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自传》


 第一部

1944年2-6月口述，并据段畹兰记录整理稿修改，其中《苏州旧日的情调》及《我的祖母》先载《田家画报》1944年；《我的祖父》先载《努力画报》第1卷第1期，田家出版社，1945年1月1日。1979年夏，据王煦华整理稿再修改，改题《玉渊潭忆往》，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4年9月第2辑。


    《我在北大》系1945年6-12月作。原载《北大化讯》第10～12期，1945年9月-1946年1月。

 我的家世

    苏州，这被誉为“地上天堂”的城市——我的故乡，又名吴县，这“吴”字的来源，是由于春秋时吴王建都于此而得的称呼。当时的苏州是它历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后来吴虽被越所灭，这一段吴、越之争的史实，不但今人常道，而且也被编入了戏剧。吴国虽亡于夫差之手，而吴县的名称却因袭至今未变。再谈“顾”姓的由来，却又与越国有密切的联系呢。吴、越之于我乡、我姓关系如此之深，不得不在此略谈一谈。原来“五霸”之一的越王勾践的领域，在当时记载上只说明北至山东琅琊，而未指出西南部的界限，当然不止于发祥地会稽，从《汉书》上“百越”的记载就可证明。百越原是分布于闽、粤一带的越王支系，其中一支名东越，本盘据于福建沿海，其氏为驺。及汉武帝封东越王摇之子期视于顾余山（江阴山名），乃改姓顾氏，这是江南顾姓的起源，由此可断言我的远祖是越王支系的后裔呢。自汉以来，史书上屡见有声名澎湃的江南顾氏的记载，如东汉时的顾综，三国时的顾雍，南朝梁时的顾野王，唐朝顾况和明代顾鼎臣、顾亭林等是。虽然因为谱牒失散，已无明文可考这些闻人与我先祖的关系如何，然而从我先祖明末清初卜居地唯亭与“二顾”的故乡昆山相去如是之近，多多少少沾些血统上的关系。


    在清光绪年间所修的《重修顾氏家谱》中，第一位先祖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允斋公，此公以前的远祖惜已失传，无从探究了。允斋公时，我家是唯亭镇上的一位大地主。允斋公传子东山公，再传到小山公，三传到兰台公，都是耕读传家，过着富裕舒适的地主生活，安居乐业，无所挂心。及兰台公晚年，当明万历年间，不知他为了什么，从唯亭迁居苏州，从此我家是城里人了。虽然家庭经济的来源仍仰赖田赋，然生活的方式却由富农而转为市民，这是我家的第一次大转变。


    兰台公一传而至岳宗公，再传而至大来公、松交公堂兄弟，那时已是清朝初年。松交公是我们先祖中锋芒毕露的杰出人才。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就用举人的资格前去应试了，结果取得了进士的身份，以后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和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他喜欢文学，和吴梅村、龚芝麓等名士交好，公余从事于韩昌黎、温飞卿诗集的注释，这书是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晚年住在家里，巡抚朱国治挟了嫌怨，把他株连到“哭庙案”内，几乎同金圣叹一起送命，幸而皇帝明白，把他释放了。从他开始，我先祖乃由普通士人而步上仕宦之途，这是我家的第二次转变。


    松交公时代不仅是我先祖史上最显耀隆盛的一页，也是族中人口最兴旺的时期。松交公娶四妾，生十一子，这在家谱上是空前绝后的。人多并不足以称荣，而当时文风豪气的充溢，却是颇足自赞的。例如当时风行的雅事——建造私人花园，玲珑的假山，宽阔的池塘，奇花异草和三数果木杂罗其间，完全以人力造成的庭园，确实是竞相传为美谈的。松交公时我家竟造了七个花园——雅园、依园、秀野草堂、学圃草堂、宝树园、自耕园、浣雪山房，规模都相当宏大，其中尤以松交公自己在旧学前造的雅园、第十子迂客公比连雅园造的依园、幼子秀野公在因果巷造的秀野草堂和大来公在悬桥巷内造的宝树园为最著。依园内有南北朝梁代妙严公主的坟墓，我幼时还去看过一次呢。松交公诸子之间以迂客公和秀野公最风雅，都从事于刻印书文。而二者之中又以秀野公为著，他印有《元诗集选》，后来修《四库全书》时把它收了进去；又印有《秀野草堂集》，更是洋洋大观，可惜家中不曾存得原刻本，只有一部翻印本。及康熙帝下江南时，风闻我家文风之盛，乃誉曰“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其时我家的气势，本已很可观，及得此崇誉后，更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不但在大厅上高高悬挂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大匾，凡与亲友交往的名片、礼券、礼匣上都印着这一句话，以示荣崇。秀野公确不负此誉。秀野公号侠君，极嗜酒，家中每有客来，必先敬以酒二盅以代茶，俟主宾欢饮后，始叙正事，故当代人送他一个绰号曰“酒帝”，他的酒量自可不言而喻。又好刻印，所以他造的花园因此得名。现在秀野草堂已成了我家的祠堂。当时雄伟奇观的七个花园，而今除了宝树园尚存得有枯塘一隅的废墟外，都已无迹可寻了。遥念当日情况，不免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虽然，名震一时的秀野公并不是我的直系祖先，但我家从他以下历代都以他而自豪。大来公更不是我的嫡系先祖，然而我却降生成长并承有他的遗产——宝树园的一部分呢。


    松交公第四子岩卜公，名用霖，是我的直系先祖。他虽没有像他两位幼弟那般印书筑园的风雅事迹留传后世，这是因他中举后就开始仕宦生涯，没有在家乡久居，当然无此闲情逸趣，曾任湖南宝庆府知府。岩卜公传子鲁常公，也是翰林出身。当接任宁夏府知府时，遂举家徙宁夏，不幸该处地震，全家殉难，帝皇恤其因公殉身，追封为太仆寺少卿，得到了相当高崇的官职，族中闻讯，悼亡之心更切，除立祠堂以资纪念外，其兄弟恂如公将己子嗣于他名下，以继其香火。这位嗣子列圃公，是先祖中一位名宦，曾任湖北德安府知府。乾隆末年，做甘肃洮州同知时，年已越七十，行当退休养老之际，突然厄运天降，由于布政使王亶望监赈案的牵连，以致连坐，竟而充军黑龙江，风烛残年，何堪当此惨遇，卒客死他乡！他在潘氏巷旧址的家，亦因而被抄封，其眷属无可奈何，乃迁居宝树园。后来列圃公的孙子少游公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安葬于虎丘附近。父子二代所遭之运命，可算是同样的悲惨了。从列圃公遗眷迁入宝树园始，我直系先祖乃世代卜居于悬桥巷里，但这实在不是光荣的迁徙，而是家道中衰的开始，因自他获罪以后，我家累代仕宦之途，既致中断，而家中历代所积蓄的财宝，亦被搜括一空，我家顿由富宦之家一降而为平民，充溢着衰颓的气氛，这是我家的第三次大转变。


    经此人亡家破的惨遇后，列圃公之子除为生活鞭笞而工作外，毫无精力来复振祖业。再传到少游公，家境仍是赤贫如洗，又不仕，何由而振兴呢？


    少游公有二子，即雨香公和蓉庵公，雨香公的事迹不详，因为他无子嗣，无人记传其事。蓉庵公则曾出外，生子东生公亦曾跋涉广西。东生公生仞之公名元昌及廉军公名之义，两位都是当时的秀才，太平军打到苏州，避居乡间多年，仞之公竟因而在乡间娶亲，也竟娶到一位极其精明强干的女子，就是影响我人生最大的嗣祖母，详情当另辟一章专门记叙。及后清兵克服太平军，整个苏州城市遭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我家的受害自是不免，所以先祖由乡间归来时，见到的是家徒四壁和荒园在那里等候原来的主人回来重整家园，但这谈何容易？迫于生计问题，于是兄弟二人马上抛弃了书本，从事工作。仞之公就开了一个药店并代人管理账目，廉军公则开始了幕宾生涯，结交名流雅士。这样，昆仲二人总算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也略略修葺了荒园破屋，然昔日的豪华，终已是摧残殆尽，不能复观了。廉军公生子虬公和子蟠公，就是我的父亲、叔父。因仞之公无嗣，我的父亲就嗣了过去。我父亲是秀才而优贡，经过殿试后，就做了安徽候补知县，正准备走上仕宦之途时，辛亥革命旗鼓揭发，知时势已变，乃退休故居，但不久因生计窘迫，不得已乃接任南京造币厂文牍之职。及民国二年改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课长，后直至廿五年告老退休止未有调动，因之得稍置薄田，修建屋宇，并略购置古董字画以供赏玩，家道遂进入所谓“小康”的境界，廿七年春病逝故乡。我上无兄姊，下无弟妹，而我自抗战军兴后辗转入川，遂不克亲视入殓，竟使家父含恨以终。我叔父生有二子，一名诵济，一名诵震。叔父因投资公债亏折，忧愤而早逝。堂弟诵震于民国廿六年随所属机关松江徙至江西，病死客乡。诵济于60年代去世。


    凭着记忆，先祖的事迹仅能记下这一些，但由这模糊简略的东鳞西爪中，尚可窥见一个大概，至少从中可以提出两点：一是从先祖直到我本人，都是很少闲居家乡的，这与普遍的惮于奔波而好享受定居生涯的故乡人性格截然不同，所以中国虽大，而内部十八行省都布满了先祖及我的足迹。虽不必引以为荣，确在族中算得是一特点。一是历代人口的稀少，松交公一房例外，尤怪的是长房往往绝嗣，一再由次房立嗣，而终不旺盛。就是我，现在也算是长房唯一继承人了，迄今既无弟兄，又无子嗣，只有二女，因此堂弟第二子在我父亲在日已嗣于名下，而堂弟则子女绕膝，真是咄咄怪事！

 苏州旧日的情调

    我小时候所看见的苏州城市街道，几乎全是唐、宋朝代的样子。唐朝诗人白居易做过苏州刺史，他的诗里曾有“红阑三百九十桥”的句子，到我生时，苏州城里的小河小桥仍旧那么多。苏州府学里留着一块石碑，叫做《大宋平江城坊图》，平江府是宋朝苏州的名，上面刻绘着一座苏州城，同我小时候所见的苏州城池几乎全然一样，只是城中心的“吴王城”被明太祖朱元璋拆掉了。那时这片断井颓垣，一半做了兵士的操场，一半则变成高高下下的瓦砾堆。除此之外，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苏州是一座周围三十六里的长方形的水城，水道同街道并列着，家家户户的前门都临街，后门都傍水。除非穷苦人家，才搭一个没有院子没有井的“下岸房子”。一条条铺着碎石子或压有凹沟的石板的端直的街道，夹在潺湲的小河流中间，很舒适地躺着，显得非常从容和安静。但小河则不停地哼出清新快活的调子，叫苏州城浮动起来。因此苏州是调和于动静的气氛中间，它永远不会陷入死寂或喧嚣的情调。


    小河是苏州的脉络血管，轻便的交通利器，低廉的运货骡马，它们还使苏州更美起来。月儿窥着悠悠长泻的水流，每次全出落得格外玲珑剔透、清明圆润，恐怕只有威尼斯的月亮，才能够相与比拟哩。苏州所有的清雅明慧的色调，想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吧！若果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还说得不错，那么苏州这条通天之路，便应该派在这些穿门绕户的小河身上。


    大运河围绕着这座南北广而东西狭的长方城，两岸有石头筑成的高堤。苏州人除了入茶肆、上酒馆，又可赶着春秋佳日在运河上泛荡起比小房间还要大些的花船，饮酒玩牌，叫妓女，或吹着笛、哼昆曲，竟是可以在水上消磨终日呢！至于城里的小河，只能行驶小快船，船头一人撑篙，船尾两人摇橹，远远望见对面有只船来，便高声打招呼。因为水运便利，苏州没有车马，出门不赶船，便只有坐轿。在窄窄的街道上，仅仅能够容许两乘轿对面掠过，两边房子的屋檐，则相逼得更近，在闹市中走，铺子前面还伸出一大块遮阳来，那就只能窥见一线天空了。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家茶馆、酒店和糖食铺，尤其多京、苏大菜，在南方是顶呱呱的。这形形色色恰恰正面表现出苏州人的闲散。花园的艺术则是这种闲散风味的登峰造极的造诣。


    1911年1月，顾颉刚和同学在苏州中学校门口。


    苏州是顾颉刚的故乡，他小时候看到的苏州城市街道几乎全是唐、宋朝的样子。


    苏州士绅对于花园艺术的造诣，全因受了宋徽宗的感染。徽宗真是一位大艺术家，他赏识太湖石的玲珑剔透，便在汴梁的皇宫里堆造一座“艮岳”来，掠尽了太湖里的佳石。可是石头尚未搬尽，汴梁已给金兵打下来了，留下来的，本来算是“皇产”，放在一座鹫峰寺里，待到元代，就给一位苏州的和尚造了一座狮子林，因此那个寺院便称为狮林寺。这就鼓励起苏州士绅造花园的狂热，他们各各运用慧心，巧夺天工，太湖的好石头用完了，他们也会把平凡的石头堆叠成清幽的丘壑。当你走进这类园子，经历曲折的荷池、幽邃的山径，满眼迎来葱翠的林木、珍异的花草，竟会忘记自己还在江南的绮罗红尘中，会皈依池边的旱船（在陆上造的屋子，具有船的形状，称为旱船）、山中的石室，或流水上的小桥，做终生的归宿哩。是的，这里的景色，还要比那艮岳胜过十分，宋徽宗得到了跨灶子孙了。苏州的诗人画家，都殚尽心力在诗画中去追求表现这种花园的艺术，无疑的，这种艺术是中国第一，甚而可以说世界第一。


    茶馆、酒店、精美食品、幽雅庭园等，全属于中产以上士绅阶级的享受，这种享受完全建筑在穷苦的佃农身上。苏州靠了太湖与运河的灌溉，土地肥沃，不患灾旱，是鱼、米、蚕、桑异常富饶的地方。但自耕农极少，却有好多拥着上千上万良田的大地主，他们大都住在城中，尽量风雅，尽量享受。每年秋天开栈（栈是仓库的意思，收租的人家常把堂名写做栈名，在轿厅上放着柜台，收取农民的租金，田地不多的人家，可附在别家栈上收租）后，就有专门收租的人替他们去向佃户收足租银，佃户若是缴纳不足时，便会被差役抓到县府里去带枷挨板子。自从明太祖打下张士诚，迁怒江南，田地加重粮税后，苏州农民的生活就一直变得更困苦了——尽管那时的苏州是怎样的繁华。不过繁华的苏州虽是建造在农人的血汗上，它那种清雅的风味，究竟和十里洋场的上海不同，饮酒、品茗、堆假山、凿鱼池、清唱曲子、挥洒画画，冲淡了士绅们的胸襟，他们要求的只是一辈子能够消受雅兴清福，名利的念头轻微得很，所以他们绝不贪千里迢迢为官做宦，也不愿设肆做贾，或出门经商，只是一味眷恋着温柔清幽的家园。从前为了博得科第的荣耀，还上京赴考，民国成立后，省会移往南京，后来又迁到镇江，从此退出政治漩涡，更落得深居简出，各自逍遥了。

 我的祖母

    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要说我的祖母，必须先说我的家庭。我家是苏州城里的一个大族。说也奇怪，我们一支总单传是常态，有弟兄的是变相。从清初到清末，在谱牒上只占了狭狭的一条长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号仞之，小的号廉军。仞之公元配韩氏，继配张氏，但他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廉军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虬，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房无子，小房不得有子”，于是我的父亲就照着这封建教条，承继给他的伯父为子，而我也随着他嗣了过去，称初之公为“祖父”（或“嗣祖父”），张氏夫人为“祖母”（或“嗣祖母”），而称廉军公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为“本生祖母”了。这里所说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张氏夫人。


    顾颉刚幼年时和祖母在一起。


    顾颉刚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其祖母，他可以说是祖母一手培育起来的。


    苏州这块地方，是最高度的农业文化，又是全国商业的交通中枢。所以，一家只要有了几百亩田或几十间屋，就一生吃着不尽，不必到社会上去奋斗立业，更不必到外地去寻求生活的出路。一个孩子读书应举，只要得了科举，就可以做个乡里中的绅士，戴着顶子去见官员，全家和他的姻亲都满足了。如果想出门去，像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大家就会要笑他：“他这个人仿佛不会死的。”就是考中科举，到朝廷上做官，亲戚们朋友们也要劝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这个大危险！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现在这点功名已经够了，再爬上去干什么！”如果得不到科第，只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画画山水花卉，或者唱唱昆曲、听听说书（评弹），只管自得其乐，老辈们也就把他当做“佳子弟”，不加责备。在这般情势之下，一个席丰履厚之家，经不起两传三传，消费数字超过了生产，就渐渐地没落下去了。旧家没落，自有新兴的代替。这新兴的大都不是土产，而是外方人挟了较雄厚的资本来做买卖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来得真多，像出汪士镕的汪家、出潘祖荫的潘家、出吴大澂的吴家都是，他们先富后贵，占了各方面的上风。但是盛极必衰，他们的子孙也就踏上了苏州人的覆辙。近百年来，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人也就踏着安徽人的足迹而享受着苏州的安富尊荣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来的，所营的生意是进出口货物——所谓“洋货”。祖母小时还看见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举行的盛大祭礼，又记得她自备了一些苏州的绣货托“漂洋船”带去贩卖。因此张氏本是一个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极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还记得有一座花厅叫做“联珠馆”，有一座书房叫做“汲井书屋”。但到了太平天国和清军拉锯战役中什么都完了。我那时听得她的话发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访古，只见存在的只是一个约高20米的瓦砾大土墩了。


    她的父亲名张玉岑，她的母亲的姓我已经忘记。他们只生了五个女儿，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个。祖母告诉我，她的父母年纪大了，极希望得子，偏偏生下来却是一个女儿接着一个女儿。那个接生婆不小心，对着产妇说“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气得她筋肉起了痉挛，左臂短了一段。于是命名为“招弟”，希望她最后还招一个弟弟来，可是这是最后一胎了。祖母小时候也曾和她的四个姊姊在家读过几年书，不过那时对于女子的教育是极不重视的，名为读书，实则随便坐坐而已，所以识字无多，写字也只能记账。她说：“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读了七年书，连自己的姓也不曾识得。出嫁之后，她的小姑们骗她，拿了别人的名帖说：‘你的父亲来了！’她相信这是真的，连忙出去迎接。”


    太平战役中，张家避难到王江泾桥（大约属无锡），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难到此，韩氏夫人忽在那边病故，经人说合，他便和张五小姐结了婚。经过洪、杨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虽是一个秀才，但受环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转学了医，又集股开过生药店，又帮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内部，井井有条，渐渐达到小康的境界，买进了些田产，又在宝树园废址里添盖了一些房屋租赁出去。


    我的父亲16岁出继之后，仞之公于光绪十七年（1891）刚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亲），不幸就病逝了，那时他只有52岁。我的祖母是48岁，我父正在少年，无力养家，勉强托人介绍到蒙养义塾教书，一年工资才得三十千文。苏州有三个书院——紫阳书院、平江书院、正谊书院——我的父亲拼命作文应考，虽然名第很高，可是奖金有限，无力应付家用。这一家的负担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时的女子是绝对没有办法服务赚钱的，又值大水之后，田息无收，更形拮据，没奈何只有把饰物和田地一亩一亩地托人卖去。而把实际的开销竭力地节约。我的父亲本来酷嗜杯中物，看到这般情形，自愿出门寻出路。那时苏州人潘子牧正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我父亲就投奔到那里，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资加到七十千文。那时他懂得了稼穑之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都寄回去。又拼命用功读书，以期上进。我母在家，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产下了我。我的祖父是会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个“火”，两个“水”，一个“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两项，所以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以示补足之意。再要起一个小名，做家人的称谓，因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岁，定为“双庆”，再把它简化，称为“阿双”。


    苏州的著名书院紫阳书院。


    我的祖母身体甚胖，自和我祖父结婚，二十余年中不曾怀一次孕，这是怎样地使她失望。儿子既不可得，只得希望抱孙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出来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谚所谓‘假子真孙’。”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遗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当时还听不懂大人的话，错认了，以为这个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问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么样”，“拜拜阿爹的时候家里是怎样的”，到了年长的时候也就改不过来了。


    我的母亲死得很早。我六岁时，她就犯了肺结核病，过了两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离开人间。她留给我的影子太淡了，我只记得起她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轻奶奶。她管教我很严，我有什么不好，她打我，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当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夜梦中遗了尿，她就把我从床上扔了下来。我冻得大哭不止。那时我的祖母尚未睡着，听得隔壁地板一声响，接着就是我的大哭声，心中不忍，推开房门来看。我看见祖母来了，一把拉住她的头颈，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点了点头，她就抱了我回房。从此以后，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岁我结婚的时候。


    其实祖母管母亲和我一样的严厉，不过母亲为了自己身体不好，又为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记不得她的笑颜。祖母则有时严厉，有时慈爱，而严厉的态度是从慈爱的本心上出发，所以使我产生了又畏又爱的复杂心理。当我五六岁时，有一个亲戚来了，家中买点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边看吃，客人为了对小孩表示好意，分一个给我，我当然很乐意接受。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去后，关起房门把我一顿打，直打得我从此以后不敢再看人家吃东西。七八岁时，苏州刚有广东糖食店，我一次和女佣上街，看着他们的广东饼和广东橄榄非常羡慕。女佣就替我买了一点带回家来，满心以为可以大嚼一顿，哪知给祖母看见了，就把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掷，一点也吃不到。这一打击太重了，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哭得邻家正在学刺绣的王素心小姐也来看，逼得我自己因惭愧而停止。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吧，亲戚家有喜事，媒人是双方的太太们做的，照封建排场，妇女不得出面，她们就请我代做名义上的媒人，不知在哪里借来了一身小礼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顶，坐上轿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个吃喜酒的小客人来陪我吃饭。我们吃整桌的菜，一样地有丰富的酒果，小孩子们高兴，就学大人们一样地灌酒，灌得个个大醉了。我走到这家内室，一横到床上就呼呼睡着，哪料胸中做恶，把酒和菜都呕了出来，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进来，问了随从的人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房门关起，不让我上床，我坐在堂屋里哭了一个通宵。从此以后，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说：“你父亲爱喝酒，已误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让你这样糊涂下去！”自从有了这几次的经验，使我对于饮食方面淡泊万分，每当走过稻香村、采芝斋，或各种水果铺、点心铺时，从来不想买点零食吃了。


    吃饭不许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拣到碗里去，她常说：“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间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汤，每碗饭只许淘三匙。不许多夹菜，说：“是菜过饭，不是饭过菜。”每样菜，大人没有下箸的时候，小孩不许先下。


    祖母管教我虽很严厉，但对于我的饮食起居，却无一处不仔细周密，体贴入微的。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祖母总是严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营养丰富的食品省给我吃，为我培养了一个十分强健的肠胃。我的肠胃到现在还可说是在朋友们中算是最好的，无论菜的好坏，我总可吃一个饱。可是我的祖母太爱我了，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这却减低了我吃东西的技能。当时虽没有吃鲠，但到现在，瓜子就不会嗑了，蟹也不会剥了，鱼是怕鲠而很少吃了。


    还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许多的苦。在我两岁时出天花，三岁时呕血，八岁时患喉痧。这三场大病，都差一点儿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极点，跑到灶门前点起香烛，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头，一直叩得额上肿起一个大块。我脆弱的生命，总算依靠着她的无限慈爱和庇护长育了起来。


    1912年1月，顾颉刚（右三）和叶圣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学好友在一起。


    顾颉刚的祖母用了全部力量爱他，但在学业上对他的要求极严。


    她虽然用了全副精力来爱我，但在我学业上，却极其认真。她常说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双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进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脚步，由读书求科名。从我五六岁起听得大人的话明白以后，她常常对我说：“阿双，你读书要好好用功啊！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总是这样不厌烦地叮嘱我，鼓励我。


    每天放学回来，晚上总要叫我温习。她又极注意我的品行，凡一举一动，都加以约束。每晚临睡时，她总要检讨我一天的行为。若果做了错事，便叫我写在纸条上贴到帐顶上，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张写上过失的条子诵读几遍，表示悔过。犯得重时，或犯了再犯时，还要另加体罚。就这样地她逼得我自己对于行为负起责任来。


    小孩子总是贪玩的，我整天被关在私塾里，一年中除过新年放一个月的长假外，其他只有端午、八月半放两天学，所以我也很想借故逃学。从我家到私塾里大约有半里多路，有一天遇着下大雨，吃过早饭，我看着祖母说：“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着天坚决地说：“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这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从到了社会上服务，逢到大雨的时候，我妻在旁边劝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说出祖母这句教训来：“落铁，也得去！”祖母的面容十分慈祥，但却闪烁着一对锐利的眼睛，尤其是当你犯了过失时，仿佛看到你心里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惭愧而畏缩地低垂了头。


    祖母又是很会讲故事的，在傍晚时分，还没有点灯，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这时可以请求她了，就搬过小板凳去挨着她的膝头坐着。不等我开口，她便用手抚摩着我的头顶，笑眯眯地问：“又想听讲故事了？好，就讲‘目莲救母’吧。”这多半是在认真温书之后，用故事来做奖赏。苏州的文风虽盛，但妇女都不读书，也少有准许出门逛街，祖母也不识字，但她记性极好，又会谈话，她记着许多如“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传说，和流传于妇女中间的迷信神话，用她那婉转而清脆的声音，讲述得娓娓动听。我想，祖母用这些动人的故事已经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慈母，当我长大了时，总是常常对人这样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干而有决断，我们的本家和妯娌间每逢遇到难处的事情总要到她那边来请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谈。如果她是一个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并会判清许多寃狱，像包龙图一样。我从小喜欢读书，怕管人事，这一点大为祖母所不满。她常斥责我道：“一个人应当眼观四处，耳听八方，像你这样的呆头呆脑，将来怎么可以做事！”又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你一味忠厚，必归无用。”这句话到今天看来，也可说有些寃枉，因为我常觉得自己有极强烈的正义感，只是为许多长辈所逼，不敢向他们当面说话而已。


    1937年3月，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的办公室里。


    辛亥革命时，顾颉刚加入中国社会党，民国元年就到了北京。


    祖母是这样地爱我，但她不像别的太太们，只要把心爱的人放在身旁边就感满足。她要我到外边去见世面，所以并不反对我出门。当辛亥革命时，我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后，把社会革命这个最高的阶段就完成在我们的手里。民国元年，中学毕业，我的同志陈翼龙君正在北京办社会党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说便行不通，只说北京有一家报馆要我去任编辑，月薪三十元。我的父亲知道了，来书不许，但我的祖母却满口答应，那时我的父亲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里放出来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离本科毕业还远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让我前去。一般亲戚都责备她道：“你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什么放他走得这样远？如说要进大学，那么苏州有东吴大学、上海有圣约翰大学，哪一个不可进呢！”但她很坚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该让他出出远门的。”


    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11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地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做终生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七七”事变，孑身南行，家人把这些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务长住宅的地窖子里，以为是最保险了，不料太平洋事变起，美、日两国宣战，燕大被封闭，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传给我的这部分产业算是完了，我怎么不悲痛呢！


    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他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


    苏州人家最重衣着，所以有“身上绸披披，家里没有米”的谚语。我的同辈，从小就是夏穿纱，冬穿皮，而且灰鼠、银鼠、胎羊、紫羔种类纷纷。我呢，小寒的时候只有穿夹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结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这就养成了我的衣着随便，下身不怕冻的习惯。


    顾颉刚的祖居——顾家花园故居。


    顾颉刚的直系先祖古代卜居于悬桥巷里，这正是家道中衰的开始，他家一降而为平民。


    祖母固然给我许多好习惯，但也把我养成了些坏习惯。她只要我读书，不要我做一点家务劳动。例如洗衣、买菜、扫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见家里妇女都在缝制衣服时，我也想学一学，动一动针线，可是便被她们喝住道：“男做女工，烂脱胴肛。”我到厨房里去看打稻结、出稻灰、做羹汤、加调味时，那位本喜吃鱼而偏摆架子不愿下厨房的孟轲说的“君子远庖厨”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我受到了这样严格的管制，当然一切劳动我就一点儿不会做了。后来，到了北方，喜欢雇骡马，行长途，天天要打开铺盖，又要捆起铺盖时，我就不会紧紧地打成一团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们所笑，我自己也有时笑了起来。

 祖父的故事

    苏州最长的一条街是偏近西城，直贯南北城的护龙街。在东城同护龙街平行的长街有平江路和临顿路。我们的家就在这两条路之间的悬桥巷内，东、北两面都给小河围绕着，东面隔着河便是平江路。从我家出来，跨过了北面河上的板桥就到达悬桥巷。在板桥以内，称为顾家花园。这个地方是明末清初我们家里的一座花园，因为种了许多山茶花，它的真名是宝树园。在太平天国时便被毁了。但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方广一亩多的池塘和几块玲珑剔透的假山石。我们的家就在池的西边，是祖父在乱后重建起来的；但我们的大厅却系园中故物，据懂得建筑的人说，厅上的青石柱础还是明朝的东西呢。


    苏州是旧文化的一个中心，历来出过不少的学者、诗人、画家。这条悬桥巷里出了几位名人：一位是明朝的文学家郑桐庵，一位是乾嘉间以收藏宋版书著称的黄荛圃，另一位便是娶赛金花的洪文卿。而且巷内有家姓祝的是明朝画家祝枝山的后裔，说不定祝枝山当年也住在这里呢。还有丁家祠堂里有九楼九底的藏书，可惜终年封闭，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好东西。


    祖父是顶会讲故事的，用他那低哑平静的声音差不多把苏州城内的这些掌故旧闻全部对我讲遍了。从坐在连台交椅中认字起，一直到十一二岁，一味读书没有游戏的生活，快把我的性灵烘烤干枯了，幸而有祖父这些故事来打破了这种沉闷呆滞的空气。所以我的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随祖父上街和扫墓。我家的坟墓不在一处，在石湖和虎丘的一天来回，在唯亭的两天来回，在望亭的却要三天才能来回。我们坐到船里，这时祖父简直变成了智慧的化身。过山塘时他就讲唐伯虎的故事，过越来桥时他就讲勾践灭吴的故事，在运河里他就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在我眼目中他真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而且他喜欢讲高等的笑话，在船里他就举出一副对联：“醉客骑驴，摇头摆脑算酒账；艄公摇橹，打躬作揖讨船钱。”他指着船夫向我说：“你看，他不是在讨船钱吗？”在进街时，凡遇着匾额、牌楼、桥梁，也必把它们的历史讲给我听。到范庄前，他就讲范文正公“断齑画粥”的苦生活。上雪糕桥，他说：“从前有一个孝子，母亲病了，想吃糕，但他没有钱买，不得已抓起一堆雪，压成糕形，骗母亲道，‘买到了’，可是他母亲真要取来吃时，他哭出来了。”祖父的声音虽是平静低哑，但他极会表情，别人都裂开嘴角或扭曲嘴唇打皱面皮笑起来，他却能在澄澈的眼波里浮荡着笑意。他的故事深印在我的心上，都是一张一张有声有色的画页。


    我的祖父正同当时的苏州士绅一样，也有着那种幽雅闲适的风度，他讲究吃着，高兴品茗，也抽鸦片——这多半是弄得他身体消瘦、声音低哑的原因，可是这烟盘子却变成了启发我、娱乐我的神奇的摇篮。遇上哪天的生书容易记诵，晚上便跑到烟盘子下面坐着，祖父挑起铁烟签在指头上一面裹着烟泡，一面就给我细细讲述故事。他讲亲身经历的“长毛军”，又说在江西巡抚衙门里见过拘禁洪秀全的儿子，这人每顿吃整桌的菜，一天吃西瓜子一斗，等到北京文书一到，就被拉出去砍了。为了讲胥门的故事，就说起伍子胥因忠谏被杀，那时声音更见低哑了，烟泡被烧燃了，他嘘嘘嘘地吸泡，从嘴角冒出了一阵迷迷蒙蒙的白雾。我深深地叹息了，怔怔地望着烟灯，仿佛亲眼看见了挂在城门上的伍子胥的头颅，哽咽地说道：“阿爹，不要听了。明晚还是讲些诸福宝欺侮人的笑话吧！”于是引得祖父扔下烟枪眉开眼笑地打哈哈：“看你小孩子，倒能有这么一副正义心肠！”他教我读书也在烟铺上，我到今还记得他教我读《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辞》的神味，好像他就成了陶渊明，那是何等的闲适呀！


    我后来想：祖父的这些溯源穷委传神尽情的故事，对于我的喜欢研究历史，一定给予了很大的诱发。


    丁日昌的著作《沈幼丹尚书评选》书影。


    顾颉刚的祖父是在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丁日昌很赏识他，为他写过一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取彼福泽以成功名。”


    我的祖父名之义，号莲君，又常写同音字作“廉军”，是一个秀才，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当时丁日昌为了看得起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赠他，上联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下联是“取彼福泽以成功名”，还题着“莲君茂才”的上款。这副对联是始终挂在堂屋里的。可惜他的福泽不能符合学政的期望，进了几次秋闱考不上举人，灰心不考了，就做了阔官的幕僚，像江西巡抚彭芍丞、贵州巡抚潘伟如，都是他的上司。当他随了湖北巡抚某公到武昌，还没有上岸，四面放起炮来迎接这位新抚台，他猛不提防，把耳膜震破了，所以我们对他讲话时是要高声的。他在人家幕府里，很有机会认识当代名士，像作《畴人传》的诸可宝、研究古文字学的郑知同、工于治印的徐三庚、善画钟馗的王鸿朗，他们的手迹我们家里都有。这位徐三庚是浙派的宗师，刻的印好像《天发神谶碑》，非常的刚劲有力。我的祖父模仿他，调和以温润的丰姿，刻得一手的好铁线，身后我曾把他的印谱编辑为《古慕轩印蜕》八册，可惜没有印出来。他最爱《说文》，逢到这类书就买，因此在他的藏书里《说文》占了半数，其余就是篆隶的拓本。他写的篆隶是师法吴大澂的。我家同吴大澂是姻亲，所以吴大澂写给他的对联称他为“贤表阮”。他最爱金石，我小时候看他抄补郭忠恕的《汗简》，又辗转借得宁波天一阁旧藏的《石鼓文》，用西洋的拷贝纸双钩下来。因此使我注意到石鼓文。在孙家私塾里读书时，看他们晒书，其中有《随盦金石文字》一种，开头就是钩刻的石鼓文，想带给祖父看一看，私下包在书包里带了回家。他看见了，严词厉色地责问我从那里拿来的，立刻逼我送回去。但孙家晒的书已经收起来了，我真没有勇气向他家的主人自认偷窃，只得放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完了此事。他研究《说文》的结果著有《说文通俗》14卷，把每个字的通用字或俗体字列举出来，加以说明或考证。我的父亲曾把它油印了几十部。他记笔记，也记日记，可惜自己不收拾，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在大官的幕府里，所以他有机会保举功名。他得有五品蓝翎，一逢到婚丧和祭礼，就戴起水晶顶子，后面插了花翎，穿了箭衣和外套，怪威风的。我们族里，做官的出门了，留在本地的都不会说官话，可是逢到祭宗祠的时候，必须请一位府学老师来主祭，这位府学老师很可能是江北人，招待他的时候就非说官话不可，所以只要我的祖父在家乡时，待招官员的事情总是由他负责的。我十余岁时，科举停了，可是我的父亲必要我有些功名，替我到北京去捐了一个监生，加捐了一个五品衔，18岁结婚的时候也就戴起水晶顶子来。我那时也觉得很光荣，为的是可以继承我的祖父的功名了。

 我在北大

    <h2>一</h2>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看见我的父亲伏案写一个禀帖，他是写给府学老师的，上边有“亲老待养，子幼待教”的话，原来“庚子拳变”之后，北京重办京师大学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亲是一个廪生，被府学里召去考试，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读书，但他觉得家庭的一副担子放不下，所以递上这个禀帖，请求免行。


    可是禀帖上去，上官不准，没奈何他只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几位取齐之后，一块上大轮船。那时的我多么沉醉于“京师大学堂”这个名词呵！天下的学问哪有比这个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进的目标。


    父亲到了北京，来信说：“为了年纪大了，算学和外国文字学不好，所以进了师范馆。”这是造就高级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后来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我看他寄来的信封上写的“北京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斋舍天字一号”，又使我幻想那开设马神的庙里的大学堂，心想我的父亲每天总经过这位马王神像吧？这个像该是怎样的伟大呀？“天字一号”是第一的别名，莫非我的父亲在学校里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里？这一切一切，都够得我吟味的。


    大约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父亲回来了，回来的理由是学校里膏火金不多（那时大学中每个学生都受政府津贴，名为“膏火金”），不能靠着养家活口，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弃掉学堂，另寻出路。他对我说：“大学堂的书，我是读不成了，我只望你好好用功，将来考得进这学堂，由你去读完了它罢！”这当然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那时我看见一部《钦定学堂章程》，知道大学堂里面分成经科、文科、理科、工科、农科、法科、商科、医科等八科大学，大学毕业可以取得和进士同等的资格，大学之上有“通儒院”。这里边是做极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毕业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资格。在科举废止以后还能取得科举的资格，这是该如何踌躇满志的。


    父亲带回来的东西我一一检视了。有粗呢的操衣，纽子是铜制的，上面有一条小龙，纽子的两旁还缝着八吉的花样。有一张大照片，照的是大学里的江苏同乡，坐着密密层层的人，穿着一色的制服，居中的一位方面大耳留胡子的，是地理教员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学地理教科书，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是看到的，这等的博学工文的老师硕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对象！此外进士馆里的许多学生，都是已点了进士的，他们好了再要好，又该做怎样的敬仰！又有一张油印的四首律诗，题目是“重阳节登景山”，是父亲的同学作的，我把它读熟了，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茫茫太液池边水，落落先朝巅上楸。”原来景山就是煤山，崇祯皇帝吊死在上面咧。


    民国元年，我在吴县县立中学毕了业，从此我取得考大学的资格，我可以实现父亲和自己的多年愿望了。但那时正在革命之后，不知道大学堂招不招生，就大胆写一封信去问。回信到了，信上的话是不关痛痒的，说“本校招生，定当登报，望君静候”。信上的字做灵飞经体，非常的秀丽，这又使我猜想，该是翰林的笔墨。


    直等到民国二年的一二月间，报上有北京大学招生广告出来，招的学生除工科外，只有预科，这正适合于我的希求。我就赶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国学生会报了名，试期不远，就住在孟渊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学同学吴奎霄君一起入场，因为试场不大，考生挤得太紧，交头接耳极容易，监试的只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带笑容的先生。试题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难。考了两天完毕，回家等候发榜。大约过了一个月，报上在新闻专电栏里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亲看了喜欢道：“你们两人怎会联了名？”他不知道因为我们两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门的答案都是经过协议的。


    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报，都来道贺。只有几位老太太责备我的祖母道：“你只有一个孙儿，怎忍舍得他走这样远的路！”祖母很安静地回答她们：“这原为他的前程呀！”她为我准备行装，购买各种旅行用品。动身的一天，她又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祷祝他们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时她已是71岁的人了。


    津浦车已通车，但大家还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里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随着他们的意思。我们二人都带了一口箱子、一个铺盖、一只网篮，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晕，自早到晚除了吃饭总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风声的叫号、水色的变幻，使我心胸开朗，好像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车到北京时，天色已晚，在打磨厂第一宾馆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两辆骡车，载着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铁木轮慢慢滚转了两个钟头，才由前门外走到后门里。车子停下，张眼望去，门口两个石狮子，朱红的大门，旁边两排短窗，门的高头挂上一块长方匾额，行草书“大学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孙过庭《书谱》的，我从《英文汉诂》里认识了严又陵先生（复）的字体，知道这是他去年当大学校长时所写。可惜他已离开这里，我不容接近这位名师了。


    1924年9月，顾颉刚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同仁胡适（右四）、陈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车，门房接了我们的行李，就领到总务处去，一道一道的红漆门扉和绿纱槅子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这里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可是总务处的职员却对我们说：“新近毕业学生还没有搬走，你们来无处可住，而且新招的学生一时尚未来齐，开课须等待些日子，你们还是在城外客栈里住几天罢！”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打击。我失望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出门来，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车。这位职员送我们出来，吩咐骡车夫道：“你送他们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于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门，这样一来一回真的把我们的肚子饿瘪了。


    高升店是纯粹的旧式客店，一间房里一个炕，夜里送蜡烛来，比了洋气十足第一宾馆，电灯点得亮亮，屋子里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几个世纪。可是他们的房价真便宜，两个人每天只三吊钱，合起洋价来还不到两毛。


    困在前门客栈里有什么消遣呢？我们不能不排除读不了书的苦闷。好在鲜鱼口里有天乐园、粮食店有中和园、大栅栏有广德楼、肉市有广和楼，天天有好戏，从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时的戏价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广和楼老生有刘鸿升、老旦有龚云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阵风、黑头有金秀山、小丑有王长林，这样一个整齐的班子才卖两毛钱。天乐园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兰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宝的花旦，瑞德宝的武老生，田雨农的武小生，张黑的武丑，价更贱了，只卖一毛。我辈穷小子，别的钱花不起，这一点倒可以。所以那时上午11时半吃了饭，12时便进戏场，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一天的光阴很容易消磨过去。此外再逛逛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市场，在地摊上捡几本破书，又填补了这余闲的空隙。


    这样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个月，才得到北京大学的通知，说于某日正式上课，才搬进学校，改做了一个人。可是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好像讲堂的梁上绕着他们的余音似的，收拾不住这心猿意马，我终究做了他们的俘虏了。  <h2>二</h2>


    自从进了北大，住在寒字号宿舍，地点在二院工字楼旁边。几年后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学院的讲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旧址，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爱女，嫁给和珅的儿子的，院落重重，朱门翠柳，充满了宫廷的色彩。最后一院是一带高楼，学校用做图书馆，虽然清静，光线却不好，职员们的脸又都是阴沉沉的，同学们看书的极少。我曾去徘徊过几次，从玻璃柜子里望见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几部丛书，但也没有勇气去借览。


    民国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毕业的时候。我们进校时，这张毕业榜还高高地贴在墙上，第一名是“陈汉章”，就是陈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经学家黄元同先生的弟子，一个极渊博的史学家。他以举人资格入校，听说学校里本请他来做教员，后来不知为何不聘了，他就自愿来做学生，到毕业时已近五十岁了。我的父亲告我，这一班人还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呢。


    校长那时是何燏时先生，他曾经编过一部中学数学教科书，所以这个名字我是记得的。但我们进校之后，却从未见过他的面，也许当时无所谓行开学礼吧。工科学长兼预科学长是胡仁源先生，一见面，原来就是到上海来监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们新考进的学生一百余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学大都招的南洋公学毕业生之外，其他都编在预科。预科分为两类，甲类是准备进文、法、商等科的，乙类是准备进理、工、农等科的。那时的制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预科里注重的是治学工具，本科里注重的是专门知识。我在中学校里爱看的书是文学、哲学，这时要我签名定部，我填的却是乙类，我梦想进的是农科。这个原因就为平常读的诗词里描写农村生活太美丽了，如陶渊明这等乞食，还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那“悠然”的滋味，这是何等真挚的乐趣。再有一个原因，那时革命的兴奋过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来愈紧的袁世凯的虐政，使得我们这班青年大为失望，觉得还不如隐居的好。我的中学同学叶圣陶君那时寄给我的诗便说：“……已惊人事随波电，祗觉桑麻系梦思。近习农书消永夜，田园村集自相期。”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极大的同感，学了农，既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不浸入这恶浊的世界，又得啸傲云山，招邀风月，上与造物者为友，这不是人格的完成，这不是人生的至乐？


    刚上学，我们都用极大的信仰心送给各位授课的老师，觉得他们无论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满肚子的大学问，他们可以引导我们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实在，“京师大学堂”这块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们竟不敢张目直视。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课，校中便发生了巨大的风潮。原因是商科同学数人，不知为了何事被校长开除学籍，全校同学起来援救，请求收回成命，校长不答应，成了僵局。那时东、西两斋的门口，贴了密密层层的条子，上面写的都是些义愤填膺的话头。有一天，我们正在东斋的大饭厅吃早饭，忽然有几位同学大声宣传说：“吃完了饭我们一起到教育部请愿去！”我们是新到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这事的内幕，只缘年轻好事，给他们一鼓吹也就跟着走了。于是排了长长的队伍，走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同学们便买了大量的馒头烧饼当饭吃。下午，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先生来劝导，要我们回校，我们要求他保证被开除的学生无条件恢复学籍，他哪有这权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时候，次长董鸿祎走出大堂，准备回家，同学们就一起拥上要他答复。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留着尺许长的胡子，瘦削的脸上架了眼镜，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头。他冲不出去，气得发抖说：“我不愿答复，我不能答复。”翻身转后又进大堂去了。我们仍是等着不走，隔了些时候，暮色苍茫了，一位部中职员出来诚恳地向我们说：“今天总长没有来，次长前门走不过，已从后门走了。你们等的是谁？我劝你们还是回校去罢！如有说话，明天推举代表来商量，好不好？”但是我们都不甘屈服于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学高声喊：“今天晚上我们都住在这里，大家回去搬铺盖来！”我们真的回去提了铺盖来，分睡在两廊和大堂上。明早醒来，很觉得有些冷。第二天总长、次长都没有到部，我们看着这样相持是得不到结果的，渐渐地散回去了。后来这几位同学恢复了学籍没有，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从此上半年没有上课，何校长辞职，由胡学长代理了校长职务。


    在这罢课期间，我当然又大看其戏，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剧的秦腔青衣，有时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时扮做被后母虐待的子女，有时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儿媳妇，一腔的哀怒呼喊出来，眼泪跟随了声音滴下；在表演自杀的时候，那股刚劲之气又使人感觉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伤心人，所以会得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这般有力量。我对戏中的她同情极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时，我便在台下哭。那时樊樊山、易实甫两翁是诗坛的宿将，一篇诗出，报纸竞载。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数斗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绿牡丹，他说：“使我如见万古女龙雌凤之啼痕。”这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把她的沉痛而高贵的神情提挈了出来，使我更加颠倒。但我没有勇气去叩她的门，认识她个人，我只会从旁收集关于她的材料而给予想慕。收集的结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赵，她也冒了赵姓，名佩云，是奉天义县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归，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怜家中长辈只知道我到北京读书，那会想到我除了两三星期之外尽沉溺于戏园子里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陈翼龙君为了反对黑暗的北京政府，响应“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枪毙了。我的父亲看报，见到这消息，手中的水烟筒不知不觉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独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党，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开学时，他还允许我前去，只是千叮万嘱，叫我小心。


    民国二年的秋天，预科和本科分开了。本科在马神庙，预科在北河沿的译学馆，就是后来的第三院。我们是预科生，上课和住宿都在译学馆。我住的是工字楼，八人一间，就是后来法学院的课堂。


    到了那时，我们扰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结束，我们正式读书了。可是我的问题马上就来，既然是预科乙类生，就得演算，就得绘图，这都是我在中学时期最拆烂污的功课，如何追赶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画，一张图须先打好铅笔稿子，再加墨线，我的一双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画得满纸都是指纹手印，简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种外国文，甲类读的是法文，乙类读的是德文。我在中学里英文读滑了，根底没打好，永远是似乎懂而实不真正懂。这回读德文我可改变了态度，凡是课本上习题无一不做，而且自己修习，常读在同学们的前头。德文的草书，我学会了，看看同班人写的都不及我。我是只喜跑旧书铺的，到了那时，灯市口的华英图书馆就成了经常的主顾，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钢笔写了。德文教师姚宝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许多嘉奖的话，更增加我读书的勇气。


    这样挨过了半年，学期考试临头了。自揣有几门功课实在考不出，与其考不及格，还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写信与父亲，请他准许我休学半年，留在这里自己读书，明秋改入甲类肄业。父亲回信居然没有骂我，只说：“你从前不该不自量力，贸然选读你不近情的功课，以致吃这躐等的亏。”我得此允许，就不赴考场，下学期开学时也不上课了。北大的管理松得很，虽然我没有考试，没有注册，还任我住在那里，还许我继续包饭。


    在这休学期中，我的戏瘾更大了，戏园子变成了我的正式课堂，除非生病，没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时许，东安门外广告板上贴出各园的戏报，我就前去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除了平常走惯了的前门几家之外，再穷搜那些不很闻名的园子去看。像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里的广兴茶园，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宝臣、青衣崔灵芝等等，都是过了时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盖陕西一类角色，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额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皱纹，还搽脂抹粉，装模作样，扮做少女，乍见时使我吓得一跳，真成了苏州话里的“新鲜活死人”，无怪观众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从声调上说，老派秦腔直着嗓子喊，唱的怪累，听的人也感不到趣味，远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转抑扬，会令人回肠荡气。然而我的看法并不这样简单，我以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汉调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听，但新派是从老派出来的，我们要寻求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这类的山陕戏，我还恨未能看到甘肃戏呢。天桥草棚中的戏班，一出戏演毕便托着筐子向每个客人收取一二枚铜元。我因为他们足以代表北方的乡间戏剧，也去站着看。有了这样的博览，使得我对于戏剧具有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系统研究的眼光。我那时正在读刘知几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统的记叙和批评，就想照着这个方式作一部书名曰“戏通”，把古今戏剧的演进历史、地方性戏剧的特殊风格、各种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务、各种切末（戏场上的东西）的意义及其使用，以及各种戏本和各种小说的关系，一一考出写出。这部书的目录是拟定了，共有五十题，可是这计划太伟大了，一时只该搜集材料，不能写下去。已动笔的是《戏剧表》，把每出戏做一分析：这戏有什么别名，是怎样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戏中的一节，有几个角色，唱的是什么调子，一切都记上了表格。还有《论剧记》，写上每天看戏以后的心得。倘使那时的北大设有戏学院的话，我固然不会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术科方面的成绩，但学科方面经过了这样的专心致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的演出照。


    顾颉刚为看谭鑫培的戏，曾想出了许多方法。


    那时谭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领袖，他不常出台，只有演义务戏时才唱上几天。可是“谭迷”太多了，你按时入座，别想挤得上。我想出一个方法：老谭演戏必在夜间，我知道他在哪里演，便带了烧饼去看白天的戏。等到白天戏散，我即在池子里觅一个适当地方，坐了吃烧饼。那时看戏的条凳是直排的，和戏台成直角，所以无所谓前排。工人打扫，激起了满园的尘土，我也满不在乎。到别人拥挤进来时，我却已安然据有了好位子。那时戏票不在门口买，演到中间时按客收钱。再有一件困难，也得解决，夜戏必须12时后才散，译学馆早已关门上锁，回不去了，因此只得在白天看戏之前，在旅馆里定下一个房间。伙计们识趣，看我是学生模样而又没带行李，便用了侦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说道：“您是到城外来听夜戏？今天好，谭老板的《空城计》。”


    这样的流连忘返，当然费钱。家里给我的学费一年约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北大同学里不能算少，许多北方同学一年只带出一百数十元呢。可是也有阔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两三千元的。“两院一堂”的招牌，就靠这班纨袴少爷打出来，否则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参众两院议员老爷们媲美于八大胡同的风月场呢。可是我一个月中可以支配的钱只有二十余元，听一次谭鑫培，戏价是八毛，加上茶资和住宿总需三元，他一连演三天，我一连听三天，这不要十元钱？再有十余元如何应付一月的开销。因此我又想出一个花样，就是不向学校包饭。那时北大饭食是学校办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鸡鱼肉蛋经常有，馒头米饭随意吃，营养很不差。我停止包饭之后，省出这六元钱来听戏，虽是听老谭和杨小楼的不在其中，听其他的戏班却够了，因为到广和楼听刘鸿升一班，到中和园听小香水一班都只两毛钱，已是最贵的；到天乐园听梅兰芳一班只一毛钱；至于到广德楼听马连良，到民乐园听白牡丹（即后来的荀慧生），只有五分钱，为的是他们尚在科班中肄业，不需分取戏钱的。这样平均起来，一月耗在戏园里的加上茶钱也不过七八元。可是包饭虽停，饭终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烧饼过日子。那时烧饼有大小两种，大烧饼值小铜元一枚，小烧饼一枚两个。我每天中午从译学馆出去，到东安门，便在小铺子里买四个铜元的小饼，沿着皇城根走。那时皇城城墙尚未拆除，赭墙黄瓦，很美丽的。那是一条大车路，专做运输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边吃边走，走到户部街时八个烧饼早吃光了。到了戏园，泡一壶茶，渴也解了。戏散之后，进了前门，走到户部街的角上，拿出四个铜元来买饼，到译学馆时又已解决了面包问题。那时一元钱可换铜元170枚，一个月吃两元钱的饭也就过得去了。


    为了看戏，天天出进前门，天天在城门洞里看到军政执法处枪毙乱党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为我中学时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柽先生，我久在《民立报》上知道他是个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虽没有见过面，但曾见他的照片，留了长胡子，很有学者风度，如今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这政府究竟算是甚样东西，我恨极了袁世凯，同时也恨极了那个逢君之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每次在这些布告底下走过时，总要朝着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陈翼龙君是湖北罗田人，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出了许多力。他为了希望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加入社会党，到苏州来组织支部，因与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后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众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将证据发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翼龙就想在北方发难，响应南方。当民国二年初夏我要南归时，他执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结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请你替我写一篇传留个纪念。一年来人家给我的信，我留了一网篮，现在就交给你，你看了自然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的。”我就点头，把篮子收下了，寄存在亲戚家里。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陆之徒对他的案子特别看得严重，别人枪毙后出布告，他却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枪毙。可怜我在苏州看到报上载的处死他的布告时，他还在北京呼吸着监狱里的恶浊空气呢。秋间返校，这篮子就带到译学馆，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风声日紧，袁政府委派人到学校里来查房间，学校当局又一再申令，学生不得和乱党往来，否则查出严惩。我想着父亲叮嘱的话，实在再没有法子保存这东西了，就悄悄地捡起篮子里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炉子里烧毁。烧了十几回，洋铁管子给纸灰塞住了，炉子就此烧不着，害得我们房间里一冬天没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学。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来，投在井中，算灭了迹。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了。  <h2>三</h2>


    自从“戊戌政变”和庚子八国联军入境之后，举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问题。政治改革不出两种：治本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推翻满清，成立民国；治标的是康、梁的立宪，他们要维持满清，缩小君主的权限。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我们内地学生根本看不到，只从立宪派反驳的言论里知道一些他们的意见。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梁任公先生先后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其中以《新民丛报》的销路为最旺，上海书坊又缩小做中箱本，以便应举的人携入考场，做时事对策的参考。我的父亲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丛报汇编》，计16册，字虽小而清楚。我当十一二岁的时候，知识已开，常常取来诵读，最爱他气势发皇，其中有几篇（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都给我读得烂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国的时代使命。后来进了小学，唱歌唱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擎天空”的时候，真觉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时留影。


    顾颉刚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导，感到了享有知识的快乐。


    在政治运动极热烈的当儿，独有一种杂志是讲中国学问的，名为《国粹学报》。这报系邓秋枚先生（实）所办，他也是同盟会的一分子，但他竖起的旗帜却是保存国学，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学问家像孙诒让、罗振玉、况周仪、郑文焯……都高兴来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刘光汉、陈去病、黄节……却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义，鼓吹种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谢皋羽、郑思肖、张煌言、张家玉等等的遗著也搜来翻印，编做《国粹丛书》。报纸上时时载有他们的广告，使我心向往之。我从这些书报里既得着学问的指导，又吸收了《新民丛报》所缺少的革命的主义。


    《国粹学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时是三十二年春天我为了烂脚在家养病的时候。那时在报上见了广告，便请父亲去买，他买回了两册，在病榻上爱玩不忍释手。可是孙仲容（诒让）、章太炎（炳麟）两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后来进了中学托人到上海买了前三年的一个全份，在校翻读，竟忘记了考试，被监学先生斥责了一顿，他以为我规避考试呢。


    过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国学萃编》出版，也是一月两册，我按期买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诗文同好所编的，里面有陈衍、孙雄、冒广生、诸宗元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没不传的著作。我们在中学里一级有一级的报纸，都是推举能写文的做编辑，能作画的做插图，能写钢版的做缮写，能印蜡纸的做印刷，全班同学凑钱买纸，一两天出一份。我想，邓先生已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我就借这机会组织一个“国学研究会”罢。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还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来，算是国学研究会的丛书。当时出版了多少种，已过三十余年记不真了，只记得《艺兰要诀》一种是在吴姑丈家里找到的，《龚半千续画诀》一种是在孙伯南先生处抄来的，这毋宁说是受的《国学萃编》的影响。


    宣统辛亥年，先有温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广州发难，终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我，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代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可是单单种族革命还不能令我满意，我要的是社会革命，于是费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会党里。那时曾作一长诗，叙述胸怀，末尾数语是：“嗟尔经与史，存之有空椟；宁乖俗士心，勿污灵精目。”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眼看袁世凯的反动政治一天天发挥他的专制淫威，革命元勋一个个化做了“枪头之鬼”，时代只有倒退，决无前进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颗心竟沉沦而入九渊了，这是多大的悲伤！好在那时我已听戏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为我的麻醉剂罢，于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观一样，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讲学了，你去听吧！”有一天同学毛子水君（准）向我说。子水是浙江江山县人，我和他同时进北大预科乙类，非常的投契。他的学问根底是很切实的，除了学校的正式功课之外，还自己读《说文》和《仪礼》。我生性倔强，不易服从老师的指点，顺着自己的兴趣看书，又什么都喜欢，不能安心走一条路。我知道，自己的一点知识是从杂志里得来的，杂志当然杂，印在我心头的也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亲圈书，每一册都从第一页圈到末一页，心里也很羡慕，想模仿，没奈何好博的欲望总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书如青山常乱叠”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书斋题做“叠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书桌上干干净净的只放一本书，读书时心不旁骛，惭愧得汗流浃背。那时适读《庄子》，立志学个好样，把这书点完，结果居然在极勉强之下做成了。这时他告诉我章先生在宣武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的消息，问我参加不参加时，我立刻很欣快地答应。我自从读了《国粹学报》之后，仰慕章先生已历八年，如何肯放过这个机会呢！


    章先生开的是国学会，听讲的人不拘资格，只须缴费两元就可听一个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着胡子的不少呢。讲学时间是在夜里，那时是民国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们踏雪冒风而行，天气冷得厉害，我们的知识欲热得厉害。除星期日外，每天两小时，从下午7点到9点。讲的门目，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玄科就是哲学，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他的香烟瘾极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讲。我是读过他的《国故论衡》的，自然听得头头是道。以前我在黑暗里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韵学方面，简直莫名其妙，现在经他口头一叙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识了，这是多么的快乐，又是多么的骄傲！可惜听得正在高兴的时候，章先生突然给袁政府捕去了，从此在龙泉寺里监禁了好几年，我们只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导。我因写字快，堂上笔记多，整理出来，成了一册《化石停车记》。


    那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特别奖励复古思想，好把中华民国改变成中华帝国，孔教会的声势浩大得很。我们在国学会里，有一夜见到墙壁上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知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见了这张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孔教会讲的是《四书》、《五经》，我们国学会讲的也有一部分是《四书》、《五经》，为什么会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他先说宗教的立场在信仰，学问的立场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来治学问，学问决没有进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学问的态度来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体了。他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正如何准备推翻国体。他于是又因康有为讲到清末的几个今文家，像王闿运、廖平等等，他们发出种种怪诞不经之论，例如解“耶稣”为父亲复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论语》上的“君子之道斯为美”为由俄罗斯一变而至美利坚。他举出这许多想入非非的话来，我们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会中竟多这样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经师竟会这样地闭了眼睛乱说。他于是又说到今文家的祖师董仲舒，如何会牵附阴阳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师道士一流人物。我们听了，又恨起汉代的经师来了。从此以后，我心中便横梗了一个问题：如何改造经学？我准备肃清经典上的妖妄之说，建立科学性的注释，来实现章先生的理想。


    民国三年的秋天，我进了预科甲类，读的功课比乙类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导，读书的兴趣已提高不少，到这时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规定了八种书，每天点读每种几页。这八种里有《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都是旧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统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商务印书馆收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他这部书名称虽是教科书，却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以前的人都不敢说；只有他抄录谶纬，把孔子写成一教主，是我听了章先生的讲演之后所极端反对的。有《国故论衡》，把章先生的学说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论》，是章先生玄科讲演所引起的，可惜没有人指导，竟不曾看懂。有《新旧约圣经》，是看了夏先生的书所激动的，因为他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做比较。


    那时候预科甲类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门弟子，讲得都很切实，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欢喜接受。马先生不完全守师说，今文家的话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编的讲义，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写做楷体，触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时多病，常常请假，上课时声音又低，一班同学对于这门功课似乎都不及上马先生国文的兴奋。法文教师是贺之才先生，他老老实实地读讲，并不鼓励学生，所以我读法文时，就远不如上年读德文的认真了。


    上一班的同学沈沅、傅斯年诸君发起“文学会”，出版一种杂志，命名《劝学》，请严又陵先生写了一个草书的封面。他们来拉我作文。我想，我自从受了章先生的教导，痛恨今文家的造谣，现在就来一篇骂孔教会的文章罢。当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丧文论》，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现在孔教会中名为尊他，其实只是诬他。如果让他们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丧于匡人桓魋而必丧于孔教会，我为孔子叫屈。这篇文字，措辞激烈，驾章先生《驳建立孔教议》而上之。傅君主张放在第一篇，但同学们不敢，他们拿给一位地理教师扬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惊，说：“这种东西哪里可以印出来！”于是他们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个厄运。中学同学吴奎霄君和我一起考进北大，始终同住一个房间，那时是住在东斋辰字九号。我和他一样爱看戏，不过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论剧记》，他也写了一本《剧屑》。每天夜里，他工作到10点钟睡了，我却仗着身体支持得下，多看些书报，早到12点，迟到一两点，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梦，我还在翻书，忽然满屋子里腾满了烧布的臭气。我疑心火炉子掉出的煤烧着了衣服，起身检视，毫无迹象。心想，或者间壁房里烧着了什么吧，开门出来，左右走了一道，人声已寂，月明如水，也闻不到特殊的气息。回到屋里，臭味依然。我怕了，因为依照家乡的传说，这是鬼来的征象，叫做“布毛臭”。书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约莫过了十天，奎霄的一位亲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学校里得了猩红热，送进医院。奎宵得信后到医院陪伴他，隔了两天，自己带病回来了。陪伴他的当然是我，看到他病势甚急，请医回来诊视。医生送温度表到他嘴边，他还张口衔着，可是医生没出门，他已咽了气。这时大祸临头，除了跺脚之外再有什么办法！只得一面报告斋务处，移尸到东斋门口会客室里，一面通知几位同乡，并请他们借钱买棺木。这是一个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炉还在零下，夜班警察冻死了不少。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处，马路上已不见洋车，铺门紧闭，回来时右手的大拇指为了露在衣外，冻僵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醒不过来；过了好多天才渐渐重温，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脱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谊，近两年同出同归，情分尤为亲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伤痛到极点，友人说我近于疯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场大难，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岁。在家里休息了一时，春间回到校里，就住在译学馆乙字宿舍（这所房子在工字楼之南，后来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乡，章先生的国学会是我们三人一起去的，相处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热度不降。北大的校医有中医、有西医，西医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医看的，他说这病是春温。一病病了一个多月，足足五候伤寒。孔平笃于友谊，随时看护。为了怕我寂寞，常常讲故事给我听。我还没起床时，校中已举行学年考试。上一学期，我在四十人的班里考了第八，成绩总算不坏，但到这时榜上又无名了。


    病后隔了些时，把身体将养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发。虽是只有两候伤寒，却像宣布死刑似的，浑身失去了力量，连说话都发不出声音来了。七十余岁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来护持我，父亲从杭州赶回来，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险的情形，出来叹气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绝我，竟慢慢地挽了回来，补养半年才恢复健康。不过从此犯了盗汗，睡眠也艰难了些。


    既经一病半年，旷了一学期的课，索性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顺了我的兴趣来工作了。


    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太平天国战事中虽说受了一次大大的损失，可是遗留的尚不少。自从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之后，大家误会，以为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在光复前后十年之中，看它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替代了线装本的市场，连卖佛经善书的琉璃经房也经营教科书和小说了。只有护龙街上来青阁等几家是专买旧书的，没有改样子。我这时养病在家，这几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我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订，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为要认识清代学者工作的园地的实况，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著作名目汇集拢来，以人为单位，无论他们的书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录在一块，别的书中如有对于某人著作批评了的，也把这些批评抄辑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这书的意义和价值开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据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图书馆的书目、上海各书肆的书目，以及报纸上的广告。这工作做了一年，约得三百家，订成二十册，名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学者的《师承表》、《籍望表》，看出他们所受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作为附录。


    那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力的学生。我想，我进了预科两年，总没有经过学年考试，或者我没有在预科毕业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学力的名义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学考试是不需考数、理、化的，却需试心理学和论理学，于是我把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和他翻译的《穆勒名学》细细地看，因而再读他著译参半的《天演论》，越读越有兴趣，我决计考取之后进哲学系了。民国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学生会报了名。预科没有毕业，照章是不该考本科的，所以我在报名单上改了名。我出生时，祖父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稍长，我的父亲取名字相反的古义（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我在预科里用的是诵坤，到这时就改用了颉刚。学历呢，不好写北大预科，但填“自修”二字。监考的还是那位代理校长胡先生，我见了他装做不认识。考题发下，文义很深，国文题竟考到了《尔雅》上，幸亏我还能敷衍过去。


    发榜时，我幸列第五，从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书记无知，后来学校编刊同学录时，我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

 第二部

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了前线，燕大的师生感觉到时局危急，都组织起抗日会，学生自由捐输，教职员扣薪金百分之五，经费有了着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传工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词汇，有他们的语句，又有他们的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知识分子，他们天天看报，自会知道一切，用不着我们费力。如要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我说这句话，因为在“五卅惨案”时曾经有一回经验。北大在民国六年后就有歌谣研究会，后来出《歌谣周刊》，我主编了一个时期。为了对于民众文艺有些认识，所以当“五卅惨案”时，北大同仁要我写传单，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开头几句是：“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大可走这一路。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校中师生听了，也以为然，就请我做去。我想大鼓书在北方乡村里最流行，因为乐器简单，只要一人弹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两人搭档，便可走遍农村；而且句子长短不拘，最接近说话，尤其适于做宣传之用：所以决定出大鼓书词，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列了许多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北方自有这一类的作家，果有赵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选了几篇好的，印成小册子，每种印五千，发给书摊，几天就销完了。喜峰口离北平近，民众都知道这地名，也听到最近这次战事，所以销得更快。作战的二十九军那时撤退到北平，看见摊子上有说他们战绩的新书，大家来买，官长士兵都读到了。打磨厂的二酉堂等专做小书生意的书铺，知道这种东西销路好，他们也各各翻印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取“三户亡秦”之义，命名“三户书社”。学校里的事情本来难办，几个月过去，大家的抗日情绪已经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这社本该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所以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就成为我私人的事业，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怜得很，经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贴100元，申报馆“民众讲座”的稿费80元。我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单是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才有改善他们生活的希望，所以扩大范围，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


    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最后排右三）、傅斯年（最后排右四）等人欢迎蔡元培时留影。


    日本人情报网做得周密，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屡次到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及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他们取缔，他们听话，北平市上我们出版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但农村里边政府的力量还达不到，我们仍在海淀一带卖。真正农村人民对于文字宣传还不够接受，我们要供应这般人的需要，就请廊房头条画灯片的工人画了许多抗日性的画片，五彩套印，销路就大了。农村里每逢过旧历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张画片贴在墙上，所以这类画称做“年画”，平均每家约费五毛，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出多少就销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做了北平市长，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人物，早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锡九、刘治洲诸耆老出面介绍，由政委会聘我为顾问，月送夫马费1000元，另外津贴本社工作费每月1000元，全归社中收用。从此社务得以开展，请王真（今在宣传部工作）任编辑干事，李一非任事务干事，正式办公、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也组织了起来，遍及华北各省，主要的人员是各村镇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接近民众，我们所做的东西，可由他们做桥梁而迅速灌输给民众。有几位编辑写作技术已很熟练，但仍恐和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要求社中请一位原业鼓书的艺人，取得沟通的效果。于是我们请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来，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词，就读给他听，他觉得哪些地方不顺口，就把它改得顺口了；哪些地方描写得不够，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后印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唱得动听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众中心，识字的警察、邮差、洋车夫都常常来问有什么新出版的，一有就买去读。所以日本人对我们更愤恨了，连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纯处抗议。他们答道：“我们只能管中小学；这些事是大学教授干的，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的抗议在上海竟生了效。我们出的《民众周报》交开明书店印行，订户就有两万，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诉，把该报全部没收了。


    当我用全力办通俗读物的时候，北平各大学里的师友很多和我过不去。北大校长蒋梦麟用惋惜的口气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有一次当面向我说：“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军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来的。他是教育学的博士，我做民众教育工作，他竟说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华人才能享受。真使我听了身体冷了半截。在“双十二事变”前，我曾应陕西考古会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张学良见过面，事变后我又曾联合北平教授致电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北平城里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划的策！”罗常培看我们业务发展，在北大里义愤填膺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他和蒋梦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时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拢我（原因详后），先后在中央党部里弄到两万元汇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费。然而在国民党里，陈果夫、立夫兄弟攻击朱氏最甚，他们看朱氏扶植我的事业，就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告我为共产党，要查办我。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是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我听了哈哈大笑：“国民党天天念孙总理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竟把民众送给共产党了！”但他们的政治压力我担当不起，就带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请他们看：“哪几篇是有嫌疑的，请指出来！”他们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这风波也就平定下来了。我趁了这个机会捐钱，罗家伦捐了500元；孙科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补助500元，总算不虚此行，虽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钱只寄了两个月就停止了。“卢沟桥事变”既起，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缉拿，第一名是主持旧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经冀察政务会传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离开北平到绥远，本社也搬到那边。为什么把本社迁到绥远呢？因为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我们编了一册鼓词，傅氏知道了，要我们的歌唱班到绥远去唱给他的部队听。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他们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功竟给北平城里的作家描写得这般亲切，使他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历史的地位。因此绥远人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是有好感的，战事起时，他们屡次电催前往，我们就应命了。不幸阎锡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绥远军事无人主持，不到一个月又告陷落，于是我们的社再迁到西安，三迁到汉口，四迁到重庆。而我呢，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赴西北设计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肃。


    1934年7月，顾颉刚和燕京大学旅行团在绥远与傅作义（右五）在一起。


    抗战是全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事。我到甘肃后，那边的旅外青年因学校停顿而归来，他们知道我办通俗读物，要求我们在甘肃也办一个社，来推动抗战期的民众教育，经几次商谈，我们成立了一个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种，我被推为社长。兰州刊物少，这个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时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看甘肃学界的人们太接近我，怕我势力日长，将来会抢夺他的厅长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势力之下，他在兰州办西北训练团，以蒋中正为团长，他自任教育长，而把教务主任一职畀我。我想，党国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临洮办小学教师讲习会，也不能去，所以他连来数电，我就连辞数次，结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做证据，把我告到庚款会、教育部，甚至军事委员会，《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你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离开了西北。


    抗战期中，我屡次想恢复本社工作，可是旧人已经星散，捐钱更为困难，我又整日为生活而忙，发动不起来。胜利后，我到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就开设民众文艺一课，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得到他们的成绩之后，又和陈礼江、古楳、董渭川、马荫良诸同事组织民众读物社，出版《民众周刊》。在这经济崩溃的当儿，捐款比了抗战时期更难，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请求教育部帮助。他先后捐了一亿元，数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总务司腐化，他们领了钱自做生意，待汇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早已打了一个对折，因此更不能做事。这个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无法周转而停刊了。这可以说是我的民众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

    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在一起。


    我们对于他们的处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见何应钦，请他从速发款，哪知款尚未发，而为自治会训练保安警察的韩凤麟已在北平寓中给军统特务抓去杀死了。这使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断定德王的必变。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我们接连出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专号。绥远，因为交通便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调查》专号，做最翔实的报告。


    张国淦先生是地方志的专家，自己搜集了一两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图书馆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数百万言的《中国地方志考》。他看了我们的半月刊，引为同调，把他从前办的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本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正式会所之后就要一笔开销，他替我们计划向政府请款。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他从前做地质调查所所长时，张先生做农商总长，曾给以极大的方便，使得调查所的工作迅速开展，禹贡学会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机关，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助，所以张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到南京去见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书长任内每月必有余款缴还国库，所以他见了我，竟不考虑地拒绝，只说：“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张先生还有几封信，也得同样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他的话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1.5万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可是好景不长，到下一年董事会讨论补助费时，就有南京一班中学教员前去包围说：“禹贡学会可以补助，为什么我们不能补助！”整整闹了一天，董事会只得决议，禹贡学会停止补助。事后打听，才知道这班中学教员是张其昀所策动的，他本办有《方志》月刊，历史较《禹贡》久，成绩没《禹贡》好，所以他一定要击倒了我们的学会好让他称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人商谈西北教育的补助事宜，我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设计，同行的有戴乐仁（英国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们先后到了兰州。本来补助的区域定为绥、甘、宁、青四省；后来为了绥远沦陷，宁夏也近前线，缩小为甘、青两省。我在北平时因注意边疆问题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两期回教专号。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来的，往来越少，了解越难，所以外界人只觉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们联络，他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熟了，就非常的亲密，凡由边地来到北平的教中领袖，差不多全由他们介绍而认识，禹贡学会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来。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侮辱我们以猪为祖先的娄子匡，一个是好意扶助我们的顾颉刚。”因此我到西北之后，清真寺和伊斯兰学会、新疆同乡会都招待起来，而同去的几位先生，因为向来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延接，这未免使人有相形见绌的感觉。同样，我是做民众教育的，我要到农村里去调查，除了戴乐仁因为办合作事业有此兴趣之外，其他全要摇头。这也难怪，住惯现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骡车、吃削面，进最不洁净的茅厕，当然是处处不合的。所以在一两月之内，到了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写了一篇设计报告之后，他们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乘了飞机走了。我呢，以为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会给我们的旅费还未用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走后我第一处到临洮。这是甘肃省里教育最发达的地方，有私人兴学的风气，有的教师为了家中生活有了维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经费虽少，而学校数目极多，男孩子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学校虽多而经费不足，设备不完，孩子进了学校只是读教科书，教师也没有参考材料，等于从前的私塾，所以我觉得应当在那里办一“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我就约了兰州的许多专家到临洮，就寒假里讲习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之外，还讲些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期内需要的国防教育，扩大他们的知识圈，并激发他们对于时代的认识。临洮一办，渭源人就来要求了，说：“为什么单是我们的邻县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讲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们教育上的大问题是师资不足，因为这个县在万山丛中，交通不便，生产寡少，不但本县没有适当的师资，连到外县去请教员也请不到，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学教员。又为西北地区蒙、藏、回、汉诸族杂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闹麻烦，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时间就斫杀一次，要了解这些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又到康乐、岷县、临潭、卓尼、夏河、和政、宁定等县走了一周，我明白了这问题的中心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就猜想是对方的攻击，于是寻雠生衅，星火化为燎原。要改变他们这种心理，当然以发展交通为最要，和他配合的应是社会教育，因为蒙、回、藏民认识汉文的很少，而又胶执于宗教的成见，以为要他们的子弟进学校读书就是强迫他们信仰“汉教”，而消灭他们的回教和喇嘛教。为潜移默化计，办学校不如办社会教育，因为戏剧、电影、广播总是他们所喜欢接受的，医药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我们应当采取外国传教士的方式，用这种东西去接近他们，使他们从我们这里得一点好处和快感，因而引导他们和各种的现代文化相接触，让他们自动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尔后我们再替他们代办学校，这样，效果固然迟后一点，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在临洮时，曾在省城里借到一架电影机放映过一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临洮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咧。临洮尚如此，何况边区，所以这个效果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机，寺院的门口就贴着藏文的抗战新闻；有一个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会唱《毛毛雨》等广播的歌曲。西北防疫处在拉卜愣设了一个工作站，连活佛也去打针；有一个番民积着现洋50元，为了家人生病，他把这笔钱送到寺里，请喇嘛唪经消灾，然而病没有好，待工作站设立，一医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里，要求还给他钱，这证明他的信仰已为现代文化所改变了。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到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临洮。


    在甘肃跑了一年，我认识了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就拟出一个最具体的补助教育计划。我以为在甘肃办教育应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较便利，地方比较富庶，只要省城里的中高级教育办得好，外县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肃在山岳区里，出外既艰难，又因富源没有开发，人家多穷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县上学，一定要本县有了中学，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县有了女子小学，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学教育。（那边人的礼教观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绝少男女同学的。）所以为甘肃青年计，应当逐县设计，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则无论省城里点缀得天花乱坠，和全省青年还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为了针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我拟了一个实验区的计划。不过这里的实验区和别省的实验区不同，别省选了一县做实验区，这一县实验好了，就可以推广到多少县，甘肃则应当设立许多种的实验区，或注重师范教育，或注重职业教育，或注重边疆教育，或注意社会教育，跟着调查的报告而定其推广的区域。例如，回教徒本来只读《可兰经》，不读汉文，现在感到时代的需要，也有读汉文的了，可是他们的阿訇不能教，又不愿请汉人做老师，于是在回、汉杂居的区域里，双方的儿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阂终没法打开，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急须开办“阿訇训练班”及“回民师范学校”，培养他们自己的师资。又如喇嘛教区域里，人民以为送小孩进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设立的新式学校往往被他们迫害，应当像我上面说的办社会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较开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过沿海诸省，深感不识汉文的不便，主张在寺里设半日学校，让小喇嘛半天读经，半天读汉文，这当然是该采取的办法。又甘肃天然富源极多，只是没有开发。例如陇西县，燃料贵极了，做一次饭，燃料价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许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饼，吃到十天以后已经酸坏，但还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矿，倘使政府能替他们开发，同时创办一个采矿职业学校，培养一班开矿的技术人才，则将来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岂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办制革学校和纺织学校；有满山繁殖的马莲草，就可办造纸学校；有玻璃砂，就可办制造玻璃学校；有当归等药物，就可办药物学校。又甘肃本来木材甚多，因为多少年来只砍不种，以致燃料大成问题，只有蒙、藏区里因为烧牛马粪的缘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县里，应当设林业学校，从事栽培。又甘肃蒙、藏人富而回、汉人穷，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汉人耕田，寒期既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农产物全部打坏，一年收成因此无望；应当在回、汉人区内奖励畜牧，设立畜牧学校，改若干山田为牧场，使得他们可以避免天灾的损害。能够这样，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有了生产的后盾，那就只有繁荣，不会衰落。甘肃如此，推广到绥、宁、青、新，不是整个西北都变变样子吗？这篇报告书寄到庚款会，杭立武复信说我“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没有采用；他仍用了他们几位的计划，在兰州办一个“科学教育馆”，在西宁办一所“湟川中学”。他所以这样对我，就是葛武棨在外边攻击我，而某君在里边攻击我，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农村，使我对于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传教本来是极困难的，因为那边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断不会信基督教，他们所能拉拢的几个教友只限于汉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国传教士则处处有之，在边地里没有汉人的地方也都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到西北来是当做终生职业的，有的已来了三四十年，说的话完全和当地人一样，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条小辫同番女一样。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搅得非常融合。他们替番民照相，拣鼻子较高，眼睛较深的，取出来给众人看，说：“你们瞧，你们不是和我们同种吗！你们本来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国来的，咱们是一家人！现在中国政府欺侮你们，我们来帮你们抵抗！”于是许多的枪械从印度输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边沿，所以边民家家有枪弹，他们也常常拿来供部落间的打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无线电，向国外通报。我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的龚瑾家看到一张地图，名为<i>the map of great tibet</i>，把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这是他在一个传教士旅行中遗忘了的东西里捡出来的。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因此在离开甘肃之后，常把这些见闻告给人家，以为外国传教士应尽数驱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级人员总觉得这事的关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彻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说：“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有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


    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谋划，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后，就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我曾在这刊物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篇文字，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如满族，在没有入关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如蒙族，现在固然还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缘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为藏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处来的，但大部分则是西北各省的汉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该称为回文化集团。


    1938年2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渭源。


    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到西北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城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适值马鹤天（今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陕西、黄奋生（今在西北大学边政系）在重庆，各不相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说你们三个会性质既同，名又不异，应当合并起来；我们就照办了，以重庆的一个为总会，陕西、四川为分会。会员共有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都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边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现。只是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收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来，直到去年就只得听其死亡了。

 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从前人讲韩信的故事，说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大可说明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无如“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国办进德会，办勤工俭学团，办中法大学，蔡先生无不与之合作，他回国后蔡先生又请他到北大来教授生物学，我想蔡先生决不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尔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当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自张作霖入关，传说开出的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会上露些头角的人都在内。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学校就可发展，生意坏就须紧缩。闽南一带大都做南洋的商业，很少人从事文化工作，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荣的历史，为全国所瞩目，当然出来的人不免趾高气扬一点。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


    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等人与萧伯纳在一起。


    顾颉刚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他的过不去。


    那时林玉堂从北大请去的人，沈兼士是国学研究所主任，鲁迅、张星烺和我是研究员。文学院里有潘家洵、陈万里、孙伏园、罗常培、容肇祖等。鲁迅在北京是骂惯人的，到了厦门，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骂林文庆和刘树杞，并写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好像林文庆的坏足和杨荫榆、章士钊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长请客，席间，他说：“厦门尽多有钱人，眼看厦大经济困难，一些也不肯帮助。如果有一个人肯出一个铜子，我们就请他当董事！”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鲁迅捐出两毛。这一回，这位校长真下不了台了，这个宴会就不欢而散，学校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鲁迅和沈兼士就横生枝节，攻击到我的身上。沈先生对于我的不满意，上面已说到；鲁迅则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论据呢？”他盛气地答道：“这要什么论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学校当局为了减低风潮计，看鲁迅们攻击我了，就来拉拢我，说：“即使研究所停办，你和张星烺两位千万不要走！”当局一用这分化手段，更像我联络了学校来攻击“鲁迅派”了。那时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极点。到今二十余年，想着还是心悸。


    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鲁迅既走，风潮更难收拾，学校长期停课。我那时彷徨得很，心想：鲁迅虽对我攻击，北大出来的团体还是团体，我为顾全团体的名誉计，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时候不该不走；可是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我走向哪里去呢？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论理，鲁迅在厦大里已经这般攻击我了，现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我如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校里为他罢了三天课。可是我的成绩也为学生所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逼我走。学校当局起来调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批准了鲁迅的辞职书。


    顾颉刚和中山大学的同仁在一起。


    顾颉刚被聘到中山大学，适鲁迅在那里。顾颉刚第一天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


    当我在杭州买书的时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里面附了一张《武汉日报》的副刊，这副刊是孙伏园编的，所以登载着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上面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我在厦门时，他说我是“研究系”，不过骂我参加了国民党的敌党；这次竟把“攻击民党”算做我的罪状，而那时的民党除了国民党外更无别的，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加我以反对国民党的罪，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是要致我于死地？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给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个黑白。他究竟没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证据，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见前），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毕业的，尽有民初及民七、民八毕业的，他们自视为前辈，然而风头出不起来，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 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还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

 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

    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蒋氏即勃然大怒，说：“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所以我决心退出来。胜利之后，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我都坚决地拒绝。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社会贤达”类里，我一报到就走，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后来他们催得紧了，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只要你请吃一次茶，我们都选你。”但我摇头说：“我决不竞选，谢谢诸位的好意！”因此，就没有当选。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却有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


    学校里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计来打倒我。政府里不然，要把名送给我，什么会议都挂上我的一块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计划做事。这两种滋味在这二十余年里我尝够了，我也尝厌了，我决计退出。所以1947年国民党举行重新登记，凡未登记的都算脱党，我就不去登记，我脱离了国民党，精神上是怎样的松快！


    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事我在别处不辩，但在这自传里要说个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钎善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作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总之，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乃是因为我有名，要我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攻击我的人也不是真为我有罪，乃是因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个钉。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

 我怎样进了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我每看他的书，总要蹙额疾首，说：“古书碰了王云五，真走上厄运了！”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出得快，把古书发出去请人点，一页两毛钱，人家贪图钱多，尽快地点，点毕交他，他又不请人复看，马上发印，以致不但有错字错点而且有错页的。线装书每每有错页，第一页接着第三页，再接着第二页、第四页的；到王云五印书的时候，点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马虎，就随顺了这个错误。当这错页在线装书里，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页数自然明白；现在既已重排，原来页数已不存在，当读不下的时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对是再也读不下了。所以王云五真是旧书的蟊贼，固不待金圆券的发行而即知其大胆妄为，害国病民了。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20世纪40年代初，顾颉刚在重庆柏溪。


    在这里，我当说一说我的家庭状况。我们顾家大都住在沪宁路沿线，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时是唯亭乡的一个富农，每逢灾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到万历间迁到苏州城里，从此专事读书，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书或游幕。太平天国时代，苏州城里受了严重的兵祸，祖先产业荡然。我祖我父两代辛勤，又挣起一份家产。到我父老年，有田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这份产业也不算小，但与我无干。因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抚养成人，我自小和继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们的产业，看我父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赶掉，我家的产业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继母常在我的父亲面前交互说我坏话，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感情，所以我决心远离家庭，自祖母死后撤座，就把妻女们接到北京，说：“从此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了！”当北京政府欠了一两年的教育费时，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见报载情状，写信给我，说：“要不要由我接济？”我咬紧牙关，说：“男在此自有办法可想，请大人宽怀！”实在，当这教育界普遍的贫困时，想办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亲寄了钱来，继母和叔父更进谗言，宁可拒绝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开销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这点积蓄。继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战之际，我父病逝，我不得归家治丧。田地托给姻戚管，他为了抽大烟，卖去了两百亩。抗战结束，我回到家里，存在银行的现款又成了废纸。为办婚丧，又卖去了百余亩田。到这时，我父遗下的产业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点租金，其余全完了。为什么说全完了？因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这件事，我要为苏州的地主说几句公道话。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农民直接受田主的剥削，而苏州则不然。我们的地主是和佃户不见面的。所以这样的原因，就为苏州人太喜欢享受，无论有钱没钱，衣食总求美好，每一个男子总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来度他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太有规律了，自早起到夜寝都有适当的支配，弄得不但远地方不能去，即离城不远的乡间也惮于涉足，所以城里的地主简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这种“大少爷”的派头是明、清全盛之世养成的，为了这样，所以无锡、南通成了工业区，上海成了工商业区，而苏州的地主只能在糊涂的生活里度过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渐渐地没落下去，而不会学了人家改变生产的方式。在前清时，农人抗不缴租，还可请求官厅替他追缴，用打屁股来威吓他们。但民国成立，官厅早已不管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乡，所以佃农不缴也只得任他。在抗战前，缴纳的已经不多，靠田租过日子的显出奄奄待尽的样子。抗战后一切失了常态，缴纳的竟成为例外。我父亲未死前曾对我说：“你做到55岁，就归家来专心著作罢，我积下的产业是够你养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庆归来，百亩的田租仅仅收到法币10万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没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书局的企业，走上了新式生产的道路，心想：吃饭问题总不太严重吧？


    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顾颉刚手迹。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资本已干涸了，造新货谈何容易。原印的图，一切不合适，只有卖给纸厂造“还魂纸”。再则，新印的图是否合适也是问题。例如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编了一册《苏联新图志》交给我们印，我们觉得这些编者都是专家，料不会错，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后，得到出版总署胡署长的信，说：“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们把这个意思告给地理研究所，他们答道：“帝俄时代的事自有帝俄负责。而且帝俄不但受苏联的攻击，也受我们的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主席的攻击，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过去的事实揭发出来！”出版总署是国家机关，地理研究所也是国家机关（今已并入中国科学院内），为了他们步伐的不一致，害我们铺子赔了3000万元，这种苦痛该向谁诉？本来我们已定出版民众读物，仍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义，在平津报纸登了征文广告之后也收得了些稿子，自从《苏联新图志》生了问题，我们一再考虑，恐怕自己政治认识不够，出了岔子，加以出版总署并不负审查的责任，我们也没法质正于政府，所以就改变方针，从学校的自然科学挂图着手了。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自问无应变之才，越来越觉得无能。去年解放前，金圆券一日数落，局中同仁无不喊穷，不绝地向经理部请求增薪。编辑部因为由我主管，工作人员向我要求更切。我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与经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贴，然而那时正是营业极不振的时候，局方实不能加。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经理就说：“顾先生，你究竟是什么立场呢？你若是站在劳方，你的争是对的，但你却是资方的总经理呀！”这句话驳得我哑口无言。自从局中组织了工会，劳方与资方有共同组织的业务会议，以及福利、膳食、学习等的委员会，关系愈来愈密切，斗争也愈来愈尖锐，我既负了总经理的名义，也不该不实际负总经理的责任，然而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商界罢！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历史，我觉得商界确实好。他们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动了别人来闹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

 我的性格的分析

    近来各种从业人员都做自我的检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这是最好的事。我则因头脑向来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车中，或枕上厕上，凡是不能读书做事的时候永远在做自我检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来非常容易。只是我以为优点与缺点不必是对立的两种品行，而往往是一种品行的两种看法。这正如说北方气候，因水蒸气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说是一个优点；但水蒸气的缺少便使沙土飞扬，一起风害人张不开眼，这岂不成了一个缺点。南方地土滋润，植物茂盛，出门无风尘之苦，当然是优点；然而阴雨连绵，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说是它的缺点。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谚语，缺点即存在于优点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盗嫂”的人以供他的驱使，分明唯有这种无赖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时势，优点又即存在于缺点中了。


    1954年8月，顾颉刚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于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为了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合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愿对于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做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他的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了。有一位在事业上对我做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地组织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并拿这个理由来做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发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腌臜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秦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例如柳翼谋先生，他驳斥我的“古史说”，不免盛气凌人，我答复他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这并不是我要假做谦虚，只因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我从这一点想，他从那一点想，参加讨论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寻出一个结论来。他肯和我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但我的朋友们帮我答复的就不免以盛气来回报，孙伏园在副刊上写文竟斥之为“柳逆翼谋”，这种狭隘的心胸则刚和我处在两极端。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自入世以来，不断地办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断地送来，只要有闲暇，我无不替他们修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质问我：“在杂志上看见一篇文章，写的是我的名字，却不是我的手笔，这是为何？”我告他：“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一个大学生，已有相当的程度，只要有人指点，他又肯学习，当然进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导的学生，往往费了两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学术上的地位。他们有时作文驳我，我也随顺了他们的意思为做修改，这在别人大觉奇怪的而我则行所无事，因为必须许人这样自由思想，学问界才能蓬勃发皇起来。傅斯年曾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我说：“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我这样训练青年，他们对于我固敢驳，对于别的前辈也敢驳，而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宽大，他们一经被驳就跳了起来，说：“这是顾颉刚派他来攻击我的，顾颉刚想拆我的台！”于是我便代这位青年受了过，而且仿佛有了什么阴谋。所以，我所培植起来的青年学问越好，我的受攻击的程度也越甚，他们提到我时，常常称为“顾老板”，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唉，我的这颗心怎能使一班只有权利心而没有事业心的人们所了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们所能接近的，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老板，偏要把这些群众让给我呢！这些为了同情心而招来的痛苦，固于我有损而却于人有利，也可说是我的同情心的好处。从坏处看，则滥用同情心比了滥用责任心更误事。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命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了。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学的智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定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须费加倍或加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的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例如《禹贡》的梁州为什么叫梁，历代释经的人从没有一个切实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庆，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发现这是山头的名称时，我就想起从西安坐飞机到成都，望到下面只见接连不绝的山头，因知这个“华阳、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峦攒聚而来。又如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所在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凤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位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的，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得看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来了。我肚子里有10余篇长文章，有的已酝酿了10余年，有的已30年，因为问题复杂，非有整段时间不能写，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终顿在肚子里。这正如一个妇人怀了孕，十月满足而产不出来，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我的知识欲强到这样，当然发生了我的缺点。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我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在我的性格里，还有一股拉向后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我所以想脱离了政治而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就是为此。到了今日，证明了这只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没有决定的时候，一切的枝枝节节的工作都是白费劲。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苏州人的性格在内。苏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风波，但求安安逸逸地过生活。所以在前清时代，科第极多，做官极方便，但只想做做内阁和翰林院的清闲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现政绩。民国以来，只有张一麐做过部长；这并不是政府不要他们做，只是他们守着“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苏州本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省会）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其繁华富庶可想；近百年中，东边有了上海，西边有了无锡，把苏州的工商业拉过去了，自辛亥革命后省会也移到南京了，苏州只成一个住宅区，市面日就凋零。国民革命后，南京成了首都，江苏省署要迁回苏州，这件事如发生在别省，一定欢迎之不暇，哪知苏州绅士竟推代表去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后容易受兵灾，于是江苏省城迁到镇江去了。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苏州人是怎样的没有政治性。人不能跳出政治，他们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没落。可是坏处的反面也有些好处。苏州人因为不热心于政治，很少奔竞的习惯，轻易不见投机分子。他们大抵对本身业务负责，做人家的忠实干部，所以海关、银行、邮局、电局等从业人员以苏州人为最多，他们安分地做技术人员，做上一世，绝不躁进，父母、妻子也不勉励他们向上钻，只要家里人有饭吃，和养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满足了。我生在苏州，在苏州的空气里陶冶了最初的20年。固然我们的时代已是革命的时代，从小读了梁任公、孙中山的文字，满心想救国；但章太炎、刘申叔辈讨论学问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学时代就已立志治经了。到辛亥革命，沸腾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骛远，不参加国民党而参加了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为的是社会主义比三民主义彻底；然而一进了北京大学，学问的兴趣又转移了政治的目标，于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国故”的道路，为的是实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人去做。“九一八”事变后，又大动了一下；但到了对国民党无希望的时候，我又投进商界去了。综合我一生的事实看来，学问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则始终走不上去，这就因为知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的缘故。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辞的。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来个打击就自己甘心退下，不与他们计较，虽则我有力量，然而总不肯用。我一生做事，到处碰壁，每读《离骚》，辄觉屈原的心即是我心。他碰到楚怀王这般昏君、上官大夫这般佞人，毫无办法，只有投江自杀。我呢，则本有学术的岗位在，事情做不好，还可以闭户读书，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后一条路。只是闭户读书也需有闭户的物质背景，我这背景在哪里呢？


    上列四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

 我的治学计划

    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岁为成；活80岁，就以80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58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12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着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斫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这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廿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收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相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哪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诘，也无须做我的应声虫。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做预言的。


    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要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的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及至他《水浒传考证》发表，我才极度地心折，因为《水浒》故事在传说里、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做孤立的和固定的。他应用辩证法，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这方法论学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我真要对于这个方法做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自在北大毕业，我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为了家庭关系，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韵学之外，一肚子的学问不能为人家所知道。他从小治经学，先从章太炎受古文经学，后从崔甫（适）受今文经学，把汉、清两代中两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于批评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今文家，同时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古文家，使得他们彼此的原形毕现，将来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来看了清代学者卓越的成绩，也想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也上了崔先生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见了钱先生，他和我谈了多少次，我始认清一个目标，知道我们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


    胡适和夫人新婚之际。


    胡适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学生。二人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学术大师。


    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账，结清了就此关店。——以上说的四位先生，梁与章给我以批评的精神，胡给我以整理的方法，钱给我以研究的题目，我的学问到此方始有了一个雏形。只是我的命运不佳，刚具这雏形时便逢了“九一八”事变，扰扰攘攘，以至于今，当年所定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而我的年纪已经老了！


    自从接受钱先生的见解之后，我就立志著四部书：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统考》，第四部是《经学考》。这四部书是中国古书古史的总批判，而且是系统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积，一代有一代的活动，而无不以孔子与“六经”为号召，所以这四部书作成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史也就可以做一总清算了。


    所谓《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统及他们时代的重要人物，这许多古人本来或是各部落的酋长，或是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的图腾，或是他们的上帝，神与人已混杂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后交通线扩大，使得各民族渐渐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与人也混合了起来，发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关系，从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统之中分出了时代的先后，编排为一串的政权继承人。这编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国才完成，因而这系统中也含有这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在。我们应当细为分析，若干是原来的，若干是后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谁是神、谁是人，谁是由神而转为人，谁是由人而转为神的。这些问题弄明白，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着明白了。


    《王制考》所讨论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叹夏、殷的文献无征，可见在东周时已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礼。到战国时，有人问孟子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说“其详不可得闻”，可见周尚未亡而开国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这样，然而经过诸子的托古改制，秦、汉实际制度的反映到学说上，以及经师的任意断代，遂使三代制度灿然陈列，反若孔、孟所见不广。其实他们所说的古代制度全是凭着一点真实材料而一推、两推、三推地“推”出来的。我曾经总括成几类：（一）以一朝代的推做数朝代的，如因了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二）以一地方的推做数地方的，如因了秦腊而推出虞腊和周腊；（三）以一阶层的推做各阶层的，如五等爵所执的圭璧和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四）以一时的推做四时的，如一岁本只一次田猎而推为三时田与四时田，又如钻燧取火一岁本也只一次而推为四时取火；（五）以一德的推做数德的，如周有赤乌之祥与骍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为火德，就用来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他们的“推致法”，从而剥去其所推致的，以获得其仅有的一点真实，再配合了考古学的结论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看个真确。如果舍不得剥离那些推致的东西，那你对于古代史无论研究得怎样深，总是要被诸子和经师们蒙蔽牵缠的。


    古人梦想道有一统，而这个道统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统。自从《孟子·尽心》末章记了他的尧、舜、汤、文王、孔子的一个“闻知”、“见知”的系统之后，接着是《论语·尧曰》的“执中”，伪《大禹谟》的“人心，道心”，见得三圣传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钵相传，确实有一个心领神会的实际。汉人又在《易传》里加上观象制器的一章，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和尧、舜们也发生了道统的关系，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后，道既不在君统而在师统，所以凡是能为师的就可争取这个道统而成为万世的师表，参加竞选的就很多，结果为宋代的周、程、张、朱所得着。朱以后这个统又在争了。直到清代学者纷纷攻击理学，指出他们的道是混合儒、释、道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尧、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于争取的无聊。但因这一说传衍了两千余年，入人已深，所以总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虽是时代不能不变，而他们还想拉住这巨轮。这只要看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创巨痛深，无论新旧的人们都觉得应当发愤图强，但要发愤图强就不得不改变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是旧伦理说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旧制度就得侵犯旧伦理说的尊严，于是一班旧人物为了维系道统便死命与新党为敌了。“戊戌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此。“中和派”要调和新旧的冲突，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不是这个“道统说”吗！他们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学为用”；又要保卫“道统说”，所以取“中学为体”：用心甚苦而其事难于做到，所以还是一个失败。然而“道统说”中人太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还是要承接这道统。我作这《道统考》，要说明道是每个时代的需要而反映于人心的，时代不断地在变，道也只得跟着它变，绝不能建立一个不变的统。尧、舜以上，本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可知，何况他们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们都有其道了，但因时代的变使得他们的道也不能不变。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时间也不算远，然而相同的实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齐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说“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亟于救世；孔子严阶级而孟子说“民为贵”。为什么这般相差，就为战国中期的社会已绝不是春秋末期的社会了。宋朝理学家要混合儒、释、道以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时代背景。我深信这部书写成之后，必可除掉国人心理上这种僵化的癌症。


    经学，是我国人研究了两千多年的学问，因此一切学问都会合在经学里。要做一个理学家，可以尽量地空谈；但要做一个经学家，便非实事求是不可：所以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是经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学，则因有两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圣道。凡圣人的话是不容许批评的，所以明明见出其不对而绝不能道破；进一步则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极好的意见足以改正旧注的，也只需写在私人的著作里而绝不许写在考卷里。为了思想这样受统治，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经书为教典，没法走上客观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为经书不易读懂，所以经师要专利，其实他何尝读懂，只是敢于立说，似乎言之成理而已。这家的经师讲通了一部经，那家的经师又自出心裁把这部经讲通了，两家说的不同，政府也没有法子决定其是非，于是并立于学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义上不能违背老师，讲这一部经的就成了两派。再有立异的起来，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汉代家派的所以多，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就是由于这样抢饭碗的实际需要来的。这种小党派势力不可久，所以后来就有一班通学者起来，打破门户，择善而从，成了几部混合的注释。但是到了清代，因为学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缚在汉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们的奴仆。为了他们的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做客观的研究。我们现在，唯有大声疾呼，打破圣道和家派的迷梦，使得几部经书可以呈露其本来面目，如《易》本来是卜辞，《诗》本来是歌曲，《书》本来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类的东西和它比较研究而发现其所含的古代史实；再把两千余年来的经解、经注汰劣存优，纂成集注，使得后学者于短时间内就能识得其正确的意义，不再白费工夫在无聊的纠纷上。再做一部《经学考》，把经学的演变及其所受时代影响揭发出来，使人看了明白这种学问为什么到了今日该得结束。结束之后，经书与子书及几部古史同是古籍，应在平等的待遇之下为史学家所取材了。


    1935年8月，顾颉刚和家人在北京燕京大学宿舍。


    当顾颉刚用全力办民办教育的时候，曾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挂过一方“晚成堂”的匾额。


    以上四部书拟总名为《古史四考》，工作的时间，不能少于十年，因为要作这书时必得先做几件准备工作，如决定经书的性质，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审查真书里的伪材料及伪书里的真材料等等，凡问题较大的就作成论文，先行发表，激起人家的讨论，使得写入《四考》时已有正确的结论可以依据。


    这是一项，还有第二项。我在大学教书已有25年的历史，教的多是中国古代史，用的主要的书总是《尚书》、《逸周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数种。但因近年做这工作的人颇少，书铺里没有出版依了现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适合于学校师生之用的，使我教学时颇不方便。为将来大学的国文、历史两系的学生设想，应当利用从前人的成绩，把这几部书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译过几篇《尚书》，到现在人家还是觉得好，因为商、周的文字太古奥了，单有注释仍看不懂，只有译为白话文才可懂得它的意义，而翻译的工作委实不易做，许多人想学我而学不来，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书》全部翻译。我对于这工作也有兴趣，预计此书该分三格：上格为本文及校勘，中格为历代解释选，下格为译文；再将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及舀鼎等，也用同样方法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使学生多得一参考的资料，启发其把古籍与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国语》与《左传》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这个问题也已讨论了两千年，现在该得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尽量用先秦诸子及《史记》里说到春秋时事的都抄出来和《国语》、《左传》相比较，以猜测其原来的形式。要是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了。要是还可以解决，则左丘明著作的原样可以给人认识，两千年争辩的公案可以给它判决，岂不是学术界的大快事。又《史记》一书，清代学者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做彻底的整理，已将标点分段的白文印出，销路很好，足见一般学人的需要。将来我们国家走上文化建设的阶段时，我希望有一机关给我方便，许我在朋友中选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学者研究的结果会合于一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例，做专门学者的读物；再拣其精粹，作一简注，并加上地图及器物图，做大学生的读物。


    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这第二部印了出来，虽是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该强迫古人说现代的白话，但是赞成我的很多。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因为里边未解决的问题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廿余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统化的要求，想对于新史学学习到一相当程度，把这部稿子重新写出；对于问题的考证则作为附注，约计正文30万字，附注70万字。有了这部书之后，青年们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负他们一番辛苦。和此书并行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法》，以古史材料为主，逐书逐物做说明，且分析其内容，使青年读了即可知道门径，省暗中摸索之苦。


    1957年8月，顾颉刚和谭其骧、侯仁之在一起。


    以上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叙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于编辑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轻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范围也广，工作的时间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


    再有一项工作也耿耿于心，就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这是我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如要我们细细地说明其结合和荟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嫌不够，而且根本未经整理，要采撷这点材料时也非常的不凑手。一部《廿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没法找。现在全国各民族既有平等发展的自由，他们便不会不想知道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们自己的历史里糅杂神话太多，远不及我们正史里记载得正确。例如西藏人，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种族的由来，是一个在观音菩萨处修道的猕猴和一个魔女结合了而生出来的，其统治阶级则是一个印度的太子为避难而逃出来，为藏民所拥戴的。其实，《新唐书·吐蕃传》里明明说他们是发羌的后裔，发羌是由青海迁去的。照他们的传说，是他们和印度亲而距中国远，看我们的历史，是他们和中国亲而距印度远，我们难道让他们尊重了神话而舍弃了历史事实吗？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为指导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会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从跑了几次边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这件事情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应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们用自己文字记载的典籍，可以根据着整理，至于匈奴、鲜卑、突厥之类，他们的文字或未发现，或虽有发现而材料极少，不够解释一切，需待慢慢地寻找和研究。第二，从前各民族向无地图，现在不能不替他们补出历史地图来，但古代地名当今日何地，其幅员广狭如何，其交通路线如何，在在是问题，这也必有待于考证。第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民族和国家向来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为数国，或一国而含有数个民族，或一国的国民是一个民族而统治者则来自别一民族，或开头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后来则化为复杂的民族，此中千头万绪，而记载则或简或无或误，总不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只有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来，文字上没有的材料可以从夹缝里看出；还该把归纳出来的事实送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审查，请他们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或推翻。所以这一工作，我虽是愿意干，但我绝不敢包揽，我只想把《廿四史》细细地读，抄出材料，做初步的整理，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结果作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待将来学者的改造。


    把《廿四史》细细读一过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4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10年吗？


    1973年，顾颉刚与整理《廿四史》的同仁在中华书局。


    这三项工作——研究古史、整理古史、整理民族史——的具体计划开了出来，总计已需时30年，而且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如果实做起来一定还不够，难道我能活到90岁以上吗？难道我能工作到九十以上吗？但是想到文化建设不远来临，到那时我要请求政府，派几位编辑、几位书记一同工作想是做得到的，那么我个人的工作时间或者可以缩短十余年，确实完成这志愿。否则，便干一点是一点。


    现在，我极想摆脱了商人和教授两种职务，专力在写作上。不知上面开的三项工作，政府要我做哪一项。政府如要试一试我的工作能力，我想不妨先从小的做起。“《尚书》今译”和“《国语》与《左传》”两种工作，估计每种速则一年，迟则二年，平均数则共计三年。如果给我的稿费够我的开销，我一定能如期完成。


    至于工作的地点，我想仍在上海。一来，现在搬家不易；我的残余书籍3万余册已于前年由北平运至上海，再要搬走已无此力量。二则，上海有几家图书馆，我需要的书，凡自己所没有的，大概都能得到。其三，则因上海是个工商业都会，社会活动自有工商界领袖人物出来担负，我既不把交际圈放宽，人家便想不到我，因此颇能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像北京，我住了二十多年，熟人多了，多出许多牵缠；而且北京是以知识分子做中心的社会，一去之后人家就不会放我的。像我的年龄，已不容许我再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住在“莫我知”的上海最为适宜。


    顾颉刚和学生谭其骧等人在青岛海滨。


    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大学聘顾颉刚为文学院长，他没接受。接受普通教授的聘请后，又没有成行。他想，他的工作倘能附属在山大（当时在青岛），每年到青岛两次，与那里的教授讨论，那是很高兴的事。


    去夏，山东大学聘我为文学院长，我不敢接受，但普通的教授是愿意接受的。不料9月前往时，适逢胶济路水淹，退了回来。山大里有几位研究新史学的教授，我十分愿意请教。我想，我的工作倘能附属在山大，我每年到青岛二次，使得我所写的东西因有他们的讨论而赶得上时代，那是最高兴的。

 第三部

1968年5月作。此篇系“文革”中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写交代材料。此次出版为第一次公开发表，保持原貌，没有做任何改动。

 在解放后的大事记

    <h2>1949年　56岁</h2>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


    应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临近解放时，朱家骅逃赴台湾，经过上海，要求和我一见，我急遽避开，实在这十余年里，他害得我够苦了。


    许多逃往台湾的人把“共产党斗‘三资’（资产、资格、资望）”的话恫吓我，要我随他们走，我不为所动，因为我确实不愿为国民党殉葬。


    有人听北京广播，要我不离开大陆，又在报纸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说是从前任过国民参政员的、国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我心更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我到淮海路上看解放军入城，市廛不惊，闾阎安堵。


    上海市市长在旧中央研究院中，接见张元济和我。


    是年春，台中大学招我任教，又吴康所办的中国文化学院迁到香港，亦来招我，陈可忠主持中山大学亦来招我，均未接受。


    秋，到北京，开设大中国图书局北京分店。归途游蚌埠及怀远，登荆山、涂山，入禹庙，观启母石，望禹会村。


    将抗战中所作笔记，整理为《浪口村随笔》六卷，油印百册，分赠同好，作抗战八年之纪念。


    我家迁居武康路袁帅南家。他逃往台湾，要有可靠的人住，由叶揆初介绍，于3月中迁入。


    出资，交张雁秋、姜又安开北海油店以自活。  <h2>1950年　57岁</h2>


    在大中国工作。


    上半年在诚明文学院任教。秋，该院并入“上海学院”，我但任教，不兼主任。由王善业任中文系主任。


    1955年6月，顾颉刚与于省吾、陈梦家等人在一起。


    “苏州人民代表大会”选我为特邀代表，回苏开会，晤潘昌煦、屈伯刚、谢孝思等。


    夏，上海市长陈毅聘我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该会的主任委员是李亚农，副主任委员为徐森玉，委员有沈尹默、尹石公、汪旭初、程演生、柳翼谋等。李亚农常和我讨论古史问题，使我稍稍知道新史学的方向。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推举周谷城为主席，我和吕思勉等为常务理事。


    作《昆仑传说和西羌文化》一文未毕。山东大学《文史哲》索稿，因将其中一章《〈穆天子传〉的著作时代》寄与。


    秋，与静秋同到北京，住西郊公园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尚爱松室。前，燕京大学对每一教职员扣工资百分之五，校中再加上同样数目，并交美国保险公司存储，做养老金。我在该校任职8年，加上离校13年的利息，以美金折合人民币，约有1000万元（即7000元），来信嘱我前往领取。我因出席出版总署召集的出版会议，因偕静秋到京接受。我因组织农业挂图稿件，与辛树帜同到西北农学院，商定合作办法。她回上海后，听信人言，在黑市中购买黄金廿余两，而所托匪人，竟买得假金，外面镀金而本质为铁。这是不信任人民币的结果。


    抗美援朝志愿军大量开赴东北，我从西安上铁棚车，席地坐。夜中不堪严寒，饮白酒取暖。  <h2>1951年　58岁</h2>


    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我独自住入多伦路，闭门读书。


    在上海学院任教。


    在上海文管会工作。


    开始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


    译《尚书》中《周诰》五篇，未发表。


    上海《大公报》王芸生召集各校教授批判胡适，我被邀参加。同会有沈尹默、周谷城、林同济等，约八人。批判文即在该报发表。


    是年春，与静秋、潮儿同游西湖，遇张儒秀，她在浙江大学任教，请我至其家饭，同座有钱宝琼等。


    我的妻兄张雁秋在旧社会历任县长，因他不贪污，不向上级送钱，曾为河南省主席刘峙监禁。后到黑龙江，与马占山共同抗日。失败后，流转桂、蜀，卖油条度日。抗战胜利后，连云市长张振汉请他做秘书主任。今年《反革命登记条例》公布后，他往登记后被捕。又我的姨甥姜又安曾任连云市公安局长，登记后亦被捕。姜又安查无劣迹，且曾保护地下党员四人有功，不久即行释放，判令回乡生产；但他迷恋都市，依我为生。张雁秋因历史较为复杂，判刑12年，他的家中用度亦由我担任。我每为不平，因连云市长张振汉逍遥法外，而令幕友张雁秋代负责任，我一时想不通。


    抗美援朝战士到上海，讲战事的艰苦过程，如说该地气候严寒，衣服里边是汗，外面是冰，而偶一停止活动，则内衣的汗亦已成冰，我听了十分感动。上海学院叫我向战士献旗。  <h2>1952年　59岁</h2>


    在沪参与职务如前。


    夏，在大中国图书局参加“五反”运动，因我只负编辑责任，名为资方而实是劳方，所以只批判了一次。他们为我造一“”字，读音如“糟”。


    在上海学院参加“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我直陈我和胡适、朱家骅、蒋介石的关系，因我所说比较彻底，运动完毕时得领导的表扬。


    运动后，上海学院解散，教员分配到各大学，我仍归复旦。我因住居徐家汇区，离江湾太远，所以和校长陈望道说明，未开课程。


    《中国历史地图》编竣。  <h2>1953年　60岁</h2>


    工作同前。


    秋，李亚农到京，开“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决令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冬，我同丁君匋夫妇及林兰同到京，与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这项任务。因上海有经手未了事项，约定明秋到京供职。


    和尹、刘见面时，他们问我在上海收入多少，我答500元。他们以为我要求到京后工资要这许多，周总理把这事提到了国务会议，说他要五百就给他五百。北京各方面传播开来，就成为我勒索高价。


    大中国图书局前曾由我编辑《历史小丛书》二十余种。这时出版分工，将书籍部门的资产与广益书局合并，组织“四联出版社”，因此我亦被分配到该社，名为编辑主任，实际只每星期前往开会一次。


    大中国的地图部分已于上年合并到地图出版社，其制造地球仪部分亦划出，设立“大地文教用品社”。所以这书局只编印生产、生活、农业、牧业、生理、卫生、历史、地质等挂图，出版达40种。


    1953年4月，顾颉刚和夫人张静秋及儿女们在一起。  <h2>1954年　61岁</h2>


    上半年，结束苏、沪各事。


    自北京传说我要求500元工资的事传到了上海，我觉得这将给人一个恶劣的印象，即嘱静秋到京，面向尹达致意，说该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不要特殊化。尹达答应了，所以定我的工资为200元，这是当时最高的薪给。尹达并说，如不够用，可以写稿补助，所以我一到北京，古籍出版社姚绍华就来和我接洽，要我担任很多的工作。


    9月，到京，任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当时范文澜、吴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务：（一）标点《资治通鉴》，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齐思和、聂崇岐、张政烺、邓广铭等先点，由我校定；（二）改编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由谭其骧主持，我助之。但《通鉴》是一部300卷的大书，而要一年完工，时间太促。我请求尹达展期，他说：“这事已上报毛主席，不能改了。”我急遽校定，而各人所点有长句、短句的不同，更有少错与多错的不同，要一一整齐，费工实多。我本性急，又任此急事，致怔忡病又发。


    标点者，除上列数人外，又有王崇武、容肇祖、何兹全，委员共十人。他们学校事忙，大率在夜间做，故所点甚随便，平常又不易见面，无从商讨。


    1975年4月，顾颉刚与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在叶圣陶家。


    1954年9月，顾颉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这一年，他参加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参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任我为第二届特邀委员。


    旧著《汉代学术史略》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首加一长序。


    尹达见了我，说：“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句话，我今天固然懂得，他是讽刺我只钻业务，不理会政治，只白不红，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但那时我不懂，我以为科学院要我来，是为了我掌握了若干资料，这些资料正是为国家工作的基础，它怎么能害我呢？他也没有向下说去，使得我莫名其妙。


    他又一次见我，说：“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稳固了，你才肯来了。”这句话太刺痛了我。我倘使真是拥护蒋介石，为什么不跟他到台湾，而要在大陆上等候？上海固然近海，蒋介石妄想登陆是一个目的地，但天津也近海，难道能说天津人也在等待蒋介石吗？再说，我不早来北京，因为上海有业务，而北京方面尚未找我，科学院中也尚没有设立历史所，那么，要我放弃了上海的业务而到北京来空等干什么？  <h2>1955年　62岁</h2>


    《通鉴》工作，由聂崇岐独力完成。


    1956年9月，顾颉刚与学生童书业夫妻在一起。


    我开始整理《史记三家注》。嘱贺次君到北京图书馆，遍校《史记》各种版本，我每月给以50元，希望将来作成一部《史记三家注集证》。


    《古籍考辨丛刊》（即抗战前在朴社出版的《辨伪丛刊》）第一辑在中华书局出版。续编第二辑，未付印。


    夏，在所参加“肃反”运动，侯外庐领导。


    秋，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是经常到会学习。


    我自到历史所，尹达初问我要研究什么，我开了一个研究题目的单子去，却如石沉大海，不见回答。又一次开会，要我把稿子送给他看，我捆了四捆送去，依然不得消息。两个月后，我忍不住了，到他办公室里取了回来，原来是原封不动，他竟没有看。我问他究竟怎样，他只说一句“大而无当”，就把我几十年的工作批倒了。我有一次到中国书店去，看见一部书，我自己力量不足，想请所里买，他却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对我关了门。又有一次，我对他做一个建议，他回答我：“顾先生，我们所中的事请你不要管。”这和毛主席的要人民当家做主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在旧社会里，碰到这样的上司，我早已投向别处去了。因此，我心里总是郁郁不乐。  <h2>1956年　63岁</h2>


    继续整理《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解释不同，以此标点就必须费一番思考，才可决定取谁舍谁。


    夏，与全国人代、政协同仁参观东北三省的工、矿、农、林各方面的建设，直至北大荒、牡丹江诸地，开始看到新中国的光辉成就，使我无限兴奋，一洗在旧社会经历的各地阴暗印象。历时一个半月。


    冬，参观广西各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并观“各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又到兴安观“秦渠”。历时两月，最远至隆林县。


    这年，民进选我做中央委员，参加开会更多。


    夏末秋初，到青岛，住杨向奎家，到童书业家饭。整理《浪口村随笔》，与童君商酌。约住两个月。


    春，民进开会，予在小组上说：“我本来看学问很难，从来不敢以学术骄人。现在领导对我，他有过分的政治优越感，这就逼得我也激发了技术的优越感来了。”徐伯昕听得此语，他要为尹达和我调停，约好了一天，由尹达派车接我去，我吐了一肚皮牢骚，但他没有说话，此后依旧对我冷冰冰的，使我失去了到所工作的勇气。  <h2>1957年　64岁</h2>


    春，将广西参观所得写了7000字，在政协大会上作书面发言。


    1957年11月，顾颉刚和李四光等人在一起。


    这次政协大会历时两月之久，在会上亲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言。


    会后病肺炎，痰中带血，先到小汤山疗养，后转青岛，住科学院新建宿舍。


    由侯仁之约，与谭其骧、任美锷合编《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我任《禹贡》部分，说明其著作时代，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30年前标点的姚际恒《诗经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予自校一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招我演讲，因讲《诗经》。


    为山东大学《文史哲》作了一篇《息壤考》。


    自珍挈其次子育宜来青探予，住十余日归。


    予因严重失眠，转入青岛疗养院，住居庸关路，与李四光对门，丁瓒夫妇亦时往来。静秋以予病，亦来，住至冬日始归。


    这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为工农群众揭发，其中熟人颇多，为之怵惕。回京后，即参加民进的反右整风运动。  <h2>1958年　65岁</h2>


    与政协同仁分次参观杨柳青、徐水、安国、信阳、遂平、安阳等处的农业建设，天津、武汉等处的工业建设。


    在民进参加交心运动，各中委都做自我批判，将近一年。


    “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大会，选我为常务理事。我将所存的通俗读物百数十册捐与该会。


    北大派朝鲜留学生李址麟来，嘱我帮助他做“古朝鲜史”的研究，因此，我也只得赶做这方面的研究，总共经过了四年。


    历史所迁至旧海军大楼，我的工作室在三楼北屋，冬间寒冷，始病肠炎，卧床数月。


    是冬，《史记二家注》标点完工，交付中华书局。该局因我分段太细，占了许多空格，又每段上立一题，亦嫌麻烦，交宋云彬重点一次，颇有以不误为误的，殊不惬意。  <h2>1959年　66岁</h2>


    开始整理《尚书》。这个工作是我50年来的积愿，承领导上交给我这项任务，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但其中问题繁多，有古今本子的不同，有古今人解释的不同，有可用甲文、金文做比较而审识其意义的，有无从得旁证而没法解决的，有西土人的方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有写假借字而无从认识其本字的，有本来写错或脱简、错简而无法连贯成文的，要做彻底整理须费绝大功夫。因此，先选《大诰》做麻雀解剖，为的这是周公对西土人说的，完全是西土的语法。这一篇做得好，那最难读的《周浩》八篇就迎刃而解了。


    春，与政协同仁参观湖南省工农业建设，并到韶山冲谒毛主席故居，游洞庭湖，上君山，遇暴风雨，宿民家。归途到河南省观三门峡水库工程。


    西藏叛乱平定，我为政协同仁讲“西藏历史”，参观宗教罪行展览。


    5月，我请求尹达，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承他面允，民进和该院接洽好了，但学部领导认为我年老，不必学习了，从此我就自安于“白专”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尚书》研究上，连民进的开会也感到勉强。


    我当选第三届政协委员，列入民进代表。秋，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周总理派我做副主任委员（主任范文澜，副主任杨东莼、申伯纯、李根源等），并亲嘱我写文，但我已用全力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上，没有余力兼治近代史。会中派秘书吴采君来，我只叫她抄我的《尚书》稿。


    冬，苏联专家越特金为译《史记》为俄文事来京，本所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帮他解决问题，我也参与其事。（五人为王伯祥、胡厚宣、赵幼文、高志辛及予。）  <h2>1960年　67岁</h2>


    春，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团结跃进会”，潘梓年发言，说此后各所应当注重资料工作，不再把整理资料工作者看做低一等的人，使我自信为我的工作是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抗议美帝劫夺我国在台湾的文物，政协开会，令我发言。


    与人代、政协同仁参观湖北工、农业建设和丹江口水库工程。


    夏，到北戴河休养20天，静秋、潮儿偕行。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处。（政协组织）


    秋，到庐山休养，近两个月。下山后参观九江、南昌、吉安、景德镇各地建设，又登井冈山，谒革命圣地，认识到毛主席当年创立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归途经上海，留一日；到苏州，留一星期（科学院组织。）


    冬，与文联同仁到西山长安寺，学习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历三星期，由王朝闻、蔡若虹领导，同学习者为吴镜汀、吴作人、查阜西、汝龙、蔡芳信等。


    译就《大诰》，并作《周公东征史事初探》。


    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出版。


    为文史资料会写《中国社会党与陈翼龙之死》，发表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


    为灾荒不易买到荤菜，与吴语区的朋友约定，每两星期上饭馆一次。  <h2>1961年　68岁</h2>


    作成《大诰译证》及《周公东征史事考索》十余万字，送至中华书局，该局集合专家讨论，提出不少意见，使我更加深入研究。


    始作《逸周书·世俘篇》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心小组学习会上，潘梓年、刘导生多次提出培养干部问题，要用十年工夫从研究生培养到副研究员，嘱在场的人开出进修书目。我因自己是研究西汉以上的历史，就为本所第一组开出一个参考书目，分量较多。自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我受到批判，方知这个书目是不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的，我应当检讨。


    夏，政协为了三年灾荒，招各委员到海拉尔避暑一个月，多进营养。静秋同行。以彼地气候和北京大不同，静秋下车受寒，当夜即病，翌日不省人事，当经医师治理，注射葡萄糖，得渐恢复。


    政协同仁要我演讲，为讲《东北史概略》。


    上海“辞海编纂处”要我审查“经学”和“历史地理”各条，我带去做了。


    在海拉尔，参观了谢尔塔拉图国营牧场、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生产队、南屯蒙民定居点，认识了蒙民生活的改进和畜牧业的发达。


    调查了当地的民间文艺，归后口述与民研会，由吴超笔录为《海拉尔散记》。


    冬，为民研会讲“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


    李址麟毕业北大研究所，归国。  <h2>1962年　69岁</h2>


    1月，与人代、政协同仁到广东，参观工、农业建设，又到湛江市和海南岛，观归国华侨所经营的农场。


    与范长江、周扬在广州相遇，他们要替我配备《尚书》工作的助手，我即开一名单与之。


    到从化疗养院休息一月，将《世俘》整理。


    4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承黎澍之命，派人来抄《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


    6月，蒋匪帮声言要反攻大陆，政协、民进及学部中心小组都开会讨论。7月，到大连度夏，见沿海诸山均已挖洞，知蒋军决难登陆。


    秋，中华书局征得科学院南京档案整理处同意，调刘起钎来京，助我整理《尚书》。其后和他商定，《虞夏书》、《商书》9篇归他整理，《周书》19篇归我负担。


    10月，我到中华书局办公。后因天寒路远，仍在家工作。


    冬，民进开五届三中全会，我因病未得终会。


    学部《文史》征稿，将《世俘篇的校订和批评》交之，登入第2期。


    6月，中宣部为我工作事，由康生同志召集一会讨论。第二日，又到他家，与之商讨，并招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共同讨论。决议秋后我到局办公。


    春，政协开扩大会议，要求会中同仁畅所欲言，即说错了话也不扣帽子。我因上年民进秘书长徐伯昕告我，尹达和他及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商定，说：“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领导，工资归历史所发给。”把我同历史所的关系局限在工资，不要我为本所做一点工作。又在这八九年中，尹达对我的说话永远是讽刺性的，从不做正面的领导，把这些气愤话全在小组里讲出了。会将闭幕时，碰见陈毅同志，他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当时即把我的事交给康生同志，请他处理。


    国务院参事廖华介绍他的同乡林剑华来，助我抄写，我见他能写篆、隶各体，古书也念得较多，介绍与尹达。经他派李士敏调查后，说他有些政治问题，但问题不大，可以用，就任他为临时雇员，做了我的助手。这是本所给我用的，我和本所的关系就不限于领工资了。


    印度侵华失败，我国将获得的军火退还，使我气壮。  <h2>1963年　70岁</h2>


    《尚书》二稿送中华后，该局又提意见，重写为三稿，牵涉的问题益多，分量益重。凡不易用文字说明的，都列成图表插入。


    1975年10月，顾颉刚与助手刘起釪在干面胡同寓所。


    《史林杂识》（即《浪口村随笔》的改本）初编，中华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多方审查，未见违碍处，得于明年发行。


    “全国文史资料会”召集全国主持文史资料人员在社会主义学院开会，嘱我讲“中国史料的范围及其已有的成绩”，我写了8000字念了。主持这会的是申伯纯。


    黎锦熙自告奋勇，为作《大诰语法图》，杨伯峻为作《大诰词类》。我以为如能把全部《尚书》这样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学性的高度，连带可以解决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问题，欢欣地接受了。


    山东历史学会派人来邀我到济南，参加“孔子学说讨论会”，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头脑里打破，没有答应。


    9月，政协同仁出外参观，我因静秋病近于食道癌，未参加，只在北京市区参观了工矿卫生诸建设和官厅水库。


    学部开扩大会议，我未全部参加。


    10月，政协开大会，我发言，题目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应建立中国古籍研究所，并大量出版古籍，供应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岗位开书单更为反动。


    以两月积劳，得便血症，至12月底进北京医院治疗。


    政协开大会，我因和中华书局往来两年，深知他们人力不足，大多数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齐，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须大量加工；该局职工替它加工，没有研究的时间就做不好，因此名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则都搁置没有动手。于是我在大会中建议设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讨论，共同提高，以应出版的需要。自经这次运动，我才觉得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崇古思想，应当批判。  <h2>1964年　71岁</h2>


    1月、2月住医院，因院中汽炉温度高，生活轻松，便血自愈。医生检验数次也未获结果。3月初出院。


    北大“古典专业”要我去讲“经学”已历数年，我皆以病未应；本年有一班毕业，该校教授阴法鲁到医院来看我，要我必去，并说已和历史所领导说好。我想便血已止，就答应下来。3月初去，每周四小时，分两次讲。哪知不到一个月，病又发了，方知我这身体已经不起劳累，当即停课，就在北大招待所里整理《尚书》。


    自夏至秋，到青岛休养，改作《周公东征史事考索》。一经劳累，依然发病。


    冬，到济南，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游趵突泉、大明湖。


    我所住的干面胡同宿舍，天花板高至一丈三尺，四面玻璃窗，又是统间，冬天生了火炉也不暖，我的气管支炎症每年必发，有时转为肺炎，甚为苦痛，曾请学部设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学部说北京房屋紧张，不如把旧屋修理，派董谦等看过，他们也感到确实不适居住。当时有一个懂得建筑的朋友来，他说：玻璃门窗多，可以装在南面，成一走廊，后边造墙，并把天花板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御寒，当即由他画一图样。那时建国门外宿舍刚盖好，学部党委副书记张仲才来，说：“你的书多，可给两个单元，不必改造了。”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里有暖气、煤气的设备，可省劳动力，当即答应迁去。后来尹达和学部商量，为了照顾我，还是修改，至浪费国家资财达一万余元。这充分说明我惯享特殊待遇，和工农兵的差距太远，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为书籍太多，这些书除了祖父和父亲的遗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资、领兼薪剥削人民的财富得来的，我想待运动结束后还之于人民，使我减少内疚和负担，得以轻装前进。


    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国东北考古，发掘到许多古物，足以证明中国东北是古朝鲜族住居之地。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鲜研究》。我虽不懂得朝鲜文，但看书中插图直把中国东北和朝鲜联成一片，深恐将来成为国际纠纷，因此写了一封长信，把这本书一同送到中华书局，请他们送给高级领导，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h2>1965年　72岁</h2>


    1月开政协大会，在小组会上，李平心问我对尹达态度有改变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归后，告家中人，妻子儿女齐向我斗争，我当夜写一检讨，翌日在小组中宣读。隔了几天，我到尹达家请罪，说：我自到所以来，不认识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你是领导者，我是被领导者，以致犯了许多错误。他说：在所里，你没奈何我，我也没奈何你。但你要想，这十几年里是你一生中最安定的生活了。


    参加反帝、反修学习，自4月至8月，政协和民进不断开会，便血病迄不能痊。我自想，年龄和疾病成正比例，我天年已届，还不容我安心结束工作，偏要天天开会，本年8月又特别热，常在百度左右，我简直受不了，狂妄地宣称我不愿改造了。


    9月，会毕即病倒。卧床上看革命小说《红岩》、《红旗谱》等，吸取革命精神。


    10月，透视结果，知结肠有肿瘤，即住北京医院。11月动手术，割去结肠一尺多。12月，到香山枫林村疗养。


    这年，因病及开会多，《尚书》工作仅做文字上的修改，但亦有意外的发现，如“有攸不唯臣”等。


    秋间，历史研究编辑部派张允侯来组织稿件，拟作《从烝报资料看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稿未完，以集中学习而停写。  <h2>1966年　73岁</h2>


    在香山，将主席著作从头读过。看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稍有理解。


    1966年初，顾颉刚在北京香山公园。


    5月，回城，中华书局来索稿，继续修改《周公东征史事考索》，尚未完。


    8月，接受历史所革命群众的揭发，参加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每日上班，而这时公共汽车挤得不能上，只得带着冷饭，步行来往。为了劳顿，11月中降结肠气囊肿复发，请假医治，历三月方愈。


    8月20日后，湲儿所在之女附中革命学生张汩等到我家造反，将我家所藏照片数千张，信件数千封，烧了三天。所中来封我家书室的门，留三间做住所，予遂与线装书绝缘。终日学习主席著作，改造思想。


    从8月末到9月初，所中斗尹达，予陪斗三天，才知道群众有无比的威力。九十八人贴我大字报，可见我在所中已犯众怒。


    9月全月，予每晨到所扫地一小时许，用劳动改造自己。10月初停止。


    四儿均到外省串联，潮、洪、湲到延安、成都、重庆、遵义等地，一日步行百余里，堪儿到郑州、上海、杭州等地。家中劳动力缺乏，予参加家务劳动，学习做饭，上街排队购物，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世界观渐有改变。自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非得如此大震荡是不能改变的。


    8月，张雁秋夫妇、姜又安、林剑华均驱逐回籍，尹如濬是自己逃回老家的。  <h2>1967年　74岁</h2>


    夏，书室启门。西边三间让出，由三家住入。我的书重叠在后屋，无法启视。准备运动后，逐步捐献国家，只留一些必要的书籍，则负担可轻。


    8月，学部斗争潘梓年、王恩宇，呼声震天。予在楼上闻之，为之心悸，怔忡病又发，请假一个月休养。


    外孙李育宜来，过国庆节，在我家留宿数天。


    通过一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读主席著作和有关大革命文件，我初步认识，人是不能离开政治的，我一生中的超阶级的读书治学的幻想是不存在的。解放以前，我和胡适、朱家骅一班反动派接近，证明我已成为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敌人。解放以后，我虽欣幸地生活在新社会里，但依然重业务而轻政治，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封、资、修的遗毒依然存在，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在这回空前伟大的革命潮流里，我愿意脱胎换骨，接受改造。希望通过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把我这个根深蒂固的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今后我下定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9年5月，顾颉刚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仁在民族文化宫。


    顾颉刚不仅创立了“古史辨”学派，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之一。


    为惩去年便血事，不敢多走路，上下班由三轮车工人王明德接送。


    为了年余不曾斗我，心又放松，每日下午好看旧书。静秋强行制止，每致争吵，予常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话反对她。由今思之，真是“打了红旗反红旗”也。  <h2>1968年　75岁</h2>


    1月3日，杨升南将我一生日记取走。


    1月杪，工农兵医院查出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当即留院诊察。2月中旬出院，控制饮食，吃绿豆或豆面，尿中即无糖流出。但人身不能缺糖，故亦间吃米、面。血糖入院时为159，至5月中高至180（正常的人，血糖为80～110）。特效药买不到，此病恐将日剧。


    5月3日，夜中起来小便，突然晕倒，尿流满地，医云是酮中毒的现象。


    5月10日，受本所斗批，在会议室。予先就解放前事作一提纲，逐条念出，群众不同意者起来驳斥。自上午9时至11时，予体尚能支持，唯脚痛耳。群众将我日记中语质问我，故能深中予病。


    2010年，《顾颉刚全集》出版。图为书影。


    《顾颉刚全集》分8集、59卷、62册。它的出版对我国历史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以及近现代学术史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5月13日，革命联络站贴出予大字报三份，前两份数说予与胡适、朱家骅的反动关系及仇视革命先驱鲁迅之反动言行，后一份说予自到历史所后之错误行为，如主张设立古籍研究所，要配备助手整理我的著作，以及改修房屋、浪费国家财力等。静秋及洪、湲往观后，均对我严厉批评。


    予自悔一生心力费于古书，致不努力于思想改造，即日起不再看古书，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人生观之转变。每日把读新书心得写出来，庶可夺旧学在脑中的阵地。


    3月20日后，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戚本禹等反革命分子，予一震惊，怔忡症又发。此皆毛主席之身边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


    2月中，历史所揪出坏头头傅崇兰，逮捕法办，组织革命派联络站，处理运动事务。


    3、4月中读《鲁迅全集》，吸取他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