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勝堂的主要收入來源在於妓院和鴉片，所以這次廣州市掃黃大黑行動中損失最為巨大的就屬洪勝堂了。正所謂狗急了也要跳牆，不過最為可惜的是，他們選錯了對手。
在洪勝堂的那些大佬們看來，像塘尾鎮這樣的肥魚，正好拿來彌補他們最近因為禁煙和掃黃所造成的損失。隻不過，他們還不知道這樣的試探性行動，到底招惹到了一個怎樣的對手。
鍾泱可是很清楚的明白，這些所謂的江湖人士欺軟怕硬的本性。對待他們，絕不能有任何的妥協和姑息，必須以雷霆的手段去震懾。
已經打定了采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的鍾泱，把負責情報工作的周華找來：“周華，把抓起來的那一幫洪勝堂的犯人全都安排好一份適當的工作，我不想再看見他們了。還有，關於洪勝堂的調查報告做一份出來備案，不用交給我。兩個星期內，我不希望報告裏出現的那些人物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你明白了嗎？”
鍾泱的意思，周華自然是明白的。那群可憐的小混混，餘生將要在某個不知明的礦井裏度過了，永不見天日。但是要對洪勝堂下手，以周華現在手上的實力卻還遠遠不夠。所以他不得不向鍾泱求助：“一個星期的時間太短，而且我手上的力量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可以調動陸戰隊嗎？”
周華口中的陸戰隊，就是純粹由泛用型陸戰士兵所組成的作戰小隊。雖然除了陳澤、劉進洋以及伊忠明，其餘人並不知道智能工廠的存在。但是卻也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說陸戰士兵的存在，他們不知道什麽事機械構裝體，但是他們明白陸戰士兵的強大戰鬥能力。
明白情報部門的難處，鍾泱也隻好同意了周華的請求：“需要多少名陸戰士兵以及具體的武器裝備需求，到時候做一份報告給我。”
得到了想要的答複，周華也感到了欣喜：“是的，我知道了。”
說完，便躬身而退，離開了辦公室。
情報部門草創，僅僅是負責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就已經不容易了。何況這次這麽大規模的刺殺活動，自然必須要向鍾泱那裏得到足夠的武力使用權限。
這一切在常人眼裏看來或許很殘忍很不符合法律，可是無論是鍾泱還是周華，他們都不是警察或者法官，他們沒有必要給那些人定罪。隻要鍾泱覺得有必要消滅他們，就足夠了。擋在前麵的絆腳石，總要有被碾壓得粉碎的覺悟。
收到了鍾泱的命令，周華也去做著必要的準備工作，至少查清楚整個洪勝堂的基本狀況是必須。
就在鍾泱努力排除障礙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廣州市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的開展著。新文化運動在北方曆時數年，轟轟烈烈，但許多人還是搞不懂，所謂“德先生”、“賽先生”，與每天為口奔馳的升鬥小民，究竟有何相幹。但在南方，陳炯明卻把他的理想，一點一滴地付諸實踐。
他用事實證明了，新文化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對這個混濁的社會，它是一種功效神奇的清潔劑。陳炯明是唯一一個用“新文化”來改造社會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筆墨官司，更令人振奮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內大見成效。
他在廣東禁煙、禁賭，作為建設“模範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們對政府的視聽，煥然一新。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中推行自治，他對報紙描繪他的自治計劃：中國各村自古實行共和製，各村莫不以自治為宗旨。今中國之自治，應先自村莊上施行，依次發展，及於全縣全省與全國。這一刻廣東已在村上實行分區。自治村中，警察與稅收由人民自辦，將來各縣縣長與省議員亦歸人民自舉，再由議員共舉省長。他省能仿行之，則可達到聯省自治之目的。
陳炯明開始一步一步推進他的計劃，首先設立“經濟調查局”，發展地方實業；各縣都設立了林業事務所，並在廣州設立生絲檢查所及蠶種製造所，以改良絲料出產；又將省政府的實業科改為實業廳，賦予更大的權責，以推動實業。不到一年，廣州市絲廠增至五十餘家，港商投資開設農場及罐頭廠；南洋歸僑也在洽談集資開發黃埔港；港、粵、滬商人籌辦資本一千萬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廣東全省總商會。
繼廣州成立市政廳之後，海口、高州、北海、江門、惠陽、汕尾等地的市政廳（局）也紛紛著手籌備，相繼成立。各地拆城牆、修道路、築公園，開展市政建設，幹得熱火朝天。經濟建設初見成效，文化建設也同步發展。廣州著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興辦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等；舉行美術展覽、體育運動會；安裝馬路電燈；在梅花村、竹絲崗建築新式住宅區，成為廣州的模範新區；飯館、旅店、戲院等公共場所，都要嚴格執行政府頒布的衛生規則；設立新式屠場，由衛生局監督檢查肉類衛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掃街道，疏通溝渠，改造排水係統；舉辦衛生知識展覽，印製宣傳衛生的小冊子，挨家派發。
全國教育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聯合會，江蘇省代表黃炎培，事後撰寫了一本題為《一歲之廣州市》的小冊子，盛讚在新文化之下的廣州新景象。他歸納出廣州在五個方麵的變化：
一、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
二、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33家之多，雖有指斥當局，甚至傾向北洋政府的，也從未加以幹涉。
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入旅館**，厲行禁吸鴉片。
四、一方麵提倡工會，一方麵勸戒罷工，同時積極推行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
五、衛生行政方麵，特聘專門人才，以科學的方法，銳意改革。如對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場，以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的管理，對妓院的檢查和取締。[5]
什麽是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這就是了。陳炯明的種種舉措，在南中國開辟了新文化的一塊實驗田，在舉國上下官僚、軍閥、政客橫行，一團烏煙瘴氣的空氣之中，柳暗花明，生機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沒有這塊實驗田，人們也許永遠以為，新文化運動，不過是一班書生的空談。但曆史是公平的，它不會把所有門窗都關死，總會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條小縫隙，讓後人可以看到，原來曆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這時的廣東，幾乎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個據點，最後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陳獨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實行以合議製的委員會代替舊製的省教育廳。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員長由省長聘請陳獨秀擔任（兼大學預科校長），以後按組織法選舉產生。
而對於選擇市會製還是委員製，陳炯明也給出了最終的答複。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議會的函中，引用美國的市政發展為例，指出曆年來實行市會製的結果：就是使全市事業為無賴政客，社會惡棍所包攬，以致市政日趨**，公款濫用，市債積欠，幾絕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紐約已漸趨向采用委員製，亦有城市趨向更進一步的經理製。
炯明解釋說：“誠以市政純為事務性質，非統一事權難得最良之效果。準此以談市會製為過去不良之製，既絕無采用之餘地，市經理製事權更專於一人，惟委員製實折衷於兩者之間。是以幾經考慮，始行決定采用。我國自改革以來，無論中央行省，凡選舉事務，均受惡勢力之操縱，選舉機關亦鮮不為勢力派所利用。事實昭著，無可為諱。”
至於為什麽市長，局長由省長委任，而隻一部份參事員才由民選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誠以市長局長既屬委任，對省長負責，而省長則對市民負責，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參事員，以代表省長為市行政之監督。其餘參事員仍由各界及市民選舉，且每年選舉一次。一則實行職業代表製，一則令全體市民養成選舉習慣，務期五年以後，實行市長民選，不致有紊亂之虞，實為促進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議會另定《廣州市自治條例》送交省長辦理。炯明認為原定的《暫行條例》隻使用於廣州市市行政區域之內，不能與單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議會議決，而且該條例“經由本省長頒布外，已經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令準在案，於法理事實，均不容變更”。
從這件事，我們可看到炯明所作決策，因事就事，對派係分別，不存異心。他要實行市委員製，委任孫科（孫中山的兒子）為市長，不惜給予軍政府的孫係在廣東省事權內一個重要的職位，而不肯附從平素支持他的陳係省議會的建議。
改造廣州，設立現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緩，廣州市政行政委員會於2月15日按期成立，開始積極推行新政。參事會的選舉，要等到9月1日才舉行。
且不去論到底陳炯明在曆史教材上的名聲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個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還無問題，素來被人稱道。這才是心係民眾的革命者，真正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有誌之士。
鍾泱不喜歡孫中山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沒有絕對實力的情況下，卻僅僅是想著要北伐，統一全國。先不論這樣的統一到底有沒有意義，事實上革命黨也沒能在事實上統一了整個中國，反而是把國內的主要軍力消耗一空。
蔣中正率領黃埔大軍北上征伐，才剛剛完成名義上的統一，日本就發動了全麵侵華，而當時的中國幾無可抗之力，這難道僅僅是一個巧合？
這樣的統一，除了成就一個人的名聲之外，對國家和民族到底有什麽益處？如果僅僅是憑借著好心就能拯救中國的話，那汪精衛還算是漢奸嗎？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實上損害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即為賣國。主動和被動，隻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結果上卻毫無區別。
想要強大一個國家，就必須要腳踏實地的發展生產力和不斷完善整個社會的組織體係。而不是利用民意，濫用民心，僅僅是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沒有實力，再高明的計謀也沒有任何意義。鍾泱並不理會孫中山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國父”，他僅僅是看不起對方的做法。隻知道暗殺和玩弄陰謀，終究上不了台麵，非國之棟梁。
作為一個領導者，沒有堂堂正正的決心和實力，不斷利用一些宣傳手段欺瞞和愚弄民眾，終究無法長久。革命黨在中國曆史上曇花一現，和孫係的激進主義有著很深切的聯係。不要忘了，無論是蔣中正還是汪精衛，都是出自於孫係。
而一個腳踏實地的陳炯明，也被說成了地方主義軍閥。但倘若連一個廣東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麽資格說自己可以治理好整個中國？革命黨治理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在洪勝堂的那些大佬們看來，像塘尾鎮這樣的肥魚，正好拿來彌補他們最近因為禁煙和掃黃所造成的損失。隻不過，他們還不知道這樣的試探性行動，到底招惹到了一個怎樣的對手。
鍾泱可是很清楚的明白，這些所謂的江湖人士欺軟怕硬的本性。對待他們，絕不能有任何的妥協和姑息，必須以雷霆的手段去震懾。
已經打定了采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的鍾泱，把負責情報工作的周華找來：“周華，把抓起來的那一幫洪勝堂的犯人全都安排好一份適當的工作，我不想再看見他們了。還有，關於洪勝堂的調查報告做一份出來備案，不用交給我。兩個星期內，我不希望報告裏出現的那些人物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你明白了嗎？”
鍾泱的意思，周華自然是明白的。那群可憐的小混混，餘生將要在某個不知明的礦井裏度過了，永不見天日。但是要對洪勝堂下手，以周華現在手上的實力卻還遠遠不夠。所以他不得不向鍾泱求助：“一個星期的時間太短，而且我手上的力量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可以調動陸戰隊嗎？”
周華口中的陸戰隊，就是純粹由泛用型陸戰士兵所組成的作戰小隊。雖然除了陳澤、劉進洋以及伊忠明，其餘人並不知道智能工廠的存在。但是卻也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說陸戰士兵的存在，他們不知道什麽事機械構裝體，但是他們明白陸戰士兵的強大戰鬥能力。
明白情報部門的難處，鍾泱也隻好同意了周華的請求：“需要多少名陸戰士兵以及具體的武器裝備需求，到時候做一份報告給我。”
得到了想要的答複，周華也感到了欣喜：“是的，我知道了。”
說完，便躬身而退，離開了辦公室。
情報部門草創，僅僅是負責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就已經不容易了。何況這次這麽大規模的刺殺活動，自然必須要向鍾泱那裏得到足夠的武力使用權限。
這一切在常人眼裏看來或許很殘忍很不符合法律，可是無論是鍾泱還是周華，他們都不是警察或者法官，他們沒有必要給那些人定罪。隻要鍾泱覺得有必要消滅他們，就足夠了。擋在前麵的絆腳石，總要有被碾壓得粉碎的覺悟。
收到了鍾泱的命令，周華也去做著必要的準備工作，至少查清楚整個洪勝堂的基本狀況是必須。
就在鍾泱努力排除障礙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廣州市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的開展著。新文化運動在北方曆時數年，轟轟烈烈，但許多人還是搞不懂，所謂“德先生”、“賽先生”，與每天為口奔馳的升鬥小民，究竟有何相幹。但在南方，陳炯明卻把他的理想，一點一滴地付諸實踐。
他用事實證明了，新文化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對這個混濁的社會，它是一種功效神奇的清潔劑。陳炯明是唯一一個用“新文化”來改造社會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筆墨官司，更令人振奮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內大見成效。
他在廣東禁煙、禁賭，作為建設“模範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們對政府的視聽，煥然一新。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中推行自治，他對報紙描繪他的自治計劃：中國各村自古實行共和製，各村莫不以自治為宗旨。今中國之自治，應先自村莊上施行，依次發展，及於全縣全省與全國。這一刻廣東已在村上實行分區。自治村中，警察與稅收由人民自辦，將來各縣縣長與省議員亦歸人民自舉，再由議員共舉省長。他省能仿行之，則可達到聯省自治之目的。
陳炯明開始一步一步推進他的計劃，首先設立“經濟調查局”，發展地方實業；各縣都設立了林業事務所，並在廣州設立生絲檢查所及蠶種製造所，以改良絲料出產；又將省政府的實業科改為實業廳，賦予更大的權責，以推動實業。不到一年，廣州市絲廠增至五十餘家，港商投資開設農場及罐頭廠；南洋歸僑也在洽談集資開發黃埔港；港、粵、滬商人籌辦資本一千萬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廣東全省總商會。
繼廣州成立市政廳之後，海口、高州、北海、江門、惠陽、汕尾等地的市政廳（局）也紛紛著手籌備，相繼成立。各地拆城牆、修道路、築公園，開展市政建設，幹得熱火朝天。經濟建設初見成效，文化建設也同步發展。廣州著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興辦公共兒童遊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等；舉行美術展覽、體育運動會；安裝馬路電燈；在梅花村、竹絲崗建築新式住宅區，成為廣州的模範新區；飯館、旅店、戲院等公共場所，都要嚴格執行政府頒布的衛生規則；設立新式屠場，由衛生局監督檢查肉類衛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掃街道，疏通溝渠，改造排水係統；舉辦衛生知識展覽，印製宣傳衛生的小冊子，挨家派發。
全國教育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聯合會，江蘇省代表黃炎培，事後撰寫了一本題為《一歲之廣州市》的小冊子，盛讚在新文化之下的廣州新景象。他歸納出廣州在五個方麵的變化：
一、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
二、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33家之多，雖有指斥當局，甚至傾向北洋政府的，也從未加以幹涉。
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入旅館**，厲行禁吸鴉片。
四、一方麵提倡工會，一方麵勸戒罷工，同時積極推行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
五、衛生行政方麵，特聘專門人才，以科學的方法，銳意改革。如對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場，以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的管理，對妓院的檢查和取締。[5]
什麽是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這就是了。陳炯明的種種舉措，在南中國開辟了新文化的一塊實驗田，在舉國上下官僚、軍閥、政客橫行，一團烏煙瘴氣的空氣之中，柳暗花明，生機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沒有這塊實驗田，人們也許永遠以為，新文化運動，不過是一班書生的空談。但曆史是公平的，它不會把所有門窗都關死，總會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條小縫隙，讓後人可以看到，原來曆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這時的廣東，幾乎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個據點，最後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陳獨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實行以合議製的委員會代替舊製的省教育廳。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員長由省長聘請陳獨秀擔任（兼大學預科校長），以後按組織法選舉產生。
而對於選擇市會製還是委員製，陳炯明也給出了最終的答複。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議會的函中，引用美國的市政發展為例，指出曆年來實行市會製的結果：就是使全市事業為無賴政客，社會惡棍所包攬，以致市政日趨**，公款濫用，市債積欠，幾絕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紐約已漸趨向采用委員製，亦有城市趨向更進一步的經理製。
炯明解釋說：“誠以市政純為事務性質，非統一事權難得最良之效果。準此以談市會製為過去不良之製，既絕無采用之餘地，市經理製事權更專於一人，惟委員製實折衷於兩者之間。是以幾經考慮，始行決定采用。我國自改革以來，無論中央行省，凡選舉事務，均受惡勢力之操縱，選舉機關亦鮮不為勢力派所利用。事實昭著，無可為諱。”
至於為什麽市長，局長由省長委任，而隻一部份參事員才由民選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誠以市長局長既屬委任，對省長負責，而省長則對市民負責，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參事員，以代表省長為市行政之監督。其餘參事員仍由各界及市民選舉，且每年選舉一次。一則實行職業代表製，一則令全體市民養成選舉習慣，務期五年以後，實行市長民選，不致有紊亂之虞，實為促進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議會另定《廣州市自治條例》送交省長辦理。炯明認為原定的《暫行條例》隻使用於廣州市市行政區域之內，不能與單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議會議決，而且該條例“經由本省長頒布外，已經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令準在案，於法理事實，均不容變更”。
從這件事，我們可看到炯明所作決策，因事就事，對派係分別，不存異心。他要實行市委員製，委任孫科（孫中山的兒子）為市長，不惜給予軍政府的孫係在廣東省事權內一個重要的職位，而不肯附從平素支持他的陳係省議會的建議。
改造廣州，設立現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緩，廣州市政行政委員會於2月15日按期成立，開始積極推行新政。參事會的選舉，要等到9月1日才舉行。
且不去論到底陳炯明在曆史教材上的名聲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個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還無問題，素來被人稱道。這才是心係民眾的革命者，真正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有誌之士。
鍾泱不喜歡孫中山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沒有絕對實力的情況下，卻僅僅是想著要北伐，統一全國。先不論這樣的統一到底有沒有意義，事實上革命黨也沒能在事實上統一了整個中國，反而是把國內的主要軍力消耗一空。
蔣中正率領黃埔大軍北上征伐，才剛剛完成名義上的統一，日本就發動了全麵侵華，而當時的中國幾無可抗之力，這難道僅僅是一個巧合？
這樣的統一，除了成就一個人的名聲之外，對國家和民族到底有什麽益處？如果僅僅是憑借著好心就能拯救中國的話，那汪精衛還算是漢奸嗎？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實上損害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即為賣國。主動和被動，隻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結果上卻毫無區別。
想要強大一個國家，就必須要腳踏實地的發展生產力和不斷完善整個社會的組織體係。而不是利用民意，濫用民心，僅僅是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沒有實力，再高明的計謀也沒有任何意義。鍾泱並不理會孫中山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國父”，他僅僅是看不起對方的做法。隻知道暗殺和玩弄陰謀，終究上不了台麵，非國之棟梁。
作為一個領導者，沒有堂堂正正的決心和實力，不斷利用一些宣傳手段欺瞞和愚弄民眾，終究無法長久。革命黨在中國曆史上曇花一現，和孫係的激進主義有著很深切的聯係。不要忘了，無論是蔣中正還是汪精衛，都是出自於孫係。
而一個腳踏實地的陳炯明，也被說成了地方主義軍閥。但倘若連一個廣東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麽資格說自己可以治理好整個中國？革命黨治理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還不能說明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