 但实质却大不同！ 今天有人为他此次出山而甚感惋惜，说他“不知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什么关节？ 可以说，这次的情况相当凶险，辽河以东，城寨尽失，军民逃亡一空，比不得当年了。这还不算，最成问题的是自己人，他老人家遇到了连皇帝也很头疼的“经抚不合”难题。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并进。 恰好努尔哈赤这时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占领辽、沈后的内部矛盾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要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不免，但还不至于马上动手，双方都在憋着劲儿做准备。 可是熊大人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而且是个“上面有人”的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出击策略。可他的能力实在也是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有长远的谋划，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朝廷方面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化贞。调往辽东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就自行分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也不答理。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完全被架空了。他上疏请朝廷节制王化贞，结果上面让他不要管王化贞的事。 王化贞甚至还上疏，放出狂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 看来，下一场大战，在准备阶段，可以说明朝方面就已经输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发五万大军，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陷。罗一贵殉国。 就在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镇武堡守将刘渠急速增援。王化贞则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去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带着这部分兵马与刘渠汇合，一同前去增援。 努尔哈赤闻讯，分兵一部迎击明援军于平阳桥。这个孙得功，早已暗中投降后金。刚一交战，他就在阵后大呼：“兵败了！”喊罢，率先策马逃跑。明军阵后顿时大乱，三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刘渠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立即封了府库及火药库，声言要捉住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幸亏有部将掩护，王化贞才仓皇逃出广宁。在大凌河，王化贞遇见熊廷弼，不禁失声痛哭。 熊廷弼则冷笑道：“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一句话，说得王化贞惭不能言。 经广宁之败的挫折，王化贞已知用兵不是儿戏，没有熊廷弼的参与，他绝不敢再战了。 于是熊廷弼将自己从山海关带来的五千兵交给王化贞，让王化贞殿后，掩护难民队伍撤退。他本人则带领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尽焚关外军资，然后退入山海关。 熊大人的这个建议和行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错误决策。 经抚不合、窝里斗，固然可恨；熊大人立了大功反而遭打击，固然可悯；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决不能意气用事。当今有史家评论说，他无意出兵收复广宁，并不是被后金的攻势吓住了，而是心灰意冷，还在生王化贞的气。 事实看来也是这样。在平阳桥大败后，就有人建议熊廷弼赶快驰援广宁，这在当时还是可以一搏的事，可惜未能成行。 王化贞逃离广宁两天之后，努尔哈赤的前军才抵达广宁。在这两天时间里，明军回兵广宁，从叛将孙得功手里夺下城池固守，是极有可能的。 在广宁，王化贞的逃离，不过是叛将作乱，并不是直接败于后金大军。因此，广宁失守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次败仗。返身再把它夺回来，明军在心理上、士气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障碍。 至于夺回以后守不守得住，有一多半的因素就要看熊、王二人的智慧和意志了。 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后，纵军大掠、焚城，而后撤回辽阳，仍是将辽阳作为前进基地。辽河以西的军事主动权尽归后金，明朝若再想恢复辽东，不说是“无望”，也是前景非常渺茫了。 熊廷弼的错误，就在于此。 广宁失陷的败报传回京师，满朝大哗，人人震恐！ 原先袒护王化贞的人怕累及自己，就纷纷起而追究王、熊二人的失土之责。结果，王化贞、熊廷弼一起被逮入京，论死，被关在狱中等候处决。兵部尚书张鹤鸣因为事发后表现恶劣，不久也被罢免。 一代豪雄熊廷弼，落得个如此下场，后人多有为他感到不平的，认为他是代人受过，吃了王化贞瞎指挥的“瓜落儿”。 辽西的总崩溃，缘于平阳桥之败，这明明白白是王化贞惹的祸，与手中只有五千兵的熊大帅有什么关系？ 这两人逮进大牢后，辽东统帅出缺，东林的杨涟、左光斗就推举了孙承宗出来。天启也接受了教训：打仗解决不了“经抚不合”还打个屁！于是，让孙承宗既任兵部尚书，又兼东阁大学士，再去经略蓟辽。这么高的位置、这么大的权，明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下子，没有人能掣孙大人的肘了。 先前，要是早给熊大人这样的权，何至于辽东全部丢光！ 熊廷弼被逮，这是天启二年（1622）的案子，他和王化贞就这么一直关着等待砍头。实际上，这是一种缓期执行，一旦形势或者舆论有变化，没准儿也还能活下来。 没想到，熊廷弼这只死老虎，在天启五年（1625）被魏忠贤大大利用了一回，用来打击东林党人。 若论熊廷弼与东林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不大好。老熊是看不大惯东林党喜欢挑人毛病的那个劲儿，东林的大佬叶向高对熊廷弼也不大感冒。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东林人士都跟老熊过不去。 比如，老熊第二次出山，就是东林重臣刘一璟极力推荐并运动成功的。刘一璟认为，临危受命，非熊大爷莫属。 还有，在熊廷弼被逮后，对他怎么处置，朝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他和王化贞都应该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化贞是死定了，但熊廷弼应从轻。东林方面的叶向高、黄尊素、顾大章等，就是持从轻意见的。 一开始审理这案子，援引了“议能”“议劳”的条例，也就是考虑罪臣以往的能力与功劳予以减轻，初审议定王化贞死、熊廷弼判流刑。可是朝中反对意见非常大，坚决反对的人当中也有东林的要员，比如魏大中。 所以，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评价和态度，并不是以党派来划线的，他们各有各的观点，都有一定原则。 总体来讲，说东林党专以打压熊廷弼为能事，这不符合事实。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不睦，则大致可信。 但魏忠贤是以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名目，抓了“六君子”的，这个案件在当时就叫“辽案”。这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 “熊廷弼——东林党”，这两者之间虽不是水火不相容，起码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怎么能搭得上边呢？ 26六君子狱中浩气贯长虹 熊廷弼被判死刑后，因为朝议争论太大，结果在狱中一关就是几年。他在铁窗下反思，越想越冤：辽东大败，罪不在己，却当了个替罪羊，不服啊！于是就利用缓期执行的这段时间，让家属四处托人，以求活命。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将来翻不了身！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找了一些人，都帮不上忙——他这案子要从轻改判，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有个王化贞在摽着呢。同样判死的人，要活其中一个，这得是多厉害的人才可以办到？ 三找两找，到了天启四年（1624）初冬，他想到了汪文言。他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古道热肠，关系又广，应该能打通路子。 这个思路也没错，汪文言果然一口答应，因为他也觉得熊大人太冤了。当下就开始活动。 托人办事，就像水滴渗透，只要你有耐心，总能渗透到你想达到的地方。 这个“万金油干部”汪文言晃开膀子一活动，居然通过中间人，把关系走到了魏忠贤的门下！这倒也不算荒谬——权力寻租，利益驱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个思路其实也对。在朝中当时能不动声色翻这个大案的，还真就是魏公公才能办得到。 魏忠贤倒也爽快，熊廷弼过去跟他无怨无仇，救人拿钱，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跟中间人谈好价，四万两银，多一钱不要，确保熊大人能出狱、免死罪。 这事情直到这一步，还是“正常”的。魏公公确实能办到，而且也没多要。活个人，四万两还多吗？ 糟就糟在——熊大人是个清官，家里也没有开商号的，他没钱！ 魏忠贤是很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放出话后，见迟迟没送钱来，就差人打听。一听说没钱，他不以为是穷，以为是熊家嫌要价高，于是恼了：这不是捉弄人么？ 公公发了火，吩咐手下：去打听一下，这臭事是谁出头办的？ 结果一问，是那个上次没搞住的汪文言！ 汪文言在此事中浮出水面，给了魏忠贤一个灵感——辽案，事关封疆，是要死人的。而汪文言恰好与熊廷弼、东林党两边都有关系，自己又送上门来！ ——这不是天照应我魏某？ 汪文言，这回你就交代你是怎么向东林党行贿的吧！ 这个“莫须有”的“辽案”，就是在我们现代词汇中仍在使用的“栽赃”之本意。 以受贿案扯进来“六君子”，打击的对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不必说了，他们既是朝中占据要津者，又是魏忠贤一向的死敌，当然要首先搞死。那么，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是怎么和魏忠贤结的怨呢，这里还须简要介绍一下。 袁化中，字民谐，别号熙宇，山东济南府武定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从县令的位置干起，后巡按宣府、大同，官声一直不错。天启四年任河南道御史。 他之触怒魏忠贤，是由于在杨涟上疏受挫后，他带领河南道的同僚继续上疏弹劾。 这道奏疏不长，但使用了很厉害的“用间术”。他说：魏忠贤逞威作福，杀内廷外廷如草芥，神人共愤。这当然是在陛下不知情的情况下干的，魏忠贤毕竟还存有一点畏惧心理。如今杨涟告他的折子已经上了，魏忠贤必然害怕陛下处死他。这样一来，他极有可能挺而走险。那时候，受害者恐怕就不是大臣、而是皇上了。陛下您想想：深宫之中，怎可让多疑多惧之人伺候左右，一点儿防备都没有呢？ 这道奏疏，估计天启看不到，但老魏却恨得咬牙切齿。 此外，魏忠贤素所庇护的边将毛文龙为冒军功，抓了12名百姓作为战俘献上。魏忠贤大喜，吩咐要记功，却被袁化中揭露，说12名战俘全为百姓，且其中有8名是妇女儿童，后金难道沦落到要用妇孺打仗？ 结果，毛文龙记功的事情泡了汤。这也大大杵了魏公公的肺管子。 还有就是在崔呈秀的政绩考察问题上，袁化中没说好话。崔呈秀曾经求他帮忙掩饰一下劣迹，他不答应，在考察时如实上奏，揭露崔品行不端，导致崔要被法司处分。后来崔呈秀投了阉党，就立马报私仇，鼓动魏忠贤把袁化中给降级外调。 有了上面的这些过节，这一次的“辽案”，当然就少不了这位耿直的御史大人。 周朝瑞，字思永，别号衡台，山东东昌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最初授中书舍人，相当于内阁的文书，与同僚杨涟、左光斗等情谊深厚。 周朝瑞在天启即位之初，曾上疏请皇上开“日讲”，也就是每天上点儿课，学点儿帝王之道。对这个建议，天启大为赞赏，并马上实行了。 天启元年，周朝瑞任礼科给事中，仍然很受天启器重。三年，又升左给事中。这一年，他上疏弹劾大学士沈潅以重金行贿，结交客、魏，大办“内操”，搞得皇宫乌烟瘴气。这其中，也牵涉到阉党里的邵辅忠和徐大化。从此，他就与阉党一班人结下了梁子。 熊廷弼被关起来后，阉党徐大化不知受何人指使，放过王化贞不提，一个劲要求“立斩”熊廷弼。周朝瑞则针锋相对，认为熊廷弼才堪大用，罪不宜诛，可以让他戴罪镇守山海关。 这又惹毛了徐大化，两人连续上疏互掐，直至有人出面调解才算拉倒。后来，周朝瑞升了太仆寺少卿，徐大化一百个不服，一心要除掉他。 于是，周朝瑞也逃不过这一劫。 顾大章，字伯钦，别号尘客，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他是个高干子弟，其父顾云程，曾任南京太常寺卿。顾大章中进士后，最早任的是泉州推官，因看不惯上司的独断专行，就弃官回家养病了。三年后复出，任常州教授，继而又任国子监博士，开始与朝官互通往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升任刑部主事，天启年间改任员外郎。 顾大章跟阉党结怨，是因为阉党徐大化遭上司弹劾，徐怀疑奏疏是顾大章帮上司起草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恰好在熊廷弼问题上，顾大章是主张从轻一派的，徐大化就唆使亲信杨维垣出面，弹劾顾大章徇私枉法。所谓顾大章受熊廷弼之贿四万两的谣言，最先就是由杨维垣放出来的。 叶阁老见自己的门生被陷害，当然力主调查，调查结果是毫无根据。但顾大章经此风波，也不得不告病回乡了。 到了天启五年，顾大章复出，任礼部郎中。这时徐大化已升任大理寺丞，成了阉党一员大将。他和杨维垣商量了一下，一家伙就把顾大章给砸到“辽案”里去了，连赃款数目都和当年造谣时的一样。 可以说，天启“六君子”个个皆正气凛然、忠心报国，都能为朝廷和百姓做一些好事。尤其他们的个人品德，更是无可挑剔。至于魏忠贤非要把他们与熊廷弼案拉到一起，分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里面，绝无所谓“东林党要搞死熊廷弼，而魏忠贤恰好利用熊廷弼案搞死东林党”这样一个因果链条。 在朝士中，对熊廷弼印象好的人不多，因而主张将熊廷弼处死的官员，不仅有魏大中和其他东林党人，也有大批阉党人士。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许显纯把栽给“六君子”的赃款数字填写在奏疏上，上报皇上，然后命令，对犯人各打40棍、拶手敲100下、夹杠50下。“六君子”都是读书人出身，体质文弱，一顿酷刑下来，个个都是皮开肉绽、气息奄奄。 不过，这还只是个下马威。七月初一，魏忠贤矫诏，说既然六人招认受贿是实，就继续押在诏狱中追赃，“着不时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 这是什么意思？追比，就是规定每过几天交多少“赃款”，交不上就拷打。什么时候家属把全部“赃款”凑齐了交上，在诏狱的事情就算完了，余下的是移交刑部议罪。 所以开头的那一顿打，只是小菜一碟。这五日一“追比”，才是惨毒无比。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阉党的重要成员、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忽然出面为六人说情。 事情起于吏部尚书崔景荣，他深知这“追比”的厉害，怕这六人一下都给打死，对舆论怕不好交代。于是就跑去找魏广微，把利害关系讲了一通。 这魏广微也是陷害“六君子”的主谋之一，但是在这时候被说动了，也担心出现这种后果。于是就赶紧上了一道奏疏，说杨涟等人诚然是罪人，但前不久毕竟还是朝廷要员。纵使赃私是实，也应转交法司。岂可逐日严刑、让镇抚司法追赃？人非草木，重刑之下，死也就是一瞬间的事。这不要说有碍仁义，且与祖宗之法相违。如此，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就大不相同了啊！ 这奏疏的草稿，就是崔景荣起草的，魏广微以自己名义递了上去。 他这样做，动机究竟何在？一直看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只能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也许魏广微坏是坏，但他整人也就整到罢官削籍为止。把人往死里打，则超过了他的道德底线。 不论什么原因，他是把这道奇怪的奏疏递上去了。 魏忠贤一看：这什么呀这是！大怒。魏广微一害怕，连忙把崔景荣的草稿拿出来，证明并非自己本意。结果是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被撵出内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倒因祸得福，没有继续作孽，因此清算时罪也相对较轻。 魏广微劝阻不成，七月初四开始第一次“追比”。六君子前几天才被打过，此时都还没缓过来，不能独立行走，由狱卒扶着蹒跚而行。 六君子出来后，只见个个面色暗淡，头发全脱，额头缠着布，衣服上血迹斑斑。 其中数杨涟的模样最惨，胡子在几日之内全白，染上了鲜血，极为醒目。 六人缓缓走到公堂，都伏于屋檐下。许大魔头把这六人轮番训斥了一遍。幸而未打，又送回了狱中。 这日为什么没打？原来许显纯先前拷打汪文言时费了牛劲，对东林党的硬骨头有点儿打怵，想把案子直接推给刑部。 但是魏忠贤哪里能让他偷这个懒，七月初七，有旨对许显纯严厉训斥，仍旧限他“五日一比”。 这一阶段，魏忠贤不断对许显纯施加压力，许也就渐渐地像条疯狗，不管它那么多了！ 七月十三日，又开始“追比”，六君子被拖至公堂，许显纯露出了狰狞面孔，喝令今后每五天一“追比”，每次要犯人家属拿出四百两银来，否则就要受重棍。 六君子当中，袁化中、周朝瑞家境略好，其余人皆为清贫之家，在被逮时又被缇骑搜掠一空，因此每五天拿四百两银简直是天方夜谭。 许显纯宣布了“五日一比”的决定后，左光斗小声分辩，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三人伏地不语，杨涟则把随他进京的家人（仆人）唤至左右，大声道：“汝辈都从速回去，好生服侍太奶奶，告诉各位相公，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 杨涟此时已然明白，魏忠贤这次是非要六人的命不可，所有幻想，尽可抛去。他的这番话，既是说给堂上审官听的，也是告诉同伴们不要再心存侥幸。 这日“追比”，又各打了三十大棍，执棍者的呼喝声震天动地！六君子旧创未复，又添新伤，各个股肉腐烂脱落，其中杨涟受刑最重。魏大中因身体虚弱，受刑后连喊痛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次之所以用刑较重，是由于魏忠贤直接施加了压力。初四日的比较没有动刑，当天魏忠贤就知道了，把许显纯臭训了一顿，因此从初九日开始，拷打一次比一次加重。 诏狱里对六君子的审问，天启一概交给魏忠贤去办，具体情况天启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而魏忠贤则派有专门的“听记”在审讯现场监视，对审讯的进度和力度，是完全掌握的。 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夫复何言！六君子的家属，虽然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在设法筹款，但六人心中都已明白：来日无多了！ 当天，杨涟就写好了遗书。又猛喝凉水，只求速死。 果然，第二天魏忠贤又矫诏下了中旨，斥责许显纯、崔应元追比不力，各降一级。原定五日一比，也改为三日一比了。 到七月十七日比较，杨涟、左光斗挨了三十大棍，其余人未用刑。杨涟、左光斗都只是咬住牙，不吐一词。许显纯威胁说，下次如再不交银，就要受“全刑”了。全刑，就是五种常用的刑罚一起上。 这一天刘启先进去见到了魏大中。魏大中身体状况更为恶化，只能以微弱的声音说：“吾不久矣，毛孔皆痛。勿教吾儿知道。”刘启先告诉他，学洢想进来见一面，魏大中大惊，坚不允许。 由于这天的“追比”，除了杨、左外，其余四人没有受刑。魏学洢如同绝地逢生，连忙出了京城，赶到京畿的定兴县江村，到与父亲曾是同僚的鹿继善家里求借银两。 鹿继善此时任兵部主事，正与孙承宗同驻山海关。家中鹿太公受到儿子的影响，对六君子寄予同情，曾经帮助过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筹集银两。六君子的家属也多有人来过他家告借。鹿家帮助魏大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鹿继善是个清官，因此家中可说是已无分文了。 鹿太公慷慨豪侠，不忍正直之士受此磨难，就发动村邻凑钱相助。乡人淳朴，虽然大多并不知道魏大中是何许人也，但却知道人以群分，六君子必是好人无疑，都纷纷解囊相助。 甚至村中有许显纯的族人，受良心的拷问，也拿出钱来帮忙。 乡间民穷，大家七凑八凑，才勉强凑出不到五十两银。危难时的慷慨相济，最能显出人性之光。魏学洢接过银子，心中五味杂陈，既感激，又伤悲。他谢过大家后，又匆忙奔回京城去打探消息了。 七月十九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受全刑，惨烈异常。周朝瑞、顾大章各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因病免棍、拶敲五十。 七月二十日，杨涟的家人送饭时，不知为何在茶叶里掺了一点儿金屑，被狱吏发觉。家人怕受牵连，连夜逃走了。从这天起，就再也没有人给杨涟送饭了。 一代名臣，终局凄楚若此！杨涟早年丧父，其母视他如珍宝，倾心培养成才。却不料，人生半百刚过，他就要走在白发老母的前头了。 志士何辜？忠良何罪！天理何在啊！ 天启五年夏的这二十几天，可以说是明朝开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六君子在魔窟里所承受的，不仅有肉体上的创伤，还有正义不得伸张的深深绝望！ 刚入监狱不久的时候，左光斗曾经对诸人提建议道：“阉竖杀我辈，有两个法子。一是借我们不肯诬服，再三拷掠，直至掠死，二是在狱中加害，隔日报称病死。若我辈诬服，则当转至刑部拟罪，或许尚有见天地之日。枉死狱中则无益！” 众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都“自诬服”了。可是，他们太过天真了，恶人岂能容你有空子可钻？自诬服换来的则是更为严厉的追比——既然认了，你就交款吧。众人到这时大悔失计，但已经晚了！ 许显纯是个滑头，他并不想担杀死六君子的恶名，几次都想搪塞，可是魏忠贤催逼得越来越紧。二十一日，又有一道严旨下来，责令对杨涟等还要加大力度。 杨涟是东林最有名望的人，又是反对魏忠贤最力的一个，因此对他的拷打尤为惨酷，每次都被打得肉绽骨裂，髓血飞溅，几度昏死。而许显纯仍嫌不足，命人专打杨涟的头和脸，直到打得牙齿尽脱。 好个杨涟，生就的是一副铮铮铁骨，早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许显纯追问他有关熊廷弼行贿一事，杨涟怒斥道：“熊廷弼在辽阳尚未败时，我就参劾过他。及至广宁失守，我更力斥他何辞不死！熊廷弼恨不得欲杀我，岂能托我营求免罪？你昧心杀人，天下后世，汝肉不足人食！” 正邪人物，对眼前世界的看法，其差别往往有如天壤。施暴政者，以为死能吓住天下的良心；正义者却以“好死”为平生的心愿。杨涟在入狱前就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告岳武穆疏》，里面讲：“自古忠臣受祸者，何独涟一人？如武穆王何等功勋，而‘莫须有’竟杀死忠良。何况直臣如涟，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杨大洪集》） 义士不屈，浩气弥天。在生死关头，杨涟以最后之力写了《狱中绝笔》。其文曰：“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杨涟将这两千余言的绝笔，亲手托付给顾大章。为防止被狱卒搜去，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帝像背后，后又埋于狱室北墙下。因侥幸之故，最终传到了杨涟之子杨之易的手上，才得以传之后世。 他又以血蘸指，写下280字之血书，其文曰：“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气竭之际仍字字如剑，直刺人间奸邪。 血书写好后，藏在了枕中。于杨涟死后，随尸体一同抬出，才被家属发现。 到二十一日比较，天下大雨，用刑的棍子湿重异常，“且尽力狠打，故呼号之声更惨”。杨涟的家人日前畏祸逃走，无人来交银两。用完刑后，许显纯大声责骂，杨涟“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 为了防止诏狱中的惨烈情况被泄露出去，狱中防范甚严。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得知恩师入狱后，就赶来京城打探消息，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二十一日，他听说老师又受了全刑，且被炮烙，心知老师将不久于人世，就以五十金贿赠狱卒，痛哭哀求。狱卒亦被感动落泪，让他穿上了破衣草鞋，装扮成清洁工，混进了监狱。 史可法幼年穷困，念书时曾借住在古寺中。某一日风雪夜晚，左光斗微服出游，见史可法正伏案打盹，袖下压着刚写好的文章。左光斗抽出一阅，不禁大为赞赏，连忙解下貂皮衣服为史可法披上。此后，左光斗一直对史可法很照顾，曾激励他说：“童子勉之，前半节事在我，后半节事在汝！” 进得监室后，史可法见左光斗背倚墙壁，席地而坐。面目焦烂，不可辨认，乃炮烙所致。左膝以下，筋骨皆脱，其状惨不忍睹。 史可法不由肝胆俱裂，抱着恩师的膝盖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就用手拨开已经焦烂的眼皮，目光依然炯炯，骂道：“庸奴，此何地，你竟敢大胆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你竟轻身而昧大义。倘遭不测，天下事由谁支撑？赶快离去，不然，不等奸人构陷你，我就先将你打死！”说罢，就用手去摸地上的刑具，作投击状。 恩师既出此言，史可法不敢违抗，忍不住热泪横流，起身快步离开了。后来，他经常向人讲述此事，每次都哽咽不止，说道：“吾师肝胆，皆铁石所铸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史可法后为崇祯朝的进士，为救国难，赴汤蹈火。南明时期，在著名的扬州保卫战中以身殉国，名垂万世，没有辜负恩师生前的一片苦心。 可叹，天下虽大，却容不得一二忠贞之士卓然而立。 惟见小人猖矣，世风下矣，纲纪危矣！ 六君子的遭遇，引起了无数正直人士的同情。有一位化名为“燕客”的人，就混进了诏狱，想对六君子有所帮助。他目睹了六君子的最后时刻。 七月二十四日“追比”，左、杨、魏又受了全刑。魏大中的家属本来已交齐了“赃银”，为什么还要对魏继续用刑呢？ 原来，魏忠贤曾认为，魏大中和自己同姓一个“魏”，便有笼络之意，只是一直没有效果。这次给魏大中栽的赃在六君子中最少，就是为了给大中最后一个机会。 但魏大中在受刑过程中竟无一个悔字，使得魏忠贤大为恼怒。七月初，京师西城御史倪文焕因责打了小宦官，得罪了太监“领导班子”，自知不能免祸，就投靠了崔呈秀，请崔代为斡旋，并把魏大中在入京途中与周顺昌结为亲家的事报告给了魏忠贤。两件事加在一起，魏忠贤对魏大中便不再抱幻想了，下令说，不管魏大中完不完赃，只管往死里打。 二十四日这天，情况相当严重。刘启先到镇抚司堂上交银的时候，见魏大中已无力跪起，趴在堂下。 刘启先连忙膝行过去，想给魏大中拢一拢头发，却见魏大中半个脊背血肉狼藉，满是蛆蝇。他鼻子一酸，泪水滚下来，哽咽着问道：“魏公，能忍否？” 魏大中以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 刘启先又问：“想食粥么？” 魏大中艰难地睁开眼睛，急促地说道：“余事莫问，速教吾儿离去！” 刘启先知道诀别时刻已到，忍不住放声痛哭。衙役们听到了，跑过来对他一顿喝斥责打。 刘启先退出后，哭求守门的兵卒，在墙缝处偷看了一会儿里面的情况。开始还能听到魏大中的呻吟之声，到后来就声息全无了。 当天六君子被拖入监牢后，许显纯吩咐小牢头说：“今晚六人不得宿一处。”随后，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送去了大狱。 混进牢里打杂的“燕客”感到奇怪，问狱卒是何缘故，狱卒叹息道：“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挺壁者。”挺壁，为方言，就是死之意（《碧血录》）。 当夜，杨、左、魏果然被害死。有人告诉“燕客”说，三人之死，是锁头（监狱头目）叶仲文所为。负责六君子的几个狱卒中，叶文仲最狠毒，颜紫其次，郭二再次之。惟有刘某一人比较忠厚。 外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二十五日早上，魏大中的亲友们发现有一些异常。到下午，杨、左的死讯传了出来，但魏大中却没有消息。到二十六日，魏大中死讯才传出，究竟死于何时，无人知晓。 到七月二十九日，三人的尸体才从诏狱后门被拖出，都用被褥包着，外裹苇席，用草绳捆住。 诸君子每死去一个，许显纯就剔下喉骨，装入盒内封好，送给魏忠贤以示任务已完成。 杨涟死前写的绝笔，被顾大章藏在牢房地下后，因为换了房间而可望不可即。狱卒孟某感于忠义，伺机偷出，交给自己的弟弟带了出去，转交给了燕客。另有杨涟藏在枕头里的血书，被牢头颜紫查出。 颜紫本是狠毒之人，读了血书后，竟然被感化，对人大哭说：“异日翻案，我就持此以赎罪吧！” 杨、左、魏三人死后，“追比”日期改为隔两日一比，但用刑的次数却大大减少了。这是因为魏忠贤已经除去心头最恨的三人，怕一下子死的人太多，不好向天下人交代。到八月十二日，袁化中将一万两全部交完。十四日，周朝瑞的一万两也全部交完。但是当日仍有严旨下来，命令继续严追，并不放人。 这两人在六君子中，家境是比较好的，交款的压力不是很大。尤其周朝瑞对生还有很大幻想，他曾对同案人说过：“忠贤所恨，惟有杨、左，杨、左若死，吾四人可生还，”（《先拨志始》） 自完赃后，周朝瑞的心情不错，便整理鞋帽，逍遥狱中，以为厄运结束之日快要到了。但他忘了：阉党一伙，从来不按牌理出牌。所谓追赃，不过是一个迫害的借口，他们岂有让政敌生还之理！ 果然，八月十八日晚间，袁大中被单独押至关王庙，狱卒颜紫动手将其害死。 第二日，许显纯上疏，报告周朝瑞病重，这是下手谋害的前奏。皇上看了，不明所以，还专门派了医官去诏狱看病。医官胡里糊涂进了诏狱，病人没有见到，却被许显纯喝斥出来。 周朝瑞此时还蒙在鼓里。顾大章和狱卒孟某心里着急，就商议如何想个办法点醒他。 八月二十日，顾大章凝视了太阳许久，对孟某说：“听说鬼不能见太阳，趁还未死，多看一看。” 周朝瑞闻听，心中奇怪，也凑过来看。孟某就假做严肃地对顾大章说：“先生到此地步，不思大事，却终日浪谈，何意？” 顾大章便转头看着周朝瑞说：“所谓大事，就是身后之事，我自七月后就知断无生理，因此诀别家人，遗书已写了甚久，只是无法送出，今仍留在床下，怎能说我终日闲聊、不思大事呢？” 周朝瑞这才猛醒：“既如此，我也写几行吧！” 他把遗书写好，与顾大章的放在一处藏好。 可怜周朝瑞，遗书写完还不到10天，大限就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中午，周、顾二人正在和狱卒孟某一起吃饭，狱卒郭二跑来叫道：“堂上请二位爷说话。”说着，便给二人戴上刑具，向外走去。 走到监狱门口，另一狱卒刘某从后面拉住顾大章，小声道：“爷回来，今日没你事，是里头要周爷的命！” 周朝瑞被押至大监后，没多久，便有死讯传出。 据说，周朝瑞的“速死”，跟他的耿直也有关系。他完赃之后，许显纯从中贪污了五十两，称赃银尚未交齐。周朝瑞不服，拿出账目来，要和许显纯对质。许显纯哪里还能等到对质，先就下了手。所以有狱卒事后说：“公死之速，在此一算也。”（见《碧血录》） 周朝瑞死后，狱中的监管更严，遗书无法送出。顾大章将情况偷偷告诉给燕客，由燕客贿赂了狱卒，才在周朝瑞的尸体发送出来时，取出了遗书。燕客将遗书保存好，后来南归，托人交给了周家。 到此，六君子中的五人已先后冤死，只余下顾大章一人。 顾大章自入狱起，就对结局不抱幻想，他在自己的狱室墙上写了一副对联，曰：“故作风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并嘱咐家人，以此联作为自家祠堂的楹联。 追比以来，阉党认为顾大章最有钱，对他栽赃最多。为了追出四万两银来，也就让他活得最长。在受刑过程中，他曾三次被拷打昏死，家人见此惨状，都悲伤不已。 顾大章平素信佛，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开，他对家人笑道：“汝辈慎勿作儿女态！”（《碧血录》） 诸人既死，全部压力就落到他一人肩上，圣旨上还特地申明，要从严对顾大章追赃。此时，义士燕客则在狱内外积极活动，设法能在最后关头让顾大章逃脱厄运。 九月初二，狱卒刘某对燕客说：“堂上已在商定顾爷的死期，甚迫，奈何？” 燕客说：“与你钱，能缓五日否？” 刘某说：“能！” 此时延展死期又有何意义？原来，五位君子在数日内先后死于诏狱，这事情在外界引起的舆论甚大。阉党崔呈秀、徐大化为此感到忧虑，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向魏忠贤提出建议说：“若六人皆死于诏狱，无以服人心。”不如将顾大章交刑部定罪，以示此次铲除六君子的行动光明正大。 魏忠贤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去忽悠天启，马上下了一道诏书，命将顾大章发到刑部定罪，明昭天下，以定是非。 古代奸人做恶，也忘不了要披一张光明正大的遮羞布。这就是政治权术中“台面上的话语”。 初六日，圣旨下到镇抚司，燕客知道后，深怕许显纯下黑手，当夜紧张得一夜未合眼，所幸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狱卒刘某跑来说：“五日之期已到，今晚必不能保全，奈何？” 燕客成竹在胸，说道：“合当有变！” 刘某不信，摇头窃笑而去。 果然只过了片刻，许显纯就将顾大章提至堂上，宣读了将他移交到刑部的命令。读完，许显纯拍案大喝：“你十日后，复当至此追赃！” 何来此言？原来，这是许显纯怕顾大章到刑部后，把诏狱的黑幕讲出去，所以才以此进行威吓。 在去刑部的路上，顾大章如释重负，对燕客道：“这一向在诏狱中，如有人扼吾之喉，不让吐一语。一腔怒气，无从得伸。今来刑部，虽无多日，但许显纯之凶恶及凶手姓名就可播之天下、传之同道者了。异日世道复清，此辈断无遗种，吾瞑目矣！” 顾大章身处绝境，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料定在魔掌之下必无生路，但也预见到奸人必不长久。今日奸人的所有恶行，必是彼辈将来之绞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杨涟等人在狱中受刑和惨死之状，果然在刑部审讯时由顾大章一一说出，很快就公之于世。 但此时的刑部审官，全都屈服于阉党的淫威，已根本不能主持正义。九月十三日会审，会审官有十人，在堂上喝令顾大章承认六人受贿之事。顾大章愤而驳难，冷笑道：“吾岂能代死者诬服乎！” 最终，刑部尚书李养正等商议，依据镇抚司转来的“供词”，以“移宫”和“封疆”两案判六人斩刑，算是给这次迫害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十审官良心已被狗吃掉，不仅揣度着魏阉的意思判决此案，还嫌顾大章申辩而下令打了十竹板。而后，将他们的名帖和判词恭恭敬敬交给内侍带走。魏忠贤接到文件后，大喜过望，立刻矫诏公布天下。又指示道：十七日将顾大章押回诏狱，继续追比。 顾大章得知消息，觉得心事已了，全无贪生之念，说道：“有刑部十天，则诏狱百日不为虚度。何也？可与家人相见诀别。再者，原为流言者，已由我亲身证实。如此，比起已死诸君，我已属幸运，更有何求？” 燕客知道先生已抱决死之念，甚感悲戚，连忙劝先生再等两日，也许就会有转机。 顾大章淡然一笑：“吾自八月初，已将家事处置写于一二纸上，封之又开，凡五六次，思无剩语……今日已将这副皮囊置之度外矣！” 说罢，仰天叹道：“吾安可再入此狱！” 他主意已定，视死如归，以右手仅剩的食指和大拇指，握笔疾书绝笔一幅，曰：“我以不祥死，犹胜于老死窗下而默默无闻者！” 十四日一整天，在刑部监狱他米水不进。其弟顾大韶前来探监，兄弟二人在一起饮酒诀别。在此之前，他曾让人在自己的酒中下毒，但因药力不足而未能死去。当夜，趁人不备，毅然自缢而死， 九月十九日，顾大章尸体从刑部监狱中送出，衣帽整齐，神态安详，面容有如熟睡。 烈士高行，苍天亦泣！ 六君子亡故之时，正值英年，都不过50岁左右。“诸贤之死，天下为之流涕”。 但同在一片天下，对正邪的判定，却有天渊之别。没心没肺的天启皇帝，把自己的肱股大臣视为仇寇，毁自己的江山有如狂欢。八月中，他在经筵听课时，对内阁诸臣说：“杨涟等罪恶多端，今虽在狱亡故，其未完赃私，令地方抚按立限追比。” 九月下旬，刑部议罪奏疏呈上后，天启好像恨犹未解，一口气批了200多个字，称六君子为“凶恶小人，目无法纪”。还特别指示要将六君子案“宣付史馆，颁行天下，以示朕仁孝开明之治，以服万世人心。”（《明熹宗实录》） 堂堂大明朝，经过嘉靖、万历、天启这三朝不遗余力地自毁自灭，若要不亡，已是没有天理了！ 反观草民百姓，却不乏豪侠仗义之士，敢为六君子伸张。六君子死后，一直在暗中守护的“燕客”仍滞留京中，每每想起六君子的音容，都觉悲愤难抑，慷慨长啸。一日与人喝酒，又讲起六君子冤案，忍不住热泪涌流，不能自已。他的言行被阉党侦知，立即派人拘捕。 燕客闻讯，急忙装扮成商人，纵马向南，一日一夜狂奔300里，才逃脱了魔掌。 六君子在狱中的种种情景，就是他冒死写下来，才传诸后世的。他的书，仅有薄薄的14页，书名曰《诏狱惨言》，又曰《天人合征纪实》，逐日有翔实记录。署名为“燕客具草撰”，据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该人的真实名字叫顾大武。 阉党泯灭天良，已毫无人性。“六君子案”本是政治案件，追赃不过是个借口，但杀害了六君子之后，阉党仍不放过六人的家属，逼迫家属继续完赃。 这是大明朝最黑暗的一幕。 暗夜中，虽只有星辰寥寥，但其光焰却永悬于人心之中！ 27一代名臣熊廷弼从容就戮 六君子全部被害死，“六君子案”却不能算结束，因为此案的“肇始者”熊廷弼还没有处理。 六君子一死，熊廷弼当然也就活不成了，为什么呢？ 明末有人说：“当时失封疆者，不独一熊也，杨镐、王化贞安坐福堂，而独杀一熊，熊不死于法，而死于局。”（《三朝野记》）这话说得不错。这里所说的“福堂”，是指刑部监狱，当时人认为刑部监狱与诏狱比起来，不啻是天堂。 熊廷弼难逃一死的原因，首先当然是魏忠贤收受贿赂不成，感到受了愚弄，因此他“誓速斩廷弼”。老魏一发火，谁还能有生路？ 其次，就是六君子因“受贿”被拷掠死了，而“行贿人”岂有活下来的道理？因此熊廷弼必须死，一则是为了平息舆论，二则是为了灭口，让“封疆贿案”成为“服万世人心”的铁案。 其三，熊廷弼本人对“行贿案”的态度，也注定他必死无疑。熊廷弼是条好汉，不因杨涟、魏大中曾经力主要判他死刑而衔恨，反而在狱中写了一份揭帖（宣传单），力辩杨涟等人绝无受贿事，让人带出去广为传播。这个釜底抽薪的义举，激怒了魏忠贤，他焉能不死？ 最后还有一条，就是直接促成熊廷弼掉脑袋的人，是阉党的冯铨。当时坊间有一部绣像小说（带插图的章回小说）《辽东传》刊行，里面专有一章是“冯布政父子奔逃”，写的是冯铨的老爸冯盛明当年临敌脱逃的事，大概是把胆小鬼嘻笑怒骂了一通。冯铨读了后，又羞又怒，疑心是熊廷弼指使人所撰，于是心生歹念，要把熊大人立马搞死。 本来阉党关于杀熊廷弼的舆论，是从六君子被逮入京时就开始发动的。先是实习御史门克新受魏忠贤指使，于五月初五上疏“请立诛熊廷弼”。可是在内阁票拟时，阁员们谁都不愿承担这个杀封疆大臣的恶名，于是建议推迟到秋后再说。 天启对此很愤怒，发回让内阁重议，内阁却以当下的行刑时间不合祖制为由，再次拒绝。 可是，熊大人必须得死，总要有个人出头来背这个恶名。 这个人，当然有！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杨、左、魏三人已经殒命后，冯铨趁着在文华殿讲筵之机，从袖中拿出一本《辽东传》呈给天启看。他说：“此书为熊廷弼所撰，流传市面，掩饰夸功，希图脱罪。天启翻开一看，文字很浅显，哪里会是进士出身的熊廷弼所撰，但是狼要吃羊，有个由头就行，管他娘的那么多！于是他下诏，让内阁速议处决。 内阁其他人仍是不愿沾边儿，冯铨恰好是八月份入的阁，就由他起草了诏书。按例，票拟文书入宫后，由王体乾先行审阅，王看完后说：“这明明是小冯欲杀熊家，与皇爷何干？”他建议，请皇帝御笔加入“卿等面奏”之语，把杀熊廷弼的责任推到内阁身上。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修改过的诏旨下达，里面果然把进呈小说的情节详细写出，并且说是“卿等五员面献”，让内阁的人一个也脱不了干系。这道奏疏，对熊廷弼咬牙切齿，连“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等词语都用上了，命令立刻把熊廷弼给“决了”（《明熹宗实录》）。 天启为何对熊廷弼如此之恨？ 因为熊廷弼遭遇的广宁之败、河西之失，是在天启二年，正是天启皇帝刚上任不久。这是一件很丢皇帝面子的事，天启耿耿于怀，总要找个人出气。他本来对熊廷弼寄予厚望，结果如此令人失望，他也就选中了熊廷弼来撒气。 第二个原因，是新上任的领导，往往对前任领导所信赖的重臣有很微妙的心理，不愿意重用、不放心使用，甚至要找个茬子干掉。新领导总愿意使用由自己发现、或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熊廷弼在第二次出山后，权力远不如万历年间，此外还有一个嘛也不懂的王化贞在掣肘。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起作用。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天启也是一个很懂军事的人，对辽东方面的战略形势，他并不糊涂。可能是看出了熊廷弼“最后的奔逃”是在跟他赌气，因此不愿饶恕老熊。 皇帝有了处决令，魏忠贤心花怒放，但是他知道这熊大人可不是一般人。熊廷弼在辽东镇守多年，颇得人心，部将衷心拥护，万一有个不听邪的家伙带一帮死士来劫法场，那就麻烦了。于是，他让内阁议一个妥善的处决办法。内阁议来议去，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哼哼，最好就是不杀。 最终，还是魏忠贤的同乡、阉党内阁的黄立极说了一句：“半夜传旨，即能了结。”这一句话点醒了魏忠贤，就是这办法好！半夜下旨，也就意味着要立即处决，等不及天明拉到西市（明代刑场，在今北京西四）去了，只能秘密处决，干净利落。 大约在八月二十六日，凌晨的五鼓时分，有宦官手捧驾帖（提人手续），来到刑部监狱提熊廷弼。当时掌提牢的是刑部山东司的主事张时雍，他睡眼朦胧地一看来人，就知道熊大人今晚休矣！ 张主事连忙叫来牢头，吩咐撒个谎，把熊老爷哄出来。 熊廷弼一听说要他出去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日子到了！他从容起身，沐浴梳洗，换了一套干净衣服，把一份早就写好的奏疏放在一个小布袋中，挂于胸前。这份奏疏，是一篇申辩文字，此外还有他对边防的一些建议。 忠心耿耿的人，死到临头也还是忠。国家固然是皇上说了算，但是国家并不等于就是皇上。天下的事，总有一种东西，是超越一家一姓而永恒的，那就是“青史”！是非黑白，瞒得了一时，大抵总瞒不过三十年！ 熊大人雄才大略、正直一生，自信无愧于天地间。他抖抖衣服，稳步迈出了狱室。 一出门，他就大声说道：“我是大臣，必当拜旨，岂能草草从事！” 牢头将他引至庭中，见到张主事和宦官，他还想说话。 张时雍抢先说道：“芝岗（熊之别号），你失陷封疆，应得一死，还有什么话说呢？” 熊廷弼闻听此言，一怔，当下默然。 张时雍看见他胸前挂的小布袋，便问：“袋中何物？” 熊廷弼答道：“辩冤疏！” 张时雍冷笑说：“大人没读过《李斯传》？不知‘囚安得上书’？” 熊廷弼傲色不改平日，斜睨了张司官一眼：“是你未读过《李斯传》吧，此乃赵高之语！” 张时雍竟一时哑口无言。稍后，才回过神来，请熊大人将奏疏解下来，交给他暂时保存，天明后复命时将为他代奏。 熊廷弼解下布袋交给张时雍，轻喝一声：“拿笔来！” 接着，提笔书写绝命诗一首。诗曰：他日倘拊髀，安得起死魄？ 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这诗的意思是说：他日若想重振雄风上沙场，一个死魂灵又怎能复活呢？绝笔之时只叹可惜了一腔抱负，这浩叹能令天地失去颜色！ 高山仰止，庸碌小人即便攀梯又焉能及！ 绝命诗写罢，掷笔，从容就戮。 熊廷弼气概凛然，挺立不跪。刽子手无法，只好迎面而砍，一刀只及颈半，又慌忙从另一侧补上一刀，状极惨烈！ 可惜，熊廷弼临终前写的辩冤疏，因张时雍怕事，没有递上去，而是偷偷毁弃了，未能流传下来。 天启杀了熊廷弼，仍不解气，下诏传首九边（明朝北方的九大军区）。 传首九边，有何用？无非使将士寒心、仇敌雀跃而已！ 从此熊大人身首异处，尸身弃于漏泽园。直至崇祯二年（1629），才允其子收拾骸骨头颅归葬。 熊大人归天后，正在前线御敌的袁崇焕闻讯，悲愤难抑，随即赋诗二首，哭熊经略。 其诗句曰：“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是啊，功到雄奇即罪名。谁说古人都是愚忠呢，他们都能够看得清、看得透。 可是，看透了又能如何？ 有个武弁叫蒋应阳，按捺不住，某日为熊大人喊冤。第二天，就有人在在乱草丛中发现他的尸身，疑是被东厂诛杀。太仓进士顾同寅、生员孙文豸作诗悼惜熊廷弼，为兵马司缉获，被斩。 最令人切齿的，是“死者长已矣”，却又不让你生者能偷生。天启下令，将熊氏家属驱逐出京，不得在京居留。紧接着，又有阉党梁梦环蹦出来，诬告熊廷弼生前曾贪污军资十七万两银！ 28在理论上也要把东林党一棒打死 阉党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把东林党的标杆人物六君子从肉体上全部灭掉了，用以杀一儆百。就这，他们还嫌不够。为了给阉党恶政搞一套漂亮的包装，魏忠贤还想从理论上做一番“正名”的工作。 他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对万历末年以来的“三案”彻底翻案。不把“三案”翻过来，东林党就永远是国家的功臣，那么打击东林党，岂不是证明了自己是坏人？ 这个工作，其实在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就已开始发动。当月，御史周昌晋上了一道疏，攻击东林党在“移宫案”中危言耸听、以移宫而邀功。这只是一个试探。因为要翻“三案”，最麻烦的就是翻“移宫案”，这里面直接牵扯到天启本人。如果说当年驱逐李选侍不对，那就等于说天启不应该亲政，而应让李选侍垂帘听政。这岂不是否定了天启皇权的合法性？ 可是天启在政治上基本等于白痴，他的批复，虽然没有否定“移宫案”的定论，但却痛骂杨涟、左光斗等人“向来浊乱朝政”（《明熹宗实录》）。 这个效果，是周昌晋上疏前就预见到了的。他选的时机，正是杨、左刚刚被驱逐的时候，天启对两人的火正大着呢，此疏一上，必然会有这样的批示下来——小臣有时也可以左右皇上。 既然皇上说了，“移宫案”中的大功臣杨、左是一贯胡来，那么翻案就大有希望。 于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二月，阉党正式发动了。由御史杨维垣出头，以比较容易翻案的“梃击案”做为突破口，公开翻案。杨维垣说，当年混进宫里棒打太子的张差，分明就是个疯子，跟李选侍无关。这一道疏，天启倒是心领神会，马上批示查处。结果，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王之寀立刻被革职为民。 等到“辽案”爆发，对六君子的逮捕令下达后，魏忠贤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就决定在“三案”问题上发起总攻。四月初十日，给事中霍维华上疏，要求全盘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 霍维华写的这道奏疏，平心而论，逻辑相当严密，即便是强词夺理，也是抓住了“三案”中一些很悬疑的问题大做了一番文章。奏疏把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全部牵连在内，逐一攻击。 天启患了高度健忘症，移宫时对李选侍的恨与怕已全忘个干净，此时只是恨东林诸人。他看了奏疏，大为赞赏，马上让文书官把它送到内阁，让内阁票拟意见。并且口头传达了他本人的意见，说是：“这本条议一字不差!”要求把刘一璟、韩爌、张问达、孙慎行等五人削籍。 可是这次阉党内阁再次表现出奇怪的态度，他们不仅不赞同，反而认为处理过当，写了揭帖论救，说“若以一疏削五大臣，不论是否削当其罪，亦与陛下优礼大臣之礼相抵触”。 这已经是阉党内阁第二次不配合了，这一次的原因又何在呢？这是因为，所削之人全是退职的重臣，其中有两个还是前阁员。现任内阁兔死狐悲，决不能让皇上开这个口子，否则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会同样倒霉。 这是官场惯例压倒了党派利益。从这一点看，阉党也和东林党一样，并不是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不过就是一伙利益、观点相近的官员罢了。他们的步调，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天启见拗不过这帮大臣，就降旨对刘一璟等人“姑不深究”，下令把霍维华的这道奏疏交付史馆，如实记载。此外，对前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编篡的《光宗实录》里的有关评价，也要修改过来。《光宗实录》就是天启老爸当皇帝一个月的历史记录，“三案”跟这段历史密切相关。 《光宗实录》一修改完，原先在“三案”中获罪的人就等于已经平反，各个都得到起复和晋升。那个在“红丸案”中因为献药把皇帝给吃死了的李可灼，也跟着沾光，从遣戍地回家闲住去了。 在“梃击案”中曾因隐瞒案情而得罪的岳骏声，此次也获起复，只是还要等等合适的位置。可他老先生官瘾太大，为了早点儿得到实职，就上疏再论“梃击案”。诬陷东林党人王之寀在“梃击案”中逼供，勒索皇亲郑国泰二万两银，还将郑国泰之子郑养性驱逐出京，等等。 天启既然想翻案，他对此的反应也就近于完全疯狂，把父子两代受郑贵妃家族欺压的前仇全然抛弃，恩将仇报，下诏让地方抚按对王之寀追赃，并准许郑养性回京居住。最重要的，是下令立即起用岳骏声。 ——只要官到手，良心可喂狗。官场的险恶风波，常常就这样由私欲而起。 最可惜的是王之寀，此时已从刑部侍郎退下，在家乡被逮，后又于天启七年（1627）解入镇抚司诏狱，最后死在了狱中。死的时候，距天启“驾崩”仅有三个月！ 天启五年（1625）这一年，阉党除了在不断打击东林势力外，还一直在抓舆论工作。正月，魏忠贤为摧毁东林党的根基，鼓动阉党成员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上疏，说“假道学不如真忠义”，请将京师书院改为忠臣祠，天启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同年八月，阉党御史张讷又奏请“毁天下讲坛”，把“三案”惹出的乱子，都归结于书院。 天启立即批复，将天下书院尽行禁毁。原主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大书院的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无论生死，全都削籍。 到天启五年年底，经过一年的整肃，东林党被驱逐削夺的官员，已有二百人之多。阉党认为有必要对东林阵营的人员来一个总的清理。此前，阉党成员也各自搞过《天鉴录》《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但人数差别比较大，所列人名也有出入。阉党为了统一步调，由御史卢承钦出面，奏请“将一切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使其躲闪无地，翻案无期”（《三朝野记》）。 天启也很快同意了，下诏以上谕名义刊刻并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录有309人。当时就有人把这比做北宋的“元祐党人碑”。 党争起，国将亡。阉党是一伙“做官党”，只要我这一派的有官好做，什么是非正邪，都他娘的一边去。北宋末年的乱象又在明末重演了。 东林党既然被全面击溃，那就应该有一个法定的文件把他们永远钉死。阉党中陆续有人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天启五年（1625）的五月，吏科给事中杨所修奏请，翰林院应该把与“三案”有关的奏章编辑成“学习材料”，刊行天下。不久又奏请仿照世宗御制的《明伦大典》，把“三案”奏章编辑成书，颁布天下。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他以藩王入继大统，异想天开要追封自己已死的老爸为皇帝，因此闹出一场“大礼议”风波。他干的这事情于礼法不合，为了堵人的嘴，就搞了这么个《大典》，作为历史定案。 天启对这个建议，当时未有明确态度。到九月份，又有在移宫案中为李选侍辩护、跟杨涟互掐过的御史贾继春建议，杨涟等六人虽死，但受贿不过是小罪，他们的大罪在于结交王安、毁谤先帝、逼辱李选侍和“皇八妹”，所以应该把“三案”档案公布，让万世都知道杨涟他们犯了什么罪。 天启这次同意了，但对于怎么编、由什么人来编及怎么发行等等，都没有具体指示。 到天启六年（1626）正月，肃清东林党的运动告一段落，天启觉得关于“三案”的历史定论可以出笼了，于是发布特谕，说是为了让“天下万世，无所疑惑”，特命开馆编篡《三朝要典》，凡是那时候的“公论”，都要保存下来，凡是“群奸邪说”，都要尽量摘录，再由史官加上批判语，“以昭是非”（《明熹宗实录》）。 编辑这本大批判材料的总裁官是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这全是铁杆阉党。其余副总裁官和编篡官，也大多都是一样，可以说是明朝的“石一歌”了。 阉党不仅精心挑选了负责官员，还认真筛选了誊写人员，政治不可靠的一律不要。顾秉谦第一次报上去的誊写人员名单中，就被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查出，有四个人有东林嫌疑，不仅没批准，还把这四人削了籍。 编篡工作进展得十分神速，到三月底，全书编完。不过，崔呈秀看了看初稿，觉得问题还没有讲透。初稿是从“梃击案”讲起的，他觉得要从“争国本”讲起，才能把万历年的老案全翻过来。于是，他索性上了《三案本末》一疏，把这段历史重写了一遍。天启当即下诏准予采用。 四月份，又有工科给事中虞廷弼上疏，说有了这本官刻的《三朝要典》，此前私人搞的什么《点将录》之类，就太不严肃了，应该废止。天启大概还没忘那个“托塔天王”的典故，也就马上批准了。 六月十九日，万事具备。天启在皇极门内殿举行了《三朝要典》编成的进献仪式，百官同来称贺。正本共24卷，送到皇史宬收藏，副本由礼部刊刻，赠给百官，颁行天下。 紧接着十月，开馆重修《光宗实录》。 与修《三朝要典》相始终的，还有一个插曲。就在这一年正月，刚开始修《三朝要典》的时候，阉党又抓了一个东林党人惠世扬。 惠世扬原任给事中，在“梃击案”和“移宫案”中，都是相当激进的分子。他还参劾过大学士沈潅，说他“交通客魏”，因此得罪了阉党，被罢免。天启五年九月，他不知怎么被牵连进了杨涟案，天启下令逮捕进京追究。到天启六年正月，被押送到京城。 审他案子的，是三法司的官员。那时刑部尚书徐兆魁刚被魏忠贤提到这个位置上才七天，所以决心好好弄一下这个案子，以报大恩。 都察院的头头周应秋，也不是什么好货，是魏忠贤的“孙子辈”走狗，平时没事就请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到家吃炖猪蹄，人称“煨蹄总宪”。他对魏忠贤无比忠诚，一次聊天，老魏问他：“你是江南人，为什么好粥啊？”周应秋这个江南人听不大清河北话，听成了“你为什么好竹啊”。当下，他没正面回答，打个哈哈过去了。过后，立刻写信给儿子，叫把家里庭院中的竹子统统砍光——老魏的心事你莫猜！ 就这样一帮东西，三法司的会审，结果不问而知。 惠世扬，悬了！ 会审大堂设在城隍庙，那时候六君子已死，审官们没把惠世扬当回事儿，都想捉弄捉弄他，而后判个死刑就拉倒。 他们喝令衙役打二十五大板。一顿板子打完，几乎把惠世扬给打死。打完也不审了，把人关起来，几个人就七嘴八舌把判词写好了。他们揣摩了天启的心理，干脆把惠世扬窜入“移宫案”去处置，说他“结交王安，大恶备矣”，应处斩刑。 天启和魏忠贤对这判决书都很满意，但是魏忠贤不想马上把惠世扬砍头，想等到《三朝要典》和《光宗实录》都修好后，再拿这惠世扬祭旗，以图个圆满。惠世扬从这时候起，就蹲在大狱里等死了。哪知道，大批判材料编好后才半年多一点，天启就一命呜呼了。忙乱之中，阉党竟然没来得及杀惠世扬。 真是九死一生啊！后来这个惠世扬在崇祯朝官当大了，一直当到了副都御史和侍郎。 编篡《三朝要典》，把东林君子说成是狂悖小人，把有奶便是娘之徒说成是磊落之士，这得有唾面自干、当众舔主子屁股的厚脸皮才做得下去。在阉党精心挑选的“石一歌”中，也有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实在是干不了。 精神之阉，甚于割卵！ 比如副总裁、礼部尚书姜逢元，是一位大书法家，因与东林无涉而被选中。在修书期间，他老夫子“每搁笔而叹，忠贤朝闻夕逐，令其闲住”。这还算不错的，没丢命。 《三朝要典》的“光芒照耀了全明朝”。可是，魏忠贤想不到：历史虽然是强势者所创造，却不是强势者能写成的。好与不好，青史之名不会根据你自己写的牛皮文章，而仅仅在乎亿万人心！皇皇《三朝要典》，想做的是千秋文章，而实际寿命只有一年多，就随着天启的驾崩而成了废纸万张。 ——咦！眼看它忽喇喇大树将倾，眼见得倏忽间猢狲四散，哪里有什么赤胆忠心永不变，何处有铁打江山万万年？ 大梦，大梦而已！ 29丙寅诏狱又掀起滔天浊浪 魏忠贤害死了东林六君子，让天下缄口、万民颤栗。那么，他的杀心是否就收敛了一点儿呢？没有！ 这家伙杀上了瘾，好像是领略到了：政权就是杀人之权。 到天启六年（1626）二月，六君子的血迹还未干，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天启又兴起大狱，下诏将东林党人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七人逮入诏狱！ 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丙寅年，所以此次大狱，史称“丙寅诏狱”。又因为被祸的是七个人，所以也称“七君子之狱”。 这一批“七君子”，也是私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而且到了这时候，东林已完全偃旗息鼓了，那他们是怎样撞到魏忠贤刀头上的呢？ 是因为魏忠贤贼人胆虚、太过敏感了，生怕被正直之士伺机掀翻。所以，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传闻，他就又开了杀戒，顺便把以前的一些老账也给清理了。 引燃此事导火索的，是一位比魏忠贤资格老得多的大太监李实。这位李太监，是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六年（1578）就进了宫，比魏忠贤早11年。他是泰昌帝常洛当太子时的伴读，根儿正。一到泰昌元年（1620），就顺理成章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兼掌御马监。他是泰昌帝身边的大红人，不比王安差多少。 但是此人粗鄙，不识字，因此泰昌帝一死，也就坐不稳中枢位置了，被调到江南任苏杭织造，负责管理官营的纺织作坊，常驻苏州，同时也算是皇家在江南的一个眼线。这也是个大大的肥缺，不算辱没他。李实的资格很老，并非魏忠贤的手下，两人算是井水不犯河水吧。 这人名誉倒不是很坏，但是手下有两个管家，樊得和孙升，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他俩常以李实的名义搜刮民财，随意增加织造定额（好给自己发福利）。 明朝末年江南的纺织工业之盛，是远远超出今人想象的，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江南给这两个小人物一搅，闹得四处民怨沸腾。 当时苏州的同知兼代理知府杨姜，因这个事对李实很不满，也不大去逢迎。李实见他不礼貌，就找了个茬儿参了他一本。 此时恰逢新任的应天巡抚周起元到任。周起元对李实这么干也很不满，就上疏为杨姜辩护，并指责李实才是有问题。李实立刻反弹，干脆诬告杨姜犯了法，给逮了起来了。双方就此结怨。 这件事说明，李实跟有的东林党人，关系是很僵的。 但是，他也很敬佩另外一些东林党人。据说，黄尊素被罢后，回到家乡余姚，没事就常到湖上去玩。李实曾慕名前去拜访，可是黄大人不肯见（《启祯两朝剥复录》）。李实知道自己不够格，也就算了。这事情传到民间，就成了黄尊素经常与李实在湖上来往。 武宗时大太监刘瑾专权，廷臣刘一清为了干掉刘瑾，就联络皇帝很信任的另一个太监张永，一举除掉了刘瑾。传闻就以此事为例，生发开来，说黄尊素正是想效仿前代事，借李实之手干掉魏忠贤（《明史》）。 空穴来风，其源有自。估计这是恨魏忠贤的人合理想象出来的。谣言传入京师，魏忠贤心惊肉跳——巩固魏忠贤专政，就是要防微杜渐啊！他立刻委托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就地访听一下。这个沈演，是阉党盟友、前大学士沈潅的弟弟，当然靠得住。 结果沈演回话说：有这事！ 魏忠贤急了，这还了得！李实是先帝宠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要是和东林搅到一起，危乎哉！于是立刻派出几批亲信，火速赴江南暗访，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这期间，李实的司房（负责誊写文书的宦官）正在京城办事，得知了消息，大吃一惊。他赶忙跑去找阉党“领导班子”成员李永贞求助。 李永贞是他的熟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魏公公起了疑心可不是好事，为了避免嫌疑，就请你们李公公出面，参黄尊素和其他几个东林党一本，不就证明李公公清白了吗？ 司房问：要参哪些人？ 李永贞一个个给他数，说了七个人的名字。 司房救主子心切，觉得这主意好，就央求李永贞给代写个奏疏稿。李永贞见事情有门儿，就一口答应，并很快写好了。 那司房来干这事儿，恰好是近水楼台，他身上就有盖了李实大印的空白奏本，当下拿出一份，三下两下将稿子抄上，顺便就呈进了宫里。 这个小角色也来不及跟主子请示一下，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件事，在《先拨始志》《三朝野记》《启祯两朝剥复录》上的记载，都差不多。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魏忠贤的爪牙天天去李实家里，数落李实不该跟黄尊素来往。李实百口莫辩，就派人去京城向李永贞和崔呈秀求情，结果是崔呈秀出的主意并代笔写的参奏稿。 从后来清算阉党时的情况看，还是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在崇祯初年，法司追查这件事，认为李实以一片纸杀了这么多忠臣，拟以大辟（砍头）。但是崇祯帝觉得，这事儿不能怪李实，李实的疏上有用朱批修改的墨迹，实属魏忠贤的心腹所为。后来经过君臣间的折衷，李实未定死罪，而仅仅被革职充军。 不管怎么说，这道疏一上，天启又发了雷霆之怒。于二月二十五日下诏，由锦衣卫将七人逮送来京，此外，让李实安心供职。 这个诏书，八成也是“领导班子”给拟的，还不忘记安抚李实一下。 这七个人，是怎么得罪了阉党的呢？我们在这里简要说说。 周宗建，字季侯，号来玉，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少小时听人讲杨继盛故事，由衷钦佩，曾叹道：“忠愍（杨继盛）不死！”他从知县干起，后任监察御史。在客、魏刚刚联手的时候，他就上疏弹劾过这两个家伙，且语言特别激烈。说客氏赖在宫里，“恋上不舍，将何为乎？”把天启也给敲打了一下。说魏忠贤“目不识一丁，岂复谙其大义”（《明史》），皇上把他留在身边又有何用？把魏忠贤气得发疯，在文华殿指着奏疏上“目不识一丁”一句破口大骂，声音之大，连皇上都给惊动了。 这两次，周宗建都险些受杖刑，多亏众臣和叶向高极力维护，才得以免。他也因此而名动天下，谁都知道他胆大、敢说话。 天启三年（1623），他又上了《清宫禁绝祸本》一疏，再次攻击魏忠贤，说现在“权珰”和言官互相借重，罢斥忠良；又说，当今内有魏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为典兵示威，又有小人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善类，天下事怎么得了？ 魏忠贤看了这道疏，又怒又怕，带领刘朝等喽啰跪在天启面前大哭，请求剃光自己的头发以示“请罪”。天启被激怒了，又要打周宗建的棍子，由于阁臣力争而作罢。 在周宗建最后出任湖广按察使时，弹劾了冯铨的爸爸冯盛明，冯铨对他怀恨在心。后来，冯铨的门生、工部主事曹钦程投效阉党，诬告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贪污，魏忠贤立刻矫诏将这几人削籍，还命令巡抚毛一鹭负责对周宗建追赃。 到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嫌追赃速度太慢，又没抓周宗建，就把周宗建列入李实空印奏疏，给他安了一万三千五百两赃银，逮进京城来好好整治。 七君子的第二名，缪昌期，我在前面已讲过他的一些事儿。他少年多才，成年后更是文名满天下，顾宪成与他是忘年之交。四方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讨教，搞得他家门庭若市。遗憾的是科场不大顺，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为翰林院检讨。 天启元年（1621），缪昌期到湖广主持考试，出的试题是论赵高和仇士良。赵高不用说了，是秦代赫赫有名的大宦官。那么，仇士良是何许人也？他是唐代文宗时期著名的“宦竖”，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专横跋扈。 出题让考生来骂这两个阉宦，无疑是影射当朝的魏忠贤。从此魏忠贤就记住了这笔账。 后来，魏忠贤在京城西山为自己造墓，听说缪昌期的书法写得好，又有文才，就请老缪给写个墓志铭。当时老缪要是写了，大概骂赵高的事也就一天云散了。可是，几次请托，老缪一点面子不给，魏忠贤就彻底把他打入了黑名单。 叶向高离职后，东林党要人纷纷被逐，先后有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每次，当时的首辅韩爌都要上疏挽留。韩爌并不是东林党，这样做无非是出以公心。阉党同志们理解不了，就怀疑是老缪在后面搞鬼。东林这几个人被罢后，门庭冷落，谁也不敢靠前。只有老缪不忌讳，常去走动走动。诸君子离京时，他也要去送。 有人劝他就不要去送了，少惹事为好。他正色道：“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东厂的人就在一旁在盯着，他也不在乎。 这就注定了魏忠贤对他，势必除之而后快。 当时有人推荐老缪去南京当翰林院的院长，魏忠贤不准许，派小宦官到内阁去，扯着娘娘腔大喊：“就留缪昌期在京师送客吧！”缪昌期知道朝中是待不住了，就上疏请求退休，魏忠贤偏不让他体体面面地走，矫诏将他罢免，后又革职。这次抓他回来，给他安了三千两的赃。 第三个，周起元，字仲先，别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为官清廉，除了书籍，别无长物。自己的一点儿工资，也都尽量拿来资助地方教育。周起元从知县干起，历任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员。天启三年（1623）为太仆少卿，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这差不多是个副部长级的大官了。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声望也极高。曾经为前面我提到的杨姜辩冤，又弹劾李实在江南的种种劣迹，搞得李实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这么做，惹到了魏忠贤——打击宦官，就是打击阉党！周起元就是这么得罪阉党的。 这时候有个小子——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出面弹劾东林元老邹元标聚众讲学，未果，反而在天启三年“京察”时被外调为苏松兵备道，成了周起元的下属。 朱童蒙丢了在京城的好差事，恼羞成怒，到了苏松就拿老百姓撒气。每次外出动不动就鞭打行人，打得人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周起元大怒，准备参他。他也知道这官是做不长了，就声称有病，弃官逃跑了。周起元不能让他就这么跑，立刻上疏弹劾他“庸鄙无才，只知敛财”。 奏疏到了阉党“领导班子”手里，他们还记得这姓朱的参过邹元标，就有心抬举他，搞垮周起元。最后，天启下诏，不准朱童蒙告病辞官，而是调到京城来做副部长；而周起元则因“排挤正人，削职为民”。 巡抚参一个小小的属官，不仅没参倒，结果反而是属官连升几级，自己被罢免。这样的事例，在大明朝几乎绝无仅有。 这次抓周起元，阉党给他栽的的赃，是说他在巡抚任上“贪污国库银十万两”。恶人政治，一般都是谎言政治，谎越撒越顺溜、越撒越大。即便是把煤说成白的，也能说出煤之所以白的一二三点来。魏忠诚贤在这一点上，已是炉火纯青了。 第四位，周顺昌，字景文，号蓼州，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为福州推官（审判长）。他的故事，我们前面也已有所涉及，就是在魏大中被逮进京途中，在苏州盛情款待并与魏大中结为亲家的那一位。 周顺昌疾嫉恶如仇是出了名的。先前在杭州任司理时，到任的当天，同僚设宴接风，席间有艺人演出，演的是岳飞故事《精忠记》。当演到秦桧和他老婆商量怎么设计陷害岳飞时，周大人按捺不住，飞步上台，揪住演秦桧的演员就是一顿痛打，众人目瞪口呆。 天启时他曾任吏部文选郎，后辞官。在六君子案之后，魏忠贤的义子倪文焕挟嫌报复，上疏弹劾周顺昌“与罪人婚”，还诬告周顺昌在吏部选干部时受贿太多，回乡时连船都压沉了。 其实周顺昌辞职后是经河南从陆路回家，并没有走运河，哪里来的什么船？知情者无不痛斥倪文焕瞎编。但魏忠贤不管这诬告有没有“硬伤”，借机削了周顺昌的职。 在苏松巡抚周起元被罢后，周顺昌正在家闲住，写了一篇《赠周公罢归序》为周起元鸣不平，顺便讽刺了一下继任的巡抚毛一鹭。毛一鹭读了这文章，气晕了，发誓要找机会报复。 周顺昌当初在送别魏大中的时候，曾当着缇骑的面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敢这么干的人，那时已是天下罕见，魏忠贤于是就把他记住了。 第五位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当过一段时间的御史，因为触怒当时的阁臣王锡爵，被贬官后，因亲丧回了家。他和顾宪成一道发起东林书院，从者甚多。居家30年，大臣多次举荐，但万历皇帝都不起用。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出任光禄寺丞。前面已经说过，他曾经弹劾崔呈秀在淮扬一带贪赃枉法，吓得崔呈秀上门去给他跪下，请他放手，但被他严词拒绝。 崔呈秀就因为这个转而投阉，立即实施报复，攻击高攀龙和赵南星等朋比结党，高攀龙被迫挂冠而去，不久又被削了籍。这次阉党抓他，是因崔呈秀还嫌不解气，把他的名字窜入了李实空印奏疏，并入周起元一案。 第六位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秉公执法，昭雪沉冤，被当地军民视为包青天大人再世。天启三年（1623）升任御史，曾经上疏指责魏忠贤滥用立枷。枷重三百斤，受刑者活不过几天，前后枷死六十余人。他建议，罢魏忠贤东厂之职。此后，在万燝被杖死、林汝翥被刑杖、魏大中被逮的事件中，都公开跟魏忠贤作对。 崔呈秀被高攀登龙弹劾，奏章就是李应升起草的。当时崔呈秀求不动高攀龙，又跑去李应升的住所，给李下跪磕头，乞求高抬贵手。李应升没答应，只说：“事情要交付公论，非敢私。”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崔呈秀唆使党羽诬告李应升，李因此而被革职。六君子死后，李应升悲痛欲绝，设牌位祭奠。他自然也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 第七位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任御史。在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他也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他质问皇上：“天下有政归近倖，大权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乎？”言辞相当尖锐。 在杖责万燝、林汝翥的事件中，有一次众大臣在内阁中争论处理办法，魏忠贤派了几百个小宦官到内阁肆意辱骂，内阁辅臣无一敢吭声，惟有在此议事的黄尊素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内阁乃国家重地，即便司礼监太监，不奉旨也不能来，你们要干什么？”众宦官慑于他的威严，才乖乖退去。 黄尊素不仅敢干，也很有深谋远虑，曾经劝邹元标京师不是讲学之地，易于惹是非；劝杨涟若没有太监做内援，就不要发起总攻；劝魏大中不要攻魏广微太急，以免他去投阉。但是东林的这些要人都没有听他的劝告，否则的话，东林党的处境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魏忠贤在第一次逮住汪文言的时候，就想牵出一批东林党来，结果黄尊素跟管镇抚司的刘侨打了招呼，给搅了局。魏忠贤从那时候起，就发誓要灭此人。 这些还都是旧账，现在又加上与李实“湖上密谋”，那还得了，所以黄尊素也难逃此劫。 魏忠贤在前一年，切瓜砍菜地灭掉了六君子，没见全明朝有什么抗议和反弹，所以这次底气很足。有崔呈秀出主意，抓着李实这个冤大头，一口气就可以再灭七个。 天启发了话以后，锦衣卫缇骑就大批南下去抓人。因为周宗建和缪昌期在圣旨下的时候就已另案被逮，正在押解途中，所以这次要抓的是五个人。 奉旨抓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五更亡。什么天理、人心、良知，恶人们心里哪怕存着其中的一点点，国家怎么会到这步田地！ 30苏州民变吓破了缇骑的胆 魏公公自天启元年以来一路顺风，打击正直的官僚势如破竹，却还不知道人民有多厉害。 此刻他在京城一声吼：“抓人！”其效果有如山摇地动。锦衣卫掌堂田尔耕不敢怠慢，当下派出张应龙、文之炳等一共60名旗校，出都门，昼夜兼程。 此行江南，油水可大乎？ 这60人的心中，萦绕的大概都是这个问题。 可他们忽略了，江南这地方，文明程度高，又是当时世界上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已相当成熟。文明程度高，孔孟之道中的民本思想就渗透人心；市民社会发达，舆论就有相当独立的立场和原则。 缇骑们只以为江南柔弱地，一鞭子就能把人给打老实了，他们忘记了这里自古也是出豪侠的地方。去年缇骑在湖广、南直隶等地抓六君子的时候，江南一带就民情汹汹。不过那时人们还有幻想，以为六君子终能洗清冤屈，或者早晚能够生还。他们没闹，是不愿给六君子添麻烦。 今年不同了。这回要抓的五人，除了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苏州、常州人。四路缇骑下江南，要来抓清清白白的东林党，这本来就令江南士民义愤填膺。再者，以去年为例，江南人这次全都知道了：几位大人一被抓去，就绝无生还的希望！ 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 一面是倒行逆施的阉党权贵，一面是正直清廉的下野官员，民心靠在哪一边，那是想也不用想的。 因此，当10天后，消息一传到江南，士农工商无不愤慨异常！ 60名缇骑，以为手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就可以所向披靡了。他们可知道：江南等着他们的有百万之众？显然是知道。但是，狗腿子们从来眼睛里看不到有人民。 这些人民，吃什么，喝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与大明朝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按圣旨办！ ——他们这一脚，可就真正踏入地雷阵里去了！ 惹出大乱子的地方，是在他们并未看得太起的人物周顺昌的家乡。 周顺昌官不大，也没什么钱，辞归后家中只有几间破屋。但是他在苏州当地深得民望，乡中百姓有冤，或者郡中有大事，大家都来请他主持公道。 缇骑出京后，周顺昌自知不免，早已有思想准备。 三月十三日晚，好友殷献臣的两个儿子来拜访，周顺昌一向喜爱这两个年轻人，当夜留他们做彻夜长谈。周顺昌聊到了宋代朱熹的事：“朱子尚未能免被人排陷，何况我呢！”又聊到《文天祥传》，为两个小友详细地讲解了这文章的内容，并以古今第一完人文天祥自勉。 三月十五日傍晚，缇骑到达苏州。亲友们闻讯都来到了周家，人人面带悲戚。 周顺昌却很坦然，说：“我知道诏使一定会来，不要效楚囚对泣。”他叫过长子茂兰，叮嘱道：“家无余财，倒省得你们兄弟经营了。将来要勤于读书，安于清贫，无损清白家风，我自是虽死犹生！” 夫人吴氏当场哭得几次昏死过去，几个儿子也跪地大哭，声闻四邻。但是周顺昌仍神态自若。 ——人生固然有无数悲哀，但只要死得光荣，也就不算是最悲哀的了。 ——千秋的《指南录》，万代的文天祥！ 衮衮衣冠，古来多少皆做了土。大丈夫若能死如文天祥，能让万代的妇孺小儿称诵其名，那么，即便两袖清风终其一世，又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傍晚时分，知县陈文瑞带着公文来到周家。他是周顺昌在吏部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对周的为人一向敬重。来的路上，一路痛哭不止，泪水将衣襟都湿透了。 周顺昌听说知县到了，立刻换上待罪的囚服，出门迎接。随同来的衙役上前一把逮住周顺昌，被陈文瑞厉声喝住。 陈文瑞与周顺昌相揖进门，知县大人请周吏部料理一下家事，然后跟他去县署候命。周顺昌说：“无事。” 他的妻舅吴尔璋问，你难道就这么悠然长往了么，要不要留下几句话——这是生离死别啊！ 周顺昌说：“没有什么事可乱我心怀！” 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块牌匾，猛然想起：“我答应给龙树庵僧人题字，今日不写，有负诺言。”说罢，提笔写下“小云栖”三字，字大如斗，酣畅淋漓！ 写罢，掷笔而起，浩气满怀：“此外，再无一事了！” 到了夜深时分，周顺昌对陈文瑞说：“大人在舍下，无以招待，歉甚！”他让家人熬了一锅粥，请陈文瑞吃。陈文瑞不便拂其好意，但是如何能咽得下，在场亲友也都泪落如雨。 十六日一早，周顺昌拜别了家庙，就随同陈文瑞前往巡抚衙署。分别的一刻，儿子牵衣不舍，阖家号啕痛哭，独周顺昌一人意气自如。 因为他在当地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因此在前往巡抚衙署时，百姓都想来瞻仰其风采。“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明史纪事本末》）周家门前的街上，到处人山人海。 朝廷要逮周大人的事，早已传遍郡中，即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连夜赶来，聚集在巡抚衙署的门前，要看看“周吏部”。从十六日起，每一天，必逾万人！ 苏松巡抚毛一鹭没想到有这个阵势，吓得胆战心惊，生怕出问题，就让陈知县赶紧将周顺昌换地方。一日几易其地，且明令不许百姓聚集。 但是官府说不出个名堂来，老百姓怎能听你的？苏州城内众口一词：“周吏部清忠亮节，何罪而朝廷逮之？” 听说周大人被转移到了吴县县衙，老百姓又前往县衙，在门前聚集不散。次日天明，复又聚集。这样的场面，从三月十五日一直持续到十八日，通城惶惶！ 缇骑们计划在这里歇两天，于十八日开读圣旨，读完了人就要带走。滞留的这几天，是他们向犯人家属索贿的时间。 这帮家伙根本不知道、或者视而不见群众已达临界点的情绪，按照惯例放出话来：“不送钱来，则周某途中不保，纵然是枉死，谁敢去告御状！” 恶奴们向来就这样直来直去，省却了高官的假仁假义。 然而周顺昌，清官一个，哪里有什么钱！他身上只有七钱银子，日前又把三钱资助了朋友的丧葬费，此时袖中只有四钱银子。 面对缇骑的勒索，他厉声道：“七尺之躯，今已交给你辈，即不送一文，能奈我何！” 不过，他的好友杨惠庵还是怕缇骑在途中加害，私下里发起募集钱款，以备打点这帮恶狗。 苏州城内一些士民闻讯，都纷纷慷慨解囊。有穷打工的预支了工钱，有小贩把自己的旧裤子也典当了，都聊表心意，总共凑得了一千两银。 缇骑们见一吓唬就来了银子，好不高兴，便得寸进尺，索要得更多，不然的话还是“途中不保”！ 缇骑的话传开来后，全城群情激愤，道路喧哗，到处都在议论这事。姑苏古城犹如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有个平素对周顺昌怀有怨恨的衙役，不知道深浅，在大街上对人说：“痛快，不想周爷也有今天！” 此人话音刚落，就有人一把揪住他的头发：“众人皆怒，何以你独痛快？说！” 围观群众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险些没把那小子打死！ 这是山雨欲来的前夕…… 十七日，前来县衙探望与声援周顺昌的士民，比前日更多。周顺昌出来，对大家侃侃而谈。 看着周吏部平和的神态，听着他那中正的议论，众人无不泪下！ 自从缇骑一来，苏州商户就开始罢市，抗议抓人。老百姓痛恨缇骑头子张应龙、文之炳，但一时没人敢率先发作。 商人之子颜佩韦，家资丰饶，为人慷慨豪侠。他挺身而出，手执焚香在全城漫游，边走边哭喊：“欲救周吏部者，从我！”他的好友马杰，也敲着梆子大声呼喊，“一时执香从者万人”！ 苏州市民或议论、或流泪、或大骂，全城已经开了锅！ 诸生王节、文震亨、刘羽仪在一起商议道：“人心怒矣！吾辈读书人应去谒见抚按两台，请他们制止缇骑，缓解众怒。”他们又出面劝说群众：“父老勿过激，过激，只能加重吏部之祸！”市民们也同意有所约束。 这一天日暮之后，一帮好友前来县衙陪伴周顺昌。陈文瑞特地备了一桌酒席。周顺昌考虑到陈文瑞的身份，不想给他惹麻烦，就坚持不让他做陪，只与朋友们一起饮酒。 席间，周顺昌慷慨谈生死，气概绝伦。他对诸友道：“我即使不能像古代禅师那样把临刑就义视为剑斩春风，但也决不会乞怜苟免。审讯之日，我必骂鼠辈矫诏擅权，死了也要去太庙向二祖列宗（指明朝各位先帝）陈诉，以诛此贼！” 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又讲到朝政日非的现状，不禁都激愤起来，觉得国家没有希望了。周顺昌独不气馁，说道：“先朝权珰如汪直、刘瑾辈，依附者众，看似燎原之火，然而一朝扑灭。魏阉亦不会长久，只是我不能亲见其覆灭而已！” 三月十八日，是预定的圣旨开读之日。苏州城内，民众倾城而动，来到县衙送周顺昌前往西察院听旨。时逢大雨，但不期而至者竟有几十万人。每人手执香火，焚烟如雾，街道两旁边只见拈香点点如列炬。 中午时分，周顺昌被押出。一路上，百姓夹道而送，哭声震天。不断有人高呼：“愿救我周爷！” 由于道路拥挤，巡抚、巡按、苏州知府、吴县县令的大轿都难以前行。 察院此时大门尚未打开，这里也是一片人山人海。察院的衙署紧邻城墙，不少人就爬到城墙垛口上，上下遥相呼应，喊冤之声震天。 全城的诸生五百人，身穿公服，在门口列队，准备向巡抚和巡按请愿。 周顺昌目睹此景，为之动容。他四面作揖，请众人散去，但却无一人离开。 毛一鹭命令打开大门，民众便趁机蜂拥而入。 这时，只见堂上已摆好宣读圣旨用的帏幕仪仗，锦衣卫校尉侍立一侧，虎视眈眈。堂下犯人下跪的地方摆着镣铐和枷锁。 诸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等一干人，走出人群，含泪向两位大人进言道：“周吏部清忠端亮，众望所归。一旦触犯权珰，遂下诏狱。百姓怨痛，万心如一。明公为天子重臣，何以慰汹汹之众，使事态无崩解之患？”说罢，诸生皆失声痛哭（《明季北略》）。 周围民众也齐声喊道：“周爷若死，民亦不愿生！” 毛一鹭惊恐异常，良久才说：“圣怒如此，奈何？” 诸生中立刻有人说：“今日人情如此，明公独不为青史计乎？何不据实上奏，请皇上开恩，周吏部不必押解京师，请抚按就地勘治！”（见《周忠介公烬余集》） 毛一鹭只得漫声以应：“好，好。” 此时又有人说：“今日之事，实乃东厂矫诏，且周吏部无辜，不过是话说多了而遭祸。明公若恳切上奏，如幸而事成，即是明公不朽之事。就算不成，而直道犹存天地间，明公所获名声亦大矣！” 这边正在交涉，那边缇骑等得不耐烦。 锦衣卫校尉见哭哭啼啼的没完，来了狗腿子脾气，蹿出来用棍棒打伤了沈扬。周顺昌的轿夫此时也在人群中，他自听说主人被逮的消息后，痛哭了三天三夜，米水未进。见校尉如此没良心，怒从心头起，上去就要抢夺校尉的棍棒，结果被校尉打伤了额头。 缇骑头头文之炳见众人居然敢阻挠执法，勃然大怒，大骂：“东厂逮人，鼠辈敢如此！”说着，把一副镣铐掷于地上，大呼：“囚犯安在？速押上槛车，送东厂！” 在明朝，执法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并非一回事。东厂是太监掌管，锦衣卫是由政府节制。东厂势力远大于锦衣卫，有权监视亲王、国戚、阁臣和全国军民。在京城提到东厂大名，连首辅大臣也为之胆寒。文之炳这么说，既有冒东厂之名压人的意思，也是指抓人是出于东厂头头魏忠贤之命。 他这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苏州不是京城，百姓不是官僚。草民又不想加官进爵，他们服气的是好官，不服的是恶政！东厂之名，臭遍天下，不提便罢，一提那还得了！ 文之炳的这两句话，无异是把火种扔进了巨大的火药库！ 众人闻言，都怒不可遏，纷纷喊道：“我们还道是天子之命，原来是东厂呀！” 请愿领袖颜佩韦高声质问：“你言东厂逮官，难道此旨是出于魏监么？” 校尉们哪见过对魏公公敢这么不敬的，厉声叱道：“大胆，剜了你的舌头！旨出东厂又怎么样？” 颜佩韦再也压不住火，他回望身后千万人，举臂而呼：“吾辈还当是天子下诏！他东厂何得逮官，分明是矫诏。打啊！”说罢，从人丛中一越而出，劈手夺过缇骑手里的棍子，抡起来就痛打文之炳。 打！打！打！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四人也发了一声喊，一起冲上前去，痛揍这些穿着“飞鱼服”的王八蛋。 群众早已忍无可忍，随即一拥而上，势如山崩海啸！堂堂察院衙署，顷刻之间栏楣俱断。 匹夫之怒，亦能翻天！ 什么叫“汪洋大海”？什么叫“一小撮”？ 这就是！ 众缇骑见势不好，各个抱头鼠窜，有的逃进厕所里，有的攀到房梁上，有的躲进花丛中，但都被民众搜了出来，一顿暴揍。 一个校尉逃得快，爬到了堂后阁子的顶梁上。哪曾想顶梁晃动，他惊惧过度，咕咚一声摔了下来。杨念如一步抢上去，几下就把他打死了。 从尉李国柱被众人围殴，有人一脚踢在他头上，屐齿刺入后脑，当场毙命！ 周顺昌目睹此景，心里难过。他说：“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百姓闹成这样，我一死不足惜，倘若贻害地方，如之奈何？” 他的好友殷献臣也极力劝阻群众。但是，众人正打得痛快，哪里肯罢手。大家知道毛一鹭也是阉党一伙，都恨他陷害忠良，嚷着要把这狗官也揪出来。毛一鹭大惊，官架子也不顾了，仓皇跑进内院，躲在厕所里。估计是干脆跳下了粪坑，才免于一劫。 知府寇慎和知县陈文瑞，平素爱民有道，说话还比较有市场。他们怕事情闹得太大，于周顺昌和众百姓都不利，就多次出面劝谕。待百姓稍稍息怒，赶紧派人将毛一鹭护送离开了现场。 直至半夜，民众才逐渐散去。 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一次民变。 王朝到了末世，奸臣公然践踏民意，贪官不顾民之死活，维系社会的纲常实际上已经瓦解。 民变的当日，还有一个插曲。傍晚时分，刚平息不久的人群，猛然又喧哗起来。原来是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那一拨缇骑，坐船途经苏州，就泊在胥门。他们对城内的民变毫不知情，还是像过去那样——我是你爸爸！大肆向地方官索取钱财，上岸去向酒家强索酒菜。 有几个刚刚参与闹事的民众走到这里，发现居然又来了一伙，上去揪住就打。有人还登上城墙大叫：“缇骑又来了！” 数万民众齐声发喊，一起奔向胥门，追打缇骑。打了还不解恨，又将他们扔到河里。 缇骑乘坐的船，被众义民一把火烧掉。船里的衣冠、驾帖（逮捕证）、信牌（工作证）等等，也都被抛入水中。 几个落水狗不识水性，勉强游到对岸，刚上岸，又被农民拿着锄头追赶，慌不择路，只得又返身跳进水中，几个人抱着一块大木板顺流而下，一面张口大骂：“东厂误我！”一直漂流到僻静处，才得以狼狈上岸。 这一路缇骑莫名其妙挨了顿打，把驾帖也给丢了，浙江也去不成了，只好雇了小船，连夜逃回京师。最终还是黄尊素自己投了案，这档公事才算了结。 当晚，闹事的民众散去后，寇慎和陈文瑞派人到西察院，把奄奄一息的缇骑扶起来。狗日的们被打的血肉模糊，亡魂丧胆，一听到人声稍大，就全身颤动，大呼饶命——神经都有些错乱了。 稍晚，毛一鹭也派来一队带甲军卒，围住察院，严密保护北京来的“飞鱼服”。 他怕民众再次闹事，就命将周顺昌转移到理刑公署关押，派了重兵把守。周顺昌当夜宿于署内，犹吟诵于谦的诗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民变后，苏州百姓为抗议皇帝无道，纷纷罢工罢市。 魏忠贤在苏州安插有东厂密探，目睹民变，胆战心惊，连夜屁滚尿流跑回北京去告变：“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 紧接着着第二拨告变的又到：“已劫周顺昌而竖旗城门，城门昼闭！” 第三批告变的更是夸张：“已杀巡抚，断粮道而劫粮船矣！” 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魏忠贤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阉党上下，人人为之震动！ 那几天，整个苏州地区“举国若狂，几于不可收拾”（《明熹宗实录》）。 肇事之首、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听说了民变的消息，惊慌失措，闭门痛哭，致使两目尽肿。 周顺昌见形势仍然危急，便对亲友们说：“我若不赶快起行，祸事不已，我不能以一身而累全城！”为此，他几次请求毛一鹭等赶快批准起解，但毛一鹭和巡按徐吉疑心这是周顺昌用的计策，他们怕途中有变，不想行动。最后，知县陈文瑞以自己的官职担保，这才决定于三月二十六日晚间启程。 这夜，敲过二鼓，街上人踪渐稀，在府县派出的军卒护送下，缇骑一行乘船离开苏州北上。 出得城来，到了望驿亭，见四周都是荒郊野外，缇骑们才战战兢兢取出诏书，念了一遍，草草完成了读旨仪式。几个胖头肿脸的小子，撇下两个留在苏州的“烈士”，押解着周顺昌连夜北遁——来时的牛逼已荡然无存！ 周顺昌的长子周茂兰，不忍就此与父亲永诀，徒步随船一直走到京口。周顺昌怕儿子被缇骑所害，喝令他马上返回。周茂兰只能从命，驻足远望江上帆樯远去，哭得昏死过去。 此时在北京，魏忠贤也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这次的诬陷和逮捕，主要是崔呈秀出的主意，魏忠贤遂迁怒于崔，把这小子叫来罚跪，喝叱道：“你教我尽逮五人，今日激变矣，奈何？”崔呈秀惊恐万状，频频叩头请死，被魏忠贤喝退。 阉党毛一鹭在民变平息后，也赶忙上疏告变。他担心皇上埋怨他办事不力，就故意夸大民变程度，说苏州已大有揭竿之势，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 奏疏到了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光禄寺卿（宫廷餐饮部部长）、苏州人徐如珂得知了内容，大惊：这疏上去，不是就要血洗苏州了么？为家乡父老计，他连忙找到相熟的通政司官员，请他们缓上此疏，由他去另外想办法。 正在商议间，巡按徐吉的告变奏疏也到了。徐如珂拿过来读了一遍，见徐吉只说是士民无知狂逞，现已平息，没说是要造反，心下便一松。他请通政司的人先把徐吉的奏疏呈上去，毛一鹭的就先压一压。 民变平息的情报同时也到了魏忠贤那里，老魏这才稍缓了一口气。但一听说有缇骑被百姓殴死，不禁又恶从胆边生！ 此时的朝臣，已绝大多数为阉党一伙，只恨东林不死绝。众人纷纷敦请魏公公，赶快请旨，发大兵前去苏州屠城。 徐如珂见情势紧急，忧心如焚。他突然想到，可以借顾秉谦之力去劝魏忠贤不要发飙！但转念一想，自己去求顾秉谦怕是面子不够大，就偷偷传出话去，故意让顾秉谦的家人知道：“苏州人知皇上将派兵屠城，皆言：圣旨必由首辅亲拟。故拟举火焚烧顾家，然后等死！” 顾的家人闻言，大为震惊。回去一说，顾阁老也觉得非同小可，情急之下，半夜三更跑到徐如珂家里去问计。 徐如珂没别的话，只说：“顾公您正当国，家乡却要兴大祸，如何向父老交代？厂臣最听您的话，何不劝阻其发兵，以平息众怒，消弥祸患？” 顾阁老是油滑之人，凡事不肯冒险，因此对苏州的家产不能不顾及。他左思右想，只有自己出面去拦阻发兵了。 于是他进宫去见魏公公，长跪不起，曰：“苏州是钱粮重地，倘若大乱，国赋将如何？” 魏忠贤闻言，心中有所动，怒气稍息，答应只处死倡乱者，余皆不问（见《全吴纪略》）。 这一段情节，在《先拨始志》中则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这日，魏忠贤亲自去内阁指示处理办法，他对阁臣说：“上怒甚，必诛尽为乱者！” 当时首辅顾秉谦因家乡发生事变而吓得病了，内阁代拟诏的是阉党丁绍轼。这个家伙还算较有头脑，他劝阻道：“公误矣！京城仰仗东南漕运粮（从运河输送粮食）数以百万计，地方有事，正应示以宽大，而反以严旨激之，若有他变，谁任其咎？” 魏忠贤一时语塞，默然良久。 冯铨年轻气盛，不同意丁绍轼的说法，一把抢过丁绍轼手中的笔，要自己拟旨。但要下笔时，却心中茫然，不知如何写才好。 魏忠贤不大懂这里面的奥妙，只顾在一旁催促。 最后还是由丁绍轼拟旨，呈进天启看过后，由魏忠贤传达下来：“将周顺昌逮到酌议。小民无知，为何拥众呼号，几成鼓噪，法纪安在？果即日解散，故不深究。再有违抗，为首的定行拿究正法，且加重本犯之罪。” 这道圣旨确实相当温和。看来，统治者也有威风不起来的时候。后来，顾秉谦病愈上班，又在这道圣旨上添了“漏网魁渠”之语，为逮捕民变首领导埋下了伏笔。 圣旨一锤子定音后，通政司才将毛一鹭的告变疏呈进宫去，因而没产生什么影响。 总之，这件事，肯定是阉党内阁不愿承担屠城的恶名，怕无法向后人交代，从中起了阻遏作用。苏州人才侥幸免去了一场血腥屠戮。 毛一鹭和徐吉看到圣旨，见毫无责备之意，才放下心来。那毛一鹭的脑筋也转过弯来了：把事情说大于他们自己没好处，因此在覆奏中，就尽量往小了说。两人统一口径，说变民乃乌合之众，起哄闹事，由于抚按两台高度重视，及时果断派了官兵戒严，所以群众旋即散去，苏州社会已恢复稳定。现已责成知府知县，马上缉拿首犯。 此外，两人还把责任往缇骑身上狠劲推，说这帮缇骑身负皇命，到了苏州却不马上开读，无故滞留，勒索商民，结果激成民变。 这道覆奏上去，天启和魏忠贤终于明白苏州事件是怎么回事了，很快就有诏下来说：“愚民（老百姓的觉悟就是低）狂逞，至挤伤缇骑旗校，虽说是变起仓促，然抚按等官平日教育的功效在何处？据奏犯官既已前来，姑不深究。还着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及无辜。” 这奏疏，不知是内阁哪个人的手笔，政策性极强。缇骑撒野惹了事，皇家面子丢不起，死也不能跟天下人说实话。因此只说“挤伤”了执法人员，死的缇骑“烈士”也就委屈点儿吧。这样，把事态的结果说小，只抓首犯也就说得过去了。不累及无辜，是叮嘱下面千万不要扩大化，万一真的激反了江南，还得我们几个老爷子耗神费力的平乱。 圣旨到了苏州，颜佩韦等五人闻知，都自动到官府投案，坦然声称：“首倡是我们，胁从也是我们，切勿累及他人！” 毛一鹭将五人下狱后，仍在秘密查访，先后共抓了13个人。吴中士民见官府秋后算帐，都日夕相惊，不知要逮多少人，不知要抓到什么时候为止。有人还传说朝廷即将发兵坑杀（活埋）全城，富户们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跑。 寇慎和陈文瑞见不是事，连忙出面安抚，士民见日久无事，才渐渐安定下来。 开审时，五壮士神态自如，视毛一鹭如猪狗，斥道：“你陷周吏部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吏部死，百姓小人大。”可怜毛一鹭，做官做到了地方大员，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拎不清，被平头百姓鄙视到这个熊样子。 面对毛一鹭的问话，五壮士不屑一顾，只扔下一句话：“为吏部死，复何憾！”（《碧血录》） 10天之内，毛一鹭连上三疏，汇报审讯情况，花言巧语地哄上级，说是“缉获首难狂民，地方帖服”。 本案最终审结，毛一鹭的判决出来了：带领生员请愿的诸生王节、刘羽仪等五人被夺去生员资格；在河边暴打另一伙缇骑的戴镛、杨芳等发配边境卫所充军；颜佩韦等五壮士被判死刑。 五壮士的这个死刑，只是个判决，还留有余地，也就是待决，有时间不定的缓刑期。而且皇帝也有权改变或否定判决结果。 知府寇慎感其忠义，吩咐司狱说：“此俱是仗义人，不须拘禁，即家属送饭，亦不可阻。”地方监狱本来就没有诏狱那么恐怖，再加上有知府大人的关照，五壮士好歹没受苦。 狱中有人安慰五人道：“当朝首辅顾秉谦是吾辈同乡，你们或可不死。”颜佩韦叹道：“顾秉谦已认魏忠贤为父，诸大臣都血肉狼藉，我们如何得免？我们宁愿从周吏部而死，不愿因奸相而获生！”闻者无不泣下（《周忠介公烬余集》）。 他们所追随的周吏部，后来果然被害死，十月，灵柩运回苏州。五壮士痛哭不止，马杰说：“忠臣已死，速杀我等，好辅助他老人家做厉鬼击贼！”颜佩韦道：“上奏是毛都堂，今诏下，生死都在他。我辈被杀后，做鬼也先去寻他！” 毛一鹭听到这话，大怒，不禁起了杀心。 这时吴中一带的情况很不稳定，顾秉谦等阁臣关于要抓“漏网魁渠”的精神又传达了下来，似有将同情东林党的地方绅士一网打尽的意思。这时候，朝廷因为民变事，换了一个新巡按王珙来接替徐吉。王珙也是个阉党，他还未到任，在京中了解到吴中的情况，就建议将五人杀掉，了结苏州民变一事。 不久，有圣旨下，同意执行。五壮士的命运就此被决定。 毛一鹭在执行时，怕再出什么乱子，就指派兵使张孝去监斩。张孝对五壮士深为敬佩，但又无法抗命，内心痛苦万分，在行刑过程中泪如雨下！ 五壮士从容走向法场，相顾笑别。马杰道：“大丈夫假若病故，则与草木同腐，默默无闻。而今吾等为魏党奸贼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去！”颜佩韦笑对众人说：“列位请了，学生我走路去了。” 说罢，五人引颈就戮。明末名文——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上说他们“意气扬扬，呼中丞（巡抚）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这篇墓志铭代代传诵，至今仍载于中学语文课本内。烈士英名果然不朽，千载之下，仍能映衬那些注定速朽的钻营之辈，是何等可笑，何等卑劣！ 行刑完毕后，五人的头颅被挂在城头示众，有贤明士绅花了五十两银，将头颅购回，精心放置在匣子里。 五壮士就义前数日，恰逢大雨如注，狂风怒号，稼禾皆摧，太湖暴涨。人皆曰：此乃五人忠义感动了上苍。 就在烈士就义11个月后，魏忠贤轰然倒台。毛一鹭为拍马屁在虎丘给魏阉修建的“生祠”也随之荒芜。苏州人感念五人的忠义，将他们合葬在生祠的旧址上，刻石立于路边，名曰“五人之墓”。 明末抗清奇人查继佐，在他的史著《罪惟录》中说，颜佩韦等人不过是市井小民，连姓名都不为周顺昌所知，平日见到县里的尉簿小官，他们都会面红耳赤说不成话，可是一旦临难，气雄百夫，虎虎生风，徒手对凶顽，竟然使权珰气沮，缇骑不复出都门。这五人虽然没能让周吏部活，但却让无数像周吏部那样的人活下来了。而周吏部因有了这五人则不死，虽死而犹生！ 他的话，说得透彻！缇骑自从在苏州挨了一顿痛打后，吓得再也不敢出京城半步，魏忠贤也不敢再兴如此的大狱，不知有多少东林正人，在此之后得以保全。 匹夫一怒，血溅三尺，就是秦始皇也要退让三分。 31七君子碧血丹心永照青史 似魏忠贤者流，无才无德，靠权术起家，赖昏庸皇帝提拔，狗屎临头，侥幸爬到了高位。他不会知道，这不过是畸形政治下的蛋。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权力幻觉，以为自己具备了某种天才，天下事没有他摆不平的。 这种家伙，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民本意识。尽管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胸襟也还是一个市井无赖之徒。“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像这样最浅显的治国之道他都不懂，动不动还想以屠城来泄党争之忿。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其荒诞无耻，其逆民心而动、背潮流而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逮捕周顺昌，在苏州遭到强烈抵制，并不是一个孤例。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所触犯的已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内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他是在与民众直接对阵。 魏忠贤的专权，迄今为止节节得胜。他环顾海内，也许感觉已无对手。看吧，天下噤口，君子毙命，官场惟余无骨的小人。 但这种情况的背面所潜伏的危机，他感觉不到。是啊，此时此刻，谁还有力量能掀翻他？ 在古代历史上，皇权就是独裁，因此独裁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在于，要想独裁得安稳一点儿，就要把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气顺，大厦的基础才能牢固。 就算是皇权政治中的天才，一旦把百姓当猪狗，杀之、困之、镇压之，也就离瓦解之日不远了！天才，救不了暴虐统治的命。 因为，在政治这个天平上，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码！ 魏忠贤胸无点墨，他不懂历史。魏忠贤是靠拍马起家的，他没见过“民不畏死”是个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历史绝不是一条“静静的顿河”。它总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转折处。当这种转折一旦降临，要致他于死命的人，打的就是民意这张无敌王牌。 他脚下的基础，在逮捕七君子之时，就已经开始摇晃。 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时候，吴江县就已经发生过万民号泣相送的场面。 在苏州民变的同时，常州也有士民万人恸哭于道，挽留被缇骑逮走的李应升。这与苏州的情形非常相似。 当时李应升听说逮报已到，就穿上囚服，自行来到解所候命，神态自若。有人问他：“可曾与家人作别？”他慨然答道：“我志在以身殉国，安能恤家也！” 这就是成语里所说的“义无反顾”，决不回头再看一眼。 当知县带着公文一到，他就随同一起去了府城。常州知府曾樱，慕其忠义，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此外，几位好友也事先来到南察院，与缇骑们商议贿银数目，以免李应升途中受苦。 后来北行到达武进后，李应升的业师吴钟峦不怕受牵连，留李在自家住宿，两人作慷慨诀别。李应升感念身世，心情极沉痛，叹道：“世道如此，读书何用？我叫儿子不必读书了！”老师说：“书何必不读？只是不能像你那样真读书。”李应升抬眼望望，此时置身的小亭上，有匾额题曰“清风亭”，他顿然振奋，曰：“此去必不让此亭笑我！” 临别时，他还向老师要了一本袖珍本的《易经》，准备在路上和狱中研读。 三月二十一日，在开读的那天，常州也有令人激动的一幕。南察院前，聚集了数千士民，填街塞巷，马不能前。众人愤怒高呼：“李官忠臣，何忽见其就逮？”（《三朝野记》） 一些士民手持短棍，鼓噪道：“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周围民众齐声呼应，訇然有如雷鸣。 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仅十余岁，当街大呼：“我恨极矣，魏忠贤杀却江南许多好人！”说罢，奔跑到一个肥胖校尉身后，撩起他的“飞鱼服”，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来，扔到地上让狗争食。 见此壮举，民情顿时汹涌，人人疾呼击杀缇骑。校尉们吓得魂飞魄散。 知府曾樱闻讯，连忙赶到现场劝解，同时又请出了李应升。李应升向众人拜求道：“诸君诚然是爱我，但为何要蔑视朝廷？”他再三劝解，众人才渐渐散去。 当下，曾樱安排缇骑转移到东察院去住，并派了重兵护卫。在开读诏书时，怕发生意外，将大门紧闭，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内 这一伙缇骑，不仅尝到了甘蔗刀的厉害，同时也听到了苏州民变的消息，知道那里的同事脑袋都被踩爆了，着实害怕了，对李应升未敢有任何刁难。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悄无息地押着李应升北上了。 此次缇骑南下，任务是逮回五人，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却有一人没有逮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龙。 缇骑来到无锡后，准备三月十八日开读，有人把这消息告诉了高攀龙。此时他已无欲无求，完全超然于物外。 十七日一早，高攀龙去参拜了宋儒杨时的祠堂。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也是宋代东林书院的创始人。 而后，高攀龙便与自己的两位门生和一个弟弟，在自家后园池上饮酒畅谈。 当他听到周顺昌被逮的消息后，淡淡说了一句：“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之后，与家人谈话，平静一如往常。 他写了一张纸条，封好，交给儿子世宁，说：“明日若事急，可打开。”然后叮嘱家人：“勿急，我欲静思良策，明早处分，当无大祸。”说罢，将所有家人遣出，闭门独坐。 到夜半时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后来到后园，纵身跳入池中自尽，时年65岁。 家人于后半夜不见屋内动静，连忙撞门而入。见室内只有一灯荧然，高攀龙人踪不见，便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后园发现高攀龙人已在水中，面向北，双手捧心，屹立不动，死了多时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洁，仅湿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污泥，口中也未进水。所以，乡人都传说，高大人并不是淹死的，而是魂归于自然，与天地万物合一了！ 打开他临死前写的纸条，原来是遗疏一道，是让家人递上去的。里面说：“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原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三朝野记》） 此疏在亲友乡邻间宣读时，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宵小当道，正人途穷，天地间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 高攀龙就这样驾鹤而去，其余六人则在诏狱中遭受了与六君子同样的命运。 周宗建、缪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后，立即送入诏狱严刑拷问。 四月，李应升、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黄尊素的那一路缇骑，在苏州挨打后逃回，黄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还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样遇到了麻烦。据《漳州府志》载，缇骑到了漳州后，地方官员听说退赃即可赎身，就把这话放了出来，家乡父老立刻在四个城门设立了募捐柜，筹款还赃，“不数日钱满，士民如数交迄，缇使也为之感动”。 不过这个记载恐怕有误，因为周起元在巡抚苏松十府的时候，既得罪了李实、又得罪了毛一鹭，所以被安的赃银最多，达十万两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贤的还厉害（再次印证了“阎王好惹，小鬼难搪”之定律）。漳州虽有海运之利，但士民一下凑齐这么多钱，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极有可能是如《罪惟录》所说，这是大家凑钱来贿赂缇骑的。周起元在巡抚苏松二年中，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离任时，“吴人无老少皆随送，涕哭声塞市”。家乡人也以他为荣，他一出事，来捐钱的络绎不绝。有老妇人取下头簪扔入；也有轿夫在抬客人的时候，特意绕个弯过来，捐出十几文工钱。最终凑齐了贿银，打发了缇骑。 这一路也险些出了大事。有一义士在城中奔走呼号，聚众为周起元鸣冤。百姓围住衙署，怒不可遏，差点儿就要痛打缇骑夺人了。 周起元连忙跪求众人：“父老爱我，勿陷我不义！”民众才罢了手。 此时苏州民变案已轰动全国，作为专政机关的缇骑，彻底被人民群众打服了。逮黄尊素的那一拨，死也不敢再南下；准备押解周起元的这一拨，也不敢带着人上路。 这两个犯官如何办？成了烫手的山芋。魏忠贤也不敢再来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变，万一天启脑筋开了窍，将危及他自己的权势。于是，经过研究，让天启下诏，改由当地巡抚派人押解。最后的这两人，分别在五月和闰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陆续下狱后，曾有阁臣上疏请求，在镇抚司审过周宗建等人后，尽快将他们移交刑部议罪。为阉党所控制的内阁为何有这样的提议，不得而知。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也许是想推卸谋害忠臣的责任，总之很蹊跷。 但是天启充耳不闻，也可能是魏忠贤早给他进了言，就是要把此案连带六人的命在诏狱里面了结。 皇上没发话，魏忠贤却发了话，他严禁将一人发往刑部。 后来有狱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说六人死状极惨！ 忠魂无归处，不见“燕客”来！ 七君子中的狱中诸人，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抗争细节，永埋黄土，这是最令人慨叹的一件事。 从天启五年初以来兴起的两次大狱，把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赶尽杀绝。在肉体消灭和思想控制两手并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开投靠，或者百鸟压音，“举朝结舌，而谄谀颂德之风纷起。” 在最黑暗的时代，却到处都有颂歌盈耳。这样的怪事，恰好说明凡有“老王卖瓜”的地方，必是恶政横行之处。 天启这个傻皇帝也很高兴：魏公公种的瓜，真是越来越甜了！他乐得耳根子清静，不用再听东林党人的噪聒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路走歪了还不许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别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论是没有用的。 真正能让他清醒一点的就是民意。天启六年三月间的苏州民变，给阉党的全胜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32在悬崖绝壁上的政治狂舞 这时候的魏忠贤正是踌躇满志。 ——放眼看去，只见天低吴楚、众生匍匐，真是几千年未有的好日子。 好虽是好，但他也知道，高处是绝壁。要维持住当前这地位不坠，对上要死死控制住皇帝，对下要让老百姓服服帖帖。对上倒好办，宠着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麻烦的是对下，靠感化、靠恩德是不行了——老百姓能相信有杀人如麻的菩萨吗？ 只有使用恐怖手段！ 魏忠贤专权，一方面滥施淫威，以镇压之权防人之口，谁也不许说不好；另一方面，又贪功冒赏，要把世间的好处一个人捞完。 按他这种人的习惯思维，功劳不是靠才干、靠勤勉奋斗出来的，而是靠狗仗人势、巧取而来的。 特别是自天启五年（1625）坐稳了位置后，无论朝中还是边境，凡诸臣有功，他必居首功；有赏，他必得其上赏。 天启六年（1626）正月，袁崇焕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明军大炮击伤，不久郁闷而死。魏忠贤在此事上寸功未立，却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世袭都指挥使；其侄魏良卿为肃宁伯。心腹党羽毛也各有赏赐，惟大功臣袁崇焕赏赐却甚薄。后在舆论压力下，才升袁为兵部右侍郎。 兵部右侍郎不过是兵部三把手，不知全明朝还有几个用兵能超出袁崇焕的！ 越是能干的，就越往后排，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但是打仗是关系到明朝国运的事，魏阉之流荣华富贵全赖国运，他们这样用人、这样办事、这样考虑问题，真是蠢到了家，好像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正人君子其实不该忧愤，只管看热闹就是。 时隔不久，魏忠贤又进封宁国公，魏良卿加太子太保，4岁侄孙魏翼鹏封平安伯，3岁侄儿魏良栋封东安侯。 真个是：赌徒出身，文盲学历，一门公候！ 你能怎样？ ——生于浊世，要是太认真了，不等人家把你整死，气也要气死了。 袁大人被压制，完全是功臣之悲。真是卖命的不如玩狗的。 那一仗，打得不容易。魏忠贤提拔起来的兵部尚书高第，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得知努尔哈赤大兵出动，闻风丧胆，下令全线撤回山海关，连十多万石军粮都扔掉不管了。只有袁崇焕拒不从命，决心独守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 正月下旬，努尔哈赤率6万余八旗健儿逼近宁远城，号称20万大军，而袁崇焕麾下守城的明军仅有2万。袁崇焕写血书誓与城池共存亡，将城外居民动员进城，房屋粮食烧毁，坚壁清野。 宁远城上，还置有11门西洋“红夷大炮”，严阵以待。这红夷大炮，是购自澳门、由葡萄牙制造的新式大炮。 二十四日，后金大兵摆开攻城架势，袁大人纹丝不乱，只与一名来“天朝”办事的朝鲜国翻译韩瑗在城头阁中，谈古论今，大有诸葛孔明之风。 “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 宁远，仿佛一座深不可测的空城。 总攻开始后，后金军人马有重铠，前锋有战车。一时箭飞如蝗，宁远城上，箭簇密如刺猬。 待敌逼近，明军的西洋大炮开始发言了，每炮一响，烟雾飞腾，后金军里必是一片死伤。 但后金军拼死的劲头也真是了得！有少数战车冲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突击队员开始猛凿城墙。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处地方被凿通，情势危矣！ 袁大人稳如泰山：你有拼死精神，我有经济规律。他命人把官库中仅有的一万两银子搬上城，凡击倒一敌，当场即赏银一锭。士卒精神大振，无不用命，有面中流矢亦奋勇不退者。 袁崇焕还亲自挑土堵塞缺口，一不小心中箭受伤，就撕下战袍一角裹上再干。主将如此，士卒哪里还肯退后！ 明军还将一些被褥里包上火药，从城头扔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估计后金的后勤保障也不大好，一见有免费的好货就纷纷上去抢夺。待城头一放火箭，下面的被褥立刻腾起一片火海，后金战车尽被烧毁，人也烧死不少。凿城运动完全失败。 这一天一直打到夜里二更，“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努尔哈赤见城下战士死尸枕藉，心为之沮，只得收兵。 第二天，再来一遍。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了望台，监视后金军动向，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才命炮手瞄准敌人最密集处发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这一天，后金阵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具体是谁不明），有关史料均有提到：炮击“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张岱《石匮书后集》） 据推测，正在督战的努尔哈赤大概也是在这一天负了伤。 无敌八旗，此时已被明军吓得魂飞胆丧，任凭军官如何挥刀督战，一到城下掉头就跑。这一天，激战最为惨烈。到晚上，后金军基本上是不行了。 第三天，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虽然还围困着宁远，但都离得远远的。一靠近，西洋大炮就是一顿猛轰。 努尔哈赤完全没了主意。后来偶然发现附近的觉华岛上有人烟，就派偏师一支（蒙古军）去攻打。 岛上有七千明军，是负责看守岛上粮草的。由于装备不足，且是水军，战斗力不强，最后全部阵亡。其余七千商民也全部被屠杀。 努尔哈赤心里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点儿。 大战三天之后，努尔哈赤知道斗不过袁崇焕，只得撤军。到二月上旬，大军全部撤过辽河以东。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大获全胜！ 当初“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如今宁远捷报一到，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天启也下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七年（1627）初，后金皇太极发兵攻朝鲜，约6万大军跨过鸭绿江，把朝鲜一举打服。 这一时期，袁崇焕一面与后金议和，一面争取时间抓紧修建锦州，中左所和大凌河三城，把防线向前推进170里。天启也完全赞同这种暗渡陈仓的办法。 皇太极发现了明军的这一动向，觉得三城若是建完，无异是钉在自己脑门上的三颗钉。于是就趁在朝鲜大胜之机，发6万大军，从沈阳出发，渡过辽河，于五月十一日包围锦州。 明军守卫锦州的是赵率教、守卫宁远的是满桂等人，袁崇焕在宁远指挥全局。袁崇焕一贯主张“守为正着”，以坚城利炮，对付后金铁骑攻城，是以强项对弱项。因此各城只须守住，不须救援，不给敌人野战的机会。 天启也很赞同这一战略，并且他还看好宁远才是山海关的屏障，责令袁崇焕本人不得离开宁远一步。这样即便锦州失守，宁远也决丢不了，从而动摇不了根本。 在宁锦一线，天罗地网就这么摆下，等鱼上钩。 皇太极这人，比他老子努尔哈赤的功夫差得远，在24天之内，与明军大战3次，小战25次，一点儿便宜没捞着。其间在锦州和宁远来回跑了一圈儿，两围锦州，攻而不克，中间又偷空去了一趟宁远，就更不能得手了。 比较惨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锦州。明军用西洋大炮、火炮、火弹和箭、石组成火网，后金军连城墙边都靠不上。 后金突击队员冒死以车梯强渡护城壕，被火炮轰死无数，城下尸积如山，一仗就死了3000人。士卒回营后，抱头大哭，如丧考妣。 皇太极知道再打也是白死——继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继承天赋，何况老爹都打不赢袁崇焕。当天夜里，就撤军了。 此为“宁锦大捷”。 在两次大捷中，天启皇帝头脑相当清醒，用人不疑，指挥若定。后勤、兵员保障都很及时。要是给他记个功，那还差不多。但此次魏忠贤又贪天之功为己有，还指使其党羽攻击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污蔑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导致朝鲜被攻。甚至连撤消宁锦防线的议论都出来了。袁崇焕不服，上疏乞休。 天启这时候也翻了脸，不承认自己曾同意议和。袁崇焕只能凄凉返乡，回到东莞水南， 到七八月间论功，举朝又是盛赞魏公公英明，吏部尚书周应秋称：“厂臣壮志吞胡，赤心报国……将洗三朝未雪之恨，褫十年匪茹之凶。伟哉，浴日补天！允矣，安内攘外！”其余的，也大都是这个调子。 顺理成章，魏氏一门又是一番厚赏。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师，这叫什么事！就连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几天才得到这份荣誉。 蚂螂之子，仅为太师！ 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不过像这样低劣的猴，像这样吓人的冠，大概三千年中绝无仅有。 那时，首投魏忠贤的阉党分子霍维华，已经当到了兵部代理尚书。他从其爱妾的弟弟那里听说，天启已病入膏肓，活不长了，就起了背离阉党之心，想悄悄为自己谋个退路。于是上疏，请将给自己的恩荫，转给袁崇焕。气得魏忠贤矫诏骂他：“好生不谙事体！” 老魏哪里知道，霍维华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魏忠贤不仅要抢军功，其他的功劳——缉奸功、殿功、陵功等，一样也不放过。 天启六年三月，辽东人武长春在逛妓院时，一时高兴放了些狂话，讲到了辽东边境明军与后金军作战的情况。他哪知道，就是在窑子里也有东厂眼线，结果被东厂逮入诏狱。 只要落在了许显纯的手里，老母鸡也得变成鸭。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武大嘴承认了自己是后金奸细。恰在此时，明军在辽东前线有小胜，捷报驰入京师。许显纯趁机为魏公公邀功，上疏说：“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说这个间谍要是不抓住，那得惹出大祸来，全赖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 这功立得也确实够奇的。天启一高兴，封魏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还嫌这不够，赶紧献媚，说应该追封魏公公的祖先。天启就一口气追封魏忠贤的四世祖先为肃宁伯，这才叫“祖坟冒青烟”了。 可怜这武嫖客，一张臭嘴惹来身受磔刑，连骨骸也回不了家乡了，只便宜了魏忠贤一门老小。 就连天启皇帝完婚，魏公公也有荫封，不知他这“空前绝后”的老家伙对这有什么功？ 此外，凡是重大工程完工，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赏。天启五年（1625）正月，泰昌帝的庆陵修好，魏忠贤荫都督同知。天启六年（1626）九月，皇极殿落成，魏忠贤晋升“上公”，加恩三等，赐田二千顷。就连王恭厂大爆炸，都有人上疏请论魏忠贤“救火功”，结果还真的就有封赏。 这样的冒功无计其数。真个是“今日荫金吾，明日拜崇侯”，“一门之内，锦衣三十余人，公侯七人”，猪鸡猎狗，一齐升天！ 整个魏氏家族，只要能沾点儿亲的，叔侄孙甥，无一不封。魏良卿原来不过是一市井佣夫，也就是街边找零活儿干的雇工，后来又卖过菜。到今日，封伯封侯，加太师、赐铁券（免死牌）、乘大轿，又代皇帝去祭天、祭祖宗。以致天下人都疑心：魏公公这不是想要篡位了么？ 这个魏良卿的发迹史，史上独一无二，可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草民。 对于魏忠贤的历史作用，在明末就已有定评，阉党残余在南明小朝廷时期，虽也曾一度翻案，却只能越描越黑。 但是近些年来，国人思维日渐活跃，有些年轻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不管是现代思维也好、是逆反心理也好，总想说魏忠贤没有那么坏，且有治国能力；说东林党无能且小肚鸡肠，甚至说天启时代的东林党人私德也很糟糕，与阉党半斤八两。 这些新鲜之论，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想要彻底翻掉这个案，一是要有证据，二是要合逻辑。 东林党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误的问题，但作为政府官僚，绝大多数是正人，能够做到清廉、爱民、不谄附恶势力。在任何时代里，能做到这三点，就是好官，无须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风度。他们虽然迂腐、固执、对人品要求太苛刻，但这些，都不是罪恶！ 东林的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好，若有一人像阉党那样半斤八两，何至于被追比成那样也交不够钱？他们不过是退休官员，无权无势，又怎么能赢得百姓舍命保护？ 设身处地地想，我们自己大多都愿意“父母官”是个好官，恐怕没有什么人喜欢官员越坏越好。如果有人喜欢，其身份大抵是投机钻营者，那也无须来关心这段历史了。 所以我说，有一种东西叫公论，这东西就是历史的慧眼。是非善恶，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作为。他在政治舞台上窜红有七年时间，真正当国有两年半多一点儿。这个人，究竟有哪些经天纬地之才，我看不到，也推论不出来。 前面我已讲过，他所干的，无非是杀忠臣、驱良将、骗昏君、霸朝堂。对忠良的戗害，起的是离散人心的作用。对大明来说，罪莫大焉！朝中乌烟瘴气，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贬值到一文不值，社会逐渐呈现解体之势。要知道：民心散易，复聚难矣。 一个代表公平正义的朝廷，却以无上权威干了那么多坏事，那不是皇帝下个罪己诏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 人心是白纸，对你的点点滴滴恶迹，都记得一清二楚。民众对朝廷的认同感一旦完全消失，政权也就如沙上筑塔，眼看着就是——“倒了！倒了！” 我极力想在历史的边角里，找到关于魏忠贤对明朝做的好事实事。但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人若是好，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笔就能埋没掉的。况且，古代人的“史笔”，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 我在这里把史料上记载的魏忠贤做的“好事”，尽可能地凑一凑，看他是否功大于过，或者可以两相抵销。 一、魏忠贤救火。天启六年（1626），御马草场——天师庵草场失火，火势凶猛。魏忠贤亲自督率内外官员救火，三日方把火扑灭。据说他还亲自端盆浇了水。但是，当今也有史家认为，他大可不必亲自动手，其目的还是出风头、想捞取封赏。 二、魏忠贤节约。他曾经下令取消后宫长街的路灯，以此节约灯油。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宫里干坏事。 三、魏忠贤搞旧城改造。由于万历怠政，紫禁城内多处建筑颓败荒凉，内金水河也完全淤塞，成了互不连接的小水洼。魏忠贤亲自抓改造，将破败建筑修理一新，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 四、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但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进马，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当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你要马，我就花少少的钱买一匹老马病马来应付。马匹交到宫中后，又没有人好好喂，等分配到前线的时候，那是随到随死，哪里做得成什么战马？倒是可以常见军士们改善生活，大嚼马肉。 五、魏忠贤对待公文非常“认真”。魏忠贤的官职是秉笔太监，但他同时又是个文盲，这一对矛盾集中在他身上，却也没难倒他。《酌中志》说“魏逆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他看文件，掌握朝中大事，是靠听人家朗读。由于他“颇有记性”，又“担当能断”，所以他比天启还是要“勤政”得多。 可是，一个不称职的人骤居高位，抛开党争的偏见不说，就他那点儿能力，在政务上也常出笑话。天启六年初，兵部请示，要把蓟镇镇虏关的提调（武官名称）董节，升为都司佥书衔，兼管一个军事单位的“游击将军”事务。可是，报告到了魏忠贤这儿，发现了有问题。他了解到，提调这一级别与游击将军之间，中间隔了一级。此人为什么会跳级擢升？他认为必有隐情（行贿了），于是降旨责问。 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历来很少有“实缺”，就是说这仅是一个官级，往往没有可以实际负责的事务，所以提调一级的武官任满升职，都以都司佥书一职兼管游击将军的事务，这是惯例，并非跳级。 但魏忠贤是不肯认错的——上级领导怎么能有错儿？他矫诏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职方郎中余大成削籍为民，把人家的干部资格都给剥夺了。兵部尚书王永光急了，再次说明情况，为余大成讲情。但魏忠贤还是不听，训斥兵部，今后提拔武官要“循级序升，不得越次兼管”（《明熹宗实录》）。 此谓典型的“以不知为知之”。 在这前后，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倒霉的是阉党的一个小喽啰——礼科给事中李茂恒。李茂恒写了一份奏疏，里面有一句话是“曹尔桢整兵山东”。魏忠贤一听：不对！这个曹尔桢刚给我送过一个大红包，我给了他山西巡抚的位置，他原是民事行政官，只有到山西当巡抚（军民都管）才可能整兵，怎么在山东就整兵了？哼，读书人，连山东山西都分不清。在“领导班子”朱批的时候，他就吩咐要批评一下。 偏偏这个小小阉党李茂恒，非要坚持原则：我他娘的就是没错！上疏辩解说，曹尔桢原为山东布政使（民事省长），虽然已经升职山西，但还未到任，不可能在山西干什么事。而年初辽东有警（皇太极要挑衅），兵部曾经令曹尔桢督促地方部队戒备，所以说“整兵山东”没什么错儿。 这一说，还得了！这不等于说我魏某人是白痴么？于是魏忠贤矫诏，斥责李茂恒“不恭”，也给削了籍。对李茂恒来说，是九十九个头都叩了，就差这一个不肯叩，好不容易混成个阉党，却把前程给毁了。 以上所列，就是魏忠贤屈指可数的“政绩”。要说他有才能，也就这一点儿。须知，干部选用，必由正道，是千年可循的规律。天启把这样一个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给提到国家中枢位置，能干成什么样，那是可想而知的。 大明这辆疯狂马车，在他的驱赶下，不朝悬崖狂奔才是怪了。 魏忠贤，究竟好在哪里？ 国家的事，天启皇帝愿意交给他去折腾，也就罢了。那么魏忠贤的私德如何？ 他是个太监，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大，关键是在当今国人比较敏感的贪污受贿问题上。 魏忠贤位居一人之下，操控用人大权；加之旧时官员任命权力又集中在中央，因此要想当官的，必须奔走其门。索贿受贿这一条，魏忠贤他跑不了。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就更是公开收受。阉党阁臣魏广微有一年冬至忘了给魏忠贤送礼，惹得老爷子大怒，埋下了日后失宠的伏笔。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受过大苦的农民，出于对官僚腐败的痛恨，他制定的俸禄标准出奇地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这就必然引发官员大面积的灰色收入。比方，正统年间御史陈泰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钱不够用，就只好贪污，这也是人性化的表现，不必掩盖这一点。 明嘉靖以前，由于士风较正（明朝士风之正与邪，都属历代罕见），对贪污受贿尚有所遏制。 到嘉靖这个昏庸皇帝上台，重用奸相严嵩，满朝贿赂公行，官场风气一溃千里。史称嘉靖时期“贪官暴吏，布满中外”；嘉隆以后，更是“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张居正整顿之后稍好，到魏忠贤起，贪风又大盛。买官卖官猖獗不可收拾。 大概情况如何呢？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上《劝廉惩贪》奏疏，从中可见一斑。他说，想当都抚此等地方大员，没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级别的好位置），非得两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县各官，都有定价。 官职有定价，这已和严嵩时代一样了。特别是大批谋到了官的人，“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这道理，今人不用点拨就会明白：既然花钱卖了官，就要加倍赢回来。怎么赢？古今都是同样的办法——“侵渔百姓”！ 韩一良是个本份人，他如实报告：即使像他这样“绝无交际之人”，曾有两个月内，就退还了别人贿金五百两。他是个多大的官儿？从七品，就因为能够参与官员的考核，便有人送钱。两个月五百两！所以他在奏疏慨叹：“他可知矣！”其他人怎么样，可想而知。 这样的老实人，大概只有明代才有。“绝无交际之人”——想想看，诸位是否可曾遇到过？ 再回想阉党给魏大中栽的赃，不过三千三百两；给黄尊素栽的不过二千八百两。诸君子过去要是有心捞的话，这点钱，最多两年时间就捞足。从这上，也可看出东林诸君子实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贤总共收了多少？因为他死后定的是“逆案”，崇祯皇帝算的是政治帐，似乎没有太在乎财产统计，其家产在乱中也散失、转移了许多。但他失势后仓皇出京，随行携带的金银珠宝有40辆车。事急的时候，为贿赂崇祯身边太监徐应元，一次就送给人家私宅30余所，连带里面的财产与佣人。 ——对比一下，他和东林党君子的经济情况，何来“半斤八两”？ 而且阉党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人人都贪，少有例外。这一伙蝗虫总不是造钱的吧，无非是上啃国家、下吃百姓。 魏忠贤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贪污被劾，才跟东林党闹翻的。投阉党后，“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收受的稀世珍宝无计其数。 那个把“好粥”听成了“好竹”的周应秋，是因为向吏部尚书赵南星求官被拒绝，而和东林党闹翻的。杨涟、左光斗被害死后，他兴奋异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就这么个臭名昭著的“煨蹄总宪”，在当上吏部尚书后，天天与下属文选郎李夔龙商量，怎么卖官，怎么索贿，怎么敲诈百官。还定了指标——“每日勒足万金”！北京城里都叫他“周日万”（《三朝野记》）。 这个贪污集团，不仅仅是他们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三亲六故，也都为人奔走，放手受贿。社会资财，就这么源源不断流向一个特定的集团。 贪官们要贪，必然会排斥正人进入这个集团，以免妨碍他们作恶，这就导致吏治败坏。吏治一败坏，国家受害，百姓受穷，中央权威失去公信力，社会矛盾尖锐化，也就是所谓的“国将不国”。这就是阉党给明朝带来的最大祸患。 魏忠贤，何“治国才能”有之？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了：东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标准，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员队伍，一定要是清流，国家才能正常运行。这条河要是浑了，臭了，腐了，国家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魏忠贤不仅受贿，还有强抢人家财产的恶行。行贿受贿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看见民有财富，就出手抢，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其产业覆盖范围，北到京津、南至两浙，各大商埠均有商号，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可谓家资钜万，富可敌国。 他祖孙三代又是书香门第，家筑藏书阁，一边经商一边苦读。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佐“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史书上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安徽的黄山，那时候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卖的钱据说起码有十二万两。 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明代是不禁止官员直接经商的，所以他有权有势，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倒霉是自内斗起。他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 黄山这片山场，是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留下的。哥儿俩争讼时，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奏报上去后留中未发，也就是不知为何皇帝压下了没批。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了官司。吴养泽因为败诉给气病了，不久死去。 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衙门口朝南开”的皇权时代，就是今天也不难理解。他吴养春错就错在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是自己的亲属。他非要赢者通吃。 弟弟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了，他有个忠实家奴吴荣为主子不平，继续告状。 吴养春不怕这碟小菜，一顺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这楞小子送进了大牢。偏巧吴荣瞅个空子从监狱里跑了，发下毒誓，要为主子报仇雪恨。 这个无产者跑到北京，到处找门路告状，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吴礼嘉跟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但与吴养春有仇，一听说有这事，便思报复，领着吴荣到东厂告了状。 估计状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这一条，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别再征用。不过，这么大的事，如何一个家丁就能单独去办？ 二是告“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大忌。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扯到了一起？其实这也是告的刁状。 明末的盐商是个很有势力的群体，有如今日的房地产大鳄，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陕西，他们发达之后，都愿意举家迁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间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规定，没有户籍的子弟，不能进入当地府学读书，更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些外地来的盐商子弟，家中虽有钱财，却因户籍问题登不了仕途。 这个严重损害富人利益的体制弊病，后来被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给解决了。 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明朝出了个巡盐御史，叫叶永盛。他很为这些盐商子弟们惋惜，就向朝廷奏议，请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皇帝觉得有理，就批准了，自此，盐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学子们就一般无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了。 这个爱惜人才的叶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泾县人。关于他，史料上记载不多，甚至连生卒年份都不详，只知道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时候还在世。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先后当过两浙巡盐御史、江西按察使。在御史任上共9年，上疏数十道，声震天下。后来升至太仆寺卿。 叶永盛为徽州老乡们义务办教育劲头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别墅为盐商子弟办起了讲堂，地址就在烟水矶。在杭盐商感激涕零，纷纷送孩子来就读。因为有的人家路远，子弟要坐小船来读书。叶永盛见了，灵机一动，干脆租了条小船作流动课堂，自己有空就到处去授课。这种奇异的授课形式，在他身后，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课”，一直到清朝还有。 叶永盛任满离开杭州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这幢别墅，改称“紫阳崇文书院”，又在书院后面为叶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这样体察民情的好官，当然就等同于祖宗了。 所谓“崇文书院”案，就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其宗旨固然是为富人服务，但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可是在这敏感时期，只要是告你“聚党”，那就百口莫辩。总之，这一状的要害，是说吴养春私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将谋不轨，另外还贪赃六十万两。 魏忠贤虽不以贪著称，但有这般大富豪进了他的笼子，怎能不摩拳擦掌？——来人啊，马上矫诏，榨钱！ 天启六年（1626）八月，北镇抚司果然接到圣旨：“吴养春赃银六十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其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山场地二千四百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这是说，责成地方官追赃，除了追赃六十万两外，还要把黄山现有木材作价三十万两，由官府变卖，以助“大工敗”修宫殿正等着要钱呢。 这个案子，还牵连到当地富户程梦庚和吴君实，也被追赃十三万六千两。这几笔加起来，共一百多万两。这样多的银子，老魏不可能一口吃下，他是准备公私兼顾。 不光是钱，政治上的好处也有。为这一案件，老魏又因“发奸剔弊”，捞了一个荫锦衣卫指挥的封赏。 吴养春知道了这消息，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榨他的银子，于是便放手使银子去打点。其下狱之初，妻汪氏为了救他，四处托人说情，不惜钱财，要一千给一千，要一万给一万，等到抚按追解时，家私已去大半。 官府要是打定主意要你的钱，那窟窿你还能填满吗？钱如流水似地花出去，吴养春和他儿子们最后还是被逮到京师，进了诏狱。锦衣卫堂官田尔耕亲自主审，在狱中三下两下就把吴养春等一干人给拷打死了(入狱者连亲族共8人，仅有3人生还)。 人死了，钱却还没缴够。魏忠贤心想：你家里总有家产吧？就在当年的十二月派了他的一个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到徽州府去追查犯人家产，并负责变卖黄山木材。 这是好肥的一个差！吕下问不由心花怒放，带了小妾、仆人共3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徽州，准备大捞一把了。旧时办案，不光是主审官要敲诈，他的随从也可以敲诈。红脸白脸的唱一气，不愁没人送钱。所以贪官也特别喜欢办案子，越大越好！ 却不料，这一帮人到了徽州，一了解情况，傻眼了——吴家经这么一折腾，早就破产了！家里人也死了个一干二净。 妻子汪氏感到没有活路，投缳自尽了；两个女儿也相继自缢而死；老母亲气绝身亡。黄山之主，家败人亡！看来，富人不保护也真是不行。 ——怎么办？吕大人是奉旨前来的，追查不够数，自己还要吃罪呢！ 不急，他自有办法。 这次吕下问能捞到主持勘卖黄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贤一万两。此外刘志选（就是认定自己能死在魏忠贤前头，冒险攻击张皇后那个老家伙）做的中间人，办完差还得送人家一万两。除了这二万两银子必须得榨出来外，吕下问自己也得捞得差不多，不然不是白跑一趟？所以他肯定要生事、肯定要诈财。 吴家没油水可榨了，吕下问就“不耻下问”，查清了徽州富户的情况，开出名单，强迫富户们买木材，议价纳银，任意虐取。在原指标三十万两之外，又多加了二万余两（用来支付成本费）。此议一出，当地大姓立刻炸开了锅！ 这次办案，吴养春的族人吴献吉也被牵连进去。吴献吉一看要被诈财，“三十六计走为上”，跑了。吴养春就让当地衙门的公差去向吴献吉的亲戚潘漠要人。恰巧这期间潘漠外出不在，公差们张冠李戴找错了门，跑到了邻居潘家彦的家去砸大门。 说来也巧，这家的主人潘家彦也不在家，家中只有一妇人。两个公差如狼似虎，破门而入，妇人被惊着了，不要命地喊：“公差强奸啦！”众乡邻对衙门敲诈富户早就愤愤不平，一听喊叫，都赶来搭救。 俩公差吓得扭头就跑，一不留神，踩着门口的一块青石滑倒了。众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将两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后又焚尸灭迹。大伙揍死了俩狗日的，仍余怒未消，又大书“杀部安民”的标语到处张贴（这个部，是指工部来人）。 歙县的知县倪元珙（祁门人，天启二年进士）见乱子要闹大，就赶忙去见吕下问，告之以其情可悯，众怒难犯，应以疏导为佳。吕下问是打着“魏”字旗号来的，有恃无恐，哪肯听一个小县官的？只是不允。 结果，报应当即就来。是夜初更时分，当地大姓煽动群众万人，包围了吕下问暂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还放了一把火，把察院大门给烧了！ 吕下问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慌了，从后墙头爬出，狼狈逃窜。幸而身边还带有银子，就买通了隔壁做竹丝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里。 他是没被百姓逮着，只是苦了他带去的一个宠妾陈氏。陈妹妹年方十八九岁，美貌绝伦，仓皇之间吕下问也顾不上她了，被众人从公署内揪出。一起被抓住的，还有三个同来的吕氏家人的女眷。暴民们为泄愤，就把这几位女流上下衣裳尽行剥去，令其当街裸走。几个女子顿时羞赧无地。 羞辱了女眷还不解气，众人还想寻着吕下问，也照样羞辱一番。一直寻到日落时分，仍没找到，百姓也就渐渐散了。知县倪元珙见众人散去，连忙派人寻着了吕下问，安慰一番，劝他连夜带了家眷走。老吕这回是不敢不听了，倪知县当下就差人护送出境。 小老婆被迫做了天体运动，老吕又慌又羞，只想跑得远远的。他怕在路上被民众查出，把随身带来的圣旨都给烧了，一天之间狂逃200里。 一直跑到绩溪县，还是心有余悸，自己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见确实没人追来，才战战兢兢地下来。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来处理。徽州知府石万程不愿替魏党的王八蛋们收拾这个残局，就告病挂冠而去，剃头当了和尚。 这就是著名的“徽州民变”，是一次很给徽州人添光彩的民众暴动。但是其名声在现代教科书中却远没有“苏州民变”响亮，而且不少当代历史著作在提到这件事时，都说是“险些激起民众暴动”，而不承认是一场成功实施的暴动。 民变之后，当地抚按上了一本，讲清了原委。魏忠贤见事情办成这样，也是没法儿。不久便有旨下来，说：“吕下问激变地方，不称任使，着回籍听勘。着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惩首恶。”这废物吕下问不仅丢了官，还白白丢了一万两银，只便宜了魏忠贤白得了这一万两。 徽州人为此甚是鼓舞。都说是苏州人打校尉给他们壮的胆。魏忠贤有了上回苏州的教训，也只顾在朝里弄权，不敢再派缇骑南下去抓什么首恶了——就是派了也没人敢去。 但木头还是要卖，魏忠贤又打发太仆寺丞许志吉，去歙县继续办理。 这个许志吉，是变卖木头方案的提议人。让他去，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一开始，老百姓对他还抱有幻想，因为他也是歙县人，本乡本土的，下手总要留点儿情吧？ 哪知道，许志吉一心想巴结，比吕下问还要狠，把原出售木材的指标又翻了一倍！ 撵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反贪官看来正未有穷期。当地老百姓又闹开了，群情汹汹！亏得知县倪元珙从中调停，百姓才安定下来。 事后，徽州巡按御史杨春茂紧急召见倪元珙。倪如实陈述了情况，杨巡按对歙县百姓深表同情，及时向上汇报，宁国府推官邓启龙同时也从中周旋，震惊徽州的“黄山山场大案”才得以平息（见《明史纪事本末》《三朝野记》）。 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徽州富翁程梦庚，就更冤了。他为人恃富骄傲，发达后住在嘉兴府城。过去曾偶尔在南京得罪了贵州的一位田副使（可能是提学副使），那田副使后来升官到嘉兴。程梦庚怕他寻事刁难自己，就带了万金前往京师活动，要把这个官撵走。正值吴养春事发，他一头撞在了魏忠贤的网里！ 程梦庚坐赃十三万六千两，被逮进京后，没过半个月也死在狱里了，家私全部抄没入官。 清人陆应旸在《樵史演义》里提到吴养春等人的遭遇，叹道：“反不如那肩耕步担人，不致杀身的祸。那程梦庚走到京师，自家送上门的，还也有说。吴养春好端端坐在家里，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件事，只是魏忠贤作恶多端中的九牛一毛。其品性如此贪婪、手段如此狠辣，他又好在哪里？ 好和坏，是与非，固然有公论，但在每个个体的心目中，又很不相同。卑鄙的下属，看卑鄙的领导往往就很亲切；委琐的下级，对委琐的上司都本能地愿意趋奉。 所有的人，在口头上都会说得很堂皇，但具体行事，总有一部分人是根据利益而定。这就是“有奶便是娘”原则。在他们看来，没奶，还能叫娘么？什么正义，崇高、清白，那能当奶喝么？ 阉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百都是“喝奶派”。在天启末年，魏公公的奶，就是现世最甜美的奶。 于是，关于魏公公“好得很”的舆论就甚嚣尘上，渐渐地演化成个人崇拜。 自天启六年（1626）中，明朝大地上，陡然兴起一个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理解“运动”的涵义了，也就是——如火如荼，争先恐后。 那么，什么叫“生祠”呢？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俗，最早起自汉代，就是为活着的人修建祠堂，以便歌功颂德和礼拜。 一般的宗族祠堂，是为了拜祭死去的祖先而设的。拜祖先，在中国伦理中属天经地义，而给活人建祠则要严格得多，必须是公认的忠臣义士或青天大老爷，方有资格受用，而且是由群众自发兴建。 魏忠贤是缺德的典范，他有何德何能享受这个待遇？这是因为，卑鄙者掌握了明朝的全部话语权。 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没有不说自己好的。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人，往往就要开始造神。 明朝的造神运动，始于阉党中的封疆大吏。据大多数史料记载，首倡者为浙江巡抚潘汝桢，首次提出动议是在天启六年的闰六月。当然，也有文献表明，早在天启四年，这个苗头就有，不过轰轰烈烈地成为一场运动，还是在天启六年以后。 潘汝桢在动议奏疏上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他举的例子是，当年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如果废除这个恶例确有其事，那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潘汝桢说，举百年积弊一旦革除，有关专营户如逢再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群众感恩戴德，因此一致请求给魏公公建生祠。 民意不可违，很快就有批复下来，“宜从众请”，准了！ 这个口子一开，大小阉党马上看好了行情：既然皇帝也同意，魏公公也坦然接受，那就比比看谁拍的马屁最响亮吧。 在一年多时间里，建造魏氏生祠的运动，迅速在各地展开，有如封疆督抚们的政治表态。据统计，所建生祠遍布九省，共有70余处。 到后来更是建到京城来了，内城、宣武门、卢沟桥都有，以至“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明史》）。在朱元璋的孝陵和凤阳的皇陵，也有建造。 这个生祠是个什么样子呢？ 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座小庙，而是“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玉镜新谭》）。 建一座这样的生祠，多则几十万两银，少的也要几万两。各地官员借此又狠狠搂了老百姓一笔。 平地起楼，必然要占用民地，拆迁民房，砍伐树木，甚至刨人家祖坟。河南一地建祠，就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其中开封府建的祠，仿照帝王规制，拆毁民房两千多间。老百姓有泪只能往肚里咽，那年头，谁敢做钉子户啊！ 天启皇帝还应众臣之请，给这些生祠题写匾额，诸如“普德”“广恩”之类。生祠柱上的对联则大书“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之类的颂扬词（《先拨始志》）。每一祠，都有一名文武官员专职看守。 在这个怪胎生祠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怪胎，那就是魏忠贤的神圣塑像。这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正式名称叫做“喜容”。 这“喜容”又是何等模样呢？一般都是“垂旒执笏”，也就是戴着帝王的那种带穗儿的小帽，手执笏板。具体形状是“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腹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对着这脑袋上插花的偶像，众官要五拜三叩，口诵魏公公于何年何月对自己的提拔之恩。 在天启末年，围绕这个生祠的问题，黑白忠奸，泾渭分明。我们后人读这段史，真真如看一场大戏。 遵化兵备副使耿如杞对生祠塑像有帝王之象而颇不满，仅半揖而去，被人告发，立刻逮入诏狱，栽赃三千六百两，后又论为死罪。 工部郎中叶宪祖对京城主干道遍布生祠不满，私下讥讽道：“此天子临幸国子监之驰道也，驾出，土偶能起立乎？”意谓，假如皇上从路上经过，魏公公的土制偶像能站起来迎送么？魏忠贤知道后，恼恨异常，将他削了籍。 顺天府尹某人建生祠于宣武门外，诸属官不肯揖拜，这个府尹就独自行八拜之礼，之后觉得不是滋味儿，下令：“不揖者死，后至者罪！” 那个曾经跟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有过冲突的朱童蒙，后来被魏忠贤提拔为延绥巡抚。他虽然整军打仗有一套，但依附阉党也是死心踏地。为了感恩戴德，超规制建造生祠，用了皇家建筑才能使用的琉璃瓦。 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为占用地皮，竟捣毁了祭祀周敦颐、程颐、朱熹的“三贤祠”——古之贤人，虚名而已；当今权贵，才是有奶的妈！ 据说曾有个地方的“喜容”因设计不周，帽子小、脑袋大，戴不进去。工匠顺手就把“喜容”的脑袋削下去一圈儿。旁边监工的小宦官见了，抱着魏公公的土偶大哭。这不知轻重的工匠，当然也少不了挨一顿大棍。 人间何世啊，出来这些群魔乱舞？ 有个国子监生员陆万龄，还嫌崇拜的不够，竟然上疏提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生祠！ 无耻之尤，无过于此！乡人所说“墨水都喝到狗肚子里去了”，当指此辈。 可怜的孔老，生前奔波四方惶惶如丧家之犬，死后谁都可以拿他来耍耍把戏！ 天启末年，崇拜魏忠贤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称呼，也步步升级。从一开始还比较客观的“厂臣”，到后来的“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祖爷爷”“千岁”“九千岁”，最后，竟然发展到“九千九百岁”。历史上的皇族，称“九千岁”的曾经有过，但一个阉宦，对其称呼竟达到了“九千九百岁”的高度，简直骇人听闻。 他离皇帝的宝座，只有几步之遥了。 33大明在这一夜已天翻地覆 天道有恒，命运无常。 就在魏忠贤的政治狂舞达到极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切在瞬间倾斜。 这是天启七年（1627）的五月，海内无事，边境无警，魏忠贤连续六个月得到封赏。好日子正在兴头上呢，天启皇帝突然要不行了！ 天启自小身体就不好，“气质清弱”。估计老爹老妈都受气，也无心好好照顾他。即位后，魏忠贤更是不带他学好，纵情声色，越发的成了病秧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这天，天启在西苑（现北海）游乐，一不小心翻船落了水，就更不得了啦。真龙天子，毕竟不是真的龙！ 那天，天启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祭完了方泽坛（地坛），心情很不错。一行人到了北海，客、魏二人在桥北水浅处的大船上喝酒赏景。天启和魏忠贤的亲信小宦官高永寿、刘思源三人在深水处划船，王体乾在岸上看。 皇家之乐，也是富有人情味的。几个人纵情欢笑，俨若天仙。 合该乐极生悲，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小船倾覆，三个人一起落水。岸上的侍从吓傻了眼，管事太监谈敬急了，带着几个人就跳进水里抢救。 大家七手八脚，把天启给捞上来了。那两个小宦官，谁也顾不上了，等到想起来，早成了鱼鳖了。魏忠贤也吓了个半死，好在皇上没事。死了两个亲信，他还挺伤心，到鬼节的时候也没忘隆重祭奠了一下。 天启虽然没丢命，但经过这一吓，元气大伤。御医们用了不少药，就是治不了根。 这么病歪歪地拖着，到了天启七年（1627）的五月初六，天启病情突然加重，起不来床了。 这个情况，是太急人了。最感到焦虑的，当然是魏忠贤和客氏。荣华富贵，都指望这一个人，他可不能去！ 客、魏在天启初年以来的弄权本领，可谓一流，但他们那两下子，脱不了市井的局限，一直就没做长远的打算。 把东林扫荡以后，客、魏自以为天下无敌，别的就没多想，乐一天算一天。根本没想到天启时代之后怎么办。 现在他们才发现情况有点儿尴尬。客氏只顾了吃醋，后宫里的娘娘们怀孕一个就整死一个，活着的皇子也没想好好保护着。 他们这么干的原因是：就怕将来宫中的后妃母以子贵，势力坐大。所以只要天启无后，他们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 可是现在才猛然发觉：威胁大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天启要是死了，总得有个后继的皇帝，那么最可能接班的是谁？ 是信王朱由检！ 这个信王，他们就一直没有好好去拉拢。不过，就是他们有心拉拢也未见拉拢得了。原因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要是早些年把魏家或客家的女子弄进宫，给天启做嫔妃，生个儿子做接班人，那也成。可是这一步，他们也没好好做。曾经想把魏良卿的女儿给天启做皇后，但尚待实施，现在也指望不上。只有一个容妃，是魏忠贤从民间给天启挑选来的，据说还认了干女儿。她生了个皇三子。 这一条伏线原本相当有利，可是王恭厂大爆炸遭天谴，把皇三子活活给吓死了。 最要命的，是宫里还有一个没来得及整死的张皇后，她在天启“宾天”之后，按例对谁来继任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下一步棋，不大好走了！ 本是普天之下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的局面，一下子没把握了！ 两人在交泰殿西偏房里不知商量了多少回，最后还是没辙，只能想方设法把皇帝的病治好再说。 当时已经爬到兵部尚书位置的霍维华，上了个仙方叫“灵露饮”，其制作方法颇为奇特。就是用粳米、糯米、小米等五谷放进木甑去蒸，在木甑下面再放个大口银瓶，承接蒸出来的“米露”。这东西不过就是淀粉汤水，因为制作过程复杂，因此显得很神秘。 天启服了米汤，觉得还好喝，但服了几天后毫无效果，病势反而加重了，身体浮肿，米水难进。 魏忠贤一急，就埋怨霍维华：你耽误了大事！ 霍维华也颇不自安，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想退路的。他想，自己目前掌兵事，是阉党的重臣，日后天启一蹬腿儿，魏忠贤还坐不坐得牢，那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与其跟着冒风险，还不如现在就退。 于是，他一反常态，对魏忠贤换了一副面孔。昨天我是你的狗，今天我就跟你没关系了。他上疏要让功给袁崇焕，也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霍维华把自己和魏忠贤界限划清之后，索性上疏求去——我不跟你玩了。 ——最早投奔你的人，有可能就是最先背叛你的人。喜欢被人阿谀者，我看应该记取这一点。 魏忠贤当然恼火，“降旨颇厉”。但眼下顾不上跟这小子算账，你愿走就走！他立刻让忠实走狗崔呈秀顶了兵部的缺。这个要害部门，关键时刻，还是要牢靠的人来管才好。 据说，魏忠贤在这个时期，也想了一些应急措施。一是由客氏养了八个宫女，都怀了孕，估计不是魏家的后，就是客家的后。然后打算效仿吕不韦事，进献给天启。等孩子生下来，名义上是皇子，实际上是客、魏的血脉，把朱家的皇统先偷偷篡了再说。 此事是客氏后来被整肃时供出来的，真假莫辩。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血统不是思想，实际上是不顶什么用的，孩子长大后，究竟倾向哪一边还真不好说。 这八个宫女，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还没送进宫去？都不详。估计是刚刚怀上孕，还没找着机会送。 第二个办法是，找个可靠宫女，让她假称有孕，然后把魏良卿的儿子抱进宫去，冒称刚生了皇子，来个狸猫换太子。然后效仿王莽事，由魏忠贤摄政。 魏忠贤觉得这个办法好，准备采纳。他托人婉转地给张皇后带话，大意是说：宫女可能有孕，将来可以等皇子生出来，再定嗣君，就不要急着让信王入继大统了。 张皇后此时的情况并无改善，生死仍操控在魏忠贤手里。她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值此动荡之际，没准儿魏忠贤会对她下毒手。但张皇后是刚烈之人，绝无低头之理。她断然拒绝，告诉来人说：“我知道，同意是死，不同意也是死。一样是死，我不同意魏公公摄政，死后尚有脸去见二祖列宗之灵！你就这样回话去吧！ 魏忠贤得了回话，咬牙切齿，可是没办法。张皇后不发话，就没有理由摄政——人家没请你，你不能主动要求。这个计策也泡了汤。 第三招是，名义上，由张皇后垂帘听政，让天启先养病，而让魏忠贤摄政。这个办法，具有过渡性质，每个人的位置表面看并没有多大变化，魏忠贤要的不过是个“摄政”名义，应该易于实行。 天启七年八月十九日，文武百官进乾清宫给皇上问安。魏忠贤觉得机会很好，就派人把几位阁老请进来议事。 魏忠贤正襟危坐，环视一圈儿，说道：“各位，今上龙体欠安，不能理政。然东兵压境，贵州、延绥等处也不安宁。军情紧急，是延误不得的。今日就与各位先生商量定下，再奏闻皇上，学那汉唐居摄事，等皇上病好了，再依旧自行裁夺。如此，方不致误了国事。”说是商议，魏忠贤还是如往常那样，发号施令罢了，这次不过是要阁臣出面来办。 哪知道，此话一出，他亲手安排的这个阉党内阁班子啊的一声，都惊呆了。大家的态度，出乎他的意料。 内阁的几位都是精英，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他们知道，这个“摄政”可非同小可。过去魏公公专权，怎么专都可以，因为是皇上授权或默许，法统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要摄政，那就大不同了，大家都明白，魏公公是要学汉朝的王莽、唐朝的武则天了。那两位“摄政”，到后来可都是篡了政的啊！ 改朝换代，事关重大，后世留下什么名声暂且不说，就是在当世，也有灭门的危险。况且，阉党成员虽然依附了魏忠贤，但毕竟是大明的臣子，观念上无法接受篡政。大家投奔这里来，不过是想作威作福，没人想押上脑袋搞颠覆。 这种场合，如何表态？只有不作声。 当时气氛很沉闷，魏忠贤已是有些诧异，却又见次辅施凤来动了动，示意有话说。 施阁老早已经揣摩好众人的心理，侃侃而谈：“公公，若论‘居摄’，前代故事已远不可考，且也学他不得（掉脑袋啊）！我朝景泰时，倒是有过旧例（英宗被俘，景帝刚开始时就是摄政），那也应该请一位亲王来。我等忝列内阁，断不敢参预（脑袋太重要）。若老公公以臣子身份为之，恐不能服天下之心。倘若生变，可就把老公公从前为国的心给泯灭了。”（《明季北略》） 魏忠贤本来对内阁的态度很有把握，想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哪想到在党羽中竟有人反对，气得面红耳赤，怫然大怒道：“施老先生，我平日待你们浙人不薄，怎么事急之时，反倒做梗！” 说完，拂袖而去。议事不欢而散。 这个施凤来，《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素无节慨，以和柔媚于世”，分明是个软蛋。但今番的一席话，却也守住了底线。 由于阉党的内部争斗，最早入阁的阉党成员魏广微、顾秉谦，都已经先后下台，其他如冯诠等也都旋进旋出。此时的内阁共有4人，首辅为黄立极，其余三人是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其中李国普虽由魏忠贤引进，但却是位正人，决不依附阉党。除此而外，其他三人都是阉党。黄立极，也就是以“夜半片纸了当之”一语促魏忠贤杀了熊廷弼的那位。 这几位阉记阁老，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顶住压力，是有原因的，但终归是难得。估计这也是日后在遭清算时，他们都侥幸保住了脑袋的因素之一。 天启的病势加剧，不光是魏忠贤坐不住，朝臣们也很不安。七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倪文焕上疏，建议皇上要清心寡欲。 八月十一日，黄立极率百官到乾清宫门问安，天启在西暖阁专门召见了阁臣。 天启说：朕本来身子就虚（再加上当了回落水狗），近来焦虑辽东战事，终于累倒了，正在静养。凡朝中重大事务，都由阁臣与厂臣商量着办。 第二天，八月十二，皇上又召见了九卿、科道等官员，聊了聊，对国事念念不忘。这倒好像是告别的意思了。 就在这次召见中，天启发了一道上谕。其中有两个重大内容，一是重申对王体乾、魏忠贤的信任；二是透露了前一日接见了信王朱由检的消息。 看来，他已经对后事安排有所考虑，是在和群臣打招呼了。 信王入继大统的事，眉目似乎已渐渐清晰起来。无怪乎7天以后，魏忠贤就急着要商量“摄政”的事了。可是，皇帝已有言在先，对阁老们来说，这是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关于摄政的动议提出的太晚了一点！ ——阉党诸阁老都是趋炎附势的软骨头，他们要是有参与篡政的豹子胆，怕也有骨气不来依附你魏忠贤了。 魏忠贤用人，遇到了素质方面的悖论。坏人干坏事，也不容易，网罗的马仔尽是些扶不上墙的家伙。 据传说，魏忠贤这时候还有让福王入继大统的意图，毕竟他和李选侍——郑贵妃这一系还有些渊源关系。但今人也有认为这不大可能的，因为福王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是泰昌帝的弟弟，也即天启的叔叔，皇位历来只有向下传、向幼传的惯例，非特例，很少有向上传的逆向运动。何况天启还有一个现成的弟弟。 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打算，说明魏忠贤在突发情况下，显然乱了阵脚。 天启在上谕里的一句话，实际已决定了事态的走向：“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明熹宗实录》） 这说明他不仅主意已定，而且该交代的都交代好了。权力交接已完成了最关键的程序。 明眼人心中自然有数。 天启的这一决定，是他最后、也是最不昏的一个政治决定。长期以来，魏忠贤及其死党对天启虽然有极强的依赖感，但只想借皇权以营私，在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个“昏童”，没有一件事不是在忽悠他。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天启为什么没把选接班人的事交给魏忠贤来办呢？为什么要突然放出信息，说已经单独接见了信王呢？ 历史在急转弯处，常有这样扑朔迷离的环节，言人人殊，让我们后世的人看得很迷惑。 一种说法是，魏忠贤向张皇后打招呼被拒之后，张皇后马上劝天启赶快召立信王。天启倒不急，说：“魏忠贤告诉我，后宫有二人怀孕，他日若生男，就当是你的儿子，立为皇储。”张皇后说，“这样绝对不可！”她把道理一摆，天启也明白了这里面的利害，立刻秘密召见了信王（见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 事情假如是这个样子，那么，张皇后是怎么几句话就把天启给说动了呢？很简单，只须说一句就可，即“谨防有人狸猫换太子”。 但另外一种说法来自刘若愚，似乎更为权威。他说，十一日天启召见信王，是出于王体乾、魏忠贤的一手策划（《酌中志》）。 那么，这就怪了！魏忠贤究竟有没有“异志”，是否曾图谋篡立？显然成了个问题。 关于他有“异志”的说法，史书上可说是五花八门。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说他想公开搞武装政变的。 一是说他曾与掌锦衣卫的田尔耕商议政变，田尔耕没胆量，只是唯唯。于是魏忠贤只好作罢。 还有说他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商量过此事，崔呈秀踌躇再三，说了一句：“恐外有义兵。”（见《明季北略》）苏州民变，前车可鉴啊！ 这两个说法，就算是有，也仅止于密室谋划，其余未见魏忠贤有任何异动。他训练的“武阉”人数最多时达万人，常备的精兵也有三千，可随时出入宫禁。但在这一时期，没见他有特殊的调遣。此外他也没跟各封疆巡抚打什么招呼。 可以解释得通的是，他确实曾有“异志”，但摄于民意，同时技术层面也不好处理，所以颇感犹豫。最终考虑风险太大而作罢，转而顺从大势，以求个平稳结局。 魏忠贤做了这样的选择，有人说他是忠于天启的，不可能谋逆；也有人说他毕竟是小人物，根本无法应付变局。 其实，他已经不是小人物了。能有板有眼地剿灭政敌、控制全部官僚集团，有这样神通的宦官，明朝仅此一位。他既然能做到这些，就能考虑到“天启之后”有巨大的不可预见性。必须有个适当对策。篡与不篡，一个有“找死”的风险，一个有“等死”的风险，他最后选择了风险较小的一种。 这也是一种谋略，只是有误区——他以为自己即使保持不住一人之下的位置，总还能保持个晚年荣誉吧？ 老贼被自己给自己戴的神圣花环给迷惑住了。什么先帝信任、位极人臣、朝臣拥护，这些东西在下一个时代好使吗？ 他忘了自己在扫荡东林时是何其毒也。作完了恶，还想“软着陆”，那可能吗？ 坏人也许想不到自己在群众眼里有多坏，尤其像魏忠贤这样天天听歌功颂德的人。他既然定下“软着陆”的方略，当然就要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尽心尽力，以求给未来的新君一个好印象。 ——官还不打笑脸人嘛。 那么信王的情况如何呢？ 据记载，天启召见信王的时候，凝视了弟弟许久，说道：“弟弟如何这么瘦？要善自保重。”（《明宫词》） 信王跪在御榻前，只是哽咽，不能作答。 天启又说：“吾弟当为尧舜。”信王万没想到召见是这一层意思，大惧，说：“陛下出此语，臣罪该万死！”天启已经顾不得玩虚礼了，先嘱托要“善视中宫（好好待你嫂子）”，又嘱咐“魏忠贤宜委用”。 信王知道，储君可不是好干的，掉脑袋的概率非常之大。他听完了吩咐，心里惶惶，不想多待，连忙叩头退出了。 也有人说，就在信王推辞的时候，张皇后从屏风后出来，急切道：“皇叔义不容辞，事急矣，恐生变故！”信王于是接受了遗命。 这个说法，不妨视为小说家言，不一定有，但很逼真。 信王为何要如此战战兢兢？ 因为他看清楚了：全明朝千万人命运的砝码，此刻，就是他朱由检的一颗脑袋！ 信王朱由检，是泰昌帝朱常洛的第五子，与天启同父异母，生母是刘氏，天启叫他“五弟”。 信王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比天启小5岁，时年17岁。母亲刘氏初入太子宫时身份是“淑女”，后来失宠郁闷而死，死时才23岁。那时泰昌帝还是太子，把一个老婆给气死了，怕老爹万历责备，就悄悄埋在了西山。 由检那年才5岁，太子常洛把他托付给李选侍“西李”抚养，后来西李生了个女儿皇八妹，由检又转给另一位李选侍“东李”抚养。东李是个正直的女人，对由检人品的形成有相当不错的正面影响。 起码由检在生活上是严谨的，不像哥哥那样浪荡。东李后来在天启元年封了庄妃，由于为人正直，没少受客、魏的欺负。东李常常跟由检讲起魏忠贤服饰逾制、不成体统的事，愤恨异常，这给由检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妃死时，信王由检十分悲痛，在他心里是把东李视为生母的。 由检在天启二年封王。他处境变好了，越发地思念生母刘氏，曾派近侍太监悄悄去西山祭奠，还叫人画了母亲的像置于室内。 由检于天启六年迁往信王府邸。天启七年二月大婚，娶了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为妃。 由于幼时教养比较好，因此他与天启截然不同，史称“智识深远，寡言笑”（《稗说》），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当时内廷太监都很怕他，连魏忠贤对他也颇为忌惮，曾经派人去试探信王，故意在他面前说魏忠贤的坏话。 信王虽年轻，这点儿猫腻还是唬不住他的，就假意斥责道：魏公公有辅佐之才，连皇上都很眷怜他，何况我以后还要借重他，你休要在此妄言，否则招祸！ 密探照此回了话，魏忠贤不免得意，也就不再把信王放在心上。 天启五年后，魏忠贤已搞定了外廷，气焰愈张，信王也就更加谨慎，深自韬晦。等到天启病倒后，他干脆就假装有病不去朝谒了。 这个未来的皇帝，在登极之前，竟然长期不在明朝的政治中心之内！ 为了掩饰得更像一些，他还带携带小宦官，微服到街市上乱逛，随便什么鸡毛小店都能进去歇歇。 这个王爷，太没样子！估计魏忠贤的耳目也就是这么汇报的。这就是信王的韬略。他的原则是：只要安全就行，现在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当然，深入民间也并非浪费光阴，他耳闻目睹了老百姓对魏忠贤的愤恨之态。这对他将来的政治博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明悲喜交集的一天终于到了。 八月二十日，天启病危。上午，太监李永贞御前请安，得知天启鼻中流出非血非痰之物。下午，医官又到御前问安，据此症状开了药，但终是回天乏术！ 到二十二日上午，阁臣黄立极、施行凤来急请信王“入视疾”，由检匆匆进宫去看了看弥留之际的哥哥。据说，此时张皇后对他有所叮嘱。 下午申时（四点钟左右），天启驾崩，时年23岁。 天启死亡的这个时刻，史有明载，得到现代史家公认，但《明熹宗实录》《酌中志》《三朝野记》均称天启二十一日就已宴驾，诸阉秘不发丧，到第二天消息陆续走露，才由张皇后发懿旨公布中外。但这一说法，据当今专家说不能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当天黄昏并未发丧，魏忠贤需要有一小段时间来考虑对策。等到了晚上，他惶乱无主，想急召崔呈秀、田尔耕进宫来密商议，但苦于“宫禁门钥，宿卫之士森然”，外人根本不可能在夜间进来，只得作罢。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可谓一刻千钧！魏忠贤既已决定顺从，就不敢担负“秘不发丧”的罪名，只得硬着头皮向张皇后请示，皇后马上传出懿旨：“奉大行皇帝遗命，速召信王入宫。”寥寥数字，预示着自这一刻起，大明朝已然天翻地覆了！ 天启算是个短寿的皇帝，但“英年早逝”四个字与他沾不上边，在位七年，一派昏乱，除了在处理辽事上尚有可取之处外，内政上的种种措置无异于自杀。以皇帝之尊，为群小开道，张顽竖之焰，寒正臣之心。临死前召见大臣，还不忘叮嘱“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许大事”（《明熹宗实录》），企图将他一手扶起来的阉竖集团保持到“后天启时代”。 最可怪者，是死前还要交代后继者“当为尧舜”！明末从万历开始，几乎每个皇帝在交代后事时，都有这个话。若他们真有此远志，为何又自己又要花天酒地？中国的“名”与“实”，其背离之远，有时真是令人瞠目！ 张皇后懿旨一出，才算把这个荒唐年代终结了。魏忠贤为向新皇表示忠心，连忙亲自奉懿旨来到信王府，一见信王，就伏地大哭。信王已全都明白了，也忍不住哭泣。 魏忠贤恭恭敬敬将懿旨交与信王。信王仔细看了上面盖的印，确认是真货无疑。 他刚要起身进宫，忽又想到：魏阉的势力遍布宫中，如果这是想把他诱进宫中杀掉，策动政变，这一去岂不是踏上不归路？ 更深人静，信王越想越怕，就托词道：“天未明，诸大臣又尚无一人入值，我怎能仓促入宫？当宣懿旨、启禁门，召见诸勋戚大臣等入宫，议大行皇帝丧礼。我德望俱薄，岂敢嗣位？当听勋戚大臣之意，共推贤德亲王入继大统。”信王拿定了主意，就是不入险地。魏忠贤此时倒没有贰心，知道信王是个有主意的人，不能强求，只好自己先返回。 后半夜，诸大臣都接到了讣告，天一亮，廷臣们就全都赶到了皇极殿前，准备参加丧礼，却见殿门有值门太监阻拦。有人便大声向太监发问：“皇上有遗诏否？”见人情汹汹，魏忠贤只得出来，正式宣读了遗诏，并说：“已有懿旨速召信王入内，容再议。”大臣们一听就嚷开了：“信王贤德，以弟承兄入继大统，天下服其贤久矣，何必再议！”于是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和英国公张惟贤等立即赶往信王府劝进，信王见大臣已经知道了消息，才答应嗣位。 皇帝“升天”，是个大变故，诸阉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切事宜似乎都茫无头绪。 皇极殿前仍是一片混乱，有太监出来告诉廷臣应穿丧服。廷臣连忙退去，回家换好了丧服再匆匆赶来。 等人集齐，却又有太监出来通知：现下还未到“成服”之时，诸位还是要穿常服。 大家只好再回去换衣服，如是，在路上奔走三四次，都累得气喘吁吁。 天启死后，宫内混乱，连这些祖制都差点儿给忘了，所以才有这颠三倒四的场面。 等众臣再次换好衣服回来，殿门仍未开，也未有哭临活动开始的迹象。众臣哀求值门太监多时，才得入内，大家在殿上哭了一回。 此时，王体乾、魏忠贤也在哭临的行列里。礼毕，只有王体乾发话，叫礼部准备丧礼。而魏忠贤则眼目红肿，一语不发，显是方寸已大乱。 群臣哭临完毕，陆续退去。魏忠贤这才缓过神来，急召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内。 这个细节，在《明史》里是这样记载的：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这是说，估计魏忠贤在这个最后关头意识到不对，想实施篡位方案。但崔呈秀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作罢。 但《玉镜新谭》却引了《丙丁纪略》的另一个说法：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玉镜新谭》是小说家言，不及《明史》来得权威。我个人也认为，魏忠贤固然心慌意乱，但余威犹在，还不至于被群臣的议论所吓住。他在最后一刻企图扭转大势，是完全可能的。 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在这一天，也毛了手脚。她还不如魏忠贤，魏是堂堂的内廷首脑，而她却没有任何合法职务，在宫里待着是非法的。天启一死，宫中就不大可能有她的一席之地。想到这个，她不是为自己想退路，而是以市井贪妇之心，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她把自己的儿子侯国兴唤来，叫他趁乱把宫中的珍宝搬一些回家去。这样，后半生的吃喝用度也就有指望了。 侯国兴比他老娘要明智一点儿，心想皇帝一死，老娘的地位就不比以往了。这么干，万一被抓住，风险太大。但是，这些宝贝如果不偷，今后可能将永无此机会。想来想去，还是找了魏良卿合谋同盗，一旦有事，还有他叔叔魏忠贤给挡一挡，不会有大事。 这魏良卿也未脱市井贪婪习气，一听就欣然同意。两人找了客、魏的两个心腹宦官帮忙，不到半日，竟把宫中的稀世珍宝盗走十之三四，远超过了客氏的设想。 管库太监发现侯国兴在盗宝，便要来抓，但见有魏良卿也在内，又都不敢下手了，任他搬去。毕竟魏忠贤还在其位，惹不起。 两人盗宝成功，不禁欢天喜地。 小人之卑鄙贪婪，往往不可理喻。都死到临头了，还要自己给自己套绞索。 在二十三日这一天，内阁次辅施凤来，安排礼部把即位与哭临的仪注送入宫中，又令禁军的军官带领所部士卒，上街站岗，从皇城内一直摆到十王府前，以备不虞。 然后文武百官员都一古脑拥到信王府去“劝进”，礼部三上“劝进笺”，照例是三劝两让，把那套虚礼一遍不少地演出一番。信王先是礼让，直到接了第三道劝进笺，才表示“勉从所请”。 八月二十四日五鼓时分，阁臣勋戚先到信王府，接了信王来到宫内灵柩前，宣读遗诏。读毕，新君在群臣簇拥下受了遗诏，换上皇帝衣帽，拜过天地祖宗，然后往龙椅上一坐，这就算登极了。 这天，魏忠贤也派了司礼监太监兼忠勇营提督涂文辅，一道迎信王进宫。 现下虽是大局已定，朱由检仍不敢大意，想起张皇后前几天曾叮嘱过他“勿食宫中食”（《思陵典礼记》），便在袖中塞了岳父周奎家做的面饼，才随众臣进宫去做皇帝。 登极仪式也显得很混乱。三大殿自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被烧毁以后，到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日才修复完毕，五天后，就在这里举行登极大典，鸿胪寺官员简直忙昏了头。各司仪官员分为东西两列，还未排好队时，新皇就已身着冠冕来到了建极殿。 这时，奉命去南郊查看祭天准备的魏良卿恰好归来禀报，朱由检大声答道：“知道了！”其声音十分威严。然后，在众官拥护之下来，穿过中极殿，来到皇极殿，登上九级御阶。 新天子在御座前停下，喝退了立在御座旁的两名太监，正式登极。 从这一天起，他就开始精心构筑一个内敛、但却令人敬畏的形象。 34帝国上层一场最高级别的较量 朱由检，这个突然当上了皇帝的人，不得不万分谨慎。他在名义上是天下第一人，但无论宫中或朝中，都没有他的基本势力。目前，他几乎是一个人踏进了魏忠贤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盘，说得严重一点，此刻是连生死都掌握在人家的手里。 二十四日这一晚，他忐忑不安，不仅不敢吃宫里的饭菜，连觉都不敢睡。 漫漫长夜，秉烛独坐。 无上的权力和脆弱的个人，构成了某种凄清的效果。 危险，就潜藏在夜色中的千万间屋宇中。朱由检目光炯炯，环视四周。 忽然，他看见一个太监佩剑走过，心里不由一惊！ 他把那太监唤住，假意要观赏，要过剑来把玩了一阵，放到了面前的小几上。然后许诺天亮后赏给银子，把那太监打发走了。 夜深以后，朱由检听到外面有巡夜人的更鼓声，就对在身边的近侍说：“巡夜甚苦，应赏酒食。”而后又问这笔开销应从哪里支出。近侍太监答：“从光禄寺出。”朱由检立刻传旨光禄寺准备夜宵。待宫中太监取来酒食犒赏众禁卫兵卒时，众人欢声如雷（《三朝野记》《明季北略》）！ 这夜在宫外，信王府邸的王妃周氏也紧张得一夜未眠，不时向上苍祈祷问卜，惟恐丈夫遭遇不测。 能把新皇帝吓成这个样子的，绝非平庸之辈。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对手，朱由检采取了引而不发的策略。一方面，他对魏保持了不近不远的距离，另一方面，只是埋头做一个新皇帝该做的事。 新皇帝对于旧政，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他没有，他就像一切都没有变化一样。 魏忠贤当然也在窥测。他凭本能感觉到，这位新皇帝与天启很不同。但是，下一步这个年轻皇帝能干出些什么来，不好估计。在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时，魏忠贤只能无所动作。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帝国最高级别的博弈。 朱由检现在要做的事多着呢，首先当然是公布即位诏书，向天下万民宣布，明年改元。内阁在劝进那天，就给了他四个年号供选择。前三个，他都没选。一是“乾圣”，他说这“圣”字他不敢当；二是“兴福”，他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第三个是“咸嘉”，他又嫌“咸”字中有个“戈”，不吉利。最后选了“崇祯”这个年号。 殊不知，他这一笔落下，为中国添了一个说不尽的伤心年代！ 这位崇祯皇帝，这时候还没满18周岁。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年，要对付的是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要拯救的是二百年沉疴缠身的老大帝国，难啊！ 刚刚送走的那位皇帝哥哥，也要有个了结。就在公布即位诏书的同一天，阁臣施凤来和大太监李永贞就去了天寿山，为天启选墓地。国库现在很空虚，但也得葬皇帝，朝臣们都主动捐了些银子。 礼部送来了为天启拟的谥号和庙号，庙号是“僖宗”。崇祯大概觉得“僖宗”太扎眼，让人想起了宠信宦官、惹出黄巢起义的唐僖宗，顺手就改成了“熹宗”。熹，嬉也，算是盖棺论定了吧。 《明史·熹宗本纪》说，嘉靖以后，纲纪就开始败坏了，到万历末年，已经废坏到了极点，即使有英武之君出世，也难以重振了。而熹宗的时代，偏偏又是“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有切肤之痛的人，说得真是透彻！ 崇祯接下来的事，还是“正名”，让礼部酝酿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封自己的老婆周氏为皇后。 虚的做完了，又开始做实的。当皇帝，首先就要掌握一部分直接的兵权，以备万一。正好他岳父周奎原来就是个军官，马上提为右军都督同知；大舅子周文炳、周文耀任命为兵马司副指挥。此外，提高文化素质也很重要，筹备皇帝进修班——“日讲”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一切正常，没看出有大动干戈的意思。 但是魏忠贤却感觉到，这种平静，其实很不正常，他必须小心这“深深的海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试探着巴结崇祯。 可叹他管理国家也有两三年了，竟不知拿出些救国济民的好点子来赢得信任，反而又使出了鸡鸣狗盗的歪招。 他想，现在这个皇帝，就是再英明，不也是个男人吗？拿下男人，惟有女人。崇祯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就以关心为名，进献了绝色女子四名。 可是崇祯与他那个好色的老爹泰昌帝可不同，他的孔教底子打得好，根本不吃这套。这个魏阉，仿效王莽故事倒也罢了，现在来仿效“郑贵妃”故事，岂不是太低能了？ 不过，崇祯并没有拒绝，像个正常男人一样“笑纳”了。他怕拒绝了以后，魏忠贤会起疑心。 四美女进来的时候，崇祯怕里面混有特工，叫人搜了身。匕首毒刺什么的倒没发现，只发现她们每人裙带上都佩了香丸一粒。 这香丸名曰“迷魂香”，只有黍子大小，其实就是催情药——谁闻谁知道。 崇祯知道这几个“红粉军团”是准备腐蚀他来了，就严命她们将香丸毁掉。 一招失败，魏忠贤又进了一招——不从意志上打垮皇帝，又怎么能控制住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魏忠贤的这个切入点，也不见得是下作，他的思路一向比较另类。 一天晚上，崇祯正在便殿批阅奏章，忽然闻到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异香，让他春心大动。 他感到奇怪，就命近侍秉烛前导，寻遍了各处墙角，却一无所见。后来发现殿角有火星闪烁，近前一查，原来这里有个复壁，就如近世地道战那种装置。打开墙壁一看，一个小宦官持香坐在里面！ 这还了得，手脚都做到身边来了。把人拎出来一审问，小宦官招认，是魏忠贤让这么干的。 崇祯长叹一声：“皇考（老爹）、皇兄皆为此误！”（《明季北略》） 他也没把小宦官怎样，只是让毁掉迷香，责令小家伙今后不许再干这事了。 魏忠贤见崇祯拒腐蚀，一点儿破绽也没有，知道遇到了厉害角色。下一步怎么办？要另想办法。争取崇祯的宠信，看来不大容易了，首要的问题应该是避祸。此事他与王体乾、李永贞商量了一下，李永贞给他出了个主意：去结好徐应元。 徐应元现在是崇祯身边的亲信太监，魏忠贤当年进宫时，两人是“同年”，在宫里又发展成赌友，在魏忠贤发达之前关系很好。魏忠贤发达后，不再把徐应元看在眼里，关系就疏远了许多。徐应元先前随信王在藩邸，见魏忠贤那么横行霸道，也是相当不满的。 现在是时势易也。魏忠贤立刻展开对徐应元的微笑攻势，送了些稀世珍宝给他，又设宴盛情款待。魏忠贤对徐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秉笔太监和东厂提督都不想干了，迟早是要让给徐应元，自己去养老；二是若有人在朝中说自己的坏话，请徐爷在皇上面前帮忙遮盖一二。 徐应元心肠软，又贪婪，见昔日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这么低三下四地来求他，先就有些怜悯；又见送了一些闻所未闻的珍宝，眼都照花了，当下就答应了。两人重叙旧情，都感慨万分。 徐应元说：“咱不过是皇爷的旧人，其实是个没名目的官儿，全仗魏爷抬举，诸事望爷指教。” 魏忠贤此举表明，他已把下一步考虑好了。崇祯将来要怎么处置他，现在看不大明白，但无非两个可能，一是长期留用，那样就太好了，不过从几天来的迹象上看，把握不是很大。二是责令退休，那么顶上来的就应是徐应元。笼络好了徐应元，自己退休后也就有了一道可靠的防火墙。所谓“让贤”，不过是个顺水人情。 而那徐应元的智谋水准，就要差得多了。他原本野心不大，现在居然有个头把交椅要给他坐，真是开心都来不及。他心想，要是魏忠贤在退休前真的推荐一下，说不定当上掌印太监真就十拿九稳。这样一想，竟有受宠若惊之感。 崇祯即位后，按照惯例，要对拥戴登极的一批内外臣有“从龙恩典”，还要大赦天下。魏忠贤趁这个机会，活动了一下，把一个侄子荫了锦衣卫指挥，一个兄弟荫了锦衣卫千户。崇祯这几天来，对魏忠贤相当优待，这些好处，大笔一挥就给了。 到了九月初一，也就是天启死后第九天，魏忠贤考虑成熟，突然提出要辞去东厂提督职务。这当然是在试探，如果崇祯不准辞，那就是地位还稳固，也好给朝野都看看，魏忠贤还是魏忠贤。假如万一准了，那么徐应元肯定认为是我让与他的，正好做个人情，徐应元必会感激。 这是一个两边都不会落空的试探。 崇祯当然不会准，只是让徐应元协办东厂。魏忠贤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位置基本还是牢靠的，皇上只不过要分他的权。但皇上也不是神人，不知他和徐两人已经是一个人了。徐应元在皇上面前，就是我老魏的耳目，这不是又一个“客巴巴”么！ 魏忠贤放下心来，不再怕人在皇上面前说他的是非，又开始嚣张起来。 但是接下来的事，又让魏忠贤有些看不大明白了。 客、魏的核心似乎是经过商议，在魏忠贤请辞以后，也打算陆续提出辞职，以测试崇祯对他们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新桃换旧符”之后，他们确实也有了倦归之意。 随即，客氏便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崇祯对这事的处理很耐人寻味，一点儿也没客套。九月初三日凌晨照准：“奉圣夫人出外宅”。 客氏放归，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客氏本人对崇祯的态度，可能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她期望新皇帝也许会像待魏忠贤一样，给予挽留。等接到这样一纸冷冰冰的诏书，她明白了——与她情同母子的那个天启帝，毕竟已乘龙而去，如今已是人家的天下了。 “老祖太太千岁”？……从此何处觅游踪！ 接旨当天，她五更即起。等宣完了旨，她立刻穿上衰服，到天启的灵堂拜别。 这个细心的妇人，从一个小匣中拿出一个黄龙绸缎包袱，抖开。这里面，装的是天启幼年的胎发、痘痂，还有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 客氏跪在灵前，将这些纪念物一古脑烧掉，忍不住大哭一通而去。（《三朝野记》《明季北略》） 客氏此次要求出宫，正中了崇祯的下怀。这个女人，在天启朝，其能量不比魏忠贤差，而现在不过就是普通一妇人，不属于任何行政系统。动她，已无关大局，起码不会实际牵连到内外廷的阉党，因此也就不怕有反弹。 把她赶走，既能拆散内廷的客魏联盟，又能起到对魏忠贤一伙敲山震虎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果然，客氏被撵走，给阉党成员的心理造成极大震动。就在第二天，王体乾稳不住了，也提出请辞，但是崇祯没放。 崇祯知道，魏、王两人本是一体，在这时绝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威胁。所以，到九月十五日，崇祯借三大殿建成之机，荫赏了一大批太监，其中就包括魏忠贤的“领导班子”。 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你们还是别乱动！ 这，就是政治。 放客氏回家，这个微妙的信号被有些朝臣捕捉到了。有人见机而动。到九月十六日，“闷局”终于被打破。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事杨所修上疏，一口气弹劾了魏忠贤的四名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 这道疏的内容，颇费了心思，绝口不提什么党争、专权之事，而是揪住他们四个死了爹妈不回家“丁忧”守孝的问题做文章，认为天启虽然同意他们“夺情”，但实是有违“孝治天下”，现在就请他们四个回家。 此外，连吏部尚书周应秋也捎上了，质问周尚书是怎么选的人，显然是失职。 被攻击的，一共五个，全是铁杆阉党。 可这个打第一枪的杨所修，自己就是个阉党！ 杨所修，字修白，河南商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关于他的记载不多，大约是从工科给事中干起，当了太仆寺少卿，后投靠了魏忠贤，得任“总宪”。 他是个很复杂的人，有头脑，也有他独特的锋芒，不好以一语来概括。并且这人还善画墨竹，效法苏东坡，清人徐沁的《明画录》上说他画的竹“劲节萧散如其人”！是不是这样，只能姑妄听之了。 既然他是阉党，怎么又跳出来向同伙开刀？这不奇怪。凡是不可理喻的事，都有它的“结”，而且都跟利益有关。 这个杨所修很聪明，看出魏祖爷爷大势已去，早晚是要崩盘。趁着大风还未起时，自己先来个“首劾”，将来就好撇清了。 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呢？有！因为阉党毕竟不是“党”，谁是谁不是，只能凭感觉。因此，通过倒戈，完全有可能洗白自己。 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倒戈，为什么不直指要害，非要这么声东击西？那是因为“首劾”要冒极大风险，弄不好就是“先死”。因此一定要含蓄，要意在言外。 崇祯在心里暗笑：我不放箭，你们自己就绷不住了吧？ 但是此刻还没到火候。崇祯还要等。 于是他下诏斥责杨所修“率意轻诋”，警告道：“本该降处，姑免究。”（《国榷》） 崔呈秀等人倒是很知趣，马上请求回家守孝。崇祯只放了陈殷回家，其余不许。同日又升了李从心、李精白等一批阉党的官。 铁杆们松了一口气。可是聪明人却看出了门道：设想一下如果是天启来处理这事，会怎样？难道看不出，崇祯的这个“姑免究”大有奥妙！ ——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咬自己！ 到二十四日，又一个信号弹升起。国子监的司业（教务长）朱三俊弹劾监生员陆万龄等人，说这帮家伙鼓动将魏忠贤配祀孔子是胡说八道。 崇祯果断批复：下狱究治！一点儿没给魏公公留面子。 魏忠贤越想越不对，连忙请求将各地准备用来建造生祠的钱粮，解送到辽东充军饷。崇祯同意了。 这时候，也有那习惯思维扭不过来的，在做逆向运动。就在第二天，江西巡抚杨邦宪等上疏，盛赞魏公公大德，请求建“隆德祠”。——估计这都是消息闭塞惹的祸。 越是边远的地方，官场可笑的事就越多。 魏忠贤心里直叫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添乱！他赶紧找人代笔，以自己名义写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当天就递上去了，“乞止建祠”。 崇祯跟他玩太极推手，批了几个字：“以后各处生祠，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玉镜新谭》）言外之意，已经在建的，就接着干吧。似乎并没有怪罪。 而且过了两天，又给魏良卿、魏鹏翼发了铁券。这“铁券”，俗称“免死牌”，赵匡胤夺了柴家天下，就给过柴家这玩意儿，上面刻有姓名、官爵、功勋、特权（如免死）等等。 这是猫在玩老鼠！ 魏忠贤真的有点儿晕了。 十月初，崇祯又封赏了内外廷一批官员，里面还特别照顾了一下司礼监太监徐应元。一朝天子一朝臣，把近身的太监提拔起来做内廷主管，是新天子的惯例。崇祯这时候也在注意培植私人。 在这个月，他还完成了一件大事——去内教场阅操。看了武阉的表演以后，他显然很满意，叫大家都到兵部去领赏。等这些特殊兵种一出宫，就有上谕到了兵部，令诸武阉“散归私宅，不得复入”。一纸文字，就把一支具有最大威胁性的武力给解散了。 肘腋之患，消于俄顷！这个少年天子真是太厉害了。从这一刻起，他与魏忠贤的力量对比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魏忠贤，永远失去了操控局面的可能，只有等待挨宰的份儿了。 靠拍马、讨好上司爬至高位的人们，在形势逆转时，要想下非常的决心，很不容易，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妥协。 但是在表面上，这件事混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优容”“恩赏”“慰留”之中，人们不大容易看出葫芦里的药。以为不过就是罢内操嘛，理所应当的。 阉党度过了最初的惊恐，又渐渐复苏了。尤其是崔呈秀，起初见忠贤居摄之事不成，便惧祸不敢来亲近，这些时候见魏忠贤又有些重振的光景，便又靠了近来。 他以为，崇祯上台也不过如此，也就是个不玩木匠活的天启罢了。魏公公倒不了！于是在兵部和都察院，他都放手招权纳贿，公然悬价，总兵、副将多少，参将、游击多少，用大天平称银子，要官的你们就来吧！ 崔呈秀有个儿子崔铎，读过几年书，侥幸进了学，在顺天乡试揭晓时，中了第二名，满城哄动。落第的举子们不服，就议论这里面的猫腻。有的要上疏揭发，也有人要用揭帖广而告之。 崔呈秀只装做不知，听任那些来趋奉祝贺的官员牵羊担酒、簪花送礼。来拍马屁的除了按常例送旗匾之外，还有送锦帐对联的，一时间满堂光彩。崔呈秀窃喜“后天启时代”的日子也是好日子，便大开筵宴，接待亲友。 这边崔家正在炫耀，那边南京又来了消息：周应秋的儿子也中了！真个是：秋后也有小阳春啊。 可是且慢，另一面的潜流也在运动。阉党中不都是这种鼠目寸光的人。前面的杨所修上疏弹劾崔呈秀等，就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他的这个上疏，是与吏科给事中陈尔翼、太仆寺卿李蕃等人商议过的。他们这一伙，对形势有一个明晰的分析：魏公公下台，只在迟早间。大家都得官不易，不能就这么跟着倒了，何况弄不好还有身家性命之忧。此时要是不主动，将来悔之晚矣！ 他们认为，崔呈秀、周应秋贪赃枉法搞得实在不像话，不如把这两人攻倒，让这两人来承担天启时代的所有罪恶。然后，让左都御史孙杰接替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再把杨所修调到北京来，大家一起努力，把将来的局面维持住。 这个想法，也不是没道理。东林的一批人是早已钦定为“邪党”的了，翻身无望；魏忠贤的势力眼看就要遭清算，那么朝中总要有人做官啊。将来能留下的，恐怕就是最先与魏忠贤决裂的人。 但是这几个人的事机不密，这次密谋被崔呈秀侦知。 崔呈秀知道李蕃、孙杰也搅在里边，大怒。 李蕃是何人？“十孩儿”之一！他最早是御史，和同僚李鲁生一道投了阉党，都是魏忠贤的刀笔匠。这两人极能拍马，他们先是谄附魏广微，魏广微下台后，又巴结冯铨。后来冯铨又被崔呈秀搞倒，他们又靠上了崔呈秀，而且直接当上了魏忠贤“义儿”。时人送了他们一个外号，叫做“四姓家奴”。 那个孙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也曾把他列为魏忠贤手下“五虎”之一，在驱逐东林党人周嘉谟的过程中出过大力。 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地位，在他们这一伙之上，到此时也还能拿得住他们。他把李蕃叫来，臭骂了一顿；又找到孙杰破口大骂，威胁要查孙杰的经济问题。 孙杰自己不干净，连忙告饶。崔呈秀就开出了一个条件，让陈尔蕃上疏反击杨所修。孙杰没有退路，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陈尔蕃果然有一道很不合时宜的奏疏上来，说杨所修上疏是“播弄多端”，原因在于东林党的“葛藤不断”。他请求崇祯，派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兵马司在京始缉拿东林余孽。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崇祯的答复也很巧妙。他说：群臣的品流，先帝已经分辨清楚了，倘有奸人搅乱新政，当然要缉拿。但是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 这话说的两头都贴，只有细加品味，才品得出，后面的一句才是真的：不许再提东林的事！ 李蕃、孙杰这一伙是被压住了，但阉党其他人的“自救行动”仍在进行。十月十四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垣再劾崔呈秀。 杨维垣是个反复小人，不过他此刻跳出来，还有一个背景。这是跟他表叔徐大化精心策划好的一个行动。 徐大化是谁？魏忠贤的得力帮手之一！ 这真是让人慨叹。没有原则而仅以利益结党的小人，压力一来，不等别人打击，自己先就窝里反起来。他们焉得不败？ 徐大化就是那个代魏忠贤拟旨反驳杨涟，写得连叶向高都感到惊讶的人。这人诡计多端，魏忠贤诬陷六君子接受熊廷弼贿赂，就是他出的主意。 阉党也知道这人卑鄙贪婪，靠不大住，但为了反对东林党，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徐大化后来依附魏忠贤，爬到了工部尚书的位置，在监督皇极殿工程时，放手收受贿赂，又挪用惜薪司的库银，被人告了一状。魏忠贤也烦徐大化这副贪得无厌的样子，就让他回家闲住。 他在家冷眼旁观，认为魏忠贤已经摇摇欲坠了，就与表侄杨维垣商量，要杨维垣出面弹劾崔呈秀，以谋将来脱身。 杨维垣的奏疏，很有策略，对崔呈秀“贪钱坏法”等问题的攻击不遗余力，说是甚至已到了“指缺议价，悬秤卖官”的程度。但是对魏忠贤却不吝赞美之词，只轻描淡写地说魏忠贤“独是误听呈秀一节，是其所短”（《崇祯长编》）。 这个文章做得玄，几百年后的学者还在揣摩它的意思。有人认为，崔是当时魏最信任的人，攻崔就是变相的攻魏，其他赞美的话都是虚套。 也有说杨维垣此举是“丢卒保车”，想让崔呈秀来承担天启时代的一切罪恶，从而保住魏忠贤，不使全线崩溃。 我倒是认为，阉党几乎没有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战略眼光。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谁跑得了，谁就跑”的原则，这是人格决定，无关乎智慧不智慧。 杨维垣的奏疏一上，崔呈秀必须要有个态度，他连忙上疏辩解，同时请求回乡去守孝。 崇祯看了杨维垣的奏疏，仍是以静制动，只说是要“和辑安静”，要懂得“宁一之道”，不要生事，尤其不要轻议厂臣，当然说了也就说了，“姑不深责”。至于崔呈秀，就不要回老家了。崇祯还不想动他。 杨维垣不肯罢休，四天后又上一疏，还是弹劾崔呈秀贪婪专权，而且还提到他“通内”。通内，就是交结宦官，所指是什么，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杨维垣根本就不可能是“丢卒保车”。 而且，在论述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上，这道疏简直是皮里阳秋。一方面在说，“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唯知招权纳贿”；另一方面却暗示，外人都说“呈秀于厂臣为功首（是厂臣的头号走卒），于名教为罪魁（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奏疏开列的罪状，件件属实，崇祯心里有所动。不过只要处分崔呈秀，就等于倒魏运动开始。事关重大，他还要考虑一下。于是崇祯下诏说“诸臣进退，朕自有独断”；对崔呈秀的处理，只是批了“令静听处分”。 这一巴掌如果拍下去，能否有泰山压顶之势？ 崇祯考虑了整整两天。 难为了这位少年天子，登大宝之后，身边并无一个老谋深算者为他指点，全凭着天赋与多年隐忍练就的心计，在与举朝的魏党较量。 他素所倚重的近侍太监徐应元，本该起到万历之冯保、泰昌之王安的作用，此时却成了魏忠贤的内线，不从中捣乱就已不错了，靠他出主意是根本指望不上。 老丈人周奎，从利益上当然是要维护崇祯的。但此人只是个极其庸驽的中级官员，从他后来在崇祯末年的作为看，也是个毫无大胸怀的人。 在崇祯十七年（1644）的三月十日，宣府已被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到了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奎家劝捐助饷。周奎那时已封了嘉定伯，崇祯之意是让他给群臣带个头。还答应他晋爵为侯，以作为要钱的条件。 这个老国丈却死也不肯掏钱——“坚谢无有”。徐高悲愤难抑，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甲申传信录》） 这真是皇亲不急太监急。徐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推托不过，只得勉强认捐献一万两。崇祯坚持要他拿出两万，周奎实在舍不得，就写了密信请女儿周皇后从中周旋。周皇后倒还识大体，自己偷偷给父亲垫了五千两，还劝父亲要尽力捐足数目。 据说，周奎拿到女儿的这五千两之后，当即就扣下了二千两归自己，到最后也没交足捐款数目。他都这个样子，群臣还怎么可能踊跃捐款？ 在此7天之后，李自成大军围住北京，“四面如黄云蔽野”（《明季北略》）。 连军饷都发不出的军队，不知道为谁保家卫国。城外的京营“三大营”一哄而散，城上的老弱残兵吃饭都没人管。 又过了两天，北京陷落。李自成入城后，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周奎也被抄掠，从他家中竟抄出现银五十二万两，此外还有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两，都给闯王充了军饷。 周国丈，何其蠢！贪官之短视，其见识连儿童都不如。只知贪渎之乐无穷，国家要是垮了，你那豪宅宝马还留得住几日？ 无怪乎明人文秉在《烈皇小识》里说：“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这个评价并不为过。 这样一个不成器的老丈人，怎么可能给崇祯出什么高明的主意？ 那么，17岁的少年，何来如此老成？ 今人不可以今之眼光，来衡量古人的智力。古代无论士人俗人，子弟谋身立世都比较早。不似今日，30多岁还可充老少年，开口闭口还是“我们男孩子”云云。 两天后，崇祯考虑成熟，觉得倒魏的潜氛围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可以出手一击。此刻，朝中虽无人可以借重，但可以靠阉党自相残杀来解决问题，总有人会见风使舵。同时，也可以期待低级别官员来担任主攻，他们毕竟不是阉党一伙，忍了这么久，肯定要爆发！ 于是，向阉党发起总攻的第一个信号发出了。十月二十日，有诏下：免崔呈秀各职，令其“回籍守制”，老老实实披麻戴孝去吧。 崔呈秀这下子知道：完了！这个时候，他多一句话也不敢说，连忙收拾家财，回了老家蓟州。 据说他见形势紧张，连金银财宝都来不及全拿走，留给家人看管，自己带着夫人和侍妾匆匆上路。在路上，又被一群前来索回贿金的官员拦住纠缠，威风扫地。 这相当于明末政坛的“王恭厂大爆炸”，阉党的巍巍大厦，开始倾斜了。 朝野士民，凡是憎恨魏忠贤的人，无不雀跃鼓舞！ 数年恶政，一朝动摇；奸人落魄，万民狂欢。有此一刻，那是不虚此生啊！ 崇祯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决心倒魏的一批人。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如今已无还手之力，人们怎能不跃跃欲试？ 愤怒者和投机家们混杂在一起，开始了集团冲锋。 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劾魏忠贤。他上疏言“四事”，即：正士习（端正干部作风），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其中“正士习”才是制敌死命的匕首。 他说，近来官员作风很成问题，“惟以歌功颂德为事”。比方，厂臣魏忠贤服侍先帝，论功行赏自有常规，但“何至宠逾开国，爵列三等，蟒玉遍宗亲，京堂滥乳臭？”先帝也是，没个圣君的样子，“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最后闹到外廷奏疏不敢明书魏忠贤姓名，生祠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把个狗屁不如的厂臣抬到了周公、孔子的高度！ 对崔呈秀，他也没放过，说崔“贪淫奸恶，罄竹难书”，御史们参他什么“夺情”，不过都是细微末节！就说夺情吧，先帝在时，只说是因为三大殿工程未完。现在工程已完，他仍窃居兵部，意欲何为？——莫不是要搞兵变？ 崇祯对此的答复很有意思：“陆澄源新进小臣，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当。本该重处，姑不究。” 是啊，仅仅一个小臣发言，他怎么能马上就批准倒魏？崇祯要等更大的舆论浪潮到来。不过，既然说了，也就“姑不究”。什么叫“姑不究”？就是言者无罪，你们就大胆来吧！ 春水融冰，势不可当，大潮果然呼啸而至！第二天，就有直隶巡按贾继春上疏，继续弹劾崔呈秀“不忠不孝”，话说得十分刻毒，大骂崔呈秀“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明季北略》）——就差明着骂他是条狗了！ 这个贾继春，是早年的浙党中坚，跟东林党是死对头。在红丸案、移宫案中给杨涟捣了不少乱，当年“李选侍上吊、皇八妹投井”的谣言就是他大肆散布的。后来他投了阉党，也是一知名的骨干，在崇祯钦定“逆案”的时候，这家伙与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霍维华、田尔耕、许显纯等人，都属半斤八两的货色。 就连这样的人也跳出来反戈，阉党，危矣！ 与此同时，兵科给事中许可征也上疏倒崔。崇祯见火候到了，大笔一挥：“下吏部勘处！”什么叫“勘处”？查问题，听候处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免职了，查出问题就要交法司论罪。崔呈秀，是彻底倒了！ 在这样有节制的操控下，崇祯所期盼的舆论指向，自然会呼之欲出。二十四日，就有人开始揪后台了。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悫上疏，以崔呈秀事为切入点，直指祸首魏忠贤。 这已经不是旁敲侧击了，而是堂堂正正的一篇讨魏檄文。他说，“呈秀之敢于贪横无忌，皆缘藉厂臣忠贤，今呈秀虽去，而忠贤犹存，威权所在，群小蚁附，积重之势渐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臣窃以为根株未尽也！” 他直指魏忠贤“出身细微，目不识丁”，其危害却不下于赵高、王莽、董卓之流。他骂得狠，文章也做得花团锦簇：称功诵德，遍满天下，几如王莽之乱行符命；列爵之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玉，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封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连重。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几如桓温之复壁置人；广开告诉，道路侧目，几如则天之罗织忠良。他说，皇上要是念魏忠贤侍奉先帝有微劳，不妨饶他不死，勒令放归私宅，解散他的死士，没收他的私蓄，如此，内廷无祸起萧墙之忧，外廷无尾大不掉之虑。至于魏良卿辈，速令解下绶带，夺其官爵，让他们以农夫身份而没世。这也能彰显皇上浩荡之恩，于魏忠贤亦为自全之策。对其他爪牙，也应暴露其罪，或杀或流放，可致“奸党肃清，九流澄彻”！ 钱主事还埋怨崇祯手太软，是不是拘于先帝的托付，怕“割股伤肌”，才这么慢腾腾的？ 此疏一出，阉党上下才感到大祸临头：这不是倒掉一个崔呈秀就能完事的！ 崇祯知道这是激将法，不过还是没动。他有他的日程表，只批了：“朕自有独断，业已有旨了，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 按道理说，“姑不究”只是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姑不究”？是念钱主事动机是好的，还是念钱主事经验不足？这些前提全没有，就直截了当“姑不究”，这分明是在玩政治把戏。 这时，魏忠贤已如坐针毡。如何应对？他一时还想不好。他的爪牙，也都慌了手脚，纷纷请求免职，崇祯一一照准，走一个算一个。有那不自觉的，崇祯亲自点名免职，计有太监杨朝、李实、李希哲、冯玉等一干人，把魏在内廷的羽翼先剪除一部分再说。 经过这一天的震荡，形势已非常明朗。天启年间，要是有敢这么骂魏忠贤的，不立刻杖死就算至福，而今痛骂魏忠贤为赵高者，不过是个“姑不究”，真是恍如梦寐啊！铲除大奸巨蠹，就在此时！千载流芳之功，就在今朝！不上，还等着干嘛？ 二十五日，又有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上疏，论魏忠贤罪状。他写的奏疏，里面有一番话，简直是一段好骈文：“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这一天，御史吴尚默也有上疏。 小官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也不图什么私利，所以攻起魏忠贤来毫无顾忌。崇祯仍是在静观事态，未做答复。 这给了魏忠贤一个错觉，以为天启临死前的话，至今还有效力，崇祯不会拿他开刀。先帝尸骨未寒，当今皇上总还要给哥哥留点儿面子吧。 魏忠贤如今还想以退为进，他没有别的办法，又拿出了从前的那一招——当面哭诉，说一说委屈吧。老头子流眼泪，年轻皇帝也许会起怜悯心。 崇祯还是没态度（你又没伺候我长大）。 十月二十六日，一直静观的崇祯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这一天，一个纯知识分子、海盐县贡生钱嘉征，呈上了一本奏疏。标题挺长，叫做《奏为请清宫府之禁，以肃中兴之治、以培三百年士气事》，共列出魏忠贤十大罪状，包括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等十项。 阉党猖獗已久，民间怨气也压抑已久。这位钱贡生好不容易盼到了能讲话的一天，直抒胸臆，言为心声，一篇好文章一挥而就。 这文章就是今日来看，也觉得酣畅淋漓。他说：高皇帝垂训，宦官不许干预朝政，魏忠贤却一手遮天，杖刑立威，荼毒廷臣，连累士林。凡钱谷衙门、远近重地、漕运咽喉，都安置心腹，意欲何为？先师孔子为万世名教之主，魏忠贤何人，敢在太学之侧建祠？古制非军功不能封爵，魏忠贤竭天下之物力，建成三大殿，居然因此而袭上公，不知节省。宁远稍胜，袁崇焕马未下鞍，魏忠贤就冒封伯侯，设若辽阳、广宁复归版图，又将何以封之？各郡县请建生祠不下百余座，一祠之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吸髓，无非国家之膏血！种种叛逆，罄竹难书，万剐不尽! 这是继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第一次有人如此系统地指摘微忠贤的罪状。字字含怒，犹如当众鞭笞元凶、直唾丑类。真是三伏天饮冰，大快人心！ 钱嘉征，字孚于，于天启元年（1621）参加顺天乡试，以国子监生中副榜。他一个贡生，原是没有资格给皇帝写奏章的，所以他将奏章送到通政司请求代呈时，通政司使吕图南怕惹出麻烦，便以奏章的格式称谓有误为由，要求重新誊写，实际上是想阻挠封进。 钱贡生是初生之犊，穷光蛋不怕你乘宝马的，索性把吕图南也捎上，说他是“党奸阻抑”。吕图南不服，上疏争辩，事情就这样闹到了崇祯这里。崇祯发了话：把钱贡生的奏疏呈上来瞧一瞧吧。 钱嘉征本来是因参加这年秋试而滞留在北京的，写好了这道奏疏后，有人劝他还是不要冒险。他慨然对曰：“虎狼食人，徒手亦当搏之！举朝不言，而草莽言之，以为忠义士之倡，虽死何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朱彝尊为他叹道：“自汉、东京（北宋）、宋南渡诸太学生后，久无此风节矣。” 好个“徒手亦当搏之”！这才是侠之大者，羞杀侏儒！ 好文章，坏文章，只要是极致的文章，都能掀起滔天巨浪。钱嘉征的奏疏，就是一篇极致的文章。他因此而一鸣惊人，后人也将其文目为豪杰之作。 当日，崇祯看了这小人物的奏疏，情有所动，忍不住拍案叫绝！这贡生，了得！ 在此之前，崇祯大概心里已经有数：魏忠贤是败定了。但是什么时候发动倒魏，他还看不好，朝中毕竟有盘根错节，阉党一众尚未伤筋动骨。但是看了钱贡生这疏，少年人按捺不住了，他当即召来魏忠贤，命近侍将奏疏念给魏忠贤听。 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他看准时机出手了。还有的认为，念奏疏给魏忠贤听，是处心积虑先从精神上击垮这个对手。 据说，魏忠贤跪在地上，听得“震恐丧魂”（《明季北略》）。听完爬起来就告退，马上去找徐应元讨主意。可怜一世枭雄，如今只有这一个可以庇护他的哥们儿了。 徐应元的意见是：诸小臣来势汹汹，不妨先辞去东厂提督职，以避其锋。因为这个职务干的是整人的买卖，太招人恨。 魏忠贤想了整整一晚。他所想的，大概非常复杂。一是怨新君冷酷。我一个前朝老仆，苦心维护了权力过渡，在新朝又并无错谬，竟然就这么被视如敝屐。二是叹时不利兮。假使再挺下去，反对声浪在皇帝纵容之下只能越来越高，等于自取其辱。三是恨自己胆量太小。当初若放手一搏，胜算亦有八九分不差，无奈被庸碌之辈拖住了腿。 再三权衡之下，他觉得只有全退，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于是第二天，他就上疏“引疾辞爵”。这是明代官僚受到弹劾时的一般反应，东林党当初就是这样被阉党一个一个逐走的。 如是皇帝深信之人这样做，那肯定要有一番真诚的挽留。但若是皇帝猜忌的人这样做，那就正中了皇帝的下怀。 崇祯当然乐得省事，一见辞呈就准了：“准其私家调理。”让回家去养病，是官面的说法，而在实际上，是叫魏忠贤交出司礼监和东厂大印，到白虎殿去为先帝守灵。这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处分。 这个结局，让魏忠贤悲不自胜。挽留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连个正面的结论都没有，显然就是一脚踹开！ 对此，他一是赌气，二是斗志全无，几天后索性上疏辞去公、侯、伯三爵，上缴封诰、铁券和田宅。 崇祯不管那么多，照单全收，让吏部等衙门去好好查收登记。同时又下诏，降了魏良卿等魏氏侄、孙辈的官职。 到此，显赫一时的魏公公成了“白人”一个了。权力冰山之消融，就在君王的喜怒之间！当初乘风直上时，哪想得到今日坠落之快！他也许有点儿明白了：昔日予取予夺、盘踞高位，跟他自己的功德实在是并没多大关系！ 魏公公这只凤凰落了架，有人可就要狠命地叨他的羽毛了。言官们这次是揭发的主力，户科给事中段国璋、礼科给事中吴弘业、户部主事刘鼎卿、御史安伸、龚萃肃等均有疏上，对准阉党骨干周应秋、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倪文焕、阮大铖、刘志选、潘汝祯等一通狂扫！ 这些弹劾奏疏，件件都指向罪魁魏忠贤！ 崇祯一件件看过，顿觉触目惊心。大概以前他只是对魏忠贤的跋扈有所愤恨，没想到魏忠贤在这么多领域都有“滔天罪行”。 他略做调查（调查对象也许是近侍，也许是岳丈家），受访者都异口同声说弹劾是实，并无水份。 其中，逼死贵人、动摇中宫一节，大小太监都可以作证。此外，削夺大臣、狱毙忠良，窃取兵权、把持要津、搜刮富户、追赃归己等种种，其暴虐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崇祯原先的耳闻。尤其是趁天启病重时，仍假传圣旨荫封客氏、提拔亲信等，更是蔑视皇权到了极点，让崇祯无法容忍。 少年天子终于发怒了！ 内外大臣专权，历来都有，但不能严重侵害皇权。宋代以后，皇权制度渐趋完善，大臣或者宦官能架空皇帝的现象比较罕见。如果有，对之打击或清算的程度也非常厉害。崇祯与魏忠贤之间的较量，实质就是皇权与内臣擅权的争斗。 这是国家之根本，岂容含糊，所以崇祯出手非常果断。 魏忠贤离职三天后，十一月初一日，崇祯下诏：“崔呈秀着九卿会勘，魏忠贤押发凤阳看守皇陵”。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皇陵埋的是朱老皇帝的父母。让魏忠贤去皇陵，是担任“司香”。这是宦官阶层里最末等的活儿，等于就是打扫卫生的。 崇祯还传谕内阁，表示“逆恶魏忠贤滔天罪状，俱已洞悉”，这次除恶务尽，孤家绝饶不了他！ 这道谕旨写得怒气冲天，我不妨照录，大家只要明白个大概，也就知道崇祯发了多大的火了。 谕曰：今赖祖宗在天之灵，海内苍赤有幸，天厌巨恶，神夺其魄，二犯（指客、魏）罪状次第毕露。朕又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奇珍、异宝金银等物朋比侵盗，几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胆乃尔！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先帝未葬），姑置凤阳。即将二犯家产，着锦衣卫同五城及缉事衙门亲诣住所，一应家赀赃物，尽数籍没入官。其原籍违式服舍等项，有司清查确奏。如有隐匿蒙蔽等情，许据实纠参，一并连坐，亦不得株连无辜。其冒滥弟侄亲属，俱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呜呼！大奸脱距，国典用彰，苟丽于辟，情罪允孚。特谕。 （见《崇祯长编》《国榷》）这就意味着，魏忠贤可不是一般的犯了错误，这是要拿他当秦桧批判了！ 魏忠贤的那位哥们儿、大太监徐应元急了！也许是念旧，也许是兔死狐悲，也许是受人之托、于心不安，忽然站出来为魏忠贤讲情：皇爷，能否宽缓则个？ 崇祯是个冰雪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俩没卵的早就有勾结。三问两问，又问出魏忠贤辞职，原来是徐应元出的高招儿，更是气恼，破口大骂：“奴才们与奸臣相通，笞一百棍，发南京去！”（《明季北略》）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说把徐应元发到显陵当差去了，后来又改调去了凤阳。显陵是嘉靖皇帝老爸的陵墓，在今湖北钟祥市。） 这人的结局不知怎么样？这一去，如果是活过了甲申年，那还真是不错。否则，后来陪着崇祯上煤山的，有可能就是他了。 至此，距离崇祯即位不过才一个多月，一棵虬结老树，就被他连根拔起。 自古英雄出少年。崇祯这一辈子，也就英雄了这一回。《明史》赞美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这些都说得不错！ 不过崇祯也并非了不得的神人。扫荡魏忠贤的大胜，他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尤其“人和”一项不可低估。他一个人与一个集团对垒，若不是阉党“恐外有义兵”，一百个崇祯也会被魏忠贤拿下。 崇祯不动刀兵就平了大患，是他的至福，但也给他留下祸根。从此他在处理政务时，老是认为自己可以独断，且无往而不胜。当积重难返的内外问题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天纵英明”往往就不灵了。 魏忠贤作恶多端，树敌满天下，只要保护伞一失去，自然有人会拼了命来攻。崇祯其实是坐收了渔利，唯一可获高评价的，是他对事态节奏的把握极有分寸。魏忠贤实在不熟悉这引而不发的套路，所以应对失当，步步溃败。 35小窗外忽然飘来一支催命曲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任何悬念。一个“大人物”的终局，就在眼前了。 崇祯之所以要把魏忠贤赶出京城，估计是从诸臣的奏疏中体悟到，魏是一个能量很大的政治高手，如果不把他与阉党其余的人分隔开，阉党势力是不好清理的，而且说不定迟早还会生事。 以崇祯对魏忠贤下的结论来看，要剐十次也是够的了，之所以还是以罪臣待之，放了老魏一条生路，是因为目前还在先帝丧期，开杀戒不太合时宜。对这种除了专权别无所能的大珰，只要政治上判了死刑，也就够了。 事情若就此了结，那么老魏的结局也还不算太凄惨。害死了那么多忠良与无辜，总还保住了一条命。政治上的失势固然很窝心，但史上有几个权臣是能善始善终的？ 可是事情又有了变化。 首先是攻魏的诸臣不能就此罢休。既然得罪了魏忠贤，就一定不能让他有一点儿复起的可能性。皇权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万一崇祯爷将来也活不长，或者万一崇祯爷将来又赏识了哪个阉党，事情在一夜之间翻过来，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在“擒贼先擒王”的规则之外，其实还有一条“搞人要搞死”的潜规则。 就在魏忠贤下台之后的几日，攻魏的奏疏无日无之，目的也就是要把他搞死。 此外，魏忠贤自己也有很大问题。他自天启元年当了内廷的“领导干部”之后，就一直扶摇直上，没受过大的挫折，缺乏必要的宦海历练，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从被劾开始，对世态炎凉的反应就有些过激。 当权之时，众喽啰今日通关节，明日报缉捕；今日送本来看，明日来领票拟；今有人送礼，明日有人拜见，何等热闹！而今一有风吹草动，登时车马冷落。连亲信刘若愚、李永贞，还有几个掌家，无事也来得少了。干儿子们更是绝情，一个也不来了。 只有一个周应秋，跑来捧着魏公公的脚，大哭：“儿子如何过？”（《启祯两朝剥复录》）忠心倒是忠心，也不过徒惹人笑话。 魏忠贤除了对崇祯怨恨之外，对众人的这种势利心态也很激愤，交出魏家所有的封爵、铁券等等，就是他的过激反应之一。 这方面，他就远不如崔呈秀“皮实”了。崔呈秀对宦海风波看得多了，走就走，决不张扬。一下台，崔呈秀就知京城不可久留，多留一天，众人的弹劾就会升级一个高度。所以他连家财都来不及收拾完毕，把部分财宝埋于宅子地下，托付给几个家人照看，自己带着老婆和爱妾立刻开溜。行前，连魏公公也不去拜别了，一切低调从事。 离京那天，崔家的车马才出宅未远，就见乌鸦似的一群人拥上来，围住轿车。崔呈秀还以为是各衙门派来送行的，哪知道都是来“倒赃”的。那些人扯住崔家的人嚷道：“事既不成，还我银子再去！”崔呈秀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只当听不见，催车马快走。 魏忠贤若有这等脸皮，那倒好了。跋扈了七年，看惯了别人的谄笑，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安置凤阳的诏旨一下来，他吃定崇祯再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了，心里反倒踏实，心想到了凤阳，也“不失为富家翁”。 于是他不顾崇祯有令要将他的家私全部籍没入官，命心腹把金银财宝四处转移，转移不了的，装了40余车，准备起运凤阳。 他这样想，也许有一定道理。前朝也有在政治上失势、但可安享天年的大太监。万历十年的冯保就是一例。 可是，人家冯保没杀过人啊！ 还有，人家冯保是万历皇帝小时候的“大伴”（男保姆），你是吗？ 魏公公忽略了这些，他只管做他的富贵梦。 那些带不走的家私，都散给门下众宦官。又送了些给候家（客氏儿子家）做纪念。 临行前一晚，魏忠贤与李永贞、刘若愚等人说了半夜。说着说着，他想起先帝，不禁恸哭，众人也哭个不止。 第二天离京，场面冷冷清清，只有李永贞、刘若愚二人相送。魏忠贤向阙叩头谢恩，望见三殿巍峨，不由叹道：“咱也不知结了多少怨，方得成功，好不忍离！”说罢，洒泪而去。 陪他前往凤阳的，是他的亲信李朝钦，还有家丁六十儿。这个李朝钦，是魏忠贤的贴身太监，据说实际上就是男宠，是真正的“死忠”一个。史料上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李朝钦并未随行，而是后来受李永贞派遣，去给魏忠贤飞马报信的。我在这里采取前一说。 走得虽然凄凉，但前“九千岁”出京，瘦死的骆驼怎么也要比马大！魏忠贤以平时蓄养的私人保镖“八百壮士”做护卫，刀枪耀日，乘马千匹，浩浩荡荡押着40车财富出发了。一个下台干部，能有这么大阵势，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在此，我比较相信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仅有壮士数十人，马数十匹。就这也够威风的了。 李永贞历来狡黠多谋，他担心魏公公这么招摇，又会惹出什么事来，就劝魏忠贤谨慎些为好。魏忠贤不听，说：“皇上倘要杀我，就等不到今日了！” 这支奇怪的队伍，在押送太监刘应选、郑康升的监督下，出都门南下。出城后，魏忠贤看见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建的生祠，已被民众拆得只剩败壁残垣，又觉好生伤感。 刘若愚、李永贞等送了30里，长亭上，三人执手大哭而别。 初冬日，头上连南飞雁都没有了，满野是萋萋荒草。想想来京的那时候，是万历十七年（1589），那是什么年月？ 那时还是21岁出头的小伙子，转眼间，“今日临歧鬓发凋”。 富贵一场。梦一场。人生真是不堪磨啊！ 魏忠贤之所以要这样大摇大摆地出京，也是有赌气的成分在内。一是给世人看看，我魏某架子还没倒掉。有先帝的遗言在，我到底还是个人物。二是给崇祯看看，你尽可以随着性子来，但我毕竟是先朝老臣，大不了白帽子一顶去养老。你还能怎么着？有本事把你哥哥全盘否定，再来整治我。 他这一摆谱，当然有看不下去的。通政司使杨绍云马上奏报，说魏忠贤身边“啸聚者多枭雄敢战之辈，忠贤辇金而结之，安知无揭竿响应者乎？东南半壁，恐非宁宇矣！” 这已经是在夸大其词了，还嫌不够耸人听闻，又说“况凝秀（崔呈秀之弟）已建旗鼓于浙水之上，同心合谋，与皇家作难，再以心腹爪牙为之内应，未雨之防，不可不早誁也。臣闻其在途拥兵千余人，皆久蓄亡命，弓上弦，刀出鞘，声势鸱张，如叛逆然。与其降发凤阳，待其叛也，而后擒之，劳师动众，不若早肆市为便也。”（《玉镜新谭》） “建旗鼓”，就是拉队伍造反。崔凝秀当时在浙江任总兵，有点儿兵权不假，但如今怕也是提心吊胆在过日子，怎么可能扯旗起事？这道奏疏，将魏忠贤出京的排场无限放大，成了炫耀武力。这就是想激怒崇祯，下令宰掉老魏。 不管造反的事情有没有，这层意思是说出来了。崇祯这会儿当然不可能讲实事求是。有没有人跟随吧？有。有就是叛逆，就是向皇帝示威。 加之这几天奏疏特别多，都是敦促崇祯“除恶务尽”的。崇祯看罢，果然被激怒，于十一月初四给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逆党魏忠贤窃国柄，奸盗内帑，诬谄忠直，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以从轻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蓄亡命之徒，身带凶戈恶械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交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营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实时擒拿具奏，毋情容赂贿。若有疏虞，罪有所归。兵部不敢怠慢，马上派千户吴国安带人去追。 这就是缇骑。抓魏忠贤，他们就敢出京了。所谓“扭解”，就是绑起来押送到目的地，交给皇陵管理处。 这对魏忠贤，还只是个侮辱，没说要他的命。主要是想把他带的那一伙人给擒住，不能让他们成气候。 就在魏忠贤离京的这两天，李永贞、王朝用按照事先的约定，频频派人将京城情况飞报给途中的魏忠贤。 没有什么好消息。想都能想得到的，这回轮到阉党纷纷落叶如振槁了。周应秋、田尔耕、朱童蒙等被拿掉，徐应元被打发到显陵去了；各镇监军太监都已撤回；起复东林党的话头也被提起。 “怅望南云鸿雁断”！这个季节本来就不好，一次次的密报又如反复的锤击，让魏忠贤的心情十分抑郁。 魏忠贤一行出京后，一路经良乡、涿州、新城、雄县、任丘、河间、献县，于十一月初六日，到了阜城县地面。在距县城20里的新店，只见后面远远地来了四个人，都骑着马，像是番子手（东厂侦缉）的模样。 四位长髯公扬鞭直奔轿前。魏忠贤望见，不知有什么事，吃了一惊。只见其中一个跳下马来，向魏忠贤磕了个头，起来走到近前，附在耳边说了几句，又跳上马。四人便如飞而去。 四人走后，魏忠贤只是在轿中老泪交流。 原来，这是他在京中的死党派人送了信来，说皇上已向兵部下达了逮捕令。 李朝钦不知为何事，打马赶到轿前，见魏忠贤流泪，心知不妙，低声问道：“是何事？”魏忠贤道：“皇上着官校来，扭解到凤阳，还不许你们跟随哩！” 李朝钦一听，知道彻底完了，也泪如雨下。魏忠贤道：“且莫声张，依旧赶路。” 是日晚，来到阜城县城。这地方比较偏僻，店铺不多。魏忠贤一到，人马把客店几乎都给挤满了。魏忠贤在县城南关拣了一间较大的店住下，店主叫尤克俭。 饶是如此，这个店还是简陋得难以忍受。门窗透风，炉火不暖，一灯摇曳。 随从的厨子做了精美饭菜，魏忠贤也无心下咽。饭后，他叫李朝钦与其余诸人先睡了，明早好赶路。自己在灯下僵卧长叹，想事情。 他万料不到：不到两月间，赫赫权势就成了南柯一梦。昔日公卿的性命也是捏在咱手里，今日却连小儿也都可来唾一口，这天上地下的差别，怎么能忍？ 错就错在小看了新皇帝的韬略，以为黄口小儿又能狠到哪里去。却不知，错过了一日，就丢了一世，如今再无反手的机会了。随身虽还有千余壮士可用，但即便是逞了匹夫之勇，反他一家伙，也是杯水车薪。看出京时的那景象，又怎能有人来呼应？还不是死路一条。 无论怎么说，都逃不过这一剐了。那缇骑诏狱、十八般刑具，昨日都是我以之对付东林党的，这滋味真要让我自己来尝，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死？ 据说这晚上，旅舍外有一位从京师来的白书生，一直在唱一支小曲《挂枝儿》，声极凄凉：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寞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稠。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冬冬，更锣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凰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这分明就是催命曲啊！听得魏忠贤万念俱灰，长叹一声：“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明季北略》里记录了这首曲子，并说“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我们就姑且信之吧。 魏忠贤想了半夜，想好了，独自起身，解下腰带悬梁自尽了。李朝钦从梦中惊醒，见魏忠贤已经挂在那儿了，知道自己也是没活路，跟着便也挂上了。 天亮后，家丁六十儿见房里没有动静，开门一看，一双人在那里吊着，吓坏了，便嚷将起来。押送太监刘应选也被惊动，进来看见老魏死了，大惊。他怕皇帝怪罪下来，索性叫心腹搜了搜魏忠贤的身上和屋子里，把值钱的东西拿了些。然后大呼小叫，谎称魏忠贤跑了，乘马向南而去，从此便没了踪影。 另一个监押官郑康升闻讯到房内看时，见二人何曾逃走，不正双双吊在梁上么？连忙找来了地方乡保，申报本县。一面通报上级抚按，即刻差官检验。 差官会同知县来到南关客店内，恰好锦衣卫官校吴国安等也到了，就会同勘察了现场，认定死的是魏忠贤、李朝钦无误。又查得行李内玉带二条、金台盏十副、金茶杯十只、金酒器十件、宝石珠玉一箱等物，都开列了清单报都察院。随行的人役，交给锦衣卫官校并监押太监带回京覆命。又让地方上买棺收殓，候旨发落。 消息传出，当地人都来看热闹，一片杂乱。“八百壮士”和随从怕承担“从逆”的罪名，谁肯被带回京，便趁乱把40车行李大部瓜分，一哄而散。 家丁六十儿没跑，他在收殓时哭道：“老爷枉做了一场大梦，今日见阎王爷不知怎的发落？” 魏忠贤自缢的消息，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才由直隶巡抚上报到崇祯那里。崇祯批复“姑与掩埋”，指示将行李解到河间府然后奏明情况，并叫把押解官郑康升解来司礼监问讯。至于魏的家人六十儿、店主、骡夫，审过以后就可以放了。 魏忠贤死了！ 这好消息来得太急，也来得太晚！百姓们一片欢呼，不少人从邻近几十里远跑来看奸贼下场。 民间的怨怒，压制只能是一时。一有突破口，就会奔涌而出， 时隔半年不到，民间就有大量描写魏忠贤乱政的戏剧、小说问世。先有《警世阴阳梦》，继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等。有关史著也相继问世，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风行一时。 魏忠贤的形象，自那时就基本上定格。380年来，无人能翻，也无法翻过来，尽管“余孽”们在后来也有蠢动，但往恶人身上贴金，要想成功，除非全天下的良心都灭绝干净，那是连秦始皇也做不到的！ 树倒猢狲散，有些人死了，臭名千年万年为人唾骂。有的人还活着，不知命运是否能好一点点？ 36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魏忠贤一死，阉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完全失去了能量。虽然他们人还在朝中，却个个都成惊弓之鸟，只能缩着头等挨宰了。 继清除了魏忠贤之后，崇祯下一步要干掉的，是另外两个首恶——崔呈秀、客氏。 十一月初九日，魏忠贤已吊起来了，但京师并不知道，对崔呈秀的总清算就开始了。户部员外郎王守履上疏，论其可杀之罪。崇祯批示：将崔呈秀“先行削了籍为民”，然后交三法司会勘。 将人拿到三法司去会勘，就是要定罪。昔日堂上高官，今日要成堂下罪囚了。 此时崔呈秀在老家蓟州，将搜刮来的古玩珍宝陈列于室，日日与妻妾饮酒作乐，正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时候。听到要会勘的消息，知道这鬼门关是一定要进的了。到十一日，他在家中与宠妾萧灵犀纵情饮乐，喝完一杯，就砸掉一件珍异酒器。而后，带着无限不甘之心，也上了吊。那如花的小妾灵犀，则以利剑自刎而死。 丑类们在世时只恨忠良不早死，可是自己又活了有多长？他们只恨四海宝物不能尽归己有，可是能否有一颗珍珠带过奈何桥？ 在猖獗之时，即便有人跟他们说这个，他们恐怕也没有时间来听。笙歌夜夜，哪一场能舍得拉下啊！ 崔贼死不足惜，倒是可惜了“殉节”的这位萧氏。她生在宝坻，原是三河县的一位名妓，乳名叫宝娘，别号灵犀。萧灵犀姿容绝世，歌舞无双，虽生长在青楼，却不是倚门卖笑的浅薄之流。吟诗、画兰、弹琴、下棋，无所不通，也是个“秦淮八艳”似的绝世人物。 崔呈秀是个好色之徒，据说有美妾百人，娶了萧灵犀后，万千宠爱集于她一身，一刻不离左右。在崔呈秀悬于书房二梁之后，灵犀不愿再沦落烟花巷中，便以死报主，做了个“烈妇”。 蓟州知府委托兵备道的守备，前来勘验了现场。众官并不把崔呈秀之死当回事，却都叹息这位灵犀之死。 情况上报后，崇祯有旨曰：“逆党崔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着法司按律确拟，暴著其罪，以垂永戒。”（《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崔呈秀的儿子崔铎、弟弟崔凝秀也都被遣戍。 剩下一个客氏，就好收拾了。这个蛇蝎妇人自九月被放出宫后，也是在无奈中苟活，日日纵酒销愁。十一月十七日，崇祯再无客气，叫太监王文政把客氏押到宫里的浣洗局，着实审了再说。 魏、崔自杀，逃脱了惩罚。留下一个客氏，就不容她那么轻松去见阎王了。估计是崇祯有令，只要审出一点儿问题，就往死里收拾。 客氏被上了刑，立刻招认：有宫女8人怀孕，都是她私自带进宫的随身奴婢，在宫外面肚子就大了，准备效仿吕不韦事，给天启皇帝准备几个假儿子。 此口供一出，她哪里还得活？立刻在洗衣房被太监们用竹板子活活打死了（“笞掠而死”）。 那一刻鬼哭狼嚎，也是够惨的。不过恐怕也是赵选侍、裕妃、冯贵人、胡贵妃和王安的冤魂一起来缠她，令她不得好死。 客氏那个盗宝的儿子侯兴国，也被逮入诏狱，尝到了酷刑是什么滋味。几天后，与魏良卿一块儿被砍了头。客氏的侄子客光先、客琎等遣戍边地。 阉党里，死的还有一个李永贞。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发觉风向不对，在崇祯即位四天后就上疏告病，想开溜。到九月，崇祯才批准。十月初，他把自家外宅的小院砌死，自己藏身在里面，昼夜读书打发时间。墙上留有小孔，递进饭菜。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他听说皇上批准魏忠贤辞职，以为没事了，便拆了墙出来。 他想赶紧去和徐应元联络，把事情化解一下，却不料徐应元在十一月初给发到显陵去了。李永贞这才有点儿慌，越慌越出错，他竟拿钱去打点王体乾、王文政、王永祚三个太监，每人五万两，让他们在崇祯面前多多为自己美言。 这三个人，这时候哪敢营私舞弊，掉头就把收的银子交给崇祯了。李永贞得知，吓破了胆，与外甥孙良济一起化妆逃跑了。其实，崇祯这时候还不想杀他，只下诏把他也发往显陵。可是圣旨到家后，家人也说不出人跑哪儿去了，其兄李成吓得自杀了。 到十二月九日，李永贞被抓获，押送到显陵去了。这么一折腾，他的另一个哥哥李奉也因忧惧而死。 转年是崇祯元年（1628）。二月，李永贞和徐应元被转至凤阳。三月，有人重新提起话头，李永贞倒霉，被逮至刑部议罪。六月会审，结果是拟斩。他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到七月，脑袋还是给砍掉了。 这个时候崇祯的做法，与他后来的刚愎、急躁作风截然不同。他此刻思维缜密，在对付一大堆阉党人物时，抓住阉党人士的侥幸心理，不徐不急，步步深入，分批收拾。没引起任何混乱，就扫掉了满朝的乌烟瘴气。 《烈皇小识》说他“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这绝非溢美之词。 当时朝中的言官——给事中和御史，大多都是投靠阉党上来的，整肃阉党，不能指望他们。崇祯就紧急提拔了曹师稷、颜继祖、瞿式耜、吴焕等人为言官，让他们大胆揭发。只要有人出头，就好办。其余言官为洗刷自己，也纷纷倒戈，声讨昔日的主子——娘没奶了就不是娘。 从天启七年（1627）的十一月起，清算风潮陡然涌起，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趁着魏忠贤败死之机，崇祯发布命令：第一，对元凶客、魏、崔，要早定“爰书”（判决书）；第二，对“五虎”“五彪”等，按照言官弹劾的顺序，由法司依律拟罪。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阉党势力你不扫，他不会自动跑掉。此时主持清理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城、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等都是老资格阉党，他们哪里肯卖力？拖了一个月，才在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将客、魏的判决书呈上，崔呈秀的还没做出来。 崇祯大为不满，要给阉党分子一点儿颜色看看，下令将魏忠贤尸凌迟、斩首，悬首河间府；在蓟州将崔呈秀尸斩首，客氏尸亦斩首示众。 这脑袋是砍给活人看的，在此重典震慑之下，对魏党的第二波整肃浪潮开始了。 在大臣中，户部尚书张我续、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刘诏、工部尚书孙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龙等一批要员被免职。其中李夔龙、倪文焕、田吉等后又升级为在原籍追赃。 太监中，李实被降职，安置到南京；涂文辅降为小火者（打杂的）。 魏忠贤的亲属中，魏良卿砍头；女婿杨六奇等一大批亲族永戍瘴地。 锦衣卫打手田尔耕、许显纯等削籍、抄没家产，后又升级逮至刑部论死。 这就是现世的报应！狂风怒卷之下，魏党群丑狼狈不堪。 户部尚书张我续，昔年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他将这个魏小姐娶做老婆，“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这假姑爷被免官回籍后，百姓恨极，欲拦其轿毁其面！ 原宣党头子、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听说魏忠贤毙命，立刻精神失常，癫狂而死，其家为被害者所破！ “十狗”之一、太仆少卿曹钦程罢官，不为江州南康乡里人所容，争唾其面，只好在湖口县买宅居住，但湖口人士相约驱逐之！ 还有前首辅顾秉谦，虽然致仕居于昆山老家，也被人弹劾“献媚图宠，廉耻已亡”。家乡士民更是愤而报复，一把火烧了顾家大片房产，将其家财哄抢一空。顾秉谦携带重金逃往苏州租房居住，诸生不容，写呈子给各衙门，要求驱逐。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得转避南京，不久病死！ 然而，阉党残余仍在抵制清算，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就故意对被追究者轻判。一面是民愤滔滔，一面却是轻描淡写。诸阉党虽交给法司议罪，但定罪书却避重就轻，形同包庇。 这个定罪书一出来，引起舆论哗然。 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三次上疏，说“五虎”“五彪”不过是杀人取媚，真正动摇社稷的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三贼。尤其是刘志选，七十白发老匹夫，为钻营竟不惜攻击皇后。 三人因此相继被逮。刘志选自知不免，也学了魏公公，上吊自杀了。 山西道另一御史刘重庆也上疏，指李永贞、刘若愚、李实罪大恶极，若不刑之西市（砍头），恐被害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 崇祯立刻准奏，将李永贞、刘若愚、李实和许显纯一起交给刑部，均论死。 清理阉党的运动，在一个阉党分子遍布的大环境下，犹如号召人家操刀割己，那是不可能痛痛快快的。阉党如不从整体上搬掉，新政就无从谈起，正人也无法起用。 崇祯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用了两个办法来应对这一困局。 一是在崇祯元年（1628）四月，果断启用刘鸿训为礼部尚书并入阁，使内阁有了很好的带头人。刘鸿训，字默承，山东长山人，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元年曾任少詹事，负责的是太子的事情，是个闲职。后因得罪了魏忠贤而丢官。 刘鸿训与阉党没有任何瓜葛，执行崇祯的命令就不像其余阁臣那样“肉头”，到任后数月间，一连气儿建议罢斥杨维垣、杨所修、阮大铖、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一帮想金蝉脱壳的阉党分子，令人心大快。可惜阉党分子仍有能量，于半年后便把这个刘鸿训撵下了台。 崇祯的第二手，是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明朝遇到的“两个凡是”问题。《三朝要典》虽是阉党炮制，但由天启帝钦定，有先帝的“御制序”，要推翻它，人们不免投鼠忌器。 但是让它摆在哪里不动，就是新政路上的一座大山，导致阉党不能尽罢、东林不能解放。 崇祯元年（1628）三月，新任兵部主事别如纶就谈到这一问题，认为应该删削。四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又论此事，认为应该销毁。 倪元璐说，这实在是一部恶史，魏忠贤要借这“史”杀人，众宵小要借这“史”攀爬；有此“二借”，谈何公正？在史书中颠倒黑白，这就是魏阉遗迹，“逆党之遗迹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这位当时的小知识分子的史观，相当之进步，他痛斥道：“以阉竖之权，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崇祯长编》） 不仅是阉竖，任何强权加于史著的歪曲与粉饰，都无异于掩耳盗铃！你那么说，后代人真就那么信吗？ 崇祯原先不想去触动他哥哥的问题，但看了倪元璐的奏疏，大为折服。当时内阁辅臣之一的来宗道，对这个奏疏有个票拟，说是“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这是想把问题“研究研究”，搁置下来。崇祯果断批示：“听朕独断行！”（《烈皇小识》） 这是他主意已经定了，要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意识形态大翻盘，有人马上如丧考妣，怕这个文件一失效，“三案”再翻过来，自己要受牵连。 经过廷臣之间的激烈辩论，崇祯认为火候到了，于五月初十日下诏：销毁内外所有《三朝要典》及书板，并强调：“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崇祯长编》）由此，为大规模清洗阉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与反清理，到崇祯二年（1629）正月，崇祯决定要“定逆案”，也就是确定一个阉党的正式名单，分类分等级，拟出处理办法。第三波、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清理就此开始。 正月二十四日，崇祯召集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下达了定逆案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标准。特别要求“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秘书）参预”，由阁臣按等级分列名单，刑部尚书附上相应的惩治条例。 但是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组，非常不得力。首先吏部尚书王永光本人就是个阉党，“素附党，仇东林，尤阴鸷”——不是个什么好鸟。 再有韩爌、钱龙锡等都是端厚谦和之人，“不愿广搜树怨”（《国榷》）。现今的一般史家也都认为，他们对朝中残存的阉党势力有所畏惧，企图和稀泥。 由于上述原因，第一次报上的名单仅有约50人。崇祯很不满意，要阁臣们广泛搜求，一个不能少，且要给予重处，起码是削籍处分。 韩爌等没法子，又报了一次，不过还是几十个人。崇祯这次发火了，直接说他们办事“不称旨”，当面批评道：“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意思是说，假若只有这50多人，怎么能掀起那么大的浪来？崇祯又见内廷阉党一个也没涉及，便说：“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 阁臣立刻表示为难，说外廷不知内廷的事。 崇祯又火了：“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夏允彝《幸存录》）——你们是怕招怨吧？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向来微妙。韩爌他们考虑的是，不能因此而与内廷结怨，否则会给以后的内阁带来无尽的麻烦。你崇祯皇帝撑死能执政多少年，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却是需要长期维护的。他们几个不愿意搞扩大化，我以为倒还不是为了私利。他们考虑的是内阁制度的长远命运，考虑的是士大夫阶层相对于皇权的某种独立性，所以不愿意“整人”。 几天后，崇祯又召韩爌等阁臣，打开一个黄皮包袱，里面全是诸臣以前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红本”（奏疏）。崇祯说：“此皆结党实迹也，当一一按入之。” 韩爌等人知道崇祯真的是要撒大网了，只得随他去，但是坚决不担这个责任，说：“臣等职掌，唯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先秦时代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故称“三尺法”。法律这玩意儿，你找司法界人士去吧。 崇祯也真是服了这帮人了，只好转而责成王永光，让他来干。但王永光哪里肯，推辞道：“吏部只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这个，我也干不了！ 不久就有人弹劾王永光，说他过去“阴附阉党”，现在又“阴护持之”，他只得退出专案组。 崇祯气得没了脾气，把刑部尚书乔允升找来，叫他“据律定罪”。司法大僚，你总没得推了吧？ 如此，又经过草拟第三、第四道名单。在崇祯的监督下，拾遗补缺，最后定下261人，罪分七等。文件名曰《钦定逆案》，于崇祯二年（1627）三月十九日，以谕旨形式向全国公布。 据《明史·阉党传》七等定罪的名单是： 一、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这两人犯的是“谋大逆”罪，判决仅为名义，因两人早死并已经“正法”了。 二、首逆同谋论斩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逆案公布时，前五人或自杀或已处死。考虑到这一等里目前一个能杀的也没有，不大好看，因此把刘若愚顶上。可是刘若愚最终也没死成，侥幸被宽恕，写了一本阉党实录《酌中志》，很有名。 三、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王体乾。这一等里基本都是核心人物，只有一位级别相当低的，就是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 所谓“交结近侍”，就是阿附魏忠贤，其罪名为“谄附拥戴”，也就是诸衙官吏与内官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等。这些人皆被论以斩首，秋后处决。其中田尔耕、许显纯恶有恶报，被“请君入瓮”，遭到酷刑拷打。 四、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崔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桢、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郭钦、李之才。这一类多是廷臣，首要者为罗织陷害六君子的罪魁。 五、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阮大铖等。这一等里多是当年为“三案”翻案者。 六、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除黄立极、施凤来两人为阁臣外，其余为太监与客魏亲属。 七、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另行处置。 此外还有“附逆案”及“附逆案漏网”者若干。 与钦定逆案的同时，南北两京在崇祯二年还开始了“京察”，分别剔除了一些阉党分子。 对崇祯定的这个逆案，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崇祯“除恶务尽”的干法，实为远见卓识。不过，对于其中细节当时就有一些异议，有人说太过了，也有人说力度还不够；有人说有漏网之鱼；也有人说某人冤枉、不应列入，等等。些许误差可能会有，但我以为，这都无关紧要了。 政治问题，看大不看小。崇祯这一槌子砸下去，阉党案才算尘埃落定。 即使这样，阉党分子在明末及明亡后仍有死灰复燃的，以阮大铖在南明时期闹得最凶，甚至到了抗清事小、对东林反攻倒算事大的地步，把个小朝廷弄得乌烟瘴气。此乃后话。 总之，牛鬼蛇神谋权有道，贪财有术，但就是长不了。 七年猖獗，三年横暴，终归是镜花水月！ 魏忠贤最终是凄凉自尽，脑袋被砍下来，悬挂在河间府。因为这里是明朝出太监的两大主产地之一，崇祯这么处置，是想以此警告后来者。 魏家在京中和肃宁老家的宅子被抄没或平毁，金银财宝也被送入内库。时人嗤笑道：“可笑魏忠贤今日乞恩，明日乞赏，克国剥民，何曾留得一件自己受用？守得一件传与子侄？何曾留得寸土自己养身？留得一间与子侄栖身？”（《梼杌闲评》） 不仅如此，连累魏氏一门老小也跟着遭殃。据说，行刑时“俱骈首受戮，婴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明史纪事本末》）此事究竟有没有，尚存疑，因为崇祯念他的几个侄孙不过是三岁小儿，是免了罪的。连小儿都不免，就算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吧！ 魏良卿为人还算谨慎，口才也好，才风光了几年就被灭了，还不如当初继续蹲市场。侯国兴据说简直就是个智障了，与人说着话，打个哈欠就能睡过去。不过看他盗宝的那种贪婪劲头，似乎也不糊涂。两人都是进了诏狱后，被砍头的。 据说，魏忠贤在阜城自杀后，河间府肃宁老家的村里，凡姓魏的，都怕受牵连，一跑而空，几年后才敢回乡，且都改姓了“卫”。 说来数客氏最惨，不敢自己死，结果就是既辱且死。原本崇祯只命内廷“宫正司”先重打一百竹板，再发法司勘问的。结果人送到刑部监狱时，早已给打烂了，死了多时了。 客氏死时，侯国兴已被关入诏狱，宅子也被封了，家人逃个干净，没有人敢来收尸。 崇祯元年（1628）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分子。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孝靖皇后（即泰昌帝生母王氏）的外甥，要求给予减刑。 年仅19岁的黄宗羲来京为父申冤，当时也在场，他严辞斥道：“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说着，从袖中抽出一柄铁锥，猛刺许显纯道：“我看你招与不招！”锥锋至处，血流遍地，吓得许显纯伏地叩头：“愿招！愿招！”崔应元也吓得瘫作一团。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许、崔两人最终被判死刑。黄宗羲也没饶了崔应元，痛打他一顿后，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以他名义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奏疏，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名在空奏疏上填写的。在审讯前，李实还曾托人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不要再追究他。黄宗羲严辞拒贿，并且上疏道：“李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崇祯见疏后下诏，令刑部复审，追究李实的贿赂罪。大堂上，李实还想狡辩，忽见黄宗羲从袖中抽出利锥，竟吓得连喊：“愿招！愿招！”许显纯等人斩首之日，黄宗羲偕同被害朝官的子弟，设祭诏狱中门，祭奠忠魂，一时哭声震天。黄宗羲把众狱卒召集在一起，晓以大义，而后问道：“你等作恶，虽属受人指使，但罪责难卸。只要你等讲出谁是杀害家父的凶手，其余免究！” 众狱卒指认道：“是叶咨和颜文仲亲手用毒药害死黄公的。”二狱卒连忙跪倒在地，大喊：“饶命！”黄宗羲大喝一声：“恶贼！岂可饶你！”抽出利锥猛刺，把两个狱卒刺死狱中，以祭奠英灵。 众子弟祭灵的哭声传入宫内，连崇祯也叹息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这正是：逆贼授首，忠正洗冤！ 权势之上，自有法制；若法不能制，必有人心；若人心不能制，终还有天道！如今，是天道转回来的时候了。袁化中之子袁勋于崇祯元年二月最先上疏，开烈士子弟诉冤之先河。继而，时为浙江诸生的黄宗羲上疏崇祯，字字血泪，历述冤者惨状，将迫害黑幕逐一向世人揭开。 紧接着，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上疏为杨涟、魏大中、周顺昌鸣冤，其文堪称古今第一正义檄文，字字作金石声。 十月，魏大中之子魏学濓上血书为父鸣冤。几天后，杨涟之子杨之易亦上血书。十二月，周顺昌之子周茂兰又上血书。 这种浪潮，连崇祯也觉得招架不住了，连忙下诏制止，说血书原非奏疏格式，不要再上了。不过，他倒是认真读过每一篇的，颇有触动，曾撰文将周顺昌比做屈原、岳飞。在旧时，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 大明朝的此时，妖孽遁形，天地从此一新。 这是少年对老朽的清算，这是正义对黑暗的声讨。在历史上，正直的人难得扬眉吐气，但只要有这样一回，就证明大道不灭，公理永存！ 崇祯元年九月，有诏，为已故诸君子追赠荣衔、官职和谥号，备极荣耀。谥号中，大多都有一个“忠”字。 这就是万古的伦常！尽管他物换星移，尽管他潮流浩荡，但总有一种东西，我们蔑视不得、抛弃不得，要永远敬畏。 那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则——礼、义、廉、耻。 河之汤汤，海之渺渺，历史之莽莽苍苍，都掩不住、淘不尽人性之光！ 从善者，永向善之光明地疾行；为恶者，永向恶之渊薮处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