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
十九世紀末的朝日光鮮之國 作者：信王朱由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非法幽禁與世隔絕?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下麵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撤消我的一切職務，並作出了還要繼續審查的決定，這本來在曆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就沒有必要繼續審查。如果認為問題沒有查清需要繼續審查，就沒有理由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這可以說是給我的特殊待遇。
從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麵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麵卻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準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77】談話，向我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華【78】、李正亭【79】參加的項目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9月29日王、陳、李三人約我在警衛局禮堂談話，這是專案組第一次同我談話。以後再也未見陳野華和李正亭，據說是專案組改組了，陳、李二人不參加了。但對他們為什麽改組，我不得而知。
隨後王任重又單獨約我談過三次話：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還寫給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給他回過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日一次。
通過上述談話和信件，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分別作了說明和澄清。對我的審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動亂中有直接或間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審查我為什麽采取和鄧不同的立場、方針？其動機是什麽？以及要我承認錯誤。另外還要清算我在台上幾年來姑息、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們最有興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麽1988年以來國內外刮起了一股“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台，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複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80】的問題也扯到裏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81】電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1989年**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達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所發的所謂背景材料，以及**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六四報告【82】，**等人的發言，王任重給我的信中，都尖銳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責問和指責。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著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複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1989年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麵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你現在掛在這裏，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談過，他們同意了。現在鄧還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談話通信時），他可以證實。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有地位不穩的感覺。
第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製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1988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經濟形勢那一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至今還認為不像一般人說得那樣嚴重。因為事實證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現了市場疲軟，以後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麵我說的，是對**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曆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複中闡述的觀點。
在王任重的幾次來信中，對我指責最嚴厲尖銳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著12月8日又談了一次，以後情況出現了某些緩和。可能是他們經過半年調查，發現他們的分析判斷並沒有什麽事實根據。
2月14日［編者注：1990年］，王任重還要我談一下對蘇聯東歐劇變【83】的看法，事先還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機構寫的有關材料。王勸我寫個好的檢查，還透露有些人主張開除我的黨籍，有個檢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審查這麽久了，希望能早日結束。我認識到的在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經檢查了，再檢查還是那些話。我還提出，對我的審查應注重調查，核實材料，不應糾纏在什麽態度問題上。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我的發言的態度不滿意，已經加重了處分，現在還搞態度？
王任重最後一次約我談話是5月2日。在這之前，2月20日，我曾給鄧又寫了第三次信。（我給鄧寫信，第一次是轉送一些老同誌的來信要求他重新考慮對**的方針問題；第二次是解釋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結束對我的審查。）王任重見我後就說寫給鄧的信知道了，不久將召開十三屆六中全會【84】，不過他說這次全會還不能解決我的問題，甚至還說了一句：解決你的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全會。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麽意思。總之他說這次還解決不了，他還說對我的審查材料很快會同我見麵。這次談話氣氛很緩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轉來項目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同誌的有關問題》，征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6月27日我給王任重複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後來我得知，項目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1990年亞運會【85】後宣布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複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於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後給江總書記、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盡快結束軟禁，恢複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布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麽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麽。從1990年6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麽問題沒查清，為什麽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還向他們指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負責人多次對中外記者宣布，說我是自由的，沒有被軟禁，甚至連半軟禁也沒有，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你們應該是了解的。從四中全會以來，我一直長期被軟禁在家裏。對有不同意見或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動輒采取限製人身自由的作法，過去雖然曾經有過，尤其是特殊時期期間。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強調法製建設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重複了。因此要求無論對我的審查是否結束，應立即結束對我的軟禁，恢複我的人身自由。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實際上，他們限製我的行動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向我宣布過，更沒有文字的東西。為了證實他們對我的限製，同時，也因為我長期關在家裏有些發悶，所以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我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這裏的秘書勸阻，說“沒有說可以外出。我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他們既不拿出文字規定，又不讓我外出，便告訴司機屆時不能開車。我表示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坐公共汽車去，他們當然害怕這會引起輿論轟動。當時江總書記、李鵬不在家，他們便請示喬石，喬石也不能作主，要警衛局根據情況辦，結果他們還是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了一輛警車來。我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球場）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訊社和港台報紙都公布了。香港電視台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我以前打球的錄像。這樣，當時在成都的江總書記和李鵬都非常緊張，批評追查是誰批準我外出打球的。
一場風波之後，他們便以中央的名義口頭通知我，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這樣他們限製我的自由並實行軟禁便記錄在案了。但他們在中外記者麵前，仍然說我是自由的，他們自知理虧，不敢公之於眾。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在場的還有丁關根、李鐵映。喬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即將結束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將寫上這一內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聽了之後，我向他們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
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文件形式在全黨一定範圍內宣布，這一文件在宣布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麽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
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複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麽，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製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
喬石等對我講的三條意見，表示要向中央匯報，結果以後再告訴我。在我講第二條要求公布結論的事實根據時，喬石插話說：要考慮不要影響穩定。在我講第三條恢複我的行動自由時，他們說十四大【86】會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我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我說，十四大召開時可以不出去，他們聽後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宋平還說：會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當時談話就這樣結束。
後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隻是講了這麽一句話，並沒有把項目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麽問題，根據什麽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隻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當然，大家表示沒有意見。後來在中央全會的公報上，也寫上了結束審查、原結論不變這麽一句。在全會討論公報時，更是什麽材料也沒有發。本來，對我的審查是全會作出的，現在全會宣布結束審查，理應把審查的結果向全會作一個交待。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召集人會上說，這件事向各小組說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種種事實使我覺得，在對我的處理上他們情緒比較緊張，顧慮很多，說話小心謹慎。喬石在向我傳達政治局的決定時，是按稿子講的，他念稿子的時候，我原想記一下，但他講得很快，我怕記不下來，向喬石提出，是不是把記錄稿給我一份。喬石說可以，當場告訴記錄的同誌，說記錄稿給紫陽同誌一份。但事後我叫秘書打電話要這個記錄稿時，又說不給了，也沒有說什麽理由，不知道他們怕什麽。
考慮到上麵這些情況，我擔心我講的那三條聲明，他們是否會原原本本地上報，因為這三條，話講得不好聽。所以回來以後，我又以備忘錄的形式，把我這三條送給他們。當然，這些都沒有下文。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麽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麽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話……［編者注：此處錄音不清］。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麽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同誌的有關問題》，其中列出的三十個問題是：
（1）4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誌向紫陽同誌匯報了**同誌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係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同誌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誌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製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誌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和《新觀察》【87】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同誌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誌，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頜。4月24日，《**》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麵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總書記等同誌談及《**》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月3日，**同誌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誌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社會主義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匯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88】問起**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月2日下午，**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複同誌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誌向小平匯報時，隻是單方麵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誌，隻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誌，希望尚昆同誌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老同誌。當晚，閻明複同誌見過揚尚昆同誌後告訴趙說，尚昆同誌表示小平同誌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複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與揚尚昆同誌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月4日上午，**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誌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製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同誌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喊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同誌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讚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製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這次**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麵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苦杏文同誌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遊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道，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同誌先後兩次找杜潤生【89】同誌談**問題。此後，杜潤生同誌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讚成，並要把這次操作為解決若幹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製止動亂小組的匯報，本應討論如何采取堅次措施製止動亂的問題。但**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閉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同誌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誌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月16日下午，**同誌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老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老同誌。“打倒鄧老、“擁護**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廣場。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同誌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準，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複強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但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麵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同誌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誌堅次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老同誌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誌意見，為了製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同誌不顧常委會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誌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製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老同誌特別強調，到會同誌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同誌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嶽琦【90】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誌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給鄧老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淩晨，**同誌去**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取果斷措施堅決製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同誌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麵，建議萬裏同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同誌，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複。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誌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裏同誌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對閻明複同誌說，**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隻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誌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注：錄音遺漏］
（29）**同誌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91】、陳一谘【9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谘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誌。
以上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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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懷仁堂：清代原名為儀鑾殿，是慈禧太後訓政之地，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凱執政時將儀鑾殿更名為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和國務院常在這裏舉行會議。
【78】陳野羊（1915－1994）：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79】李正亭（1918－）：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80】“新權威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某些學者提出的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隻能在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下才有可能加速發展。
【81】《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河殤》表達了紀錄片作者對西方文明，包括現代民主製度的向往。
【82】1989年6月30日，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的**，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對“**唯一公開的最權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和諫言組成。
【83】“**以後，蘇聯以及東歐發生的一係列事變對**黨內鎮壓以後的當權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心理衝擊，加深了他們“不開槍鎮壓就會一黨政權不保的印象。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拆除；1989年12月蘇美峰會宣布“冷戰結束；1990年2月7日蘇共宣布解除一黨製。
【84】**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係的決定》。
【85】中國於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86】中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87】《新觀察》是1950年創刊的中國知識界的綜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複刊後由著名資深女新聞工作者戈揚（1916－2009）任主編，成為有影響力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一份雜誌。1989年“**以後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89】杜潤生（1913－）：山西太穀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90】張嶽琦（1938－）：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
【9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製。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錢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92】陳一谘（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中，陳一谘在5月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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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撤消我的一切職務，並作出了還要繼續審查的決定，這本來在曆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就沒有必要繼續審查。如果認為問題沒有查清需要繼續審查，就沒有理由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這可以說是給我的特殊待遇。
從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麵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麵卻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準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77】談話，向我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華【78】、李正亭【79】參加的項目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9月29日王、陳、李三人約我在警衛局禮堂談話，這是專案組第一次同我談話。以後再也未見陳野華和李正亭，據說是專案組改組了，陳、李二人不參加了。但對他們為什麽改組，我不得而知。
隨後王任重又單獨約我談過三次話：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還寫給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給他回過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日一次。
通過上述談話和信件，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分別作了說明和澄清。對我的審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動亂中有直接或間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審查我為什麽采取和鄧不同的立場、方針？其動機是什麽？以及要我承認錯誤。另外還要清算我在台上幾年來姑息、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們最有興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麽1988年以來國內外刮起了一股“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台，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複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80】的問題也扯到裏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81】電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1989年**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達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所發的所謂背景材料，以及**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六四報告【82】，**等人的發言，王任重給我的信中，都尖銳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責問和指責。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著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複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1989年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麵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你現在掛在這裏，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談過，他們同意了。現在鄧還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談話通信時），他可以證實。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有地位不穩的感覺。
第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製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1988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經濟形勢那一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至今還認為不像一般人說得那樣嚴重。因為事實證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現了市場疲軟，以後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麵我說的，是對**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曆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複中闡述的觀點。
在王任重的幾次來信中，對我指責最嚴厲尖銳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著12月8日又談了一次，以後情況出現了某些緩和。可能是他們經過半年調查，發現他們的分析判斷並沒有什麽事實根據。
2月14日［編者注：1990年］，王任重還要我談一下對蘇聯東歐劇變【83】的看法，事先還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機構寫的有關材料。王勸我寫個好的檢查，還透露有些人主張開除我的黨籍，有個檢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審查這麽久了，希望能早日結束。我認識到的在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經檢查了，再檢查還是那些話。我還提出，對我的審查應注重調查，核實材料，不應糾纏在什麽態度問題上。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我的發言的態度不滿意，已經加重了處分，現在還搞態度？
王任重最後一次約我談話是5月2日。在這之前，2月20日，我曾給鄧又寫了第三次信。（我給鄧寫信，第一次是轉送一些老同誌的來信要求他重新考慮對**的方針問題；第二次是解釋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結束對我的審查。）王任重見我後就說寫給鄧的信知道了，不久將召開十三屆六中全會【84】，不過他說這次全會還不能解決我的問題，甚至還說了一句：解決你的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全會。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麽意思。總之他說這次還解決不了，他還說對我的審查材料很快會同我見麵。這次談話氣氛很緩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轉來項目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同誌的有關問題》，征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6月27日我給王任重複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後來我得知，項目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1990年亞運會【85】後宣布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複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於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後給江總書記、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盡快結束軟禁，恢複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布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麽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麽。從1990年6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麽問題沒查清，為什麽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還向他們指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負責人多次對中外記者宣布，說我是自由的，沒有被軟禁，甚至連半軟禁也沒有，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你們應該是了解的。從四中全會以來，我一直長期被軟禁在家裏。對有不同意見或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動輒采取限製人身自由的作法，過去雖然曾經有過，尤其是特殊時期期間。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強調法製建設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重複了。因此要求無論對我的審查是否結束，應立即結束對我的軟禁，恢複我的人身自由。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實際上，他們限製我的行動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向我宣布過，更沒有文字的東西。為了證實他們對我的限製，同時，也因為我長期關在家裏有些發悶，所以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我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這裏的秘書勸阻，說“沒有說可以外出。我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他們既不拿出文字規定，又不讓我外出，便告訴司機屆時不能開車。我表示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坐公共汽車去，他們當然害怕這會引起輿論轟動。當時江總書記、李鵬不在家，他們便請示喬石，喬石也不能作主，要警衛局根據情況辦，結果他們還是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了一輛警車來。我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球場）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訊社和港台報紙都公布了。香港電視台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我以前打球的錄像。這樣，當時在成都的江總書記和李鵬都非常緊張，批評追查是誰批準我外出打球的。
一場風波之後，他們便以中央的名義口頭通知我，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這樣他們限製我的自由並實行軟禁便記錄在案了。但他們在中外記者麵前，仍然說我是自由的，他們自知理虧，不敢公之於眾。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在場的還有丁關根、李鐵映。喬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即將結束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將寫上這一內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聽了之後，我向他們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
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文件形式在全黨一定範圍內宣布，這一文件在宣布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麽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
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複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麽，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製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
喬石等對我講的三條意見，表示要向中央匯報，結果以後再告訴我。在我講第二條要求公布結論的事實根據時，喬石插話說：要考慮不要影響穩定。在我講第三條恢複我的行動自由時，他們說十四大【86】會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我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我說，十四大召開時可以不出去，他們聽後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宋平還說：會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當時談話就這樣結束。
後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隻是講了這麽一句話，並沒有把項目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麽問題，根據什麽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隻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當然，大家表示沒有意見。後來在中央全會的公報上，也寫上了結束審查、原結論不變這麽一句。在全會討論公報時，更是什麽材料也沒有發。本來，對我的審查是全會作出的，現在全會宣布結束審查，理應把審查的結果向全會作一個交待。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召集人會上說，這件事向各小組說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種種事實使我覺得，在對我的處理上他們情緒比較緊張，顧慮很多，說話小心謹慎。喬石在向我傳達政治局的決定時，是按稿子講的，他念稿子的時候，我原想記一下，但他講得很快，我怕記不下來，向喬石提出，是不是把記錄稿給我一份。喬石說可以，當場告訴記錄的同誌，說記錄稿給紫陽同誌一份。但事後我叫秘書打電話要這個記錄稿時，又說不給了，也沒有說什麽理由，不知道他們怕什麽。
考慮到上麵這些情況，我擔心我講的那三條聲明，他們是否會原原本本地上報，因為這三條，話講得不好聽。所以回來以後，我又以備忘錄的形式，把我這三條送給他們。當然，這些都沒有下文。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麽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麽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話……［編者注：此處錄音不清］。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麽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同誌的有關問題》，其中列出的三十個問題是：
（1）4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誌向紫陽同誌匯報了**同誌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係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同誌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誌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製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誌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和《新觀察》【87】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同誌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誌，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頜。4月24日，《**》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麵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總書記等同誌談及《**》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月3日，**同誌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誌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社會主義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匯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88】問起**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月2日下午，**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複同誌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誌向小平匯報時，隻是單方麵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誌，隻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誌，希望尚昆同誌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老同誌。當晚，閻明複同誌見過揚尚昆同誌後告訴趙說，尚昆同誌表示小平同誌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複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與揚尚昆同誌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月4日上午，**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誌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製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同誌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喊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同誌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讚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製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這次**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麵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苦杏文同誌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遊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道，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同誌先後兩次找杜潤生【89】同誌談**問題。此後，杜潤生同誌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讚成，並要把這次操作為解決若幹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製止動亂小組的匯報，本應討論如何采取堅次措施製止動亂的問題。但**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閉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同誌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誌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月16日下午，**同誌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老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老同誌。“打倒鄧老、“擁護**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廣場。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同誌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準，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複強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但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麵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同誌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誌堅次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老同誌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誌意見，為了製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同誌不顧常委會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誌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製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老同誌特別強調，到會同誌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同誌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嶽琦【90】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誌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給鄧老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淩晨，**同誌去**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取果斷措施堅決製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同誌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麵，建議萬裏同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同誌，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複。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誌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裏同誌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對閻明複同誌說，**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隻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誌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注：錄音遺漏］
（29）**同誌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91】、陳一谘【9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谘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誌。
以上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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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懷仁堂：清代原名為儀鑾殿，是慈禧太後訓政之地，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凱執政時將儀鑾殿更名為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和國務院常在這裏舉行會議。
【78】陳野羊（1915－1994）：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79】李正亭（1918－）：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80】“新權威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某些學者提出的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隻能在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下才有可能加速發展。
【81】《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河殤》表達了紀錄片作者對西方文明，包括現代民主製度的向往。
【82】1989年6月30日，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的**，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對“**唯一公開的最權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和諫言組成。
【83】“**以後，蘇聯以及東歐發生的一係列事變對**黨內鎮壓以後的當權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心理衝擊，加深了他們“不開槍鎮壓就會一黨政權不保的印象。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拆除；1989年12月蘇美峰會宣布“冷戰結束；1990年2月7日蘇共宣布解除一黨製。
【84】**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係的決定》。
【85】中國於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86】中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87】《新觀察》是1950年創刊的中國知識界的綜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複刊後由著名資深女新聞工作者戈揚（1916－2009）任主編，成為有影響力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一份雜誌。1989年“**以後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89】杜潤生（1913－）：山西太穀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90】張嶽琦（1938－）：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
【9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製。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錢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92】陳一谘（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中，陳一谘在5月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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