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廿八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88年的經濟和政治?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1988年全國有個熱點，即對物價問題反應較多。（.好看的小說）物價問題本來是在改革中間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價上漲7%，不算很高，但比前幾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這一方麵是由於連續幾年農業情況不太好；另方麵我們在措施上也有些問題，沒有完全按價格律辦事。糧食價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應提高，供應出現緊張情況。因而1988年春節期間有些城市又想恢複定量供應。當時如果一方麵及時調整農副產品價格，另外一方麵對城市居民適當補貼，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
但當時有一種想法：感到幾年來物價年年上漲，加起來，幅度也不小，群眾議論較多。我們隻是被動地進行調整，而整個物價並沒有理順。因此，考慮能不能幹脆有意識地拿出幾年的時間，以物價上漲的一定幅度為代價，把價格理順，過價格改革這一關；同時相應地提高職工的工資。這個想法有當時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現在看來不夠現實。幾年來我們腦子裏一直存在一個問題，總感到兩種體製並存、兩種市場並存、價格雙軌製並存，產生許多摩擦，以至帶來**，市場也不能規範化。總想統一規劃一下，盡快結束兩個體製並存的狀況。
當時還認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難的。現在就要攻難點、要攻關、要知難而進，不能知難而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難點不攻下來，改革不僅不能前進，而且會倒退。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沒有認真地回顧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是怎麽走過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另外再詳談，這裏簡單地說一下。
這幾年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實際上是采取一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計劃經濟之外，培育生長、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有了兩塊，然後我們逐步增強、擴大市場經濟這一塊；逐步削弱、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這兩塊都是配套的。市場經濟這一塊政府不直接幹預，特別是不用行政手段幹預。產品是自由處理，價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這一塊的企業個體戶也好、私營也好、合資企業也好，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於計劃經濟這一塊的基本上處於國家計劃管理之下，價格由國家規定。當然也有一部分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產品進入市場，但主要不是市場調節，國營企業也沒有真正的自主權。那時屬於市場這一部分，價格是放開的，由他們自己定。屬於計劃經濟這部分由國家規定，或者給企業一些權利，但仍受國家的約束。市場經濟這部分企業工資是自由的，由企業自己定。計劃經濟這一部分工資還是由國家規定，或是給企業一些權利，但還是受國家約束。幾年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計劃經濟這一塊逐漸縮小，但在1988年時仍占60%以上。
這兩種經濟體製並存雖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產生**。但總的來講比之過去經濟增加了活力。特別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非常活躍。當時要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就是要不斷擴大市場這一塊，繼續縮小計劃這一塊。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也不能通過一次體製、價格、工資的改革，一下子就轉入市場經濟；隻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轉過去，從計劃、價格、企業機製甚至所有製，逐步進行改革。這樣搞，比較穩定，風險也少，社會上也容易承受。其實過去幾年我們就是這樣搞的，但不自覺，腦子裏總有一個想法，我們講過價格改革是關鍵，歸根結底是要搞企業改革。總想什麽時候條件具備，采取一種辦法，一次或者分幾步，把國營企業改過去。這實際上就是說，市場經濟這一塊生長、發展是預備、是序幕，最後要攻關。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提出今後經濟體製的改革，用幾年時間進行價格改革，相應地增加職工工資，認為這是解決走向市場經濟，結束兩種體製並存、價格雙軌製的一個關鍵性戰役。
提出這個問題以後不久，我就感覺到這種想法簡單了些。所以我接著又提出，價格改革、工資改革，歸根結底離不開解決企業的效益。企業沒有效益，消化不了，改來改去，輪番漲價，搞了一圈等於不搞。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工資改革能不能成功，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看企業能否消化，歸根結底是企業效益。要解決企業的效益問題，這就要改進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平，最後要解決企業的機製問題。當時曾提出，要解決承包製的競爭，要把鄉鎮企業的機製引入國營企業；逐步解決大中企業也能放開經營、自負盈虧。後來又提出股份製，提出合資嫁接，把外國的資金、管理、技術嫁接過來，使國營企業轉為市場經濟的機製。
這些問題的提出，就說明價格改革不是個簡單的問題。8月前後，我就有這樣一個觀點，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改革的深化。這個問題從價格工資問題提出，轉到整個改革，整個國營大中型企業要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有個可操作性的問題，原先那種設想很難行得通。這屬於指導思想的問題。
另外具體工作上也出現了毛病，就是對價格改革過分渲染。本來價格改革設計是不是合理，這固然是個問題；而事先大肆宣傳，沒有考慮到人們的心理狀態。本來1987年經濟形勢比較好，到了1988年市場緊張，主要是心理因素。國外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雖然老百姓知道政府準備今後大漲價，也知道政府會有補貼，生活不會降低，但他們有大量儲蓄，那麽大的現款儲蓄，這就有個保值的問題。而當時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銀行利息，解決保值儲蓄問題。所以老百姓就搶購物品，用實物來保值。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們當時雖然再三宣布提高物價不會使群眾生活水平降低，但沒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問題，這也是個常識問題。而我們當時缺少經驗。8月份在北戴河討論物價改革問題，報紙上就大肆宣傳說要攻物價關，要闖關。說提高物價改革方案已定了。這樣老百姓就急了，於是發生到銀行提款、搶購商品的情況。
總的說，一個是物價改革方案思路不對頭，另一個是具體工作出現了很大的紕漏。發生了擠兌搶購、市場緊張現象，於是一下子感到經濟形勢不好了。其實當時經濟形勢問題並不大，也不是1988年發行票子過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當然過去幾年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經過87年雖然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完全解決。人們手裏沒有實現的購買力還有很大的數量，變成銀行存款，數目我記不很清，大約有萬億元。心裏恐慌了，就去銀行擠兌，去市場搶購。這不是87年、88年的問題，而是由於物價改革宣傳不當造成的。如果當時宣布價格改革停止，同時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人心會穩定下來；同時再壓縮幾百億基建，節約幾百萬噸鋼材，經濟不會有什麽問題。
當時財經領導小組曾向國務院多次提出，盡快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但國務院李鵬、姚依林他們擔心銀行利息提高，國營企業的貸款利息不能相應提高，銀行利息負擔太大，不好辦。猶豫了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保值儲蓄還是出台了。事實證明，保值儲蓄的措施一出台，銀行儲蓄很快就回升了，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勢很快就穩定了。這也說明1988年經濟方麵並沒有出現什麽大問題。主要是處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問題。如果說通貨膨脹也不是加劇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幾年來積蓄在手頭的票子取出來購買東西，一時表現的好像通貨膨脹加劇了。實際上87年以後通貨膨脹減弱了，當然沒完全解決。當時就是這麽一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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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全國有個熱點，即對物價問題反應較多。（.好看的小說）物價問題本來是在改革中間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價上漲7%，不算很高，但比前幾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這一方麵是由於連續幾年農業情況不太好；另方麵我們在措施上也有些問題，沒有完全按價格律辦事。糧食價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應提高，供應出現緊張情況。因而1988年春節期間有些城市又想恢複定量供應。當時如果一方麵及時調整農副產品價格，另外一方麵對城市居民適當補貼，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
但當時有一種想法：感到幾年來物價年年上漲，加起來，幅度也不小，群眾議論較多。我們隻是被動地進行調整，而整個物價並沒有理順。因此，考慮能不能幹脆有意識地拿出幾年的時間，以物價上漲的一定幅度為代價，把價格理順，過價格改革這一關；同時相應地提高職工的工資。這個想法有當時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現在看來不夠現實。幾年來我們腦子裏一直存在一個問題，總感到兩種體製並存、兩種市場並存、價格雙軌製並存，產生許多摩擦，以至帶來**，市場也不能規範化。總想統一規劃一下，盡快結束兩個體製並存的狀況。
當時還認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難的。現在就要攻難點、要攻關、要知難而進，不能知難而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難點不攻下來，改革不僅不能前進，而且會倒退。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沒有認真地回顧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是怎麽走過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另外再詳談，這裏簡單地說一下。
這幾年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實際上是采取一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計劃經濟之外，培育生長、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有了兩塊，然後我們逐步增強、擴大市場經濟這一塊；逐步削弱、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這兩塊都是配套的。市場經濟這一塊政府不直接幹預，特別是不用行政手段幹預。產品是自由處理，價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這一塊的企業個體戶也好、私營也好、合資企業也好，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於計劃經濟這一塊的基本上處於國家計劃管理之下，價格由國家規定。當然也有一部分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產品進入市場，但主要不是市場調節，國營企業也沒有真正的自主權。那時屬於市場這一部分，價格是放開的，由他們自己定。屬於計劃經濟這部分由國家規定，或者給企業一些權利，但仍受國家的約束。市場經濟這部分企業工資是自由的，由企業自己定。計劃經濟這一部分工資還是由國家規定，或是給企業一些權利，但還是受國家約束。幾年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計劃經濟這一塊逐漸縮小，但在1988年時仍占60%以上。
這兩種經濟體製並存雖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產生**。但總的來講比之過去經濟增加了活力。特別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非常活躍。當時要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就是要不斷擴大市場這一塊，繼續縮小計劃這一塊。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也不能通過一次體製、價格、工資的改革，一下子就轉入市場經濟；隻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轉過去，從計劃、價格、企業機製甚至所有製，逐步進行改革。這樣搞，比較穩定，風險也少，社會上也容易承受。其實過去幾年我們就是這樣搞的，但不自覺，腦子裏總有一個想法，我們講過價格改革是關鍵，歸根結底是要搞企業改革。總想什麽時候條件具備，采取一種辦法，一次或者分幾步，把國營企業改過去。這實際上就是說，市場經濟這一塊生長、發展是預備、是序幕，最後要攻關。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提出今後經濟體製的改革，用幾年時間進行價格改革，相應地增加職工工資，認為這是解決走向市場經濟，結束兩種體製並存、價格雙軌製的一個關鍵性戰役。
提出這個問題以後不久，我就感覺到這種想法簡單了些。所以我接著又提出，價格改革、工資改革，歸根結底離不開解決企業的效益。企業沒有效益，消化不了，改來改去，輪番漲價，搞了一圈等於不搞。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工資改革能不能成功，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看企業能否消化，歸根結底是企業效益。要解決企業的效益問題，這就要改進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平，最後要解決企業的機製問題。當時曾提出，要解決承包製的競爭，要把鄉鎮企業的機製引入國營企業；逐步解決大中企業也能放開經營、自負盈虧。後來又提出股份製，提出合資嫁接，把外國的資金、管理、技術嫁接過來，使國營企業轉為市場經濟的機製。
這些問題的提出，就說明價格改革不是個簡單的問題。8月前後，我就有這樣一個觀點，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改革的深化。這個問題從價格工資問題提出，轉到整個改革，整個國營大中型企業要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有個可操作性的問題，原先那種設想很難行得通。這屬於指導思想的問題。
另外具體工作上也出現了毛病，就是對價格改革過分渲染。本來價格改革設計是不是合理，這固然是個問題；而事先大肆宣傳，沒有考慮到人們的心理狀態。本來1987年經濟形勢比較好，到了1988年市場緊張，主要是心理因素。國外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雖然老百姓知道政府準備今後大漲價，也知道政府會有補貼，生活不會降低，但他們有大量儲蓄，那麽大的現款儲蓄，這就有個保值的問題。而當時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銀行利息，解決保值儲蓄問題。所以老百姓就搶購物品，用實物來保值。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們當時雖然再三宣布提高物價不會使群眾生活水平降低，但沒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問題，這也是個常識問題。而我們當時缺少經驗。8月份在北戴河討論物價改革問題，報紙上就大肆宣傳說要攻物價關，要闖關。說提高物價改革方案已定了。這樣老百姓就急了，於是發生到銀行提款、搶購商品的情況。
總的說，一個是物價改革方案思路不對頭，另一個是具體工作出現了很大的紕漏。發生了擠兌搶購、市場緊張現象，於是一下子感到經濟形勢不好了。其實當時經濟形勢問題並不大，也不是1988年發行票子過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當然過去幾年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經過87年雖然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完全解決。人們手裏沒有實現的購買力還有很大的數量，變成銀行存款，數目我記不很清，大約有萬億元。心裏恐慌了，就去銀行擠兌，去市場搶購。這不是87年、88年的問題，而是由於物價改革宣傳不當造成的。如果當時宣布價格改革停止，同時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人心會穩定下來；同時再壓縮幾百億基建，節約幾百萬噸鋼材，經濟不會有什麽問題。
當時財經領導小組曾向國務院多次提出，盡快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但國務院李鵬、姚依林他們擔心銀行利息提高，國營企業的貸款利息不能相應提高，銀行利息負擔太大，不好辦。猶豫了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保值儲蓄還是出台了。事實證明，保值儲蓄的措施一出台，銀行儲蓄很快就回升了，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勢很快就穩定了。這也說明1988年經濟方麵並沒有出現什麽大問題。主要是處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問題。如果說通貨膨脹也不是加劇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幾年來積蓄在手頭的票子取出來購買東西，一時表現的好像通貨膨脹加劇了。實際上87年以後通貨膨脹減弱了，當然沒完全解決。當時就是這麽一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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