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派和延安派 II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蘇聯第88特別教導旅團內的朝鮮人中，蘇聯之所以選中金日成，就是因為它年輕，同時覺得他有遠見。（.好看的小說）他的經曆跟中國**的領導人根本沒法比。為了讓自己從一個蘇聯軍官變成一個朝鮮人的英雄，誇張宣傳就成了必須的工作。當時又恰好是個好機會，朝鮮人長期受到日本人壓迫，迫切需要一個英雄。
1919年3月，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被稱作第3國際的這個聯盟1943年宣布解散。期間蘇共的路線與第三國際差不多，原因很簡單，並不是第三國際領導蘇共，而是蘇共領導第三國際所屬的各國**。
北朝鮮受共產國際領導，當蘇聯批判個人崇拜時，北朝鮮也要對個人崇拜展開批判。有意思的是，正是斯大林讓金日成成為朝鮮的領袖，金日成一向是喊斯大林萬歲口號最響亮的人，而且他完全模仿斯大林在朝鮮建立了個人崇拜體係。曆史事實是：當蘇聯批判斯大林時，朝鮮**也在批判金日成。接受蘇共領導的那批朝鮮**人在朝鮮貫徹了蘇共的方針，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展開批判。
但是，事情遠沒有那麽簡單。批判已經超出了政治範疇，蔓延到了思想領域。所有反對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都加入了進來，貫徹蘇共指示，反對金日成獨裁。[]
金日成通過嫁禍和殘忍的肅清行動，很快將火苗熄滅了。當時金日成綜合大學的校長是蘇聯派，黨委書記是延安派，領導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平壤市市委書記是延安派，這樣以來，不僅在校內，在黨中央，我成了各方竭力爭取的重要人物。
我當時還不屬於任何一派，資曆尚淺，隻是與金英柱（金日成親兄弟）等有良好的個人關係。
我的職務是，黨的方麵，金日成大學黨支部副書記；行政方麵，我是哲學講座長（哲學係係主任），大學科學研究部長。科學研究部長與研究院長是大學內最有權力的人。副校長的權利很小，所以，整體來說，我是僅次於校長和黨支部書記的第三號人物。大學校長和黨支部書記都依賴我處理事情。黨中央來的人會問我大學的情況，然後讓我不要對校長和黨支部書記說。
但是我很苦悶，針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牽涉到了我。當時，不僅哲學和經濟學，批判活動已經蔓延到了語言學和生物學係。我一直認為：批判運動對杜絕個人崇拜有沒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影響到正常的教學，肯定是不行的。
我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決定一切。但是，事實是，**者們在階級鬥爭的旗號下，幹得卻全是政治鬥爭的事。我擔心自己會卷進去，成為權力鬥爭的道具。另一方麵，我也得承認，如果不是我已經擁有了這麽大的權力，在大學裏我甚至保護不了自己。最讓我難過的是，自己身邊的老師們被迫害，我卻束手無策。
我當時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我甚至開始後悔，當初應該聽從幹部部的勸告，去中央黨校，而不是來到金日成綜合大學。
南方勞動黨的人被肅清之後，接下來輪到了蘇聯派和延安派。
兩派的人企圖借蘇聯批判斯大林之際批判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大學裏有點勇氣的老師都站在了他們一邊，老師們大多同情被肅清的南部勞動黨成員。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鬥豐，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學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對金日成的蘇聯派樸長玉和延安派的崔昌邑，還有反對個人崇拜的學者們聯合了起來。
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隨時派人到學校了解情況，他們到了學校一定會找到我，秘密調查校長和書記的動向。在當時複雜的政治情勢下，我對政治鬥爭既不懂，也不想卷進去，所以對所有的問題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體黨員會議上，以樸為代表的蘇聯派和以崔為代表的沿安派聯合勢力攻擊金日成，最終以失敗告終。
正當這個時候，又爆發了金日成綜合大學黨支部書記等人逃亡中國的叛黨事件。
接下來自然是大學內又召開了思想檢討會，又一批學者犧牲了。傳聞金日成大學的教授們寫了反對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寫作的人沒有參加思想檢討，他們被秘密警察帶走了。
申載允老師是曾經的平壤經濟專門學校校長，肅清運動時他在金日成大學通信專業。延安派的崔昌邑被捕後，他立刻罵崔昌邑是壞蛋。但是問題是，黨內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是日本日援會成員，所有日援會成員都被當作延安派。他的同僚們聽到他罵崔昌邑，就聯合起來攻擊他。我覺得，雖然他有性格上的弱點，不通人情，但是，他還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黨組織勸我斷絕同他的關係，看著他被整垮，我沒能力援助。後來，他被發配到平安北道，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我曾經接受過他的恩惠，卻沒能幫上他的忙，我時常內疚，當時他都50多歲了。
接下來我想說說曾經和我一起逃難的宋憲革，他也是50年代犧牲的知識分子之一。
根據他的說法，他在金日成大學研究生院學習一個月之後，又回到了經濟專門學校。朝鮮戰爭爆發後，人民軍一度後退，他被韓**隊抓住，負責給士兵們裝彈藥。後來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打回來之後，他又進了人民軍，並希望重新入黨。因為擔心人民軍（懷疑他），他一直在人民軍內呆了7年之後才找我幫忙。
“你現在被安排在哪兒？”
“平壤西區，人民委員會商業部當指導員”。
我決定幫幫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們考慮安排宋的問題。然後又去找了與我關係不錯的商業學校校長，跟他講宋很有才華，強烈推薦宋去商業學校做教員，校長同意了。
重新進入商業學校後，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時間沒有出什麽亂子。但是到了1956年8月，也就是前文說的延安派和蘇聯派攻擊金日成反遭肅清之後，黨的個人獨裁更加嚴重，開始嚴格調查所有知識分子。宋雖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經參加過日本軍隊，哥哥又跑到了南方……結果被發配到平安北道一個“養成所”當教員。
後來他還寄信給我，雖然當時我已經進入黨中央，但是仍舊沒有能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個人就這樣因為政治犧牲了。
從宋的身上，我學到的是：一個人的才華和善良未必能保證成功，相比而言，獨立自主性要比創造性更重要。在東京時，我勸他不要參加日軍，他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饑餓等），還是去了。在金日成大學讀研究生時又回到了不該回的金日成大學，在不改結婚的時候聽從父母結婚……宋天性善良，在學生時代就十分聽老師的話。
想到他我還聯想到對後代的教育問題，在教育子女時，除了交給他們知識，還要讓他們學會自主和擁有不屈的鬥誌。
享受閱讀樂趣，盡在吾網
1919年3月，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被稱作第3國際的這個聯盟1943年宣布解散。期間蘇共的路線與第三國際差不多，原因很簡單，並不是第三國際領導蘇共，而是蘇共領導第三國際所屬的各國**。
北朝鮮受共產國際領導，當蘇聯批判個人崇拜時，北朝鮮也要對個人崇拜展開批判。有意思的是，正是斯大林讓金日成成為朝鮮的領袖，金日成一向是喊斯大林萬歲口號最響亮的人，而且他完全模仿斯大林在朝鮮建立了個人崇拜體係。曆史事實是：當蘇聯批判斯大林時，朝鮮**也在批判金日成。接受蘇共領導的那批朝鮮**人在朝鮮貫徹了蘇共的方針，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展開批判。
但是，事情遠沒有那麽簡單。批判已經超出了政治範疇，蔓延到了思想領域。所有反對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都加入了進來，貫徹蘇共指示，反對金日成獨裁。[]
金日成通過嫁禍和殘忍的肅清行動，很快將火苗熄滅了。當時金日成綜合大學的校長是蘇聯派，黨委書記是延安派，領導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平壤市市委書記是延安派，這樣以來，不僅在校內，在黨中央，我成了各方竭力爭取的重要人物。
我當時還不屬於任何一派，資曆尚淺，隻是與金英柱（金日成親兄弟）等有良好的個人關係。
我的職務是，黨的方麵，金日成大學黨支部副書記；行政方麵，我是哲學講座長（哲學係係主任），大學科學研究部長。科學研究部長與研究院長是大學內最有權力的人。副校長的權利很小，所以，整體來說，我是僅次於校長和黨支部書記的第三號人物。大學校長和黨支部書記都依賴我處理事情。黨中央來的人會問我大學的情況，然後讓我不要對校長和黨支部書記說。
但是我很苦悶，針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牽涉到了我。當時，不僅哲學和經濟學，批判活動已經蔓延到了語言學和生物學係。我一直認為：批判運動對杜絕個人崇拜有沒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影響到正常的教學，肯定是不行的。
我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決定一切。但是，事實是，**者們在階級鬥爭的旗號下，幹得卻全是政治鬥爭的事。我擔心自己會卷進去，成為權力鬥爭的道具。另一方麵，我也得承認，如果不是我已經擁有了這麽大的權力，在大學裏我甚至保護不了自己。最讓我難過的是，自己身邊的老師們被迫害，我卻束手無策。
我當時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我甚至開始後悔，當初應該聽從幹部部的勸告，去中央黨校，而不是來到金日成綜合大學。
南方勞動黨的人被肅清之後，接下來輪到了蘇聯派和延安派。
兩派的人企圖借蘇聯批判斯大林之際批判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大學裏有點勇氣的老師都站在了他們一邊，老師們大多同情被肅清的南部勞動黨成員。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鬥豐，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學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對金日成的蘇聯派樸長玉和延安派的崔昌邑，還有反對個人崇拜的學者們聯合了起來。
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隨時派人到學校了解情況，他們到了學校一定會找到我，秘密調查校長和書記的動向。在當時複雜的政治情勢下，我對政治鬥爭既不懂，也不想卷進去，所以對所有的問題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體黨員會議上，以樸為代表的蘇聯派和以崔為代表的沿安派聯合勢力攻擊金日成，最終以失敗告終。
正當這個時候，又爆發了金日成綜合大學黨支部書記等人逃亡中國的叛黨事件。
接下來自然是大學內又召開了思想檢討會，又一批學者犧牲了。傳聞金日成大學的教授們寫了反對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寫作的人沒有參加思想檢討，他們被秘密警察帶走了。
申載允老師是曾經的平壤經濟專門學校校長，肅清運動時他在金日成大學通信專業。延安派的崔昌邑被捕後，他立刻罵崔昌邑是壞蛋。但是問題是，黨內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是日本日援會成員，所有日援會成員都被當作延安派。他的同僚們聽到他罵崔昌邑，就聯合起來攻擊他。我覺得，雖然他有性格上的弱點，不通人情，但是，他還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黨組織勸我斷絕同他的關係，看著他被整垮，我沒能力援助。後來，他被發配到平安北道，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我曾經接受過他的恩惠，卻沒能幫上他的忙，我時常內疚，當時他都50多歲了。
接下來我想說說曾經和我一起逃難的宋憲革，他也是50年代犧牲的知識分子之一。
根據他的說法，他在金日成大學研究生院學習一個月之後，又回到了經濟專門學校。朝鮮戰爭爆發後，人民軍一度後退，他被韓**隊抓住，負責給士兵們裝彈藥。後來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打回來之後，他又進了人民軍，並希望重新入黨。因為擔心人民軍（懷疑他），他一直在人民軍內呆了7年之後才找我幫忙。
“你現在被安排在哪兒？”
“平壤西區，人民委員會商業部當指導員”。
我決定幫幫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們考慮安排宋的問題。然後又去找了與我關係不錯的商業學校校長，跟他講宋很有才華，強烈推薦宋去商業學校做教員，校長同意了。
重新進入商業學校後，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時間沒有出什麽亂子。但是到了1956年8月，也就是前文說的延安派和蘇聯派攻擊金日成反遭肅清之後，黨的個人獨裁更加嚴重，開始嚴格調查所有知識分子。宋雖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經參加過日本軍隊，哥哥又跑到了南方……結果被發配到平安北道一個“養成所”當教員。
後來他還寄信給我，雖然當時我已經進入黨中央，但是仍舊沒有能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個人就這樣因為政治犧牲了。
從宋的身上，我學到的是：一個人的才華和善良未必能保證成功，相比而言，獨立自主性要比創造性更重要。在東京時，我勸他不要參加日軍，他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饑餓等），還是去了。在金日成大學讀研究生時又回到了不該回的金日成大學，在不改結婚的時候聽從父母結婚……宋天性善良，在學生時代就十分聽老師的話。
想到他我還聯想到對後代的教育問題，在教育子女時，除了交給他們知識，還要讓他們學會自主和擁有不屈的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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