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政治家本非我的心願”，1942年1月希特勒在元首總部說，“有人認為，如果我從現在的位子退下去，日子會很難過。不！如果我能離開政界，把所有的擔憂、辛勞和麻煩拋在身後，那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呢！”他原本應該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民族的利益才成為一個政治家，希特勒的此種論調也屬於這個獨裁者精心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實際上政壇才是他的口才和煽動能力的用武之地。雖然最初跨出的腳步還是不自信的、試探式的——但很快他就在國社黨陣營的權力角逐中戰勝了所有競爭者，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富有戰鬥力的極右黨派的“領袖”。
希特勒的發家史開始於慕尼黑。他在戰後的巴伐利亞首府看到了能讓他在政治上崛起的理想條件。1919年春季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讓此地極端主義的鍾擺先大幅度向左擺動，後來又出現了反革命的逆反反應，從而讓鍾擺又向右擺動。希特勒憑借敏銳的直覺利用了當地的局勢。而且從一開始他在軍隊中就有一些具備影響力的後台支持者，幫助他開辟了政治道路。
1918年11月19日，希特勒傷愈之後離開帕瑟瓦爾克野戰醫院。這位30歲的二等兵成為戰後數百萬回到家鄉衛戍部隊等待複員的無名士兵中的一員。他的情緒當然是很低落的。沒有家庭、沒有職業、沒有社會關係，他有可能又跌回戰前沒有保障的生存狀態。盡可能推遲從部隊退伍的時間——打定了這個主意，希特勒在11月21日回到慕尼黑，他被分配到第二步兵團第一預備營第七連。他在這裏又和第十六後備步兵團的一些老戰友重逢了，其中包括後來和他共事的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
在此期間巴伐利亞的首府經曆了徹底的改變。11月7日，比在柏林早兩天，革命在慕尼黑取得了勝利。眾人傳誦著一個名字：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他是慕尼黑的小黨派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的主席，1918年1月他由於領導罷工而被捕，10月中旬，他剛從施塔德海姆監獄被釋放。11月7日將近傍晚，在特蕾西婭草坪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之後，他和他的同誌們開始了革命行動，他們衝進一個又一個兵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它清楚地表明，在戰爭期間慕尼黑的君主製統治秩序已經瀕臨瓦解。11月8日早晨，紅色的布告宣告“巴伐利亞自由邦”成立，維特爾斯巴赫王朝被推翻。當天下午，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和多數派社會民主黨（mspd）聯合組成了政府。庫爾特·艾斯納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巴伐利亞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主席艾斯納在內閣中最大的競爭者愛爾哈德·奧爾（erhard auer）擔任內政部長。通過非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以及革命政府最初發表的很有節製的聲明，讓新任的總理博得了超出工人階級以外的廣大民眾的極大好感。“我們沒有流一滴血就獲得了革命的勝利，難道不是一個奇跡嗎？在曆史上還沒有過先例。”艾斯納在革命取得成功後說。
當希特勒回到慕尼黑時，11月初的動蕩局勢已經平靜下來，城市又恢複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在議會裏艾斯納和多數社會民主黨部長們的矛盾很快尖銳起來。就像在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員會裏的同事們一樣，部長們在革命的初期就堅決反對將業已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納入民族憲法的框架。它隻能是製憲會議進行選舉之前的臨時機構。艾斯納則讚成委員會和議會同時並存，他站在奧爾的對立麵，奧爾希望盡快召開巴伐利亞州議會選舉，從而削弱艾斯納的地位。在12月5日召開的部長會議最終將選舉的日子定在了1919年1月12日。
艾斯納另外一個引起爭議的地方是他明確承認了德國的戰爭罪責，11月23日他讓自由派報紙《柏林日報》發表了駐柏林的巴伐利亞特使在1914年7月和8月寫的報告中的某些章節，它們證實德意誌帝國有意識地煽動了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矛盾，目的是和協約國進行一場決定性的戰爭。他發表的文章不僅受到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同僚們的尖銳批評，還被國民中的民族主義者罵成“叛國者”。隨後艾斯納成為愈演愈烈的反猶攻擊對準的標靶。作為一個猶太商人的兒子，一個在社會民主黨內取得了政治成功的記者，他被汙蔑成真實名字叫“所羅門·考斯馬諾夫斯基”的“加利西亞的猶太人”。 “將來回過頭來看我們是否敢相信我們德國人居然容忍這種無賴上台？”驅逐艦艦長博吉斯拉夫·馮·澤爾秋（bogiw von selchow）在1918年11月25日的日記裏憤怒地寫道。
根據恩斯特·施密特的說法，希特勒初到慕尼黑時“沒有對革命發表什麽意見”，但看得出來，“他內心苦澀”。他不想為維特斯巴赫家族一掬同情之淚。讓他感到不舒服的倒是士兵委員會在掌管軍營，破壞了他心中秩序和紀律的價值。“我厭惡那種運作方式，因此下決定盡快離開。”他在《我的奮鬥》裏說。大概更讓他感到困擾的是革命爆發後的一段時期裏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縱情狂歡氣氛，到處看到人們的激情狂舞，盛況空前。“舞蹈狂熱病”以“可怕的規模”蔓延開來，艾斯納政府在1919年1月初的部長會議上說：“女人們變得瘋狂，店老板們喪失了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應該很高興1918年12月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被派到基姆高的特勞恩施泰因，擔任戰俘營和平民拘押營的守衛。他在那裏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幾乎完全離開了我們的視線。大約1月中旬，營地被解散，他回到了慕尼黑，並不是他在《我的奮鬥》裏說的3月。2月中旬第二步兵營的預備營被重新改組，希特勒被分配到第二遣散連。我們對他在這段時間裏的行動所知甚少。大部分時間他應該在營地裏度過，此時他又恢複了老習慣，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去看歌劇。2月20日到3月8日他被調去擔任慕尼黑火車站的警衛。但是這一點也未經確認。
就在這個時期開始了徹底改變巴伐利亞和慕尼黑的革命麵貌的極端主義浪潮。它是由1919年2月21日庫爾特·艾斯納被刺殺引發的。這位總理在前往邦議會想辭去他的內閣職務的路上遭到暗殺——在1月12日邦議會選舉中艾斯納的政黨獨立社會民主黨遭到了災難性的失敗。他們隻獲得了2.5％的議席（3席），而多數社會民主黨獲得了33％的議席（33席）。1918年11月才成立的巴伐利亞人民黨（bvp）是最強大的政黨，共獲得35%的議席（35席）。將兩顆子彈射入艾斯納後腦的刺殺者是22歲的少尉、在慕尼黑大學注冊的法律專業學生安東·馮·阿爾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arco auf valley）。他在之前寫下的筆記中承認了刺殺的動機：“艾斯納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分子，一個猶太人，他不是德意誌人，沒有德意誌人的情感，他在埋葬祖國的思想和感情，他是個叛國者。”而就在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工人委員會的成員、酒吧侍者阿洛伊斯·林德納爾（alois lindner）在邦議會對奧爾射出兩顆子彈，奧爾被打成重傷。對於慕尼黑的工人革命者們來說，社會民主黨也對刺殺負有責任，因為此前幾個月他們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公眾麵前貶低總理艾斯納的威望。
“射向艾斯納的子彈讓我們預感到，革命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女作家裏卡達·胡赫（ricarda huch）在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她的預感沒有錯。2月22日，全巴伐利亞的蘇維埃代表聚集在慕尼黑開會，建立了一個“巴伐利亞共和國中央委員會”。奧格斯堡的小學教師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當上了主席，他屬於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經過蘇維埃代表和各黨派之間的長時間談判之後決定重新建立被暫時取消的邦議會。3月17日，曾經在艾斯納政府中擔任過文化部長的約翰納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當選新的總理。但這並沒有平息工人階級的憤怒情緒。而與此同時，從匈牙利傳來的貝拉·昆（b kun）宣布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消息不脛而走，對於所有想進行同樣實驗的人產生了影響。4月6日到4月7日一個決議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宣布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霍夫曼政府逃亡到班貝克並且在那裏發出聲明：他們才是“巴伐利亞唯一的合法政權”。
“投奔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第一塊德國土地。”藝術讚助者和外交家哈利·凱斯勒伯爵評論，“如果共產主義者在那裏站住腳的話，它將成為全德國全歐洲的頭等大事。”但恰恰是共產主義者拒絕參與革命。巴伐利亞共產黨主席歐根·萊維內（eugen leviné）把新政權看作一個“虛假的蘇維埃共和國”，共產主義者們對於政府領導人抱著深刻的懷疑態度。中央委員會的新主席是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從一個誌願兵轉變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並且參加了獨立社會民主黨。在蘇維埃政府的十二名國民代表中有德高望重的人物，比如無黨派的社會主義者和作家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ndauer），他負責民族啟蒙部（教育部），但也有一些滑稽可笑的人物，比如負責財政部門的無政府主義者西爾維奧·格澤爾（silvio gesell），他標新立異的貨幣整頓提議在有錢人中引起了恐慌。
托勒的實驗隻持續了一個星期。4月13日，複活節前的星期日，霍夫曼政府在忠誠於他們的一部分慕尼黑軍隊的協助下試圖推翻蘇維埃政府，政變失敗之後，以萊維內為首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奪取政權的時機到了。4月13日夜間，企業和軍營委員會的大會宣布中央委員會解散。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被指定為新的政府，並由萊維內為首的五人“執行委員會”為代表。隨後政府號召舉行曆時9天的總罷工，目的是讓工人們有機會組織起一支“紅軍”。
柏林帝國政府終於忍無可忍。4月16日帝國總理菲利浦·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在內閣中宣布，批準霍夫曼政府要求軍事支援的請求。普魯士中將恩斯特·馮·歐文（ernst von oven）受命擔任軍事行動的指揮。向慕尼黑進發的幹涉軍隊還有弗蘭茨·裏特爾·馮·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中將領導的自由軍團，他的得力助手恩斯特·羅姆（ernst r?hm）上尉，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艦長麾下的海軍旅——這支軍隊幾個月之後參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政變。水手魯道夫·埃格爾霍弗爾爾（rudolf egelhofer）指揮下的臨時拚湊起來的“紅軍”想要與三萬兵力的軍隊抗衡，幾乎沒有勝算。
到4月末對慕尼黑的包圍圈完成了。這座巴伐利亞首府完全被切斷了食品供應，貨幣支付體係全線崩潰。想要在最後關頭避免流血的努力失敗了——一方麵由於帝國國防部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多數社會民主黨人）想要以慕尼黑為例殺一儆百的堅決態度，另一方麵由於埃格爾霍弗爾高估了己方力量的戰鬥決心。埃格爾霍弗爾下令4月30日在盧伊特波爾德中學槍殺了十名人質，其中包括極右組織圖勒會的七名成員——為了報複自由軍團在進攻慕尼黑時犯下的暴行。“槍殺人質事件”引起了公眾的反感，即使在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中也引起了非議。埃格爾霍弗爾在這座城市的集體記憶中被視作“紅色恐怖統治”的代言人。由此他的殘暴遠遠超過政府軍5月初進攻慕尼黑前後犯下的暴行。
5月3日紅軍的抵抗被擊潰，隨後開始了在德國城市史無前例的白色恐怖。超過600人被殺害，其中有很多是無辜的平民。兩個蘇維埃共和國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物也沒能幸免。古斯塔夫·蘭道爾在5月2日被捕，在押解到施塔德海姆監獄的路上被自由軍團士兵用殘忍的方式殺害了。同一天魯道夫·埃格爾霍弗爾在他的隱蔽所被發現，遭受了嚴刑拷打之後，5月3日他在王宮的內院被一槍爆頭。歐根·萊維內6月5日在施塔德海姆走過場的公審之後被行刑隊槍決。恩斯特·托勒一直躲藏到6月4日，後來他被判處5年監禁。1919年5月7日，曾經積極支持蘇維埃共和國的作家埃裏希·米薩姆在埃博拉赫監獄裏寫下的日記裏說：“這是一場我曾經為之歡呼的革命，可是當半年後它陷入血泊中時，我感到恐懼。”
在從艾斯納被刺殺到蘇維埃共和國被推翻的戲劇性一周裏，希特勒有哪些動作？《我的奮鬥》裏對此幾乎未置一詞，由此很早就引起了謠傳：他想掩蓋個人曆史中對他來說不光彩的一章——也就是說，他在革命初期同情左派。第一本希特勒傳記的作者康拉德·海登也采納了這些傳言，他認為，二等兵希特勒在軍營中的戰友圈子裏支持社會民主黨人、反對共產黨人。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於1919年4月3日當選為遣散連的“代表”，假如他公然反對革命的話，肯定不會出現上麵的情況。但是否我們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希特勒當時“比較靠攏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呢？
希特勒居然擁護他在維也納時代和戰爭中強烈憎惡的一個政黨，這點令人感到非常驚詫。也許可以這樣假設：革命最初的幾個月他表麵上傾向革命，原因並非他真的同情革命，而是有他策略上的算計。1918年11月9日之後，所有擔心革命將被推向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方向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人身上。為了維護既有的財產所有權，保守市民階層的大部分人讚成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盡快舉行國家選舉和各邦選舉的號召，他們當然不可能突然轉變為議會民主製度的忠實信徒。愛爾哈德·奧爾，艾斯納的死敵，在巴伐利亞成為“被寄予希望的人和革命的基本反對者”。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中希特勒對他和其他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表示過讚許：“在1918年的變革中我做了區分：某一部分人全然被動地陷入，他們並不想革命，其中包括諾斯克、艾伯特、謝德曼、澤維林，還有巴伐利亞的奧爾。”
一些人認為，希特勒在1919年春季的態度混合了窘迫、被動和機會主義。因此2月26日當艾斯納的靈柩穿過慕尼黑內城被送往東區墓地時，希特勒可能也站在送葬的隊伍裏（盡管隻是根據保留下來的模糊不清的膠卷）。在兩個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他轉而支持班貝克的霍夫曼政府，他還參加過一支人數眾多的自由軍團。更多的時候，他在軍營中等待著局勢的明朗化。據說他在4月13日複活節前的星期日政變中鼓動他的戰友們不要參加戰鬥：“我們不是那些流竄的猶太人的革命衛士！”但此事完全沒法證實。可以確認的是，4月15日，即共產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天，他在兵營委員會的新選舉中被選入他所在的遣散連所屬的候補營的士兵委員會，從中我們也能得出結論，他沒有公開反對過蘇維埃共和國。希特勒顯然懂得順應時勢的藝術，他不暴露自己，盡量表現得不引人注目——出於一種不無道理的看法：蘇維埃實驗持續不了多長時間。他在《我的奮鬥》中描述的：他得罪了共產主義當權者，4月27日為了逃脫逮捕而英勇抵抗，這顯然是虛構的故事。
蘇維埃統治終結之後，他立刻從幕後走出來，公然轉到了反革命的陣營中。我們發現，5月9日他已經成為三人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的職責是調查他所在團內的士兵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政治表現。在《我的奮鬥》中他提到了他的“生平第一次多少算得上純政治的活動”。他也毫不回避地提起，他在上司麵前揭發過一些真的對革命抱著同情態度的戰友們。比如他檢舉在4月15日與他一起被選入第一遣散連的營士兵委員會的格奧爾格·杜夫特爾（georg dufter）是“最凶惡最極端的煽動者”，“時時刻刻為蘇維埃共和國做宣傳”。他由此得到了好處。當他所在的遣散連在5月初被解散時，他卻留在了軍隊裏。從1919年6月開始，他待在第二步兵團的清算部門。這對於他在政治上的起步具有莫大的意義。
霍夫曼政府在1919年8月底返回慕尼黑。從5月初開始政權實際掌握在軍隊手裏，準確地說是在5月11日建立的阿爾諾德·馮·默爾（arnold von m?hl）將軍領導下的“帝國國防軍第四司令部”，它統轄著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帝國國防軍部隊。根據5月20日發布的公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警察的配合下對民眾進行更加嚴格的監控，及時了解民眾的情緒以及可能出現的摩擦點，從而及早判斷出起義的再次爆發並且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軍隊司令部的情報部門負責執行這個任務，從5月底開始，情報部門的頭頭是卡爾·邁耶（karl mayr）上尉，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軍官是“希特勒政治成功的最重要的助產士”。
邁耶因希特勒在調查委員會的工作而注意到了他。“當我第一次看到他時”，他後來回憶說，“他看上去像一條正在尋找主人的疲憊的野狗”。邁耶上尉想找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在部隊裏進行“反宣傳”，也就是說闡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謂危害性，同時重新培養舊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在情報部門1919年6月初擬定的“宣傳人員和幹部”的名單上，第一次赫然出現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在這個二等兵開始工作之前，他先要接受培訓。但是不像人們從前認為的那樣，希特勒並沒有參加1919年6月5日到12日在慕尼黑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培訓班，他參加的是7月10日到17日在波爾恰宮“博物館協會”房間裏舉辦的第三屆啟蒙培訓班。在選擇培訓教師時邁耶動用了私人關係。他聘請了老同學、保守民族主義的曆史學家卡爾·亞曆山大·馮·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uller）來做“宗教改革以來的德國曆史和世界戰爭的政治史”的報告。教師團隊中還有米勒的內弟、來自慕爾瑙的工程碩士高特弗裏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他在1919年5月中旬發表的《粉碎金錢利息奴役製度宣言》引起了慕尼黑泛日耳曼主義者圈子的注意。這個自封的經濟學家將“拜金主義”——也就是專注於金錢並由此引發的貪婪物欲——視作“當代最大的罪惡”。他認為責任在於掌握在猶太人手中的國際“高借貸利率金融”。對他而言“粉碎利息奴役製”意味著將來杜絕“純粹金錢占有者不勞而獲的收入”，讓“創造性的資本”戰勝“掠奪性的資本”。6月6日，費德爾在三四百名聽眾麵前做了生平第一次演講，其間演講多次被掌聲打斷。在7月份的培訓班裏他也是教師之一。希特勒對他印象深刻：“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聽到和國際股份資本、借貸資本的原則性鬥爭。”費德爾的理論結合了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人的思想，後來成為早期國社黨理論綱領的固定組成部分。
卡爾·亞曆山大·馮·米勒在回憶錄中寫道，做完講座之後，他走向空蕩蕩的大廳中的一群人，他們被圍在中間的一個人迷住了，“他用一種奇特的喉音滔滔不絕地講著，越講越激動，我對他產生了一種特別的印象。”這位曆史學家繼續寫道，“似乎眾人的激動就是他的傑作，賦予他那種奇特的聲音。我看到一張蒼白消瘦的麵孔，幾縷垂下來的頭發使他看上去不太像個軍人，胡子剪得很短，淺藍色的大眼睛閃爍著狂熱而冷峻的光芒。”這段話是迄今為止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一種特殊才能的文字，它是希特勒最大的資本：他的口才。“你知道嗎？你的學員裏有一位天才演說家。”米勒問邁耶上尉。米勒把希特勒叫來。“被招來的人順從地走到講台上，動作笨拙，在尷尬中透出倔強，他的演說沒有什麽亮點。”這位後來的演說家還沒有進入角色——天生的口才和登台表演還沒能配合起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在場的著名曆史學教授讓希特勒感到氣餒，讓他聯想起輟學的經曆。他的自卑感在《我的奮鬥》中通過對“所謂知識分子”的反感體現出來， “他們總是以貌似寬容實質上倨傲無比的態度輕視每一個沒有完成必修學業而需自學必要知識的人”。
邁耶上尉並沒有因他的弟子缺少文憑而不滿。他明顯喜歡上了這個二等兵。1919年7月底成立了“宣傳隊”，負責在奧格斯堡附近的萊希菲爾德遣返營對從戰場上回來的士兵進行“反布爾什維克宣傳”，希特勒是二十六個被挑選出來的培訓教師之一。在8月20日到25日的5天裏他做了兩個報告——一個題目為《和平條件和重建》，另一個題目為《社會政治和經濟政治的口號》，他在其他人的講座中也參加了討論。他在萊希菲爾德開始了政治生涯的最初曆練。生平第一次他在大範圍裏得到了肯定和讚賞，他意識到他的口才對於聽眾的影響力。“我投入了全部的激情和熱愛”，他在5年之後描述那一時刻，“現在我忽然有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從前我並不清楚、隻是純粹出於情感而做出的猜測終於得到了驗證：我能‘演說’。”後來一些參加培訓的人也為他驗證了這一點，“尤其是希特勒先生！”他們說，他是“一位天生的演說家，憑借他的狂熱和受人歡迎的臨場發揮，他牢牢吸引了聽眾們的注意力並引導他們思考”。
萊希菲爾德時期的希特勒已經留下了他最初的反猶言論。據軍營領導人瓦爾特·本特（walther bendt）中尉說，希特勒在“一個優美清晰、熱情洋溢的演講中提到了猶太人問題”。希特勒明顯受到了費德爾講座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1919年春季以來在慕尼黑以及巴伐利亞尤其在軍隊裏像傳染病一樣蔓延的極端反猶情緒影響。艾斯納總理在保守市民的陣營內部就被詆毀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狗腿子。“解放”慕尼黑之後，這種“針對猶太人的仇恨宣傳”擴散到蘇維埃政府其他著名的猶太領導人身上——恩斯特·托勒、歐根·萊維內、托維亞·阿克塞爾羅德（towia axelrod）和埃裏希·米薩姆。“蘇維埃時期著名人物的畫廊是罪犯的相冊。”1919年5月bvp政治家格奧爾格·海姆（georg heim）成立的基督教農民協會運動組織在《巴伐利亞農民報》上撰文說，“沒有國家觀念的群氓，多半來自耶路撒冷市政府，他們將善良的巴伐利亞老百姓視為剝削的對象，以便填充自己的錢袋。”蘇維埃政府通常被看作是“猶太人的政權”，並且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怖形象聯係起來。1919年10月慕尼黑警察局的情報部門根據各方麵的反猶宣傳判斷“越來越有可能發生大屠殺”。猶太社區和德國猶太公民總協會的代表提出申訴，但是警方用下麵的意見駁回：“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多數是猶太人，這一事實加深了民眾對猶太人的憎惡。”
希特勒像海綿一樣吸收了四處蔓延的仇猶情緒和反猶種族主義小冊子和傳單中傳播的口號。被他自己說成在維也納時期發生的“變成狂熱反猶分子”的轉變，終於在慕尼黑革命與反革命的背景和影響下真實發生了。把猶太人的“敵對形象”當作萬惡的化身成為他日後的種族意識形態世界觀的核心，他在萊希菲爾德遣返營的演講中已經“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來，因為本特中尉不得不請求他保持節製，不然他會給人留下“迫害猶太人”的印象。在談到“猶太人問題”時要“盡量謹慎”，避免“清楚地指向那個不同於德意誌民族的外族”。
導師卡爾·邁耶不僅了解希特勒的反猶觀點，而且他還明顯表示讚同。因為1919年9月10日他給他的同事們布置了一個寫論文的任務，這篇論文是從前參加培訓的一個學生、來自烏爾姆的阿道夫·格姆裏希（adolf gemlich）委托“可敬的上尉先生”完成的。在論文中需要闡明“猶太人是否危害到國家”的問題，如果“是”的話，“政府社會民主機製”應該如何應對危害。希特勒在9月16日的答複完全可以看作他個人生平中的關鍵資料。他在前幾個月中吸收的各種反猶的陳詞濫調和他總結後的綜合結論都被展現在文章中，其中首先包括“猶太人絕對是種族而非宗教共同體”的論斷，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是無法被同化的。通過“上千年的族內通婚”，“猶太人通常比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眾多民族更好地保存了種族純粹性和種族特征”。作為費德爾的好弟子，希特勒將無限製的貪婪視為猶太人的種族特性，“圍著金牛犢跳舞”，“它的權力就是以利息的形式不勞而獲無限增長的金錢的權力……人類為之奮鬥的崇高事物，諸如宗教、社會主義、民主，都淪為他們用來賺取金錢和滿足權力欲的工具。它的後果是給各民族帶來“種族結核病菌”。
希特勒自命為冷靜的、理性辯論的分析家：反猶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不能被暫時的情感所支配，因為它最終會導致大屠殺。由此這位德國國防軍的門生卷入了當年的一場辯論中，它是由萊比錫的反猶主義者海因裏希·普多爾（heinrich pudor）在1919年8月發起的以“文化反猶主義還是大屠殺反猶主義”為題的辯論。普多爾反對僅以法律武器與猶太人作鬥爭。為了推翻“猶太統治”，必須動用各種手段，包括大屠殺在內。連反猶的德國民族主義的保護和防禦聯盟都不願與這個“公開煽動大屠殺的人”為伍，而是重提泛日耳曼聯盟的“把猶太人算作外國人法管轄的對象”的舊要求。希特勒也反對“情感反猶主義”而代之以他所謂的“理性反猶主義”。它將“有計劃地合法地與猶太人鬥爭並且取消他們的特權”，而“最終的目的”是堅定不移地清除猶太人。隻有“強有力的國家政府”才具備這個能力，而昏聵的國家政府——比如現任政府——則沒有這個能力，希特勒認為它也依附於猶太人，是“革命的助力之一”。
希特勒內心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從根本上清除猶太人”的目標。它當然不是一個極端反猶分子的個人想法，在新成立的國防軍和自由軍團中它獲得了普遍的讚同。邁耶上尉也很讚成“這篇清醒明白的論文”，隻是對“希特勒先生提到的利息問題”有保留意見。利息並非猶太人的發明，而是“建立在財產所有製原則上的、以健康的占有欲為基礎的存在物”。雖然我們要清除毒瘤，但正如高特弗裏德·費德爾說的，“不能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扔了”。此外邁耶還著重表示他同意“被稱為政府社會民主的東西實際上完全掌握在猶太人手中”的見解。他強調人們必須把“所有的有害分子”——“也就是說猶太人”——當作病菌“清除”或者“隔離”。
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他給格姆裏希寫信的前四天，希特勒第一次參加了德國工人黨（dap）的大會。他在《我的奮鬥》第一卷第九章的開頭寫道，一天，他從上級部門得到一個命令，“去監視這個政治團體從事的活動”。後來的文獻也都堅持了“希特勒作為一個情報員，也就是間諜，被卡爾·邁耶派去監視大會”的說法。但是現在奧特馬爾·普勒金格（othmar pl?ckinger）有力地否定了上述說法：邁耶上尉早就了解德國工人黨和它的影響範圍，因此無須再探聽消息。希特勒根本沒有執行間諜任務。他也不是一個人去的，到場者的名單顯示，他身邊還有幾個在萊希菲爾德軍營宣傳小分隊的同事。他的到場符合國防軍第四司令部想對德國工人黨施加影響力的意圖。
這裏還牽涉到一個組織圖勒會，它是當時眾多的民間民族主義團體中的一個，該組織在1918年後由戰前和戰爭中最有影響力的極右宣傳組織“泛日耳曼聯盟”發展而來，當時它正像惡性腫瘤一樣迅速擴散。圖勒會在慕尼黑建立了一個組織核心，由一個名叫魯道夫·馮·塞博騰道夫男爵（rudolf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f）的可疑人物以秘密社團方式的領導。慕尼黑的一些顯要人物也是圖勒會的成員，比如泛日耳曼聯盟慕尼黑分部的創始人之一出版家尤裏烏斯·f.萊曼（julius f. lehmann），此外還有少數的民族主義右翼的支持者，後來他們作為國社黨的策劃人和參與者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除了高特弗裏德·費德爾，還有政論家迪特裏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大學生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魯道夫·赫斯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
圖勒會為慕尼黑的反革命行動搭建了平台。它以卐字為標識，並且擁有一份自己的報紙《慕尼黑觀察家報》。他們不僅僅局限於市民階層，還想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種族主義觀念。秘密社團的成員體育記者卡爾·哈勒爾（karl harrer）受命與火車站鉗工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建立聯係，德萊克斯勒在戰爭中已經以德國民族主義祖國黨的擁護者身份而聞名，1918年3月又建立了“爭取公正和平自由工人委員會”。哈勒爾和德萊克斯勒共同建立了“政治工人社團”，1919年1月5日演變成德國工人黨。德萊克斯勒成為慕尼黑分部的主席，哈勒爾擔任“全國主席”——考慮到新政黨成立之初隻有三十個成員，經過幾個月的發展還隻是一個小黨派，這個頭銜聽上去相當狂妄。
9月12日在“施坦內克爾布勞”酒館裏召開的德國工人黨大會也隻有41個人參加。高特弗裏德·費德爾做了題為《我們如何消滅資本主義？》的報告，因為希特勒已經了解演講的內容，他把時間都用來觀察開會的人。“我的印象既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一個新成立的政黨，與其他許多黨派沒什麽不同。”當報告結束之後他打算離開時，他聽到一位來訪者鮑曼教授在辯論中積極提倡巴伐利亞“脫離”普魯士，然後和奧地利的德意誌部分合並成一個國家。接著，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的，他不得不加入到辯論中，斷然否定了這位“學究”的意見，後來他一副尷尬相地走了。
但這段描述也不符合真實的情況，因為那個叫鮑曼的人兩個月之後才出現在與會者的名單上。也許希特勒就像在萊希菲爾德兵營時一樣在辯論中插嘴了，引起了與會者們的注意。會議結束之後，德萊克斯勒快步追上他，把他的文章《我的政治覺醒》塞到希特勒手裏。然後這位黨主席說：“好家夥，你這人嘴皮子真利索，是個可用的人才!”
次日希特勒讀了德萊克斯勒的小冊子，他在其中找到了與自己的“政治覺醒”相符的東西。給他留下長久印象的是文章中的核心思想——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要求，也就是說，把工人階級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邪說”中解放出來。希特勒在書中繼續寫道，出乎意料，一周之後他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邀請他加入德國工人黨的通知，同時也邀請他參加下一次的黨委會議。他在赫爾恩街看到可憐的黨部所在地，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期：“這是最糟糕的社團……除了指導原則之外，它什麽都不具備，沒有綱領，沒有傳單，沒有印刷物，沒有黨員證，連個可憐的圖章都沒有，隻有好的信仰和意願。”
為什麽希特勒要加入這個社團呢——“一個秘密社團和喝酒聚會的結合體”？看來正是由於新成立的黨不成熟不完備才讓希特勒下了決心。“這個可笑的小黨派和寥寥無幾的成員具備一個好處，還沒有僵化成一個組織，留下了按照個人方法行事的餘地。”換句話說：這裏為他提供了一個迅速走到前台的機會，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這個政黨。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以他一貫的誇張把加入德國工人黨說成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決定”。他一再強調，作為國防軍的士兵他不能參加黨派，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因為他從形式上說還屬於老的軍隊。不管怎麽說，他不是德國工人黨的第七個黨員，而是黨委的第七個委員，德萊克斯勒請他擔任宣傳委員。為了造成人數更多的錯覺而從501號開始排的按字母排序的黨員名單應該從1920年2月初才開始使用的，那之後希特勒的號碼是555。
希特勒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將這個宗派主義的聚會圈子打造成一個有戰鬥力的政黨。首先，1919年10月在“施坦內克爾布勞”酒館隔壁設立了一個德國工人黨的辦事處，屋裏有一台用來打印會議邀請書的打字機。希特勒後來說，他自己散發傳單。聽眾的人數很緩慢地上升——“從11個到13個，最後到了17個，23個，34個。”1919年10月中旬德國工人黨敢於出現在更大一些的公眾場合了。《慕尼黑觀察家報》的一則廣告為在慕尼黑“霍夫布勞凱勒”酒館召開的大會做宣傳。會場裏有100多個人，當晚希特勒是第二個演講者。對於30歲的希特勒來說，10月16日第一次在公眾場合演講具有深刻的意義，他在《我的奮鬥》中緊接著萊希菲爾德軍營的段落下麵提到這次演講：“我說了30分鍾，我以前並不清楚、隻是有感覺的想法變成了現實——我有演說的才能！”
5年後寫下的字句還洋溢著希特勒第一次發現自己最大的才能——他的口才時的興奮之情。他從聽眾們讚許的共鳴中獲得了對自我的肯定，這是在他充滿失望的早年生活中一直缺乏的東西。在這個時期與希特勒重逢的馬克斯·阿曼幾乎認不出他了：“他的體內燃燒著陌生的火焰……後來我又參加了兩三次他的大會……那個男人喊叫著、表演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但是大家都說‘這個男人在用真心說話！’他的汗水往下淌，整個人大汗淋漓，簡直不可思議！”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來參加德國工人黨的大會。在短時間內希特勒成為了黨內的明星演說家。1919年11月13日，他在埃博爾布勞凱勒酒館的130名聽眾麵前用最嚴厲的言辭反對1919年6月底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自從地球存在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會心甘情願地簽訂如此喪權辱國的條約”。警察局的情報員記下了聽眾們此時爆發出的呐喊“猶太騙子”。希特勒在進行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宣傳時竭盡全力地猛烈抨擊1918年11月11日在貢比涅森林簽署停戰協定的帝國財政部部長馬蒂亞斯·艾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他認為：“一個將這種條約強加給我們的人，不應該再留在他的官位上，甚至不配在布騰豪森當小學教師。”（聽眾的喊聲：他會落得像艾斯納一樣的下場！事實上，由於德國民族主義右翼分子的誹謗，艾茨貝格爾確實在1920年3月從帝國財政部部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1921年8月被暗殺。）《慕尼黑觀察家報》對這次大會進行了報道：“聽眾對希特勒先生真誠的演講報之以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
希特勒在德國工人黨的成功讓國防軍對他產生了興趣。1919年10月底，普林茨—阿爾諾夫軍營的第四十一步槍團司令部任命他為教育軍官助理。後來他自己說成是“教育軍官”，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他是個二等兵，沒有軍官頭銜。他一直與集團軍司令部情報部門的卡爾·邁耶保持著聯係，但他逐漸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黨的宣傳活動上。12月10日他在德意誌酒館說“德國麵臨著最深重的屈辱”，然後明確地指出對失敗和革命負有責任的人：“是猶太人，他們隻顧自己做生意，肆無忌憚地挑撥和煽動老百姓打內戰。”他堅持一個立場：“德國是德國人的！”在1920年1月6日的大會上他更加明確地表示：“我們不允許自己的命運被外族控製，我們要求禁止猶太人移民到國內。”在希特勒走上政治道路之初，他並沒有收斂仇視猶太人的態度。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極端的反猶主義者，並且因此而投了聽眾所好。1919年秋季在慕尼黑達到沸點的反猶主義為希特勒提供了獲得共鳴的理想土壤。
在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壓力下，德國工人黨的“全國主席”卡爾·哈勒爾別扭地走到公眾場合。他更希望這個政黨保持像圖勒會一樣的秘密黨派的風格。1919年12月，希特勒通過新的議事規則讓七人黨委聽命於他，從而實際上解除了哈勒爾的權力。1920年1月5日哈勒爾從職位上退下來。希特勒和排在哈勒爾之後的安東·德萊克斯勒共同起草了黨綱，在1920年2月的全體大會上宣布了黨綱。他們在德萊克斯勒於布爾格豪森爾的住所裏列出的25點黨綱沒有什麽原創性的思想，隻是當時反猶民族主義圈子裏流傳的思想大雜燴的概要。首先是要求所有德國人統一在一個“大德意誌國家”裏（第1點），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第2點），要求歸還德國殖民地（第3點）。第4點已經體現出明顯的反猶傾向：“隻有我們的民族同胞才可成為國家的公民。民族同胞是指有德國血統的人，而不考慮宗教信仰。因此猶太人不是民族同胞。”下麵提出要求，所有在德國生活的猶太人應該歸“外國人法”管轄（第5點），“禁止繼續移民到德國”（第8點）。
高特弗裏德·費德爾的影響體現在要求“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第11點），“粉碎金錢利息奴役製度”。包括“在戰爭中斂取的橫財”（第12點）。針對工人提出了大企業收歸國有的要求，企業分紅的要求，大幅度增加養老金的要求（第13點到第15點）。中產階級得到了大商店劃歸地方政府管理的承諾（第16點），農民則可能被土地改革所誘惑（第17點）。宣傳口號是“公共福利先於個人私利”（第24點）。與反對“腐敗的議會經濟”（第6點）相關的“加強中央集權”（第25點）的口號清楚地表明黨綱最終的目的指向：消滅魏瑪民主製，建立獨裁統治的“民族共同體”，其中沒有猶太人的位置。
德萊克斯勒和希特勒把公布黨綱的地點選在霍夫布勞豪斯酒館。德國工人黨大會的宣傳單印在一張鮮紅色的紙上。擔心聽眾不夠的憂慮被證明是毫無道理的。1920年2月4日晚上，大約兩千名觀眾湧入一樓的大廳。希特勒第二個登台講話，他對《凡爾賽和約》、對艾茨貝格爾和對猶太人的粗野攻擊調動起了全場的氣氛。警察局的報告生動地記錄了聽眾們的反應：“罪人和猶太人先滾出去，然後我們閉門自我清潔。（熱烈的掌聲）罰款手段無法抵消投機商和放高利貸者犯下的罪行。（揍他們！吊死他們！）我們怎麽才能保護同胞免受吸血螞蟥群的侵害？（吊死他們！）”
接著希特勒逐條宣讀了黨綱，其間多次聽到左翼政黨的反對者大聲提出抗議。警方的情報員寫道：“現場多次陷入混亂，我經常覺得下一刻就要爆發鬥毆。”後來國社黨將2月24日的大會神化為納粹運動的英雄式的開幕式，希特勒是神話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奮鬥》中寫下如下的句子：“烈火點燃了，淬火而生的寶劍將重新賦予日耳曼的齊格弗裏德（譯者注：北歐神話中的英雄人物）自由，賦予日耳曼民族新的生命……大廳逐漸變得空空蕩蕩，而運動開始進入正軌了。”事實上慕尼黑的報紙沒有太關注這次大會。德國工人黨（dap）——不久後改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當時還隻是個不知名的小黨派。在《慕尼黑最新消息報》37行的報道中一次都沒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民族觀察家報》（《慕尼黑觀察家報》1919年底改名）也隻做了簡短的報道。
1920年3月20日希特勒從軍隊退伍。軍隊裏的人對他在政治上的起步有著決定性的幫助，後來他也一直和他們保持著密切聯係。僅僅幾個月之後，這個不知名的二等兵已經成為德國工人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有影響力的演說家，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已經完成了橫空出世的第一步，現在他要做的是擴大黨的基礎，坐到領導人的高位上。不久之後發生了有眾多大人物支持的啤酒館政變，它吸引了慕尼黑和更大範圍的注意力。
希特勒的發家史開始於慕尼黑。他在戰後的巴伐利亞首府看到了能讓他在政治上崛起的理想條件。1919年春季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讓此地極端主義的鍾擺先大幅度向左擺動，後來又出現了反革命的逆反反應，從而讓鍾擺又向右擺動。希特勒憑借敏銳的直覺利用了當地的局勢。而且從一開始他在軍隊中就有一些具備影響力的後台支持者，幫助他開辟了政治道路。
1918年11月19日，希特勒傷愈之後離開帕瑟瓦爾克野戰醫院。這位30歲的二等兵成為戰後數百萬回到家鄉衛戍部隊等待複員的無名士兵中的一員。他的情緒當然是很低落的。沒有家庭、沒有職業、沒有社會關係，他有可能又跌回戰前沒有保障的生存狀態。盡可能推遲從部隊退伍的時間——打定了這個主意，希特勒在11月21日回到慕尼黑，他被分配到第二步兵團第一預備營第七連。他在這裏又和第十六後備步兵團的一些老戰友重逢了，其中包括後來和他共事的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
在此期間巴伐利亞的首府經曆了徹底的改變。11月7日，比在柏林早兩天，革命在慕尼黑取得了勝利。眾人傳誦著一個名字：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他是慕尼黑的小黨派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的主席，1918年1月他由於領導罷工而被捕，10月中旬，他剛從施塔德海姆監獄被釋放。11月7日將近傍晚，在特蕾西婭草坪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之後，他和他的同誌們開始了革命行動，他們衝進一個又一個兵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它清楚地表明，在戰爭期間慕尼黑的君主製統治秩序已經瀕臨瓦解。11月8日早晨，紅色的布告宣告“巴伐利亞自由邦”成立，維特爾斯巴赫王朝被推翻。當天下午，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和多數派社會民主黨（mspd）聯合組成了政府。庫爾特·艾斯納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巴伐利亞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主席艾斯納在內閣中最大的競爭者愛爾哈德·奧爾（erhard auer）擔任內政部長。通過非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以及革命政府最初發表的很有節製的聲明，讓新任的總理博得了超出工人階級以外的廣大民眾的極大好感。“我們沒有流一滴血就獲得了革命的勝利，難道不是一個奇跡嗎？在曆史上還沒有過先例。”艾斯納在革命取得成功後說。
當希特勒回到慕尼黑時，11月初的動蕩局勢已經平靜下來，城市又恢複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在議會裏艾斯納和多數社會民主黨部長們的矛盾很快尖銳起來。就像在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員會裏的同事們一樣，部長們在革命的初期就堅決反對將業已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納入民族憲法的框架。它隻能是製憲會議進行選舉之前的臨時機構。艾斯納則讚成委員會和議會同時並存，他站在奧爾的對立麵，奧爾希望盡快召開巴伐利亞州議會選舉，從而削弱艾斯納的地位。在12月5日召開的部長會議最終將選舉的日子定在了1919年1月12日。
艾斯納另外一個引起爭議的地方是他明確承認了德國的戰爭罪責，11月23日他讓自由派報紙《柏林日報》發表了駐柏林的巴伐利亞特使在1914年7月和8月寫的報告中的某些章節，它們證實德意誌帝國有意識地煽動了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矛盾，目的是和協約國進行一場決定性的戰爭。他發表的文章不僅受到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同僚們的尖銳批評，還被國民中的民族主義者罵成“叛國者”。隨後艾斯納成為愈演愈烈的反猶攻擊對準的標靶。作為一個猶太商人的兒子，一個在社會民主黨內取得了政治成功的記者，他被汙蔑成真實名字叫“所羅門·考斯馬諾夫斯基”的“加利西亞的猶太人”。 “將來回過頭來看我們是否敢相信我們德國人居然容忍這種無賴上台？”驅逐艦艦長博吉斯拉夫·馮·澤爾秋（bogiw von selchow）在1918年11月25日的日記裏憤怒地寫道。
根據恩斯特·施密特的說法，希特勒初到慕尼黑時“沒有對革命發表什麽意見”，但看得出來，“他內心苦澀”。他不想為維特斯巴赫家族一掬同情之淚。讓他感到不舒服的倒是士兵委員會在掌管軍營，破壞了他心中秩序和紀律的價值。“我厭惡那種運作方式，因此下決定盡快離開。”他在《我的奮鬥》裏說。大概更讓他感到困擾的是革命爆發後的一段時期裏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縱情狂歡氣氛，到處看到人們的激情狂舞，盛況空前。“舞蹈狂熱病”以“可怕的規模”蔓延開來，艾斯納政府在1919年1月初的部長會議上說：“女人們變得瘋狂，店老板們喪失了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應該很高興1918年12月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被派到基姆高的特勞恩施泰因，擔任戰俘營和平民拘押營的守衛。他在那裏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幾乎完全離開了我們的視線。大約1月中旬，營地被解散，他回到了慕尼黑，並不是他在《我的奮鬥》裏說的3月。2月中旬第二步兵營的預備營被重新改組，希特勒被分配到第二遣散連。我們對他在這段時間裏的行動所知甚少。大部分時間他應該在營地裏度過，此時他又恢複了老習慣，和恩斯特·施密特一起去看歌劇。2月20日到3月8日他被調去擔任慕尼黑火車站的警衛。但是這一點也未經確認。
就在這個時期開始了徹底改變巴伐利亞和慕尼黑的革命麵貌的極端主義浪潮。它是由1919年2月21日庫爾特·艾斯納被刺殺引發的。這位總理在前往邦議會想辭去他的內閣職務的路上遭到暗殺——在1月12日邦議會選舉中艾斯納的政黨獨立社會民主黨遭到了災難性的失敗。他們隻獲得了2.5％的議席（3席），而多數社會民主黨獲得了33％的議席（33席）。1918年11月才成立的巴伐利亞人民黨（bvp）是最強大的政黨，共獲得35%的議席（35席）。將兩顆子彈射入艾斯納後腦的刺殺者是22歲的少尉、在慕尼黑大學注冊的法律專業學生安東·馮·阿爾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arco auf valley）。他在之前寫下的筆記中承認了刺殺的動機：“艾斯納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分子，一個猶太人，他不是德意誌人，沒有德意誌人的情感，他在埋葬祖國的思想和感情，他是個叛國者。”而就在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工人委員會的成員、酒吧侍者阿洛伊斯·林德納爾（alois lindner）在邦議會對奧爾射出兩顆子彈，奧爾被打成重傷。對於慕尼黑的工人革命者們來說，社會民主黨也對刺殺負有責任，因為此前幾個月他們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公眾麵前貶低總理艾斯納的威望。
“射向艾斯納的子彈讓我們預感到，革命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女作家裏卡達·胡赫（ricarda huch）在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她的預感沒有錯。2月22日，全巴伐利亞的蘇維埃代表聚集在慕尼黑開會，建立了一個“巴伐利亞共和國中央委員會”。奧格斯堡的小學教師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當上了主席，他屬於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經過蘇維埃代表和各黨派之間的長時間談判之後決定重新建立被暫時取消的邦議會。3月17日，曾經在艾斯納政府中擔任過文化部長的約翰納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當選新的總理。但這並沒有平息工人階級的憤怒情緒。而與此同時，從匈牙利傳來的貝拉·昆（b kun）宣布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消息不脛而走，對於所有想進行同樣實驗的人產生了影響。4月6日到4月7日一個決議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宣布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霍夫曼政府逃亡到班貝克並且在那裏發出聲明：他們才是“巴伐利亞唯一的合法政權”。
“投奔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第一塊德國土地。”藝術讚助者和外交家哈利·凱斯勒伯爵評論，“如果共產主義者在那裏站住腳的話，它將成為全德國全歐洲的頭等大事。”但恰恰是共產主義者拒絕參與革命。巴伐利亞共產黨主席歐根·萊維內（eugen leviné）把新政權看作一個“虛假的蘇維埃共和國”，共產主義者們對於政府領導人抱著深刻的懷疑態度。中央委員會的新主席是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從一個誌願兵轉變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並且參加了獨立社會民主黨。在蘇維埃政府的十二名國民代表中有德高望重的人物，比如無黨派的社會主義者和作家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ndauer），他負責民族啟蒙部（教育部），但也有一些滑稽可笑的人物，比如負責財政部門的無政府主義者西爾維奧·格澤爾（silvio gesell），他標新立異的貨幣整頓提議在有錢人中引起了恐慌。
托勒的實驗隻持續了一個星期。4月13日，複活節前的星期日，霍夫曼政府在忠誠於他們的一部分慕尼黑軍隊的協助下試圖推翻蘇維埃政府，政變失敗之後，以萊維內為首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奪取政權的時機到了。4月13日夜間，企業和軍營委員會的大會宣布中央委員會解散。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被指定為新的政府，並由萊維內為首的五人“執行委員會”為代表。隨後政府號召舉行曆時9天的總罷工，目的是讓工人們有機會組織起一支“紅軍”。
柏林帝國政府終於忍無可忍。4月16日帝國總理菲利浦·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在內閣中宣布，批準霍夫曼政府要求軍事支援的請求。普魯士中將恩斯特·馮·歐文（ernst von oven）受命擔任軍事行動的指揮。向慕尼黑進發的幹涉軍隊還有弗蘭茨·裏特爾·馮·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中將領導的自由軍團，他的得力助手恩斯特·羅姆（ernst r?hm）上尉，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艦長麾下的海軍旅——這支軍隊幾個月之後參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政變。水手魯道夫·埃格爾霍弗爾爾（rudolf egelhofer）指揮下的臨時拚湊起來的“紅軍”想要與三萬兵力的軍隊抗衡，幾乎沒有勝算。
到4月末對慕尼黑的包圍圈完成了。這座巴伐利亞首府完全被切斷了食品供應，貨幣支付體係全線崩潰。想要在最後關頭避免流血的努力失敗了——一方麵由於帝國國防部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多數社會民主黨人）想要以慕尼黑為例殺一儆百的堅決態度，另一方麵由於埃格爾霍弗爾高估了己方力量的戰鬥決心。埃格爾霍弗爾下令4月30日在盧伊特波爾德中學槍殺了十名人質，其中包括極右組織圖勒會的七名成員——為了報複自由軍團在進攻慕尼黑時犯下的暴行。“槍殺人質事件”引起了公眾的反感，即使在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中也引起了非議。埃格爾霍弗爾在這座城市的集體記憶中被視作“紅色恐怖統治”的代言人。由此他的殘暴遠遠超過政府軍5月初進攻慕尼黑前後犯下的暴行。
5月3日紅軍的抵抗被擊潰，隨後開始了在德國城市史無前例的白色恐怖。超過600人被殺害，其中有很多是無辜的平民。兩個蘇維埃共和國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物也沒能幸免。古斯塔夫·蘭道爾在5月2日被捕，在押解到施塔德海姆監獄的路上被自由軍團士兵用殘忍的方式殺害了。同一天魯道夫·埃格爾霍弗爾在他的隱蔽所被發現，遭受了嚴刑拷打之後，5月3日他在王宮的內院被一槍爆頭。歐根·萊維內6月5日在施塔德海姆走過場的公審之後被行刑隊槍決。恩斯特·托勒一直躲藏到6月4日，後來他被判處5年監禁。1919年5月7日，曾經積極支持蘇維埃共和國的作家埃裏希·米薩姆在埃博拉赫監獄裏寫下的日記裏說：“這是一場我曾經為之歡呼的革命，可是當半年後它陷入血泊中時，我感到恐懼。”
在從艾斯納被刺殺到蘇維埃共和國被推翻的戲劇性一周裏，希特勒有哪些動作？《我的奮鬥》裏對此幾乎未置一詞，由此很早就引起了謠傳：他想掩蓋個人曆史中對他來說不光彩的一章——也就是說，他在革命初期同情左派。第一本希特勒傳記的作者康拉德·海登也采納了這些傳言，他認為，二等兵希特勒在軍營中的戰友圈子裏支持社會民主黨人、反對共產黨人。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於1919年4月3日當選為遣散連的“代表”，假如他公然反對革命的話，肯定不會出現上麵的情況。但是否我們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希特勒當時“比較靠攏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呢？
希特勒居然擁護他在維也納時代和戰爭中強烈憎惡的一個政黨，這點令人感到非常驚詫。也許可以這樣假設：革命最初的幾個月他表麵上傾向革命，原因並非他真的同情革命，而是有他策略上的算計。1918年11月9日之後，所有擔心革命將被推向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方向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人身上。為了維護既有的財產所有權，保守市民階層的大部分人讚成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盡快舉行國家選舉和各邦選舉的號召，他們當然不可能突然轉變為議會民主製度的忠實信徒。愛爾哈德·奧爾，艾斯納的死敵，在巴伐利亞成為“被寄予希望的人和革命的基本反對者”。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中希特勒對他和其他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表示過讚許：“在1918年的變革中我做了區分：某一部分人全然被動地陷入，他們並不想革命，其中包括諾斯克、艾伯特、謝德曼、澤維林，還有巴伐利亞的奧爾。”
一些人認為，希特勒在1919年春季的態度混合了窘迫、被動和機會主義。因此2月26日當艾斯納的靈柩穿過慕尼黑內城被送往東區墓地時，希特勒可能也站在送葬的隊伍裏（盡管隻是根據保留下來的模糊不清的膠卷）。在兩個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他轉而支持班貝克的霍夫曼政府，他還參加過一支人數眾多的自由軍團。更多的時候，他在軍營中等待著局勢的明朗化。據說他在4月13日複活節前的星期日政變中鼓動他的戰友們不要參加戰鬥：“我們不是那些流竄的猶太人的革命衛士！”但此事完全沒法證實。可以確認的是，4月15日，即共產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天，他在兵營委員會的新選舉中被選入他所在的遣散連所屬的候補營的士兵委員會，從中我們也能得出結論，他沒有公開反對過蘇維埃共和國。希特勒顯然懂得順應時勢的藝術，他不暴露自己，盡量表現得不引人注目——出於一種不無道理的看法：蘇維埃實驗持續不了多長時間。他在《我的奮鬥》中描述的：他得罪了共產主義當權者，4月27日為了逃脫逮捕而英勇抵抗，這顯然是虛構的故事。
蘇維埃統治終結之後，他立刻從幕後走出來，公然轉到了反革命的陣營中。我們發現，5月9日他已經成為三人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的職責是調查他所在團內的士兵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政治表現。在《我的奮鬥》中他提到了他的“生平第一次多少算得上純政治的活動”。他也毫不回避地提起，他在上司麵前揭發過一些真的對革命抱著同情態度的戰友們。比如他檢舉在4月15日與他一起被選入第一遣散連的營士兵委員會的格奧爾格·杜夫特爾（georg dufter）是“最凶惡最極端的煽動者”，“時時刻刻為蘇維埃共和國做宣傳”。他由此得到了好處。當他所在的遣散連在5月初被解散時，他卻留在了軍隊裏。從1919年6月開始，他待在第二步兵團的清算部門。這對於他在政治上的起步具有莫大的意義。
霍夫曼政府在1919年8月底返回慕尼黑。從5月初開始政權實際掌握在軍隊手裏，準確地說是在5月11日建立的阿爾諾德·馮·默爾（arnold von m?hl）將軍領導下的“帝國國防軍第四司令部”，它統轄著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帝國國防軍部隊。根據5月20日發布的公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警察的配合下對民眾進行更加嚴格的監控，及時了解民眾的情緒以及可能出現的摩擦點，從而及早判斷出起義的再次爆發並且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軍隊司令部的情報部門負責執行這個任務，從5月底開始，情報部門的頭頭是卡爾·邁耶（karl mayr）上尉，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軍官是“希特勒政治成功的最重要的助產士”。
邁耶因希特勒在調查委員會的工作而注意到了他。“當我第一次看到他時”，他後來回憶說，“他看上去像一條正在尋找主人的疲憊的野狗”。邁耶上尉想找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在部隊裏進行“反宣傳”，也就是說闡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謂危害性，同時重新培養舊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在情報部門1919年6月初擬定的“宣傳人員和幹部”的名單上，第一次赫然出現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在這個二等兵開始工作之前，他先要接受培訓。但是不像人們從前認為的那樣，希特勒並沒有參加1919年6月5日到12日在慕尼黑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培訓班，他參加的是7月10日到17日在波爾恰宮“博物館協會”房間裏舉辦的第三屆啟蒙培訓班。在選擇培訓教師時邁耶動用了私人關係。他聘請了老同學、保守民族主義的曆史學家卡爾·亞曆山大·馮·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uller）來做“宗教改革以來的德國曆史和世界戰爭的政治史”的報告。教師團隊中還有米勒的內弟、來自慕爾瑙的工程碩士高特弗裏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他在1919年5月中旬發表的《粉碎金錢利息奴役製度宣言》引起了慕尼黑泛日耳曼主義者圈子的注意。這個自封的經濟學家將“拜金主義”——也就是專注於金錢並由此引發的貪婪物欲——視作“當代最大的罪惡”。他認為責任在於掌握在猶太人手中的國際“高借貸利率金融”。對他而言“粉碎利息奴役製”意味著將來杜絕“純粹金錢占有者不勞而獲的收入”，讓“創造性的資本”戰勝“掠奪性的資本”。6月6日，費德爾在三四百名聽眾麵前做了生平第一次演講，其間演講多次被掌聲打斷。在7月份的培訓班裏他也是教師之一。希特勒對他印象深刻：“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聽到和國際股份資本、借貸資本的原則性鬥爭。”費德爾的理論結合了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人的思想，後來成為早期國社黨理論綱領的固定組成部分。
卡爾·亞曆山大·馮·米勒在回憶錄中寫道，做完講座之後，他走向空蕩蕩的大廳中的一群人，他們被圍在中間的一個人迷住了，“他用一種奇特的喉音滔滔不絕地講著，越講越激動，我對他產生了一種特別的印象。”這位曆史學家繼續寫道，“似乎眾人的激動就是他的傑作，賦予他那種奇特的聲音。我看到一張蒼白消瘦的麵孔，幾縷垂下來的頭發使他看上去不太像個軍人，胡子剪得很短，淺藍色的大眼睛閃爍著狂熱而冷峻的光芒。”這段話是迄今為止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一種特殊才能的文字，它是希特勒最大的資本：他的口才。“你知道嗎？你的學員裏有一位天才演說家。”米勒問邁耶上尉。米勒把希特勒叫來。“被招來的人順從地走到講台上，動作笨拙，在尷尬中透出倔強，他的演說沒有什麽亮點。”這位後來的演說家還沒有進入角色——天生的口才和登台表演還沒能配合起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在場的著名曆史學教授讓希特勒感到氣餒，讓他聯想起輟學的經曆。他的自卑感在《我的奮鬥》中通過對“所謂知識分子”的反感體現出來， “他們總是以貌似寬容實質上倨傲無比的態度輕視每一個沒有完成必修學業而需自學必要知識的人”。
邁耶上尉並沒有因他的弟子缺少文憑而不滿。他明顯喜歡上了這個二等兵。1919年7月底成立了“宣傳隊”，負責在奧格斯堡附近的萊希菲爾德遣返營對從戰場上回來的士兵進行“反布爾什維克宣傳”，希特勒是二十六個被挑選出來的培訓教師之一。在8月20日到25日的5天裏他做了兩個報告——一個題目為《和平條件和重建》，另一個題目為《社會政治和經濟政治的口號》，他在其他人的講座中也參加了討論。他在萊希菲爾德開始了政治生涯的最初曆練。生平第一次他在大範圍裏得到了肯定和讚賞，他意識到他的口才對於聽眾的影響力。“我投入了全部的激情和熱愛”，他在5年之後描述那一時刻，“現在我忽然有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從前我並不清楚、隻是純粹出於情感而做出的猜測終於得到了驗證：我能‘演說’。”後來一些參加培訓的人也為他驗證了這一點，“尤其是希特勒先生！”他們說，他是“一位天生的演說家，憑借他的狂熱和受人歡迎的臨場發揮，他牢牢吸引了聽眾們的注意力並引導他們思考”。
萊希菲爾德時期的希特勒已經留下了他最初的反猶言論。據軍營領導人瓦爾特·本特（walther bendt）中尉說，希特勒在“一個優美清晰、熱情洋溢的演講中提到了猶太人問題”。希特勒明顯受到了費德爾講座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1919年春季以來在慕尼黑以及巴伐利亞尤其在軍隊裏像傳染病一樣蔓延的極端反猶情緒影響。艾斯納總理在保守市民的陣營內部就被詆毀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狗腿子。“解放”慕尼黑之後，這種“針對猶太人的仇恨宣傳”擴散到蘇維埃政府其他著名的猶太領導人身上——恩斯特·托勒、歐根·萊維內、托維亞·阿克塞爾羅德（towia axelrod）和埃裏希·米薩姆。“蘇維埃時期著名人物的畫廊是罪犯的相冊。”1919年5月bvp政治家格奧爾格·海姆（georg heim）成立的基督教農民協會運動組織在《巴伐利亞農民報》上撰文說，“沒有國家觀念的群氓，多半來自耶路撒冷市政府，他們將善良的巴伐利亞老百姓視為剝削的對象，以便填充自己的錢袋。”蘇維埃政府通常被看作是“猶太人的政權”，並且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怖形象聯係起來。1919年10月慕尼黑警察局的情報部門根據各方麵的反猶宣傳判斷“越來越有可能發生大屠殺”。猶太社區和德國猶太公民總協會的代表提出申訴，但是警方用下麵的意見駁回：“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多數是猶太人，這一事實加深了民眾對猶太人的憎惡。”
希特勒像海綿一樣吸收了四處蔓延的仇猶情緒和反猶種族主義小冊子和傳單中傳播的口號。被他自己說成在維也納時期發生的“變成狂熱反猶分子”的轉變，終於在慕尼黑革命與反革命的背景和影響下真實發生了。把猶太人的“敵對形象”當作萬惡的化身成為他日後的種族意識形態世界觀的核心，他在萊希菲爾德遣返營的演講中已經“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來，因為本特中尉不得不請求他保持節製，不然他會給人留下“迫害猶太人”的印象。在談到“猶太人問題”時要“盡量謹慎”，避免“清楚地指向那個不同於德意誌民族的外族”。
導師卡爾·邁耶不僅了解希特勒的反猶觀點，而且他還明顯表示讚同。因為1919年9月10日他給他的同事們布置了一個寫論文的任務，這篇論文是從前參加培訓的一個學生、來自烏爾姆的阿道夫·格姆裏希（adolf gemlich）委托“可敬的上尉先生”完成的。在論文中需要闡明“猶太人是否危害到國家”的問題，如果“是”的話，“政府社會民主機製”應該如何應對危害。希特勒在9月16日的答複完全可以看作他個人生平中的關鍵資料。他在前幾個月中吸收的各種反猶的陳詞濫調和他總結後的綜合結論都被展現在文章中，其中首先包括“猶太人絕對是種族而非宗教共同體”的論斷，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是無法被同化的。通過“上千年的族內通婚”，“猶太人通常比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眾多民族更好地保存了種族純粹性和種族特征”。作為費德爾的好弟子，希特勒將無限製的貪婪視為猶太人的種族特性，“圍著金牛犢跳舞”，“它的權力就是以利息的形式不勞而獲無限增長的金錢的權力……人類為之奮鬥的崇高事物，諸如宗教、社會主義、民主，都淪為他們用來賺取金錢和滿足權力欲的工具。它的後果是給各民族帶來“種族結核病菌”。
希特勒自命為冷靜的、理性辯論的分析家：反猶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不能被暫時的情感所支配，因為它最終會導致大屠殺。由此這位德國國防軍的門生卷入了當年的一場辯論中，它是由萊比錫的反猶主義者海因裏希·普多爾（heinrich pudor）在1919年8月發起的以“文化反猶主義還是大屠殺反猶主義”為題的辯論。普多爾反對僅以法律武器與猶太人作鬥爭。為了推翻“猶太統治”，必須動用各種手段，包括大屠殺在內。連反猶的德國民族主義的保護和防禦聯盟都不願與這個“公開煽動大屠殺的人”為伍，而是重提泛日耳曼聯盟的“把猶太人算作外國人法管轄的對象”的舊要求。希特勒也反對“情感反猶主義”而代之以他所謂的“理性反猶主義”。它將“有計劃地合法地與猶太人鬥爭並且取消他們的特權”，而“最終的目的”是堅定不移地清除猶太人。隻有“強有力的國家政府”才具備這個能力，而昏聵的國家政府——比如現任政府——則沒有這個能力，希特勒認為它也依附於猶太人，是“革命的助力之一”。
希特勒內心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從根本上清除猶太人”的目標。它當然不是一個極端反猶分子的個人想法，在新成立的國防軍和自由軍團中它獲得了普遍的讚同。邁耶上尉也很讚成“這篇清醒明白的論文”，隻是對“希特勒先生提到的利息問題”有保留意見。利息並非猶太人的發明，而是“建立在財產所有製原則上的、以健康的占有欲為基礎的存在物”。雖然我們要清除毒瘤，但正如高特弗裏德·費德爾說的，“不能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扔了”。此外邁耶還著重表示他同意“被稱為政府社會民主的東西實際上完全掌握在猶太人手中”的見解。他強調人們必須把“所有的有害分子”——“也就是說猶太人”——當作病菌“清除”或者“隔離”。
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他給格姆裏希寫信的前四天，希特勒第一次參加了德國工人黨（dap）的大會。他在《我的奮鬥》第一卷第九章的開頭寫道，一天，他從上級部門得到一個命令，“去監視這個政治團體從事的活動”。後來的文獻也都堅持了“希特勒作為一個情報員，也就是間諜，被卡爾·邁耶派去監視大會”的說法。但是現在奧特馬爾·普勒金格（othmar pl?ckinger）有力地否定了上述說法：邁耶上尉早就了解德國工人黨和它的影響範圍，因此無須再探聽消息。希特勒根本沒有執行間諜任務。他也不是一個人去的，到場者的名單顯示，他身邊還有幾個在萊希菲爾德軍營宣傳小分隊的同事。他的到場符合國防軍第四司令部想對德國工人黨施加影響力的意圖。
這裏還牽涉到一個組織圖勒會，它是當時眾多的民間民族主義團體中的一個，該組織在1918年後由戰前和戰爭中最有影響力的極右宣傳組織“泛日耳曼聯盟”發展而來，當時它正像惡性腫瘤一樣迅速擴散。圖勒會在慕尼黑建立了一個組織核心，由一個名叫魯道夫·馮·塞博騰道夫男爵（rudolf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f）的可疑人物以秘密社團方式的領導。慕尼黑的一些顯要人物也是圖勒會的成員，比如泛日耳曼聯盟慕尼黑分部的創始人之一出版家尤裏烏斯·f.萊曼（julius f. lehmann），此外還有少數的民族主義右翼的支持者，後來他們作為國社黨的策劃人和參與者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除了高特弗裏德·費德爾，還有政論家迪特裏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大學生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魯道夫·赫斯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
圖勒會為慕尼黑的反革命行動搭建了平台。它以卐字為標識，並且擁有一份自己的報紙《慕尼黑觀察家報》。他們不僅僅局限於市民階層，還想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種族主義觀念。秘密社團的成員體育記者卡爾·哈勒爾（karl harrer）受命與火車站鉗工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建立聯係，德萊克斯勒在戰爭中已經以德國民族主義祖國黨的擁護者身份而聞名，1918年3月又建立了“爭取公正和平自由工人委員會”。哈勒爾和德萊克斯勒共同建立了“政治工人社團”，1919年1月5日演變成德國工人黨。德萊克斯勒成為慕尼黑分部的主席，哈勒爾擔任“全國主席”——考慮到新政黨成立之初隻有三十個成員，經過幾個月的發展還隻是一個小黨派，這個頭銜聽上去相當狂妄。
9月12日在“施坦內克爾布勞”酒館裏召開的德國工人黨大會也隻有41個人參加。高特弗裏德·費德爾做了題為《我們如何消滅資本主義？》的報告，因為希特勒已經了解演講的內容，他把時間都用來觀察開會的人。“我的印象既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一個新成立的政黨，與其他許多黨派沒什麽不同。”當報告結束之後他打算離開時，他聽到一位來訪者鮑曼教授在辯論中積極提倡巴伐利亞“脫離”普魯士，然後和奧地利的德意誌部分合並成一個國家。接著，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的，他不得不加入到辯論中，斷然否定了這位“學究”的意見，後來他一副尷尬相地走了。
但這段描述也不符合真實的情況，因為那個叫鮑曼的人兩個月之後才出現在與會者的名單上。也許希特勒就像在萊希菲爾德兵營時一樣在辯論中插嘴了，引起了與會者們的注意。會議結束之後，德萊克斯勒快步追上他，把他的文章《我的政治覺醒》塞到希特勒手裏。然後這位黨主席說：“好家夥，你這人嘴皮子真利索，是個可用的人才!”
次日希特勒讀了德萊克斯勒的小冊子，他在其中找到了與自己的“政治覺醒”相符的東西。給他留下長久印象的是文章中的核心思想——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要求，也就是說，把工人階級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邪說”中解放出來。希特勒在書中繼續寫道，出乎意料，一周之後他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邀請他加入德國工人黨的通知，同時也邀請他參加下一次的黨委會議。他在赫爾恩街看到可憐的黨部所在地，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期：“這是最糟糕的社團……除了指導原則之外，它什麽都不具備，沒有綱領，沒有傳單，沒有印刷物，沒有黨員證，連個可憐的圖章都沒有，隻有好的信仰和意願。”
為什麽希特勒要加入這個社團呢——“一個秘密社團和喝酒聚會的結合體”？看來正是由於新成立的黨不成熟不完備才讓希特勒下了決心。“這個可笑的小黨派和寥寥無幾的成員具備一個好處，還沒有僵化成一個組織，留下了按照個人方法行事的餘地。”換句話說：這裏為他提供了一個迅速走到前台的機會，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這個政黨。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以他一貫的誇張把加入德國工人黨說成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決定”。他一再強調，作為國防軍的士兵他不能參加黨派，其實這種說法不對，因為他從形式上說還屬於老的軍隊。不管怎麽說，他不是德國工人黨的第七個黨員，而是黨委的第七個委員，德萊克斯勒請他擔任宣傳委員。為了造成人數更多的錯覺而從501號開始排的按字母排序的黨員名單應該從1920年2月初才開始使用的，那之後希特勒的號碼是555。
希特勒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將這個宗派主義的聚會圈子打造成一個有戰鬥力的政黨。首先，1919年10月在“施坦內克爾布勞”酒館隔壁設立了一個德國工人黨的辦事處，屋裏有一台用來打印會議邀請書的打字機。希特勒後來說，他自己散發傳單。聽眾的人數很緩慢地上升——“從11個到13個，最後到了17個，23個，34個。”1919年10月中旬德國工人黨敢於出現在更大一些的公眾場合了。《慕尼黑觀察家報》的一則廣告為在慕尼黑“霍夫布勞凱勒”酒館召開的大會做宣傳。會場裏有100多個人，當晚希特勒是第二個演講者。對於30歲的希特勒來說，10月16日第一次在公眾場合演講具有深刻的意義，他在《我的奮鬥》中緊接著萊希菲爾德軍營的段落下麵提到這次演講：“我說了30分鍾，我以前並不清楚、隻是有感覺的想法變成了現實——我有演說的才能！”
5年後寫下的字句還洋溢著希特勒第一次發現自己最大的才能——他的口才時的興奮之情。他從聽眾們讚許的共鳴中獲得了對自我的肯定，這是在他充滿失望的早年生活中一直缺乏的東西。在這個時期與希特勒重逢的馬克斯·阿曼幾乎認不出他了：“他的體內燃燒著陌生的火焰……後來我又參加了兩三次他的大會……那個男人喊叫著、表演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但是大家都說‘這個男人在用真心說話！’他的汗水往下淌，整個人大汗淋漓，簡直不可思議！”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來參加德國工人黨的大會。在短時間內希特勒成為了黨內的明星演說家。1919年11月13日，他在埃博爾布勞凱勒酒館的130名聽眾麵前用最嚴厲的言辭反對1919年6月底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自從地球存在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會心甘情願地簽訂如此喪權辱國的條約”。警察局的情報員記下了聽眾們此時爆發出的呐喊“猶太騙子”。希特勒在進行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宣傳時竭盡全力地猛烈抨擊1918年11月11日在貢比涅森林簽署停戰協定的帝國財政部部長馬蒂亞斯·艾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他認為：“一個將這種條約強加給我們的人，不應該再留在他的官位上，甚至不配在布騰豪森當小學教師。”（聽眾的喊聲：他會落得像艾斯納一樣的下場！事實上，由於德國民族主義右翼分子的誹謗，艾茨貝格爾確實在1920年3月從帝國財政部部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1921年8月被暗殺。）《慕尼黑觀察家報》對這次大會進行了報道：“聽眾對希特勒先生真誠的演講報之以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
希特勒在德國工人黨的成功讓國防軍對他產生了興趣。1919年10月底，普林茨—阿爾諾夫軍營的第四十一步槍團司令部任命他為教育軍官助理。後來他自己說成是“教育軍官”，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他是個二等兵，沒有軍官頭銜。他一直與集團軍司令部情報部門的卡爾·邁耶保持著聯係，但他逐漸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黨的宣傳活動上。12月10日他在德意誌酒館說“德國麵臨著最深重的屈辱”，然後明確地指出對失敗和革命負有責任的人：“是猶太人，他們隻顧自己做生意，肆無忌憚地挑撥和煽動老百姓打內戰。”他堅持一個立場：“德國是德國人的！”在1920年1月6日的大會上他更加明確地表示：“我們不允許自己的命運被外族控製，我們要求禁止猶太人移民到國內。”在希特勒走上政治道路之初，他並沒有收斂仇視猶太人的態度。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極端的反猶主義者，並且因此而投了聽眾所好。1919年秋季在慕尼黑達到沸點的反猶主義為希特勒提供了獲得共鳴的理想土壤。
在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壓力下，德國工人黨的“全國主席”卡爾·哈勒爾別扭地走到公眾場合。他更希望這個政黨保持像圖勒會一樣的秘密黨派的風格。1919年12月，希特勒通過新的議事規則讓七人黨委聽命於他，從而實際上解除了哈勒爾的權力。1920年1月5日哈勒爾從職位上退下來。希特勒和排在哈勒爾之後的安東·德萊克斯勒共同起草了黨綱，在1920年2月的全體大會上宣布了黨綱。他們在德萊克斯勒於布爾格豪森爾的住所裏列出的25點黨綱沒有什麽原創性的思想，隻是當時反猶民族主義圈子裏流傳的思想大雜燴的概要。首先是要求所有德國人統一在一個“大德意誌國家”裏（第1點），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第2點），要求歸還德國殖民地（第3點）。第4點已經體現出明顯的反猶傾向：“隻有我們的民族同胞才可成為國家的公民。民族同胞是指有德國血統的人，而不考慮宗教信仰。因此猶太人不是民族同胞。”下麵提出要求，所有在德國生活的猶太人應該歸“外國人法”管轄（第5點），“禁止繼續移民到德國”（第8點）。
高特弗裏德·費德爾的影響體現在要求“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第11點），“粉碎金錢利息奴役製度”。包括“在戰爭中斂取的橫財”（第12點）。針對工人提出了大企業收歸國有的要求，企業分紅的要求，大幅度增加養老金的要求（第13點到第15點）。中產階級得到了大商店劃歸地方政府管理的承諾（第16點），農民則可能被土地改革所誘惑（第17點）。宣傳口號是“公共福利先於個人私利”（第24點）。與反對“腐敗的議會經濟”（第6點）相關的“加強中央集權”（第25點）的口號清楚地表明黨綱最終的目的指向：消滅魏瑪民主製，建立獨裁統治的“民族共同體”，其中沒有猶太人的位置。
德萊克斯勒和希特勒把公布黨綱的地點選在霍夫布勞豪斯酒館。德國工人黨大會的宣傳單印在一張鮮紅色的紙上。擔心聽眾不夠的憂慮被證明是毫無道理的。1920年2月4日晚上，大約兩千名觀眾湧入一樓的大廳。希特勒第二個登台講話，他對《凡爾賽和約》、對艾茨貝格爾和對猶太人的粗野攻擊調動起了全場的氣氛。警察局的報告生動地記錄了聽眾們的反應：“罪人和猶太人先滾出去，然後我們閉門自我清潔。（熱烈的掌聲）罰款手段無法抵消投機商和放高利貸者犯下的罪行。（揍他們！吊死他們！）我們怎麽才能保護同胞免受吸血螞蟥群的侵害？（吊死他們！）”
接著希特勒逐條宣讀了黨綱，其間多次聽到左翼政黨的反對者大聲提出抗議。警方的情報員寫道：“現場多次陷入混亂，我經常覺得下一刻就要爆發鬥毆。”後來國社黨將2月24日的大會神化為納粹運動的英雄式的開幕式，希特勒是神話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奮鬥》中寫下如下的句子：“烈火點燃了，淬火而生的寶劍將重新賦予日耳曼的齊格弗裏德（譯者注：北歐神話中的英雄人物）自由，賦予日耳曼民族新的生命……大廳逐漸變得空空蕩蕩，而運動開始進入正軌了。”事實上慕尼黑的報紙沒有太關注這次大會。德國工人黨（dap）——不久後改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當時還隻是個不知名的小黨派。在《慕尼黑最新消息報》37行的報道中一次都沒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民族觀察家報》（《慕尼黑觀察家報》1919年底改名）也隻做了簡短的報道。
1920年3月20日希特勒從軍隊退伍。軍隊裏的人對他在政治上的起步有著決定性的幫助，後來他也一直和他們保持著密切聯係。僅僅幾個月之後，這個不知名的二等兵已經成為德國工人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有影響力的演說家，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已經完成了橫空出世的第一步，現在他要做的是擴大黨的基礎，坐到領導人的高位上。不久之後發生了有眾多大人物支持的啤酒館政變，它吸引了慕尼黑和更大範圍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