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平壤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戰爭之後，平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幾乎已經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國留學的幾年，國家和人民經曆著戰爭的苦難，我卻躲在國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負罪感！
歸國後，我成為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哲學講座長”，我應該感激，因為這是黨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帶著9月出生的女兒到了學校（為躲避戰亂，學校遷出了平壤）。
當時我已經知道，戰爭是北方（指金日成）發動的。但是，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質之間的戰鬥，是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討論誰先開第一槍根本沒有意義。我當時還想，“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體現出社會主義相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所以我相信，應該將南韓也統一到社會主義的旗下。
精神上雖然那樣想，在生活上，事實確是比解放前（朝鮮解放，即日本戰敗）更加不如了。戰爭的悲慘用語言是無法形容的，周圍很多年輕人都成了小偷。我當時住的房子，一下雨屋裏就會漏，整個屋裏有一股讓人作嘔的氣味。老鼠到處亂串。燒火做飯時，滿屋都是煙，人根本睜不開眼。
教室裏沒有火爐，我們就用廢油桶做了一個，然後點鬆枝取暖。煙很大，但是卻不能開門放煙，因為一旦開門，墨水就會凍上，同學們就沒法記筆記了。雖然條件艱苦，學生們都很努力。學校對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熱情。
因為結婚，妻子中斷了在蘇聯的學業。現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繼續學習，我當然讚成。妻子進入了師範大學俄語係。
哲學係的老師主要是朝鮮戰爭時從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們大多原本是首爾大學等南方高校的老師，經驗豐富。雖然我比他們年齡都小，但是他們還是把我當作老師，向我學習（作者現在是哲學係的頭頭，又在蘇聯留學）。特別是一位叫？？？（鹹奉石）的老師，他問了我許多關於德國古典哲學的問題。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我本來也有許多疑問，就把蘇聯老師對我做的解釋轉述給他聽，他很感動的樣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給了他。不久之後，他利用那些資料寫成《德國古典哲學》一書，我雖然沒有讀過，但是大家反應都很好。書初版後不久，他來找我，遞給我一個信封，裏麵是稿費。
“為什麽給我這個？”
“講座長，如果沒有你，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請你收下！”
我笑了，感歎他的淳樸！
校方要求講座長去聽教授們講課，檢查他們的教案，但是我並沒有執行。我認為，教授有權利按自己的想法講課，學習不是靠檢查來完成的。教授們支持我的觀點自不必說。我經常與教授們一起舉行討論會。
我受到大學校長和黨支部書記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員的大學黨支部副委員長（相當於我國大學黨委副書記），“學部長”也不幹涉我。
我去蘇聯留學之前就已經認識到，北朝鮮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很低。他們大多隻是在日本占領時期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門知識，看過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蘇聯進修過的教授們也不怎樣。
但是學生們並不知道這一點，他們以為自己的老師們學識淵博，在課堂上很認真的聽講。我出國留學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學聽過一位蘇聯來的朝鮮教授的講座，當時學校的其它老師把他當作在蘇聯很有名的教授。後來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學與那位教授來自同一所學校。我向他打聽，原來那位“朝鮮人教授”居然隻是我這位同學的助理。
還有中央黨校的校長，也是一位在蘇聯的朝鮮人，曾經為我們舉辦講座。後來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鮮高官的身份來蘇聯訪問，我又見到了他。別說馬克思理論了，他居然連俄語都說不明白。
當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後來去莫斯科留學的緣故。學校的老師們其實可以說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依舊在講課。
1954年，平壤開展大規模城市建設運動，學生和教員們都被要求參加建築勞動。好在當時金日成大學還沒有遷回平壤，中央的幹涉和管理還沒那麽嚴厲，對學習有好處。
我當時抽空寫作了一些關於社會發展史的小冊子，拿到了稿費。稿費的數額與我在大學的薪水差不多了。我當時滿懷激情，一年共寫了1000多張，這還沒將我編寫的教科書計算在內。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個相當不錯的房子。我搬家後把在老家種了一輩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過來。那年5月，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妻子在大學擔任了照顧各國留學生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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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後，我成為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哲學講座長”，我應該感激，因為這是黨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帶著9月出生的女兒到了學校（為躲避戰亂，學校遷出了平壤）。
當時我已經知道，戰爭是北方（指金日成）發動的。但是，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質之間的戰鬥，是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討論誰先開第一槍根本沒有意義。我當時還想，“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體現出社會主義相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所以我相信，應該將南韓也統一到社會主義的旗下。
精神上雖然那樣想，在生活上，事實確是比解放前（朝鮮解放，即日本戰敗）更加不如了。戰爭的悲慘用語言是無法形容的，周圍很多年輕人都成了小偷。我當時住的房子，一下雨屋裏就會漏，整個屋裏有一股讓人作嘔的氣味。老鼠到處亂串。燒火做飯時，滿屋都是煙，人根本睜不開眼。
教室裏沒有火爐，我們就用廢油桶做了一個，然後點鬆枝取暖。煙很大，但是卻不能開門放煙，因為一旦開門，墨水就會凍上，同學們就沒法記筆記了。雖然條件艱苦，學生們都很努力。學校對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熱情。
因為結婚，妻子中斷了在蘇聯的學業。現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繼續學習，我當然讚成。妻子進入了師範大學俄語係。
哲學係的老師主要是朝鮮戰爭時從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們大多原本是首爾大學等南方高校的老師，經驗豐富。雖然我比他們年齡都小，但是他們還是把我當作老師，向我學習（作者現在是哲學係的頭頭，又在蘇聯留學）。特別是一位叫？？？（鹹奉石）的老師，他問了我許多關於德國古典哲學的問題。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我本來也有許多疑問，就把蘇聯老師對我做的解釋轉述給他聽，他很感動的樣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給了他。不久之後，他利用那些資料寫成《德國古典哲學》一書，我雖然沒有讀過，但是大家反應都很好。書初版後不久，他來找我，遞給我一個信封，裏麵是稿費。
“為什麽給我這個？”
“講座長，如果沒有你，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請你收下！”
我笑了，感歎他的淳樸！
校方要求講座長去聽教授們講課，檢查他們的教案，但是我並沒有執行。我認為，教授有權利按自己的想法講課，學習不是靠檢查來完成的。教授們支持我的觀點自不必說。我經常與教授們一起舉行討論會。
我受到大學校長和黨支部書記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員的大學黨支部副委員長（相當於我國大學黨委副書記），“學部長”也不幹涉我。
我去蘇聯留學之前就已經認識到，北朝鮮哲學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很低。他們大多隻是在日本占領時期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門知識，看過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蘇聯進修過的教授們也不怎樣。
但是學生們並不知道這一點，他們以為自己的老師們學識淵博，在課堂上很認真的聽講。我出國留學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學聽過一位蘇聯來的朝鮮教授的講座，當時學校的其它老師把他當作在蘇聯很有名的教授。後來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學與那位教授來自同一所學校。我向他打聽，原來那位“朝鮮人教授”居然隻是我這位同學的助理。
還有中央黨校的校長，也是一位在蘇聯的朝鮮人，曾經為我們舉辦講座。後來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鮮高官的身份來蘇聯訪問，我又見到了他。別說馬克思理論了，他居然連俄語都說不明白。
當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後來去莫斯科留學的緣故。學校的老師們其實可以說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依舊在講課。
1954年，平壤開展大規模城市建設運動，學生和教員們都被要求參加建築勞動。好在當時金日成大學還沒有遷回平壤，中央的幹涉和管理還沒那麽嚴厲，對學習有好處。
我當時抽空寫作了一些關於社會發展史的小冊子，拿到了稿費。稿費的數額與我在大學的薪水差不多了。我當時滿懷激情，一年共寫了1000多張，這還沒將我編寫的教科書計算在內。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個相當不錯的房子。我搬家後把在老家種了一輩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過來。那年5月，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妻子在大學擔任了照顧各國留學生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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