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一舉多得（五
不過，那些大宋“難民”之中也並不都是不會耕作的市民，其中的六七萬農民（含其家屬）在異鄉的土地上倒反而有些“物以稀為貴”，而趙?也給予了他們特別的重視。在趙?的同意下，張俊出麵以個人名義在九州南部租（日本的土地禁止買賣）下了大片土地進行墾荒，而這些大宋過來的農民就成了耕作的主力軍，畢竟總將口糧這一要命的物資寄托在別人身上，總是很難讓人放心，自己哪怕能夠解決一點也是好的。
日本的田租（日本的土地歸領主所有，禁止買賣，所以田租同時也是田稅。）一向極高，（正常年景收成的）六成以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基本都是死租（即不論收成如何，都要收那麽多租稅。），還往往是糧價高的地方收糧食、糧價低的地區收金錢，因此農民負擔極為沉重（注1）。而且日本的領主隻管收錢，很少有人會在農民遭災的時候想到賑濟，所以稱古代的日本農民是世界上最苦的農民並不為過（歐洲農奴有第一夜權的問題，也很黑暗，但比起日本武士斬殺不恭敬的平民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而言，還是要好得多了。）。
趙?自然不可能讓那些過去的中國農民也受到同樣對待，張俊又很會“揣摩聖意”，何況租稅比例太高的話，作為承包商與負責人的他肯定也將是受害者之一，因此他與平家年輕的領袖平清盛進行了“很有建設性”的商談。平清盛考慮到“宋日兩國間的友誼”，同意第一年平均每畝地隻收象征性的一升稻穀，次年為一鬥，第三年及以後均為一石，這與大宋田稅最高的江南等地相當，但考慮到九州土地貧瘠，這幾萬大宋農民還是墾荒，這個年貢比例也不算低了。
盡管如此，由於日本的田稅同時還是田租（大宋田租一般也都在五成左右，什麽時候最苦的都是農民，準確地說，是無地少地的農民。），張俊對這個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他曾經主持過屯田，那往往也是墾荒，官府一樣要收取半數的收成，從這一點來看，平清盛還是很“厚道”的。而張俊又提出由他出麵代為收繳，平清盛了解後覺得這樣可以省下不少人工費用，自然不會拒絕，而張俊那位平安脫險沒多久的愛妾張儂此時也已趕到日本，有了她那超強的理財能力，完全可以從中獲得更大的利潤。
當然，平清盛這樣大方，也是有其特殊的目的的，他要求獲得與大宋間貿易的壟斷權，也即是說，他希望大宋的商船全都在平家控製的九州下貨，而不要直接深入瀨戶內海，到近畿沿海下貨銷售。張俊自然不可能答應平清盛的這一無理要求，熟悉商業交易的他深知隻有下家之間產生競爭，才能讓上家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從此隻能與平家交易，大宋就將失去對日本出口商品的定價權。
經過雙方多次磋商，張俊最後同意大宗商品交易隻跟平家的那幾個禦用商人（之所以不直接跟平家做生意，一方麵是平家既是公卿又是武士，屬於日本的上流階層，而商業乃是賤業，平清盛雖然重視商業，卻也不可能親自操持。而另一方麵張俊則也可以利用禦用商人有好幾家的現實情況，誘其爭相抬價，為大宋也為他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算是各取所需。）進行，但洲本島駐軍官兵私下做些小生意則不受限製。這樣一來，既滿足了平家基本壟斷宋日貿易中日方的主要份額，又不至於完全沒有競爭，定價權仍在大宋手裏。
經過這一係列的商談和交涉，張俊及其家族不但密切了與日本平家之間的關係，而且也從中獲利匪淺。以屯田為例，雖然從第三年開始，每畝田地需要繳納一石稻穀的年貢，但以南九州的水土光熱條件，農技改良後達到正常年景四五石稻穀的畝產並不困難，而張俊向那些農民收取田租時卻是按照大宋屯田的老規矩收取一半，也即是說隻要沒遭大災，張俊從每畝田地中至少可以獲利一石稻穀，畢竟運輸與囤積的過程中雖然會有些損耗，但對“財商”極高的張俊來說，這方麵的耗費要比平均水平低得多。
這次大劫難中流落日本的大宋農戶約有將近兩萬戶（由於老弱多死於艱苦的路途，所以每戶人數較正常情況偏少。），以每戶五十畝田（按規矩應該是一戶百畝，不過考慮到很多田地需要開荒，較熟田更耗人工，而且張俊與平家之間也需要進一步加深信任，暫時不宜占地太廣，所以始的幾年裏，張俊都是按照一戶五十畝的標準向平清盛租田的）計算，張俊每年獲得的租米能夠達到五十萬石（以當時的出米率，再扣去人工費用，大約兩石稻穀等於一石大米。）以上，這個數目已經著實不小，甚至比張俊在國內的田租（三十萬石左右）還高很多，但在他眼裏，卻還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罷了。
其實以張俊那富甲天下的雄厚財力，他就是將國內在其名下的田產擴大十倍都是做得到的，但是那樣的話趙構就是和他關係再好也不可能容他，因為十萬頃的土地足以私蓄一支數萬人馬的精兵了，而且張俊雖然軍事才能一般，卻也好歹是個能打的將軍，這對任何皇帝來說，都是無法忽視的威脅。所以在國內的時候，張俊隻能經營酒樓和宅地等沒有潛在威脅的行業，雖然利潤頗豐，終究沒有田租來得穩定可靠，發展潛力也要小得多，張俊這些年來對此一直頗為遺憾。
可是這裏是日本，遠在距離大宋幾千裏的海外，張俊就算經營再多土地都沒有關係，他終於可以擺脫束縛，大展一番拳腳。雖然由於日本那“可惡”的土地製度，張家暫時隻能租下來承包經營當“中間商”，但是當土地麵積大到一定程度，而擁有數量龐大的佃戶之後，一旦日本遭遇大的變故，張家就完全可以反客為主，將這些租來的土地變成自己所有，甚至以此為基本，創出一番事業也未可知。
當然，要想擴大經營規模，僅僅依靠現在這兩萬戶出身大宋“難民”的佃戶是遠遠不夠的，張俊打算就近再從日本招募一些，雖然他們耕作水平稍低，但張俊會從衛藩聘請一些農技人員過來對他們進行培訓，以日本人的勤勞聰明（雖然平均智商比漢人低2點，但日本人在世界上也算是高智商民族了。），達到他的要求應該不難。
注1：這種情況要是擱在中國，農民早就造反了，但日本卻由於采取的是分封製度，從來沒哪次農民起義成功過，而且幾乎都是很輕鬆地就鎮壓了下來，所以在日本這條路行不通。不過人都是被逼出來的，日本農民遇到無力抗拒的天災**時，也有他們的活路，那就是逃荒。與大一統下逃荒往往隻是死緩（因為大一統的模式下，各地政策類似，所以某地出問題時，其他地區往往也都有了隱患，而流民四散後會幹擾各地的農耕，如果不能迅速鎮撫，往往會引起更大的饑荒，最終導致改朝換代。）不同，分封製度下隻要成功逃到別的領主治下，就有可能開始新的生活，如果從非正常死亡人數來看，反而要比中國大一統以後的大亂大治（中國每次王朝末期，都要死掉幾千萬人，因此人口數字是曲折向上的，而日本則是以較為平緩的曲線持續增長。）少得多。
bk
不過，那些大宋“難民”之中也並不都是不會耕作的市民，其中的六七萬農民（含其家屬）在異鄉的土地上倒反而有些“物以稀為貴”，而趙?也給予了他們特別的重視。在趙?的同意下，張俊出麵以個人名義在九州南部租（日本的土地禁止買賣）下了大片土地進行墾荒，而這些大宋過來的農民就成了耕作的主力軍，畢竟總將口糧這一要命的物資寄托在別人身上，總是很難讓人放心，自己哪怕能夠解決一點也是好的。
日本的田租（日本的土地歸領主所有，禁止買賣，所以田租同時也是田稅。）一向極高，（正常年景收成的）六成以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基本都是死租（即不論收成如何，都要收那麽多租稅。），還往往是糧價高的地方收糧食、糧價低的地區收金錢，因此農民負擔極為沉重（注1）。而且日本的領主隻管收錢，很少有人會在農民遭災的時候想到賑濟，所以稱古代的日本農民是世界上最苦的農民並不為過（歐洲農奴有第一夜權的問題，也很黑暗，但比起日本武士斬殺不恭敬的平民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而言，還是要好得多了。）。
趙?自然不可能讓那些過去的中國農民也受到同樣對待，張俊又很會“揣摩聖意”，何況租稅比例太高的話，作為承包商與負責人的他肯定也將是受害者之一，因此他與平家年輕的領袖平清盛進行了“很有建設性”的商談。平清盛考慮到“宋日兩國間的友誼”，同意第一年平均每畝地隻收象征性的一升稻穀，次年為一鬥，第三年及以後均為一石，這與大宋田稅最高的江南等地相當，但考慮到九州土地貧瘠，這幾萬大宋農民還是墾荒，這個年貢比例也不算低了。
盡管如此，由於日本的田稅同時還是田租（大宋田租一般也都在五成左右，什麽時候最苦的都是農民，準確地說，是無地少地的農民。），張俊對這個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他曾經主持過屯田，那往往也是墾荒，官府一樣要收取半數的收成，從這一點來看，平清盛還是很“厚道”的。而張俊又提出由他出麵代為收繳，平清盛了解後覺得這樣可以省下不少人工費用，自然不會拒絕，而張俊那位平安脫險沒多久的愛妾張儂此時也已趕到日本，有了她那超強的理財能力，完全可以從中獲得更大的利潤。
當然，平清盛這樣大方，也是有其特殊的目的的，他要求獲得與大宋間貿易的壟斷權，也即是說，他希望大宋的商船全都在平家控製的九州下貨，而不要直接深入瀨戶內海，到近畿沿海下貨銷售。張俊自然不可能答應平清盛的這一無理要求，熟悉商業交易的他深知隻有下家之間產生競爭，才能讓上家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從此隻能與平家交易，大宋就將失去對日本出口商品的定價權。
經過雙方多次磋商，張俊最後同意大宗商品交易隻跟平家的那幾個禦用商人（之所以不直接跟平家做生意，一方麵是平家既是公卿又是武士，屬於日本的上流階層，而商業乃是賤業，平清盛雖然重視商業，卻也不可能親自操持。而另一方麵張俊則也可以利用禦用商人有好幾家的現實情況，誘其爭相抬價，為大宋也為他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算是各取所需。）進行，但洲本島駐軍官兵私下做些小生意則不受限製。這樣一來，既滿足了平家基本壟斷宋日貿易中日方的主要份額，又不至於完全沒有競爭，定價權仍在大宋手裏。
經過這一係列的商談和交涉，張俊及其家族不但密切了與日本平家之間的關係，而且也從中獲利匪淺。以屯田為例，雖然從第三年開始，每畝田地需要繳納一石稻穀的年貢，但以南九州的水土光熱條件，農技改良後達到正常年景四五石稻穀的畝產並不困難，而張俊向那些農民收取田租時卻是按照大宋屯田的老規矩收取一半，也即是說隻要沒遭大災，張俊從每畝田地中至少可以獲利一石稻穀，畢竟運輸與囤積的過程中雖然會有些損耗，但對“財商”極高的張俊來說，這方麵的耗費要比平均水平低得多。
這次大劫難中流落日本的大宋農戶約有將近兩萬戶（由於老弱多死於艱苦的路途，所以每戶人數較正常情況偏少。），以每戶五十畝田（按規矩應該是一戶百畝，不過考慮到很多田地需要開荒，較熟田更耗人工，而且張俊與平家之間也需要進一步加深信任，暫時不宜占地太廣，所以始的幾年裏，張俊都是按照一戶五十畝的標準向平清盛租田的）計算，張俊每年獲得的租米能夠達到五十萬石（以當時的出米率，再扣去人工費用，大約兩石稻穀等於一石大米。）以上，這個數目已經著實不小，甚至比張俊在國內的田租（三十萬石左右）還高很多，但在他眼裏，卻還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罷了。
其實以張俊那富甲天下的雄厚財力，他就是將國內在其名下的田產擴大十倍都是做得到的，但是那樣的話趙構就是和他關係再好也不可能容他，因為十萬頃的土地足以私蓄一支數萬人馬的精兵了，而且張俊雖然軍事才能一般，卻也好歹是個能打的將軍，這對任何皇帝來說，都是無法忽視的威脅。所以在國內的時候，張俊隻能經營酒樓和宅地等沒有潛在威脅的行業，雖然利潤頗豐，終究沒有田租來得穩定可靠，發展潛力也要小得多，張俊這些年來對此一直頗為遺憾。
可是這裏是日本，遠在距離大宋幾千裏的海外，張俊就算經營再多土地都沒有關係，他終於可以擺脫束縛，大展一番拳腳。雖然由於日本那“可惡”的土地製度，張家暫時隻能租下來承包經營當“中間商”，但是當土地麵積大到一定程度，而擁有數量龐大的佃戶之後，一旦日本遭遇大的變故，張家就完全可以反客為主，將這些租來的土地變成自己所有，甚至以此為基本，創出一番事業也未可知。
當然，要想擴大經營規模，僅僅依靠現在這兩萬戶出身大宋“難民”的佃戶是遠遠不夠的，張俊打算就近再從日本招募一些，雖然他們耕作水平稍低，但張俊會從衛藩聘請一些農技人員過來對他們進行培訓，以日本人的勤勞聰明（雖然平均智商比漢人低2點，但日本人在世界上也算是高智商民族了。），達到他的要求應該不難。
注1：這種情況要是擱在中國，農民早就造反了，但日本卻由於采取的是分封製度，從來沒哪次農民起義成功過，而且幾乎都是很輕鬆地就鎮壓了下來，所以在日本這條路行不通。不過人都是被逼出來的，日本農民遇到無力抗拒的天災**時，也有他們的活路，那就是逃荒。與大一統下逃荒往往隻是死緩（因為大一統的模式下，各地政策類似，所以某地出問題時，其他地區往往也都有了隱患，而流民四散後會幹擾各地的農耕，如果不能迅速鎮撫，往往會引起更大的饑荒，最終導致改朝換代。）不同，分封製度下隻要成功逃到別的領主治下，就有可能開始新的生活，如果從非正常死亡人數來看，反而要比中國大一統以後的大亂大治（中國每次王朝末期，都要死掉幾千萬人，因此人口數字是曲折向上的，而日本則是以較為平緩的曲線持續增長。）少得多。
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