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自序 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共收有十六篇文字。前面六篇，以事为经，包括：一、《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录》，二、《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三、《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四、《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五、《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六、《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后面十篇，以人为纬，包括：七、《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八、《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九、《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郑南榕研究〉自序》，十、《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十一、《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十二、《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十三、《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十四、《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十五、《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十六、《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以经纬分编事和人，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事和人是很难分得太清的，也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这十六篇文字，主要是我《走过从前》所余旧作的一部分。我的旧作，虽然已因国民党伪政府统治力衰微而松绑，但是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欣然一册册重订我的旧作，以垂久远。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就是行远自迩的一些起步。“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1994年8月1日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录 好久好久没来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谓一夜，其实是半夜。因为清早一点就起来了，起来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读书写作。杜甫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的真目的，乃在于“下笔”，“下笔”就是写写写。光读书而不写作，只为消遣或进学而读书，我是不来的。我从不为消遣读书，有人问阎锡山每天做何消遣，阎老西回答说：“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消遣的。”这话真逗，热爱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又消什么遣？至于为进学而读书，对我几乎也是过去。我过去读书无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训练和入狱被疲劳审问一段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学问已经成精，除了极特殊的新书外，几乎无须再读任何书了，只消把我过去读的书给遣出来，化为文章以利苍生，就功德无量了。 有时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个人，一生读了像我这样多的书，是否有必要。一个人活了一生，总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壮如山”，他们是那样自然、那样原始、那样王阳明式“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不看），岂不也好？他们那种九族，是载歌载舞载欣载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却是古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九族，两者相较，他们是活生生的，我却是死沉沉的啊！ 当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他们不读书，缺乏洋书中所谓“知识的力量”，一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挟有“知识的力量”的外来人，他们的命运，便被注定。——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中国人登陆台湾，对九族巧取豪夺，整天搞各种尺寸的“二二八”、各种号码的“清乡”，最后，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这些中国人，霸占了台湾。其中有数典忘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称起台湾人了，居然把后来的中国人叫作中国人了。人间蛮不讲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蛮不讲理到这种滑稽、抹杀事实，而又脸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地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本（edward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一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地放在地上，一条小浮笺贴在凹面里，上写“500”这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1989年7月26日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11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12月21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12月21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早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地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人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来说，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求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作“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爱丽丝漫游仙境记》（aliceinwonde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年，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编者略）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着，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1989年12月29日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 美丽的大学都有湖，从清华大学的相思湖，到燕京大学的未名湖，都是有名的。中兴大学也一样，并不美丽，但于湖则一。不过，在命名方面，它既不寄于相思，也不晦于未名，而是政治性极强的诉求——以中兴在望，因以为名。 中兴湖的造型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大陆，配上千分之三的台湾，隔“陆”挖空，各注以水，形成完整的中国。乍看起来，神州不是陆沉而是水没，触目惊心，令悲观者不无沧桑之慨；但是，对乐观者说来，当他站在台湾“陆”峡，左顾右盼，又何尝不起地质学上三叠纪的遐思？遥想那一年代，台湾与大陆根本尚未分割，台湾海峡根本就是陆地，中国早就统一于地理之内。如今，当你站在中兴湖的台湾“陆”峡上，举目虽有河山之异，但异中求同、同中求远，你不妨从悲观转为乐观，发现中国本就是如此。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观之，多少陆沉、多少水没、多少聚散、多少分合，岂不正是亿万年来正常的表相？自地质学看来，天大人小，人世的沧桑，在宇宙的沧桑面前，已经渺小得不算什么，变得“曾不能以一瞬”；但是，宇宙的沧桑却是雄伟的、瑰丽的、多彩的，苏东坡说“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正是宇宙沧桑的气魄。对比之下，人世沧桑的变局，就显得卑下而猥琐，出将入相、江山易主、百年世事、长安弈棋，实在不值得那么悲观，反倒是宇宙的玄黄乍变，令人终起乐观之想。——在造化眼中，人世虚幻，终归空无；但宇宙不灭，得涤万染。造化弄人，岂不值天帝一哂、如来一笑？哂笑之间，乐观在焉。 中兴湖是一个普通的湖，正因它造型特异，所以引人遐思，使人赋予它不凡的感受。沿湖漫步，在清早，你感受到的，是处处动态，湖边人们三五成群，或奔或跑；湖上则是白鹅戏水，载浮载沉，相映别成图画；在午间，你感受到的，是处处慵懒，人们倚石小寐、白鹅蜷卧成眠，清风徐来，水波难兴，仿佛湖亦有情，不无睡意；到了晚上，你感受到的，是处处静谧，情人寄语，白鹅静浮，月光如水，水中见月，虽有蛙声初唱，但令人不觉嘈杂，反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没有蛙声，好像反倒衬不出夜色与幽静。 在这些感受中，你会因它的造型特异而别有遐思，遐思到“无何有之乡”、遐思到“广漠之野”、遐思到庄子那种境界，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的境界会提升，提升到不只是沿湖漫步早、午、晚看人看鹅的层次，你会遐思到探索宇宙观的层次，因湖寄情，因情交感，而别有所托，在湖滨之外。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象山于江西铅山县有“鹅湖之会”，在鹅湖之滨，做宇宙哲理的重大辩论。陆象山说朱熹思想支离，不能直指本心；朱熹说陆象山自信太深，不能客观察物。两人不欢而散。但是，“鹅湖之会”的底子，在六年后还是拉近了两位哲人，陆象山在江西星子县白鹿洞应邀为朱熹的学生讲课。陆象山口才过人，讲得朱熹的学生为之泪下。后来陆象山死了，朱熹带学生去吊祭他，成为“鹅湖之会”后的一幕绝响。 从中国的鹅湖到外国的天鹅湖，湖滨的美丽总要有白鹅来陪衬。中兴湖的景色，不能跟世上许许多多名湖相比，但是白鹅在兹，却又使一切改观。从白鹅身上，人们看到了美丽、优游、安稳、认真而原始。这些特色，岂不正是古今哲人所向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动物，长守湖边，恰为中兴生出无穷颜色。你以为白鹅何知，但白鹅又何须有知？白鹅本身与宇宙合为一体，合得比“天人合一”还来得斧凿无痕，在湖边看它们、看它们，我们会变得相形自惭。古人写诗说：“输与仙都吉居士，一帘山雨听鹅经。”在白鹅面前，人类是输家、是失败者。人类要中兴在望，方能自足，但白鹅呢，它以中兴为湖。——中兴不须远望，中兴就在它家里，它就在中兴家里。白鹅在兹、中兴在兹，人们只是中兴湖的过客，真的主人，原来正在那里。1990年6月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6月23日，一个十四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20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5月18日，一个五十六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商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我看了，笑了，淡淡地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100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度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地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1991年5月18日午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素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恩纳尔斯（martinennals）、艾瑞克·贝克（ericbaker）发起“1961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of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借国际舆论促进发表的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朝鲜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两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这群热心维护人权的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各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1961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尔的人权情况……（编者略） 路透社这一报道，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露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1991年6月14日午后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店”，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 这几年来，因为意兴阑珊，没有再去开明书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 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了。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1992年2月9日追记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 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语，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1958年5月13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7月10日条下写“夜大中请我和启扬晚饭，后去新生看god’slittleacre，我是老马请的。”就是事成后孟大中的庆功宴。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下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中国法制史》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学安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启扬上5月16日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1月15日前后）奉还。 祝愉快！启扬留12月24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启扬上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您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复，并颂 近佳弟启扬4月27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精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10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露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民心大失，der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露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做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启扬上1月9日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1964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6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弟启扬上10月22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11月6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11月24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12月14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地翻译如下： 出版法thepublicatiow 社会教育法thesocialeducatiow 戒严法themarti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governingthecontroloverthenewspapers，magazinesandboorsduringthemartial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oftheministryofinteriortopoliceorganizations〔no.tai（47）nei-chin-tze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样说过。 弗罗斯特（robert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roadspergedinawood，andi/itooktheonelesstravelledby/andthathasmadeallthe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祝你好！李敖1970年12月6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洗、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作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ggarchip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李敖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李敖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贱，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人，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编者略）附录二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编者略）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 裴老爷子一生做官，官衔甚多。他黄埔三期毕业，官拜中将，人称裴将军；又任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人称裴主任；又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人称裴书记长；又任军事参政院总务厅厅长，人称裴厅长；又任昆明市市长，人称裴市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支团部干事长，人称裴干事长；又任“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人称裴监察人；又任“立法委员”，人称裴委员……虽然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称呼，但在我们的大厦里，芳邻从牙医张太太以下，都称他作裴老爷子。这个称呼免掉了官衔，变得敬老而亲切，裴大官人也就在邻居和管理员中，变成了裴老爷子。 在大厦中，我住在十二楼，正是住在八楼的裴老爷子的楼上。我和他做了十一年的邻居，可是从没讲过一句话；见面、同电梯无数次，从没打过一次招呼——我对国民党老帮子全无好感，他们对我也一样，所以古人“天涯若比邻”，我们却“比邻若天涯”。不过，每年选举住户代表参加大厦管理委员会，我总暗中投裴老爷子一票，逼他管点事。“立法委员”，对应付警察之类的牛鬼蛇神，还是有点用的。李登辉做台北市长时，有一次，找上大厦中庭花园的麻烦，经裴老爷子坐镇，其怪遂绝。相对的，选住户代表，裴老爷子却绝不投我的票，所以我年年落选——大厦邻居深知李敖乃一刁民，敬而远之为妙。 裴老爷子满头白发，但是梳得很整齐，虽然七八十岁的年纪，但是出入理发厅马杀鸡，日以为常。裴老太太好像也心知肚明，懒得管他。裴老太太是美人，从她孙女的神韵上可想象当年。我在台中寻访史料，在杜致勇的天花板上，找到杜聿明将军当年同裴老爷子裴老太太的照片，顿时灵感交集。这些人物，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但是历史与新闻、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衰老、兴亡与荣枯，种种对比，却常常交汇在我思绪里。有一次，我半夜翻看沈醉将军在大陆写的《军统内幕》，看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跟裴老爷子的神秘关系，那时正值沈醉从大陆写信来给我，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沈醉写裴老爷子那些往事的时候，绝没想到，裴老爷子就住在我楼下；而在楼下午夜梦回的裴老爷子，做梦也想不到，在楼上，有个下笔无情的历史家，正对他们当年在大陆如何祸国殃民，研究得一清二楚呢！ 又有一次，我半夜翻看1934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在（丙）230页看到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三巨头，执行委员龙云、监察委员卢汉之下，赫然就是书记长裴老爷子。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裴老爷子出道可真早！他在云南做地头蛇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第二天清早，我下电梯，裴老爷子穿着花格子西装，打着红领带，叼着雪茄烟，悠闲地坐在大厦门庭的椅子上，等着去“立法院”聊天。我瞄了他一眼，心里一直笑：“老家伙，昨天半夜又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1989年2月4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 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写文，要打个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件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6月7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编者略）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1985年6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申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1987年10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欣庆。”“年来成立出版社，刊‘真相丛书’，已出《蒋介石研究》等十余种，虽为官方党方忌恨，然九死无悔，发愿要揭发真相，不容彼辈欺苍生而误后世。《鹰犬将军》在海外风行，憾未能在台湾出版（台湾有一盗印本，排成杂志尺寸，且多删节），我打算不计困难与折损（官方党方捣乱，困难与折损不可胜计，我的著作，被禁已达百册之多），出一台湾版，专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书在市场销售上必遭困扰，无利可图，先生与我，也均不志在为利，故拟采赠作者书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为台湾版写一新序。二、能有增订之文，盼能一并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制版。台湾版拟用铜版纸制作封面及图片，品质当远胜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蒙惠示，请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务必寄挂号，以防意外。”“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亦乏游兴。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总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书），转道来南投县溪头森林一游。半夜在国民旅舍774室读书写作，特奉书先生。此时万籁俱寂，静中密筹‘通书’之策于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顺请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诵惠书，深感欣幸！仆来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阁下才华过人，文采风流，尤以风骨傲然，虽以文字罪系狱数次，仍然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良可敬佩。数年来得读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击节赏叹，惊为旷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风等谈及足下作品之可贵，在于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仆虽不学，但对是非曲直，尚能略断一二，足下尚在壮年，幸愿好自为之，天下有道，必将脱颖而出；天下无道，亦必流芳百世。”“大札发自7月27日，奉到时为8月23日，我与香港通信一般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陆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来台湾当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实总是给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陆任何企业都是国有化，印发《鹰犬将军》一书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一半，我将大函和大风研究过，以征求他们同意为妥。已于数日前发出，估计无问题，因印发台湾版只是为了扩大影响，非为图利，但恐获复尚需时日耳！”“听说足下出生于东北，现在台湾是否也如张少帅一样，只有岛内的自由没有岛外的自由（也有人说张先生在岛内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来信谓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制，何不效法苏子观泰山之大且高、观黄河之水且深乎！祖国大地可供游兴之地实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云南旅游半个多月，东至石林，西至苍山洱海以及滇缅边境，还有游兴未尽之感，嗣又去成都盘桓了几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想足下早闻之矣！台湾斗室耳，坐井何以观天？书不尽意，先此布复。顺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于纽约。” 10月27日，美中民艺学会的李蓝女士自美国来，带来10月7日宋希濂将军再给我的信，说：“李敖先生：7月27日惠书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于《鹰犬将军》一书系文史出版社印发，这个出版社属公有制，在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昨得复信同意由足下出台湾版。我于9月5日曾复一信，未知达览否？”“李蓝女士原在此间的《北美日报》任编辑，转载足下之《鹰犬将军》一文和《编者按语》，均是她处理的。现李蓝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谈，出这本书，‘旨在扩大影响，非为图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绝不计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写入合同内。一切由李蓝女士面谈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启。1988年10月7日，于纽约。” 李蓝是聪明明达的女士，住外国久了，权利观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国民党几十年高压下出版这种“反动书刊”所遭的困难、损失和代价，以外国出版的常情与规矩，想在台湾出这种书，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她那种极力保护宋将军权益的好意，但是，她也应该设想设想在台湾的高压下和销路不会超过两千本的评估下，出版这种书的艰苦。无利可图是必然的，但求少赔就不错了。对宋将军而言，台湾版只是扩大影响；对台湾的出版者而言，却是扩大影响以外，还得付出危险（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畸形的状况，所以，我们无法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和出版方式对待作者，没有人不想保护作者，但是谁来保护出版者，也该想一想。 我又告诉李蓝说：“在外国、在日本、在大陆，一本像这样的书可卖几万本，因此你可能难以相信在台湾竟卖不过两千本。但是，台湾在国民党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个‘不悦学’、不流行读忧患之书的怪地方，并且宋将军的丰功伟业、苦心焦思，在台湾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宋希濂三个字，在台湾全是陌生人，书又不能登广告，怎么卖？这一阵子远流出版社印行胡适的书，销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到了书店，拿起书，竟问：‘胡适是谁？’何况宋将军的知名度，在台湾不及胡适；李敖印的书，大多书店不敢卖，这一情况，也盼你多想想。我并不希望你把我这些话，全部转告宋将军，免得他有精神负担，认为印这书给我带来太多麻烦。因为一切麻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外国的人士，能够真的体谅到台湾的出版者无利可图，就好了。至于原书‘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一节，我很感谢宋将军主动替我的处境设想。但我既然印书，就一切都不怕，我从没有删节或修改的念头与事实，对海外、大陆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将军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对内容的‘反动词句’我就全部敢负责，我不怕国民党找我麻烦。去法院吗？我去过两百多次了；坐牢吗？我可坐多了。” 李蓝离台后不久，大风有次从纽约来电话，谈起了他跟宋希濂将军很熟，我顺便表示，如大陆方面，格于公营和错觉，在授权上使宋将军为难，我并不坚持一定由他授权，不授权也可以出，只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资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将军来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万事胜意。李蓝返纽约后详述与你会谈经过，深以为慰。正拟具体进行时，文史出版社突来信提出两点：一、版权不能转让。二、出版后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得信后深为愤怒和厌恶，故暂搁置。日前大风兄转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们的无理。如出版能实现，将来最多给他们三十本就行了。由于台湾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敌对意识未减，故拙著稍迟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总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几年来发表过的一些议论，陆续挂号寄来。至于序言，李蓝意最好就请大笔一挥，不超过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专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这封信后三个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将军就寄来十五份资料。他附信说：“李敖先生：春节发来一信，想已达览。兹由邮寄来资料十五份，可供参考，将来拙著付印时，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当可寄来，专此敬颂春安。宋希濂。3月3日于纽约。” 3月30日，我复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后，旋由李蓝小姐携10月7日信来，面商出书诸事，想蒙转达。后以彼方中变，我向大风先生提出变通办法，先生亦觉可行，甚感先生与我皆能就大处着眼，成此佳话。今年2月7日先生惠书后，3月3日寄来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发排，并悉遵尊意处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照片处理上太模糊不清，无法翻制，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鹰犬将军》出台版后，如有可能，我想把汪东林的《宋希濂今昔录》等亦予新版，该书前面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为留意。”“前年俞济时约我一谈，我以不欲见人，故拒绝之。他所知内情独多，以与蒋关系过深，故不肯透露。孙元良回忆录在台出版，很多话不敢说，其人适如尊论。”“《鹰犬将军》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见闻，一定还有不少，极盼能以拾遗方式，一条条写出。例如先生所知蒋的种种，当不止于尊著中所忆数点，如能以札记体裁，随意写出，其珍贵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国山水之胜，当遵先生之嘱，有机会当往一游。目前为大量工作所困，恐动弹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强，尚遨游于祖国山水之间，真令人歆羡也。即请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后，适接大风电话，知道宋希濂将军已赴大陆，无法及时收到我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的回信，内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对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从大陆回纽约后，一直拖延了三个月才写信给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负责人几次商讨，最后才说服他们，不争版权，只要不修改原书的主要内容即可。他们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册，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说估计最多印五千册，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过一百本和对方商谈，最后他们同意了。”“二、我这本自传于1986年冬开始发售，二万五千册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云南、四川，今年到长沙，还有不少来纽约的故旧，向我索书，无以应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陆取得统治后，（曾）对八年抗战过分地渲染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事迹，极少叙述，更多的史料、文艺作品等则是丑化。自邓小平当权后，为了对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才稍有改进，拍摄了一部《血战台儿庄》，也鼓励参加过抗战的人如实地写述史料，并有选择地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我的自传发售得这样快，主要是除亲朋故旧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爱研究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两万册在大陆发行也会有销路……（编者略）尊处如印五千册，估计在台售出三千册，在香港可售一千册，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册。请您审势决定。”“三、有几位好友对我说：书名题为《鹰犬将军》，未免太自贬了，不如自传为好。这当然是好意……（编者略）”“四、寄来照片十八张，有十一张是我在抗战期间（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获得的，还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就从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附来的是从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一书中剪下来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张之后，其余的由您安排。”“您上次来信嘱我就过去和蒋介石见面多次，谈话内容回忆记述，我在当团长以前，见蒋次数不多，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蒋‘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解庙行之危的那一战役。以后见面有些关键性的谈话，在书中基本上写了。俟回忆另有所得时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启。” 我在上面发表宋希濂将军和我之间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地保存有关出版《鹰犬将军》的每一细节，由细节中的各种角度，来窥见成书不易、来理解经营之难。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将军爱国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怀抱的几许原貌。宋希濂将军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当。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宋希濂将军“平生”部分，原书俱在，已存信史；“志事”部分，以他的谦和冲淡，有待发明，我愿在报告出书经过之后，试为申义。 宋希濂将军纵横乎疆场之上，他在抗日方面的功勋之烈、志事之苦，本来已是一个完美的、不朽的句点。但是中国之命运，正《庄子》所谓“有数存焉于其间”，宋希濂将军在家破人亡、备遭大难之后，却又否极泰来、别开新章。他的人生，在句点之后，又转入惊叹号。他以一介“战犯”，观礼于天安门，目睹祖国的兴盛；复以劫后余生，存活于北京城，身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云游于美利坚，乐叙天伦的难逢。更可贵的是，他不以亲人团聚为已足、不以延年益寿为已足、不以做自了汉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为海峡两岸的生离死别为忧，呼吁亲人互相探访、中国和平统一。在他寄给我的文件中，我最为他七十八岁和八十二岁的两段文字动容。他写道：“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自1924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服役军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这二十六年中，没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几乎是无役不从，曾受伤过三次。我这一生，确曾身经百战。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无比苦难和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苦痛。因此，我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一直主张和平统一。我坚决反对祖国的分裂，也坚决反对内战。来美四年，在子女们的关怀下，享天伦之乐以终余年，无心过问国事。但由于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常常有人来问我的意见或者邀我参加某些座谈会，我总是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统一、希望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作为发言重点，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但有些人听不进去，诬蔑我是在为中共搞统战。”“几年来台湾统治集团坚拒和谈，并高唱‘反攻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高调，但自己并没有实力进行反攻，妄想大陆人民起来推翻中共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幻梦。长此拖延下去，最后势必导致战争，这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局势发展到要打仗，不论双方胜负如何，可以断言，牺牲最多的必然是台湾同胞，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台湾这块地方。”“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认为，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分裂的原因我们先不要去管，应该着手的是努力结束分裂的局面。邓公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做出了大设计；经国先生生前开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陆探亲，为两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辉先生继任，声明继续开放政策不变，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不只开放探亲，而且也可以开放通商，来往的人多了，经济互惠了，这统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赛，振兴民族，造福同胞。凡是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人，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大书特书的一页。”“我垂垂老矣，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昌盛。” 这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忧患爱国者的最后高呼。他以大好青春为祖国效命、以出生入死为祖国献身、以垂老叮咛为祖国招手。牧野鹰扬于上、鸡鸣犬吠于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泪，在在向我们呈现他在为国家民族做了鹰犬。做鹰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为自己和我们，提升了这一境界。我们怀念宋希濂、怀念宋希濂、怀念这位令人敬重的“鹰犬将军”！1989年11月25—30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三十年前，我做第八期预备军官，于役军中。我是有心人，特别敏于观察、酌为记录，以为这人生中一年半的难得际遇，留下鸿爪雪泥，兼存信史。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老兵——张永亭。 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兵、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岁。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杂乱又多，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炮。排长以下，有排附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附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其中张永亭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骂他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这种情况，二十多年后，有所改变了。在我做总监的《自由时代》周刊上，就有这样的报道：“有些部队训练用弹没用完，找人到靶场随便打打，在胡乱射击时，有的人会将弹头拔下，倒出火药，只缴弹壳报销。这些火药留下来，就是原料。有的人有多的弹壳，可趁机换掉子弹，携回使用。一些军械士‘假耗损，真存弹’，将扣下的子弹出售。更有一些应该爆破的手榴弹，只要以插梢报销即可，根本没有爆破，换一片插梢就流入黑道了。难怪刘焕荣能握着手榴弹抢赌场，游国麟生前扬言炸警局，一些枪击要犯动不动就能搬出整箱的手榴弹，这些情况，和部队械弹管制不严有相当大的关联，但却一直讳疾忌医，没有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上面这种情况，随着黑枪从海外直接流入，也不时髦了。张永亭卖废铁的奇异画面，当然也更落伍了。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我的朋友潘毓刚，在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 最大的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援，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脚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每个人都客气，但对张永亭却熟得可以佯骂之，并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当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薪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 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附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亮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大哥（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退伍最初几年，有袍泽北来，还谈到张永亭。说张永亭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处境益艰，以致入狱，军中消息，长绝已久，不知老样子的张永亭是否依旧当年。今晚追忆，往事恍然、故人历历，但其间横隔，已沧桑三十年。故人日远，而我也老去，特为零墨，以志前缘。1989年12月21—23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1952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道，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为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在《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1990年8月31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1963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1934年7月记：‘31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26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被关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去年10月，《联合报》系的出版机构，印出了《静农论文集》，报章推介，说是学术著作。我素知台静农懒于学术，并以“我不在乎”自道其不出版学术著作的态度。如今既以八八之年，出了唯一一本学术性专书，不可不买来一读。结果一读之下，引起我一点统计的趣味： 全书——475页。 写作时间——前后长达55年。 篇数——只有25篇。 每年写——八页半。 每天写——0.023页。每面840字，即每天写19个字。 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样子的人格与学格，未免太可议了吧？整天吹捧他的人，未免太浑蛋了吧？1990年9月7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 1月里读了一本动人的怪书——《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想写一点介绍。 作者邱铭笙三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脚踏实地”过。不过，他的身体，虽然坐上轮椅，不再“脚踏实地”，但他的精神，却坐上风火轮，上天下地起来。在不幸的人生遭际中，最难得的，他既不自弃，也不自怜，反倒奋发向上，成为一个极有才华与巧思的写作者。在他活泼动人的文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障者洞彻人生的独白，独白里洋溢着快乐与自信，心理健康得连得了小儿麻痹症的罗斯福总统都得退避白宫，我认为邱铭笙比罗斯福伟大，因为罗斯福的心理健康，得自飞黄腾达、前呼后拥的总统生涯，但邱铭笙呢，却得自飞来横祸、前思后想的黑暗岁月。邱铭笙有一雅号叫“雷德福”（redford），与美国明星罗伯特·雷德福同名，他自嘲式地写道： 罗伯特·雷德福·邱（robertredfordchiu）妙龄三岁后天坏脚，但天生好手，擅长上下其手，小时喜欢画图，大了喜欢操觚，就是不喜欢念“教育部审定”的书。自动由升学班请调放牛班，在牛骥同一里，学业是障业，考试是牛刀小试，从升学班至少探花榜眼而为放牛班执牛耳的状元，罗伯特·雷德福·邱非是鸡首，即为牛头，不做屁股，也不当尾巴，“强人”也！ 春梦无痕，秋风容易，雷德福·邱渐渐在成长，雷德福·邱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辛酸，环境所逼，琴剑飘零，总是一个人在挣扎，强忍眼泪，显出生命更坚强！雷德福·邱生长在一个黯淡无望的环境，如同《小妇人》书中所说的“黑暗得像非洲”，罗伯特·雷德福·邱没有两只脚，却希望有四条腿能够“远离非洲”！ 这是邱铭笙的黑暗岁月。 一般残障人士，除了生理上的黑暗外，更黑暗的，是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但是，邱铭笙却以“‘强人’也”的豁达，“显出生命更坚强”。不过那种坚强，并不是硬挤出来的，而是出哲学家式的胸怀。试看他后来在台北仁爱医院动骨科手术时所写的一些手记，便见端详。 他写他开刀前后的情况： 开刀大典定在早晨8点30分隆重举行。8点钟，护士小甜甜来，将我按倒在床，她伏下来，脱掉我的衣服……然后，然后没有什么，她为我穿上手术衣，再然后和两位护校实习女生一起用推车把我推向开刀房，这一去，生死未卜了！ 进了开刀房，小甜甜等向邱公子鞠躬告退，邱公子给她们飞吻，对她们说“生离死别”了，她们三人都忍俊不禁，莞尔而去！开刀房里医师护士都已装备齐全，个个都像屠宰场的屠夫，尤其张金龙，一脸横肉最像。因恐在手术进行中意外导电被触死，怕死的医师护士都穿木屐，gegegege，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仿佛《再见阿郎》。各种刀械闪闪发亮，待会群医就以这些刀俎将邱公子当鱼肉，打了麻药，人事不知，就要让医师护士毛手毛脚上中下前后左右消磨个够！此时张金龙两手握双刀，狞笑着说：“嘿嘿嘿，不用害怕，打了麻醉针，你就不省人事，不会痛也不会痒，开刀的过程你全然不知，一刀下去，你立刻血肉横飞，我要把你身体里面的器官拿出来把玩一番，再放回去！”我想到一个医师开完刀后把器材遗留在病人肚子里，再开一次刀取出来的笑话。张金龙是“老粗”，护士小姐常取笑他人粗鲁，难怪“岁头呷到三十外”了，还是裤子破了没人补，邱公子担心他“呷到好死了，还无某倘好娶”，心理不平衡，粗心大意真的把什么东西，剪刀石头布的留在我能容的肚子里，这可不是笑话！所以邱公子悄悄地对红粉好友赵培鑫耳边细语，务必多加留意。赵培鑫是台中国医药学院分发来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实习的准医师，为一女学士，女人都小心眼儿，锱铢必较，有赵培鑫这个女人一旁警戒，天塌下来先压到她，她再压到我，软绵绵的，邱公子要稍安心也！邱公子银牙暗咬赵准医师耳朵，以蚊声的口吻曰：“外科医师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眼皮眨也不眨！尤要盯牢张金龙和陈光耀，他俩前几天色迷迷地向我借yboy，被我严词拒绝，耿耿于怀，吾深怕他二人暗施毒手，在手术中联手对我引刀成一快，使我遭遇不测！”所以要赵红粉密切提防张、陈二者狼狈为奸，对邱绿叶图谋不轨。赵红粉说：“相公放心无妨，娘子自当留意！”话声刚落，主操刀的主任医师以大寨主的架势大步向前，“大醉侠”麻醉医师醉茫茫地一个箭步抢先，抓起邱公子玉臂就是一针，瞬时将邱公子做翻，邱公子突然想到《水浒传》十字坡那一段；邱公子又想到张金龙有一个祖宗叫菜园子张青；邱公子已经感到头重脚轻；邱公子想喊赵娘子卿卿…… 入手术房和入洞房的感受自然不同，入洞房同样会紧张，但那是膨胀充血，心跳加快，又欲仙欲死的紧张；入手术房只有担心“回不来”的紧张。入洞房也可能“回不来”，但和入手术房的“回不来”相比，一是“玫瑰花下死”，一是“手术台上亡”，同样做鬼，一是风流鬼，“爱是，鬼也做爱”；一是倒霉鬼，鬼都不爱！同样赤身露体的孤魂野鬼，前者无疑是“过瘾”“痛快”多了！…… 8点钟进开刀房，8点30分行开刀大典，11时30礼成，十一时三刻邱公子悠悠转醒，已经躺在恢复室里。恢复室里非常安静，只有一位护士小姐在旁随时注意邱公子恢复的情况。躺在塑胶罩中，邱公子也在找话题跟旁边的护士小姐交谈，即使在这个时候，邱公子还是这么风流可爱！醒来之后，医师朋友不时前来探望，真是杏林春暖！好想唱“条”台语“瓜”：“犹原是忠实的朋友，卡有人情味！”打定主意，赶明儿个把yboy借给他们看吧，还有一本《阁楼》，一卷a片，统统拿去吧，让他们看得见色流精！ 午后2点45分，完全恢复，小甜甜推着推车来接回病房，经过三东护理站，邱公子向里头团团转的护士小姐们很富男性魅力地大喊：“我回来了！”护士们听到是邱公子勾魂的磁性声音，纷纷丢下工作，呼声掌声交加，场面热烈，有如总统莅临！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洒脱轻快的病人的嘴脸，已经跃然纸上。 再看他写住院时的一个小护士： 住院共三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一直珍藏在我心深处。是开刀后的第三个星期，那个星期轮值三东319病房的护校实习女生，叫连培如，台北市人，是新店耕莘护校来的。连培如是最可爱、我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因为有连培如，所以我特别珍惜住院期间的那一个星期。 那一整个星期的六天，每天最令我盼望的，便是连培如的到来。早晨8点一定准时地带着各种医疗器材，来为三东319病室的三位住院者测量体温、血压和脉搏。量血压时，她必须把血压器放置在我手臂上，放置时她的手会接触到我的手；量脉搏时她要以手指头捏住我手腕血脉处，这都是医疗上所必要的接触，是无比纯洁，没有任何意味，但即使只是这么轻轻、小小、纯纯的接触，也使我感到温馨、陶醉，而有无限的憧憬和遐思！…… 每天下午4点钟，连培如会再来做一次测量，这次量好，培如也就要下班回家了！我却希望培如不必离去，我喜欢培如是那么深刻，分开一秒也依依不舍！连培如回去后，我便开始期待明朝快些到来，这样我和培如又可相见了！夜晚我想着培如沉沉入睡，我愿她梦中有最美的少女的祈祷，我愿她伴我梦儿，那么，睡眠中我的嘴角也会牵出一丝笑意。 对连培如，我从来没有表达这份爱意，太多的因素阻止了我对她诉说，千丝万缕我都放在心里。读书的时候，每每我总想到连培如，这时我总是很自然地便在书页上写下连培如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从出生到成长，我都身处忧患，我所过的幸福甜蜜日子很少，自然所留存拥有的美丽回忆也不多，我过往的许多历程，我都希望从来没有过过，一切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不愿再记忆，唯独和连培如有过的那个短短的一星期，叫我刻骨铭心。如果能够往日重现、如果能够进入时光隧道、如果能够让我选择，愿意再回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愿意回到和连培如相处的那一个星期，重温往日情怀，并让时光就此停住。 （1981年6月28日，星期日）8点了未见培如，才猛然想起培如不会来了，培如轮值一周，到昨天结束，今天起不用来了。一个星期来，整个心都寄托在培如身上，依赖她如此之深，现在培如不来了，顿然感到心室全空！我对连培如满怀情之所钟，爱苗深种，心坎意浓，我都没向她表达，只好诉诸纸笔，在日记上情文相生，永证我此思此愿，常策心马。前天培如告诉我，昨天是她轮值的最后一天，我对她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再见，不要说再见象征我们永远不分离！”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近乎凄楚的故事，轻淡地起来，又轻淡地结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邱铭笙笑脸背后的一面。不过，“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后，他又展开了另一面： 我这辈子可能是断子绝孙了，我也憧憬过能和所爱的人生有爱的结晶，然而男女间事怎么说呢？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爱情的条件太多了，只要其中一项“不配”，那么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女人不能接受我，我当然知道原因，面对碎梦，难过是免不了的，但我从无恨意，也没有遗憾，不过我会“不服气”、会“感慨”，“感慨”女人呀、女人，她们、她们不爱我的并不是我的人，她们爱的、她们爱的，呵！竟是我的两只脚！ 这是哲学家式的轻怨薄怒。在犀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他自嘲嘲人的慧黠。 若以为这本书里，范围只是一个残障人士的波澜起落、感慨万千，你就错了。这本书别有一番新天地。那就是他深入地探讨人间的许多重要主题，夹叙夹议，并且证据齐全。试看他写《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我对于婚礼的改革》，都有见人所未见的议论。他反对迷信，写了一篇《神》，长达三百五十四页、二十一万字，简直已凌驾学术论文，并且在内容上，比学术论文高明得多多。他用一个个实例拆穿教棍神棍们的骗局，文笔流宕，令人赞赏。尤其有趣的，是他不谋而合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diderot）式的脚注方法，用大量的脚注，发挥主题而无剩义。试看下面两段： 天妒英才邱铭笙，让我得到小儿麻痹绝症，击碎了父母的心！妈妈是旧式女性，相信凡事天注定，一切都是命，便去找了相士替我“算命”，去问我“为何命如此”？相士对妈妈说，这个孩子聪颖异常、才智过人，又反骨明显，一反起来甚至会大闹天宫，天都管不住，所以一定要让这个孩子“破相”，压制他的反动。我最讨厌相士，从不相信相士的任何鬼话，他们的耍嘴皮、胡说八道，由此可见！为了希望能够医好我的双脚，我也做过“宗教治疗”，有一年台北来了一个基督教布道团，在市立体育馆布道，说有任何残疾缺陷，只要来了，充满信心，经过祷告，可以让跛子开步、哑巴开讲、瞎子复明、聋子复聪，说得活灵活现，煞有其事，连好好的人都想折断一条胳膊去接受祷告再生。我爸爸也带我去了，只见场地中央的洋教棍又喊又叫、又哭又笑，就像华视的史华格那样，念念有词了一个晚上，很多人如坐针毡，听呒他们那些人到底在念啥！布道会完了，怎么来的人还是怎么回去，早睡早起身体好！ 倚靠天使神差拯救脱难，已知无效，那么自求多“佛”，救苦救难，行得通吗？行不通。疑难杂症还未根除，就会先得癌症。荣民总医院耳鼻喉主任张斌指出，鼻咽癌专侵袭中国人，是中国人常患癌病之一，在台湾地区癌症发生率，鼻咽癌排第六位。根据荣总耳鼻喉部统计，鼻咽癌在各种癌病中名列前茅，每月门诊中可遇到十名左右新病人。张斌表示，鼻咽癌的形成除了遗传因素外，国人一些生活习惯也容易罹患鼻咽癌，张斌列举了几种情形鼻咽癌发病率高，其中一种“设有佛堂、神位，常烧香和常用蚊香者，这些烟垢含芳香族多环烃化合物，可能诱发鼻咽癌”。也就是说，香烟袅袅中，你的鼻咽已经了了了！ 这就是邱铭笙的脚注，多有趣呀！ 邱铭笙虽然反对迷信，但他心胸开阔、葑菲不弃。一个反迷信的人，还交到这么一个朋友呢： 住院前后，卢泉锦“老师”在精神上和金钱上都给予我支持与支助。卢泉锦“老师”喜欢拜神，不单拜一尊，自宅甚且设一神坛，供奉的从哪吒小神到福德老神，还有齐天大圣，不知是“神仙家庭”还是“傀儡家庭”？卢泉锦说众神都拜，日后升天位置可靠，我说不如都不拜，以后鬼门关前众神拉客拉得厉害，一枝独秀，身价更高，可能耶稣阿拉都插一脚来凑热闹呢！卢泉锦也为神像开光点眼、安神位、看风水，又做乩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神棍。在得知我开刀日期的前一天，卢“神棍”特地方领矩步地到内湖“慈惠堂”，祈求无极瑶池金母娘娘赐福保佑邱“弟子”手术顺利平安。住院期间，卢泉锦“老师”多次来看我，令我难忘。 这是邱铭笙的五湖四海。 在全书的最后，邱铭笙写道： 白云苍狗，世情多变，仁爱医院还没倒，还站在那里，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第一非的是柯贤忠已由医院院长调升为卫生局局长，以前只管一家，现在每一家都归他管，跟他有仇的，莫不战战兢兢，深怕不知道哪一天血滴子会飞来！人事的浮沉，风水轮流转，几家欢乐几家愁，永远都有人在悲伤、挫折与不如意之中。“大同世界”只是空话而已。我的红粉之友赵培鑫已回到台中当郎中。我最喜爱、最可爱的连培如远飏美国新墨西哥州……邱公子笔底飞花的每一个真人真事，他们以后的遭遇怎样，我全不知道，我只知道各人要走各人的路，环境无情，造成幸与不幸，也只能各自去面对或改变。蕙质兰心邱公子，琴剑飘零，去日苦多，在极端困境下，没有放弃努力用功，为了别人的与有荣焉；为了自己的引以为傲，邱铭笙会给爱邱铭笙、帮助邱铭笙的人知道：他们爱邱铭笙，没有白费；他们帮助邱铭笙，不会不值得！有一则波斯故事，说一个流浪者捡到一块泥土，这块泥土发出非常浓郁的芬芳，流浪者问泥土：“你是撒玛尔汗的宝玉吗？或是假冒的娜达香膏？还是高贵的异香？”“都不是，我只是一块泥土。”“那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芳香呢？”“朋友，如果你要我说出这个秘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邱铭笙的朋友如此，邱铭笙的朋友的朋友邱铭笙，也是如此。 看了这本书，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看过的那本梭维斯特（emilesouvestre）的《屋顶间的哲学家》（unphilosoph’souslestoits），那踽踽独处阁楼一角的法国智者，如何以洞彻的眼神，在安贫中、在乐道里，默默记录人间的众生相。这位智者在世俗环境中，看来是“弱者”；但在精神领域中，却实乃“‘强人’也”。所谓强人，自有他自强的世界，他不在胜过别人，而在胜过自己。老子说“自胜者强”，一个智者能够胜过自己——快快乐乐地胜过自己，自适自得之下，则无处不是芬芳。波斯流浪者手中的泥土自道身有异香乃是“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这泥土太谦虚了。其实没有泥土，又何来玫瑰花？玫瑰花即是泥土，泥土即是玫瑰花。邱铭笙不是别人，他只是没有双脚的你和我。这位无脚头家，失足以后，能有这么伟大的成绩展现给我们，幸灾乐祸一点说，又何尝不是好事！太史公说得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智者成为“倜傥非常之人”，都因为他们能把泥土化为玫瑰花。 永不再说“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蓦然回首，原来我就是玫瑰花。1992年2月13日晨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八十九岁的乔家才将军死了，九年前，他预立遗嘱说：“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但是，当他在大陆的子女奔丧来台时候，所分到的财产，却只是官定最高价码的五分之一——各四十万元。谷正文将军私下告诉我：“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哪怕共产党是他的子女，他也不愿。他的内疚，挡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让共产党来共他的产，可真顽固到底了。这位顽固的将军生前最后五年里，与我有一场笔仗、一段交谊和一件耐人寻味的“托文之举”——他把他一直隐秘不宣的《乔家才入狱记》托交到我手里，听我造成发表的事实，留下最珍贵的蒋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汇集这五年来的有关文献于后，纪念这位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1994年7月25日） 附录一给李敖先生的信（乔家才） 一、给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谢谢赠我尊著五巨册！ 《二二八研究》网罗了那么多的文章，客观详尽，好极了。你的结论，非常正确。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陈仪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宣泽坐在一个牢房里。他说为日本人利用过的流氓，回台后分批训练，有一批还未训练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发动者，正与尊著结论吻合。 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和戴发生过关系的是邹志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认识邢森洲夫妇远在民国十六年（1927），认识邹志英是在台湾牢里，沈醉张冠李戴，诬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闹离婚，我曾劝过周蔚英，后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后，生有子女。周离开军统局后，再无音信。 抗战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国外工作，成绩辉煌，惜久不见面。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视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写成不顾廉耻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颂著安！乔家才谨上1989年5月4日 二、给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 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我出牢后，心有不平，才开始将他的一切公开发表，曾遭受当权者打击。闻你将出版有关戴笠的书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纳部分正确的材料。他忠于蒋，而他，无异是蒋杀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乔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给李敖先生第三信（编者略） 附录二乔家才将军来信书后（李敖）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四岁，他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同期，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黄埔毕业后，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1936年任北平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1939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1940年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1943年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 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在山西住过，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写的。如今8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疾恶如仇，所以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戡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写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疾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1961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948）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什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被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录三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做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字像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40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3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1981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前面，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6月号） 附录四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1990年10月5日） 附录五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不买毛先生的账，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地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我撰《入狱记》之由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1932）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她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什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时。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而且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会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会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像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会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会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是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1939）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新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地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这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报告编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张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于是列入他控制的名册内，呈报领袖，并没有把阎百川先生的指示，据实报告，实为遗憾。 当时领袖未必注意这一本名册，可是，到了选举副总统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子能够当选，很显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孙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紧张了，一票也势在必争，何况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么凑巧，山西代表的选票都投入第八票箱，当第八票箱开出的票子都是孙科的时候，毛局长的名册就起作用了。从第八票箱开票的结果，证实了毛局长控制的名册是真实的，这引起了领袖重视，表示欣慰。 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了，领袖非常生气，这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陆就断送在李宗仁的手里。据说，选举完毕，领袖曾召见陈立夫先生，责备他说：“你身负组织责任，对选举票都控制不了，还不如毛人凤。” 副总统选举完毕，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体代表，以酬谢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长向领袖报告，他能够控制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广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那是阎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领导有方。说李广和能够控制山西代表，真是天晓得。哪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李广和的老婆刘秋芳是毛人凤先生的情妇，狗屁倒灶，李广和明明是个活乌龟，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说山西代表控制在一个活乌龟手里，那对山西代表真是无上的侮辱。 李广和做和平运动 李广和与刘秋芳这一双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的《入狱记》中，不能不特立两章，加以叙述。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像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世光告诉我：“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9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实际上，周世光和李广和瞒着我，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定要开枪，结果出了纰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广和及其他同志多人被日本宪兵队捉去，牵连到西什库的天主教堂和辅仁大学，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整整打了两年，他们已经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没有办法。汪兆铭的傀儡组织虽然成立，对于结束战争，丝毫不起作用。真要进行和平，必须以重庆为对手才有效。李广和被捕后，自称是中将军事特派员，一个中将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认定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好材料。于是，把他释放，要他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日本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日华合作，对付共产党吧！你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三个月回来，我们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释放。” 李广和是一个不知轻重深浅的人，知识简陋，深信日本军阀的说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态，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庆。不过他不但见不到委员长和戴先生，连军统局的重要干部也接不上头，无法传达日本军阀的和平愿望。我听说他回来，去中央饭店看他，他满腹牢骚，大谈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他们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们的抗战国策是绝不中途妥协，抗战一开始，委员长就宣布过。中途妥协，等于投降。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国策，谁主张中途妥协，谁就是汉奸，以后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谈和平。 那时重庆的生活非常艰苦，洗个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饭店有澡堂，李广和愿意请客洗澡，我把毛人凤、李肖白、徐业道、徐人骥等约到中央饭店洗澡，李广和才和他们见面，接上头，李广和在重庆到处活动，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谈敌区情形。孔先生听来，觉得非常新鲜，认为李广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鸣远神父病逝歌乐山中央医院，李广和想干华北督导团主任，要我保荐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华北督导团系天主教的团体，只有于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荐，才能生效。李广和对钻营这门学问，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请我和于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我向戴先生推荐李先生任华北督导团主任，成吗？”席间于主教问我。 “华北督导团是天主教的团体，戴先生非常尊重于主教的意见。不论于主教推荐谁，我想他都会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离开重庆的那天早上，李广和到汽车站送行。那时不时兴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达陵川后不久，史择言同志从后方来，才知道李广和已发表为华北督导团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为山西主任赈灾委员。 三十二年（1943）1月，我离开太行山，回到西安，听说李广和已经在重庆被关起来。他哥哥李德和拿着一本十行纸写的书稿，字写得好，文章也不差，详细叙述李广和到北平和敌华北派遣军接洽的经过，还有到南京和汪精卫伪组织联络的情形。系李广和口述，李德和笔记的。 “李先生！”我看过以后，对李德和说，“我劝你把这本东西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们看吧！不要再给人家看。令弟是华北督导团的主任、山西主任赈灾委员，是政府的官员，私自去和敌人、伪组织接头，那是通敌，杀头也不冤枉。你的这本自白书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还让人家看吗？” 原来李广和不管其他赈灾委员，带上赈款，跑到第二战区，把钱交给阎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动去了。委员长知道后，非常生气。李广和从敌区回来，自以为劳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写下这本杰作。李广和一到重庆，就被关起来。他从北平回来，带着刘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里。刘秋芳不过二十岁，系北平的舞女，行动随便，态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来，一个人带着几个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济坊。隔不了三天两头，就来缉私处找我，要去重庆。我和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王啸云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须向重庆请示，结果不准。 “现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举行舞会。”我怕刘秋芳再来胡缠，对王啸云兄说，“刘秋芳原来是个舞女，到重庆会派上用场。我看这样吧！你装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办吧！”啸云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刘秋芳送到宝鸡，送上到重庆的汽车。刘秋芳一到重庆，就和毛人凤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妇、禁脔。 刘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从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个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长。在此期间，先后接获毛人凤局长四封亲笔信。一封是拨给李广和夫妇坐车的事，一封是关于李广和住房子的事，两封是关于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的事。汽车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车全部拨给李广和夫妇也不成问题，房子问题可就麻烦了。 戴先生在世的时候，决定把三处汉奸住宅拨给北平特警班使用，预备招待美国海军军官和特警班美国教官居住。后来既没有请美国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国海军。李广和住进其中之一王荫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颂仪又让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副教授毛先生住进去。李广和是一个贪而无厌的人，特警班结束，他就想独占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赶走。他用各种压力，连倪超凡的稽查处也出面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广和毫无办法，现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长，毛局长把这个难题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办，只好拿上他的亲笔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为房子的事来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满面，非常不高兴。我说：“我吃保密局的饭，接到毛局长的亲笔信，不能不来一趟。” “你不必多说，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长的。汉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为什么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气壮很生气地说。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两点浅见，提供毛先生参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学教授，多么清高，和李广和那种人胡缠，实在豁不来。第二，戴颂仪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应当考虑，他是不是毛局长的对手，万一因为房子问题，使他吃了亏，毛先生过意得去吗？至于，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没有意见，很对不起，打搅你了。” 我们谈话不到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来什锦花园看我，他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说的话很对，我决定明天就搬走，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赶紧到站里，打电报报告毛局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北平市应选出五位立法委员，有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刘秋芳仗着毛人凤先生的权势，突然要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她不是国民党，为了要党提名，利用张志智兄在中央组织部的关系，要他帮忙，立刻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霭芬，没有提名刘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竞选，否则就是违纪。刘秋芳神通广大，她要做国民党，就是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碍我竞选，我就不做你的国民党。于是她说：“加入国民党的刘秋芳，是山西襄垣县的刘秋芳。现在在北平竞选立委的刘秋芳籍隶北平市，是以社会贤达的姿态，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那就不违纪了，岂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会神差鬼使，阴错阳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的前两天，我因蒋经国先生电召，去了南京。夜间刘秋芳来中央饭店找我，说她明天去北平，竞选立委，要我给民政局长马汉三兄写封信。我立刻写好一函，交她带去。 汉三吾兄： 李太太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毛先生的意思，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出来，千万！千万！ 顺祝选安！弟乔家才拜上x年x月x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选举刚结束。李广和夫妇的消息真灵通，我刚进门，连脸还没有洗，他们就来了。口口声声说，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我们花了毛先生的四五亿，都选不上，就因为马汉三不帮忙。 我一听刘秋芳落选，十分惊骇，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凤先生绝不能谅解，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就去问汉三。” “家才兄！你来得正好，你不来，我也要找你谈谈。”不等我开口，汉三兄就对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平市选立委，投票三天，头一天，刘秋芳的票子投进八千张，而党提名的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非常着急，去找市长何思源，大闹特闹。当天晚上，何市长召集各区区长、警察局分局长训话： “‘王霭芬是总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无关系。’何市长说，‘既是总裁提名，就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全力支持。现在跑出一个刘秋芳，今天就投进八千张票子，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这不是和我何思源过不去，是同总裁过不去。现在告诉你们，不论哪一区，明天只要发现一张刘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区长和分局长的职。’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徐焕东、吴铸人等许多党政军要人在飞机场送某要人，何市长手里拿着一张选票，一边摇晃、一边嚷着说：‘我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都被保密局包办了。五个立法委员，他们就有刘秋芳、唐嗣尧两个人来竞选，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这个市长怎么办？’ “家才兄！经过情形如此，刘秋芳八千票，候补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假如我们不顾一切，硬把刘秋芳选出来，我们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们要做人，”我说，“也要工作，你没有错。” 我了解了实际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广和与刘秋芳解释。我说：“我们也得替马汉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选不出来，何思源和吴铸人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何市长既然宣布不准各区再投我们的票子，民政局长一定要投，你们想一想，各区长、各分局长该怎么办？因此区长被撤职，怎么得了。” “我是社会贤达，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刘秋芳说。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城，社会贤达多得是，恐怕轮不到你吧？就以你们天主教来说，够得上社会贤达的，只有于斌主教。连田耕莘红衣主教都成问题，因为社会上还不太知道他，你怎么够得上社会贤达呢？” “马汉三买何思源的账，就是不买毛先生的账。他不帮忙，就应当早说，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亿。”刘秋芳和李广和异口同声地说。 “马汉三对工作、对团体都很忠实，怎么会不买毛先生的账呢？同志相处，应当相互体谅，我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替汉三想一想。” “明明是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李广和很肯定地说，“非教毛先生干掉他不可！” “这些人革命，是凭本领干的，不是依靠什么臭东西。”我劝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李广和夫妇居然要毛局长干掉马汉三，一把无明火高升三丈，我说，“毛先生要不要这些人在他，我们干不干在我们，你们教毛先生干吧！给我滚！” 把这一双男女轰走，半天气都消不了。马汉三兄没有错，不过祸是种下了。刘秋芳既然没有当选，能说不是不买毛先生的账吗？真是海水也洗不清。凭良心说，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女朋友王霭芬借上党的力量，非当选不可；难道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女朋友刘秋芳就不应当当选吗？汉三！汉三！你为什么不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都选出来呢？ 那时选举，是假民主，不像现在台湾这样民主、认真，官方可以操纵的。否则，选举的第一天，刘秋芳就不会有八千张票子。假如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女人都选出来，既不得罪吴铸人，也不得罪毛人凤，皆大欢喜多好。聪明如汉三，为什么想不到呢？ 乌龟长天津稽查处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兄来长途电话，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后，我才知道，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将军要换稽查处长，托他们办理，他们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庆斌兄家里午餐，除了他们两位，有警察局长李汉元兄，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兄和傅有权兄等。一会儿，马司令来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山就认识。 “华北剿匪总部成立以后，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必须配合傅总司令的作风。”马司令寒暄几句以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给毛局长的信，递给我，然后说道：“我已把军法处长撤换了，稽查处长也换人，希望毛局长派一位能够配合剿总作风的人，这是给毛局长的信，希代转交。” 我不便推辞，只好接受下来。回北平后，给毛局长写了封信，报告马司令交代的话，并将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没有几天，天津警备司令换陈长捷将军担任。稽查处长发表为李广和，同志们闻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乌龟藏在桌子底下，没有人说什么，把他拿起来摆在桌子上，就会遭遇到议论和批评。刘秋芳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广和是个活乌龟，既然人人都知道，怎么能让活乌龟做天津稽查处长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这些王八乌龟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先生来北平，见面后，他这样说。 “张先生！你怎么啦？”我装着不明白。 “你不知道吗？”张先生问我，接着说，“李广和的老婆同毛人凤狗屁倒灶，现在让这个活乌龟来做天津稽查处长，成什么话？” “哪里有这回事？” “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员邓建侯等都对我说过，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听了子奇先生说，心里实在不是味道。国家的事，哪里能这样糟蹋呢？令人寒心。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跟你们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总部，那里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对我说。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很漂亮，因为跟毛局长勾搭上，李广和才能当上天津稽查处长，是吗？”另外一个这样问，教我怎么回答？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广和靠着老婆跟人家睡觉来吃饭，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副官处长温国梁这样说。在绥远陕坝，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稳，挺得起胸膛，副长官都奈何不了我。现在被他抓住机会，被他奚落，受龟气，心里非常不好受。 马司令已准备办移交，所以对稽查处长人选不再过问。陈长捷将军在赴天津以前，曾约汉三兄和我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为，对于李广和长稽查处，只顾摇头，表示配合不上。 李广和本来被关在重庆，戴先生殉职不久，毛人凤先生就把他释放了，成了活跃人物，毛人凤先生的亲信。他在北平简直是胡作胡为、无法无天，他可以到商店里随便查人家的账簿，查完还要在账簿上盖一个李广和的木质戳子。起初我不信会有这种怪事，后来有人领我去看被查的那几家商店，亲眼看到账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现在居然发表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长，社会上和同志们反应又这样恶劣，我不应当再沉默了，于是给毛局长写了一封信： 毛先生钧鉴： 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胡为。希钧座能辨白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敬叩钧安！职乔家才谨上6月x日 副站长孔觉民就坐在我的对面，信写好，顺手递给他。我见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看信，一面皱紧眉头，频频摇头，好像很发愁样子。 “这封信怎么成呢？”觉民看完信对我说，“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闯祸的。” “觉民！”我说，“我们相交已经十年，难道没有一点革命勇气吗？何必这样小心？告诉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务，交给如此之糊涂的人，国家都会亡掉，个人生死，算个什么？国家的情况演变到现在这样地步，我们能再沉默吗？发出去吧！不必计较后果。” “我看这封信还是不发好。”过了半个钟头，觉民拿起信来对我说。 “发了吧！反正这个脑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会被敌人拿去的。”说完，我就离开办公室，以后再没有提这封信的事，两星期以后，有位同志从南京来，说毛局长在纪念周大骂，有人给他写信干涉他，教训他云云。无疑地，那是看见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会接纳的。 胆大妄为洋相出尽 李广和本来是一个土豪劣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敌区工作，自称中将，当然不会有人和他计较。想不到，后来凭借老婆的关系，中将会成了真的。他又喜欢穿军服，洋相出尽，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过去我们嘲笑北洋军阀，狗肉将军，现在这种怪现象居然出现在毛人凤先生领导的保密局里，把清白家风糟蹋得不成样子，肮脏到不能再肮脏，令人啼笑皆非，没脸面见人。 陈长捷将军保定军校出身，是一位标准军人。他能征善战，纪律严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备司令以后第二个星期一，司令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稽查处长李广和身穿呢军服，佩戴中将领章。按编制，稽查处长只是少将，并不是中将。李广和虽穿中将军服，却是赤着脚，穿一双凉鞋。他自以为阶级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个临产的孕妇，特别现眼，被陈司令一眼看了个清清楚楚。 “总理纪念周多么神圣庄严！”陈司令指着李广和，大发脾气，厉声说道，“像你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赤脚凉鞋，穿上将官服装，成何体统？给我滚出去！” “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凭什么要我滚出去？”李广和自言自语，站着不动。陈司令的卫士看见他不服从命令，走来硬把他拖出去。 李广和宽宏大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满不在乎。可是好些军统局的同志感觉到丢尽面子，无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我坐牢以后，听到天津的同志（被毛人凤关进监牢的）叙述李广和无法无天，国家法纪荡然无存的情形，不禁为革命三叹。 李广和做了天津稽查处长以后，唯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为李广和太喜欢黄金了，喜欢得发疯。那时禁止黄金买卖，抓住买卖黄金的，黄金就被没收。李广和以为中华民国除了毛局长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长撑腰，管他什么法令规章，没收的黄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归公交给国家。 因为李广和努力抄金，天津买卖黄金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人敢再做这种买卖。商人们简直是同李广和处长作对，他们不做买卖黄金的生意，教李广和如何抄法？ “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什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