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十三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建設?探索經濟建的新路子－
第四個問題。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國人大做了一個政府工作報告，題目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後的經濟建設要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這個總題目，我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這是我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就經濟問題所作的第一次長篇講話。當時有人把它說成是我的施政綱領。
自從特殊時期結束以來，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就著重對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我的腦子裏逐漸形成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過去搞經濟的那一套方法，表麵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極差，人民得不到實惠。第二個就是，現有的經濟攤子很大，存在極大的潛力，但原來那套辦法卻不能把潛力挖出來，必須另找出路，對原來那種辦法進行大的改革。這是我在四川時開始形成的概念。（.無彈窗廣告）在1981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我講了這麽一段話：“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多個領域的經濟效益是核心問題。接著我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複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隻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了那麽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平增長就更少了。這些年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而工業資產增長卻很多很多。這說明我國經濟建設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與人民付出的勞動不相適應。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的症結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而不是表麵的產值增長速度。
接著我在1982年天津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上，就著重談了經濟效益問題。我指出，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在這次會議上我講經濟效益問題，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可說是一個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前半句講盡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消耗盡量減少；後半句講要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關鍵是產品必須符合社會需要。否則生產的越多，浪費就越大。工廠追求產值，生產出大量無人買的東西，壓在倉庫，最後是報廢，這樣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經濟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廠生產出社會需要的、適銷對路的商品？這涉及到許多方麵，但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製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經濟體製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我之所以長期對經濟體製改革產生興趣，以至努力探索並致力於這項改革，就是為了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沒有對中國經濟弊端的認識，就不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想法。當然如何進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我開始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模糊的。開始提出的改革辦法，許多隻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認識到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根治中國的經濟弊端，經濟必須市場化，必須解決產權問題，是經過長期反複實踐才逐步總結出來的。但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條新路子，就不會有以後改革的過程，更不會有今天的認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對於以後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麽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麽模式，沒有係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享受閱讀樂趣，盡在吾網
第四個問題。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國人大做了一個政府工作報告，題目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後的經濟建設要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這個總題目，我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這是我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就經濟問題所作的第一次長篇講話。當時有人把它說成是我的施政綱領。
自從特殊時期結束以來，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就著重對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我的腦子裏逐漸形成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過去搞經濟的那一套方法，表麵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極差，人民得不到實惠。第二個就是，現有的經濟攤子很大，存在極大的潛力，但原來那套辦法卻不能把潛力挖出來，必須另找出路，對原來那種辦法進行大的改革。這是我在四川時開始形成的概念。（.無彈窗廣告）在1981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我講了這麽一段話：“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多個領域的經濟效益是核心問題。接著我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複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隻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了那麽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平增長就更少了。這些年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而工業資產增長卻很多很多。這說明我國經濟建設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與人民付出的勞動不相適應。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的症結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而不是表麵的產值增長速度。
接著我在1982年天津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上，就著重談了經濟效益問題。我指出，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在這次會議上我講經濟效益問題，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可說是一個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前半句講盡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消耗盡量減少；後半句講要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關鍵是產品必須符合社會需要。否則生產的越多，浪費就越大。工廠追求產值，生產出大量無人買的東西，壓在倉庫，最後是報廢，這樣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經濟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廠生產出社會需要的、適銷對路的商品？這涉及到許多方麵，但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製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經濟體製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我之所以長期對經濟體製改革產生興趣，以至努力探索並致力於這項改革，就是為了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沒有對中國經濟弊端的認識，就不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想法。當然如何進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我開始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模糊的。開始提出的改革辦法，許多隻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認識到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根治中國的經濟弊端，經濟必須市場化，必須解決產權問題，是經過長期反複實踐才逐步總結出來的。但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條新路子，就不會有以後改革的過程，更不會有今天的認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對於以後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麽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麽模式，沒有係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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