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廿三（上）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胡.耀.邦被迫辭職－
下麵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麵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鄧老麵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麵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老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認為**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管的。這些問題**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麵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著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汙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汙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汙染的風刮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卷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常生活領域，如女同誌的發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汙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特殊時期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裏宣布，經濟領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汙染，以免幹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汙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汙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汙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汙染，最後宣傳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汙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老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麽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汙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麵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麵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鄧老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匯報（1984年的那次，胡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平1985年為什麽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汙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汙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幹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汙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汙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汙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老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清汙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泄。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著胡的旗子反對鄧老。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裏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麽不引起重視，為什麽那麽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裏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采取回避的態度。
總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汙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著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清汙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讚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特殊時期“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采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棱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讚成不作改動了。
接著，鄧老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麽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棱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布置隻傳達會議通過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麽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麵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不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麵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算采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采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麵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麽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麽。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借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老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老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采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麽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製這個局麵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裏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采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老對**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麵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老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誌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布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誌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裏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麽談的，同什麽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麵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麵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麵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老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老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但大家意見這麽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認為需要搞，我支持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讚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麵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誌不讚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隻在黨內）進行**教育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說：“我們的體係是**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於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文件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麵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誌的抵製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誌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裏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麽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麽。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杠杠的，總書記隻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麽叫我來接？要接隻能由年輕人來接。我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誌。耀邦聽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麽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麽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隻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老。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裏，就**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186】、王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他主張采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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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務虛是**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老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是1979年3月30日。
【173】“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老時代**控製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來，由於**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文件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最高原則――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製度。這種生活會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黨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辯護，引起鄧老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消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特殊時期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特殊時期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老）。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訪問記》引起鄧老對**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秘書、**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這是**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對**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麵意思應該是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隻是**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曆史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於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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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麵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鄧老麵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麵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老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認為**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管的。這些問題**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麵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著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汙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汙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汙染的風刮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卷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常生活領域，如女同誌的發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汙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特殊時期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裏宣布，經濟領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汙染，以免幹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汙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汙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汙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汙染，最後宣傳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汙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老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麽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汙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麵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麵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鄧老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匯報（1984年的那次，胡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平1985年為什麽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汙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汙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幹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汙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汙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汙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老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清汙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泄。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著胡的旗子反對鄧老。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裏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麽不引起重視，為什麽那麽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裏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采取回避的態度。
總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汙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著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清汙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讚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特殊時期“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采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棱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讚成不作改動了。
接著，鄧老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麽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棱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布置隻傳達會議通過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麽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麵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不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麵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算采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采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麵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麽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麽。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借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老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老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采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麽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製這個局麵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裏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采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老對**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麵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老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誌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布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誌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裏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麽談的，同什麽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麵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麵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麵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老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老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但大家意見這麽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認為需要搞，我支持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讚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麵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誌不讚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隻在黨內）進行**教育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說：“我們的體係是**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於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文件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麵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誌的抵製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誌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裏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麽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麽。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杠杠的，總書記隻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麽叫我來接？要接隻能由年輕人來接。我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誌。耀邦聽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麽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麽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隻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老。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裏，就**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186】、王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他主張采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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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務虛是**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老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是1979年3月30日。
【173】“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老時代**控製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來，由於**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文件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最高原則――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製度。這種生活會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黨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辯護，引起鄧老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消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特殊時期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特殊時期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老）。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訪問記》引起鄧老對**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秘書、**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這是**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對**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麵意思應該是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隻是**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曆史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於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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