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鮮的另一個力量：組織部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宣傳部和組織部是朝鮮權利最大的兩個部門，我被金正日授權主管思想理論，但並不妨礙他們幹涉我。通常隻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進入這兩個部門，他們對金家抱有幻想，對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能夠影響到政府的決策，所以積極的給金正日寫報告。
有一年為慶祝金日成生日，朝鮮在印度舉辦了主題思想研討會。會議結束後我邀請主要人員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見，客人們積極評價金日成的貢獻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滿意。
但是，外交部黨委會聽信與會的一位副局長的歪曲匯報，並指示他給組織部打報告。報告上說會議開的並不好，金正日看後將報告轉交給了我，我看後忍無可忍，就把那位局長叫過來當麵對質。
副局長承認了自己捏造事實，報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將他撤職，進行勞動改造。金正日批準了，還起筆寫了批示。這件事在組織部引起強烈反響。主管副部長非常難堪，專門找來向我道歉。他說那位副局長在朝鮮戰爭中立過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並沒有讓步。（.好看的小說）副部長走後，主管幹部的領導又來了，那人與我關係很好，他笑著勸我說，“書記同誌，這次您一定要打發慈悲呀！據我的經驗，與組織部對抗，雖然一時會覺得痛快，最後肯定會吃大虧的。這件事外交部部長（許聃，金正日親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給自己樹敵了嗎？”“領袖已經親筆作了批示，這件事這麽算了也不行呀?”“領袖批示組織部會處理的。”
我沒再堅持，事情最後不了了之。當時有張成澤夫婦支持我，組織部和宣傳部奈何我不得。
與發展科學教育相比，在主題思想宣傳方麵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議設立主體科學院，認為有利於主體思想的對外宣傳，金正日批準了。科學院的辦公地點位於平壤郊區，那個地方原本是計劃給留學生用的。
1980年8月開始，按照經濟社會專業和外語專業50：50的比例，我在主體科學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會學專業的學生邊學習主體思想邊學外語，外語專業的學生邊學習主體思想邊用外語解釋主體思想。(.)此後無論多忙，每周我都會與學生們一起舉行討論會。學生中有才華的人不少，進步也很快。特別是外語專業的學生，很快就能與大家一起積極討論了。可能是外語專業的學生沒有係統的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接受主體思想更直接。與他們在一起學習，我很愉快。
後來（指黃長燁逃離北朝鮮之後），我聽說為了消除我的影響，這批人都被肅清了，或者被送到勞改所，或者被革職。對於他們，我十分後悔，因為我沒能負責他們的命運到最後。
1982年2月，朝鮮舉行了第七屆最高人民會議，?亨燮接替我出任議長。?亨燮還兼任了社會科學院院長，我當時是主管科教的書記，對社科院有領導權。於是，社科院裏一些反對我的人企望借助?亨燮脫離我的管轄。
與此同時，宣傳部和文獻整理室的同誌逐漸接受我的主體思想理論，對我的評價越來越高。而金正日又因為嫉妒心作祟，開始對我戒備起來。我的宣傳活動受到了鉗製。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哲學常識不足，而且不喜歡哲學式思考方式。他對與主體思想理論毫無興趣，但是不喜歡我在主體思想方麵擁有太大的權力。
我記得1972年召開新憲法討論會時，時任科學教育部部長發言說，“現在很多人認為是黃長燁創立的主體思想，得製定對策（改變這種認識）才行”。金日成當即表示，“主體思想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具體內容是黃長燁創作的，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實，有什麽問題嘛？不用去管它。”當時我就在討論會現場，不知道該說什麽，聽完金日成的話，我覺得至少在語言上，金日成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從這件事也能看出來，金正日與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從不認為自己有多麽聰明，事實上與同僚和學生們相互探討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所堅信的是自己的發現對哲學發展肯定有曆史價值，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貪功據為己有。事實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誌安排我進行哲學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樹。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義寫的文章，我從不認為就該是屬於我的。在理論上，我沒有和他們辯駁的必要，他們也不可能將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過去。我相信，即使我沒有發現這些，將來也會有人發現。所以對於某一個理論一定要注上誰的名字，我認為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我記不清是1980年還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傳部副部長說受金正日指示來找我，讓我在幹部麵前朗讀以金正日的名義發表的那些文章。那個會議是為了紀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舉辦的。讀著讀著我發現，文章的寫作日期是1974年4月，內容是“主體的唯物論”，“主體的辯證法”。我沒有爭辯，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權利就是在1974年。類似的事情常有發生，我們選擇恰當的文章，注上恰當的寫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發表出來。但是，像這樣肆無忌憚的造假，我心裏還是很憤憤。
我並沒在表情上表現出我的態度，也沒有人問我的意見。隻是文章發表後反對派又有了新的哲學原理依據。那之後，我再寫文章，避免使用“主體唯物論和主體辯證法”，改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唯物論和以人為中心的辯證法‘。猜到他們會在用詞上挑撥是非，我故意避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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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為慶祝金日成生日，朝鮮在印度舉辦了主題思想研討會。會議結束後我邀請主要人員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見，客人們積極評價金日成的貢獻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滿意。
但是，外交部黨委會聽信與會的一位副局長的歪曲匯報，並指示他給組織部打報告。報告上說會議開的並不好，金正日看後將報告轉交給了我，我看後忍無可忍，就把那位局長叫過來當麵對質。
副局長承認了自己捏造事實，報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將他撤職，進行勞動改造。金正日批準了，還起筆寫了批示。這件事在組織部引起強烈反響。主管副部長非常難堪，專門找來向我道歉。他說那位副局長在朝鮮戰爭中立過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並沒有讓步。（.好看的小說）副部長走後，主管幹部的領導又來了，那人與我關係很好，他笑著勸我說，“書記同誌，這次您一定要打發慈悲呀！據我的經驗，與組織部對抗，雖然一時會覺得痛快，最後肯定會吃大虧的。這件事外交部部長（許聃，金正日親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給自己樹敵了嗎？”“領袖已經親筆作了批示，這件事這麽算了也不行呀?”“領袖批示組織部會處理的。”
我沒再堅持，事情最後不了了之。當時有張成澤夫婦支持我，組織部和宣傳部奈何我不得。
與發展科學教育相比，在主題思想宣傳方麵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議設立主體科學院，認為有利於主體思想的對外宣傳，金正日批準了。科學院的辦公地點位於平壤郊區，那個地方原本是計劃給留學生用的。
1980年8月開始，按照經濟社會專業和外語專業50：50的比例，我在主體科學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會學專業的學生邊學習主體思想邊學外語，外語專業的學生邊學習主體思想邊用外語解釋主體思想。(.)此後無論多忙，每周我都會與學生們一起舉行討論會。學生中有才華的人不少，進步也很快。特別是外語專業的學生，很快就能與大家一起積極討論了。可能是外語專業的學生沒有係統的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接受主體思想更直接。與他們在一起學習，我很愉快。
後來（指黃長燁逃離北朝鮮之後），我聽說為了消除我的影響，這批人都被肅清了，或者被送到勞改所，或者被革職。對於他們，我十分後悔，因為我沒能負責他們的命運到最後。
1982年2月，朝鮮舉行了第七屆最高人民會議，?亨燮接替我出任議長。?亨燮還兼任了社會科學院院長，我當時是主管科教的書記，對社科院有領導權。於是，社科院裏一些反對我的人企望借助?亨燮脫離我的管轄。
與此同時，宣傳部和文獻整理室的同誌逐漸接受我的主體思想理論，對我的評價越來越高。而金正日又因為嫉妒心作祟，開始對我戒備起來。我的宣傳活動受到了鉗製。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哲學常識不足，而且不喜歡哲學式思考方式。他對與主體思想理論毫無興趣，但是不喜歡我在主體思想方麵擁有太大的權力。
我記得1972年召開新憲法討論會時，時任科學教育部部長發言說，“現在很多人認為是黃長燁創立的主體思想，得製定對策（改變這種認識）才行”。金日成當即表示，“主體思想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具體內容是黃長燁創作的，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實，有什麽問題嘛？不用去管它。”當時我就在討論會現場，不知道該說什麽，聽完金日成的話，我覺得至少在語言上，金日成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從這件事也能看出來，金正日與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從不認為自己有多麽聰明，事實上與同僚和學生們相互探討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所堅信的是自己的發現對哲學發展肯定有曆史價值，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貪功據為己有。事實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誌安排我進行哲學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樹。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義寫的文章，我從不認為就該是屬於我的。在理論上，我沒有和他們辯駁的必要，他們也不可能將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過去。我相信，即使我沒有發現這些，將來也會有人發現。所以對於某一個理論一定要注上誰的名字，我認為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我記不清是1980年還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傳部副部長說受金正日指示來找我，讓我在幹部麵前朗讀以金正日的名義發表的那些文章。那個會議是為了紀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舉辦的。讀著讀著我發現，文章的寫作日期是1974年4月，內容是“主體的唯物論”，“主體的辯證法”。我沒有爭辯，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權利就是在1974年。類似的事情常有發生，我們選擇恰當的文章，注上恰當的寫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發表出來。但是，像這樣肆無忌憚的造假，我心裏還是很憤憤。
我並沒在表情上表現出我的態度，也沒有人問我的意見。隻是文章發表後反對派又有了新的哲學原理依據。那之後，我再寫文章，避免使用“主體唯物論和主體辯證法”，改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唯物論和以人為中心的辯證法‘。猜到他們會在用詞上挑撥是非，我故意避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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