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隻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麵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麵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薑文。
我給薑文拍過戲，《北京人在紐約》；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薑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薑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製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隻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麽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裏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隻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裏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裏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裏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裏，小哥兒幾個隻有聽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時候，巴頓的首選就是薑文，請不來才換成的英達，當然英達演得也很好，他和薑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嘴上絕不服軟，而且也具備把黑的說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說，英達就不承認中醫能治病，不承認有經絡一說。他說：經絡隻是一股氣，不是物質，不能被科學證明它的存在。稱中醫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醫學的範疇。我和他抬扛，問他：那為什麽還有中醫、西醫的區分？他說：就不應該有中西醫的叫法，隻有“醫學科學”。如果非要區分，勉強可將中醫稱之為“祖國醫學”。他還舉了很多的例子，聽起來都對，令在場的人無不認為英老師學識淵博。事後，我去酒仙橋醫院看中醫，大夫告訴我，英達剛在我們這開了幾副中藥。我說，好嗬，他不讓我們信，自己卻偷著吃中藥。看來他心裏還是承認中醫能治病的。說這件事是想說明，抬起扛來，英達、薑文他們的聰明智慧是非常夠用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
薑文經常使用的一個句子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又在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對他們萌生了這樣一個願望，迫切地想聽到他們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
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但很可惜，事後被證明還是我錯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
當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叫奧伊斯特貝的小鎮上，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裏看電視。電視裏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鍾電影預告，是英國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薑文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的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而薑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裏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裏恩，得過奧斯卡獎。還說這部電影他看過7 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因為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而且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薑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
為此，薑文和馬曉晴兩人打了賭。誰輸了，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了兩派，鄭小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薑文不會有誤，所以站在讚成薑文的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
我當時還沒有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薑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隻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薑文當著大家的麵說：我錯了。
當時天已經黑了，我開著車拉著馬曉晴和艾未未從長島出發，沿著495 號公路一頭紮向百十公裏以外的曼哈頓。那一段時間，讓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戲的間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馬曉晴，開著車到處亂躥，隻要有艾未未在身邊，去布魯克林黑人區我都不懼。
我當時開的是一輛租來的出租車，車門上還印有每公裏的單價，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車，有時看到幾個金發碧眼的姑娘從酒吧出來，興致所至，我們也會載她們一程，因為是免費的，所以分手時，我們和姑娘們都會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語，剛開始時也不認路，所以老得問坐在旁邊的艾未未，他有時煩了就不好好指路，該拐彎時也不說話，我就一直往前開，開到哪兒算哪兒。有一次，我賭氣一直開到海邊，對他說：你要還不說拐彎，我就開到海裏去。他閉著眼睛躺在車座上說：把玻璃搖上，等車完全被水淹沒了，再逃生。我腦袋一熱，差點就一腳油門轟到海裏去。在岸邊我刹住車以後，他認真地對我說：我特別想體會一頭紮進海裏去的感覺。平常開車，他也老說：撞一次吧，求求你，快點再開快點。久而久之，弄得我心裏也跟著了火似的，老覺得自己開的是裝甲車。終於有一次在長島，喝了幾口酒，在停車場附近，試著以20公裏的時速行進，不踩刹車撞向一個小土坡，其產生的衝力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 多公裏的時速撞車會是多麽恐怖的一件事情。mpanel(1);
那一段時間，艾未未的出現使我的心裏充滿了野性，對秩序的破壞欲與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對未來充滿憧憬，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後來看到庫布裏克的電影《發條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為。
艾未未是鄭小龍請來為劇組幫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畫會”的主要幹將，於1978年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美術係，同期的學生，日後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大學讀了不到兩年，煩了，覺得沒勁了，毅然決然放棄學業來到紐約。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紐約呆了12年。他是一個前衛藝術家，住在曼哈頓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的第七街上，那一帶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樣不著調的藝術家，也有光頭黨和爆走卒，同時那一帶也是紐約販賣來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帶的黑人兄弟親如一家，彼此見麵，不是fuck這個，就是fuck那個。他喜歡惡作劇，善於隨心所欲地把兩種不相幹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們產生一種新的含義。比如說：他會把一個籃球裝進一隻編織袋中，從樓頂上拋下，看著一隻編織袋在街道上彈跳，令許多不知其中奧秘的行人紛紛駐足觀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從黑人手裏買到一張文革時中國出版的塑料唱片，內容是，中央台播音員字正腔圓朗讀的毛澤東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來老式唱機，接上喇叭，開足音量，讓毛澤東思想嘹亮地響徹在紐約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為人仗義，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幹什麽的都有，九二年的聖誕節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見一個韓國人來串門，剛坐下，就被艾未未從後麵用塑料袋把他的腦袋套上，一邊擰緊塑料袋憋得韓國人滿臉通紅，一邊對我說：這小子是個賊，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東西。韓國賊拚命掙脫，從懷裏掏出一個紙袋子，說了一串韓國式的英語，把紙袋包著的一瓶酒鄭重地送給了艾未未。
韓國賊誠懇地說：我今天沒偷東西，這瓶酒是我自己花錢買的，送給你作為聖誕節的禮物。
事後艾未未對我說：我來紐約12年，有兩件事讓我體會到人間尚有真情在。一個是每年過生日，我自己有時都忘了，但大西洋賭城從來也沒有疏忽過，一準寄來生日賀卡。再有就是這個聖誕節，收到賊的禮物。他強調說：一個賊，能自己花錢買禮物送人，可見這種感情是多麽的真摯。
說到艾未未和賊的感情，讓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們在他的地下室拍戲，負責外聯的李爭爭突然跑進來，對我們說，他車上的一個價值200 美元的音響被人敲碎玻璃盜走了。未未聽到後，出去轉了一圈，隻花10美元，就從一個黑人手裏買回來了一個音響，送給了李爭爭。李爭爭看見之後驚呼：這就是我丟的那個。
那時我們兩人經常開著車在長島上盲目地東遊西逛，他常常指著一座座花園洋房對我說：這些都是垃圾，應該炸掉。看到我露出不勝向往的貪婪目光時，他也會一臉壞笑地補充說：可以給你留下一幢。那時他就反對建築和裝修有任何抒情的傾向，喜歡冷酷、喜歡簡單，就是現在常說的“簡約”。12年前，他曾對我說：你回到北京以後買一塊地，我給你設計一個房子，保證花錢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現在還隱約記得他的方案，他說：你買四截加長的集裝箱貨櫃，彼此銜接組成一個“口”
字形的建築，從外麵看不到一扇窗戶，甚至也找不到門，就像一個金屬方塊，所有房間的采光都是從裏麵的天井獲得。我當時聽了，熱血沸騰，滿處打聽買一截最長的集裝箱得花多少錢。回國後，離開了艾未未的影響和灌輸，審美觀再次墮落到了庸俗的軌道上來。12年後，艾未未終於在中國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實踐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產界另類，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蠱惑，在長城腳下，投巨資造了十幾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參觀者生怕自己不識貨，異口同聲說“牛逼！”。一方麵，極大地滿足了潘總的慮榮心；另一方麵，也把他的資金牢牢地凍結在八達嶺的寒風裏。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濕了的棉襖，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脫下來冷，穿著更冷。
現在冷酷和簡約已經在北京蔚然成風，每次看見那種裸露著水泥牆、水泥地麵，大鐵罩子吊燈，黑房頂的裝修方案，我就馬上會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訴那些自認為很酷的人，你們太落後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經很冷酷，很簡約、非常水泥了。
說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這麽大的一個岔，沒辦法，隻要是提到紐約的事，就不能不說他，有他在紐約，那裏就是一個充滿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許多年後，我再次回到紐約，那時他已經回到北京，我發現缺少了他的紐約，城市竟變得非常平庸。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來到曼哈頓。艾未未把我和馬曉晴放在他的地下室裏，自己去租帶子。十幾分鍾後回來，帶子揣在兜裏，臉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訴馬曉晴得了癌症一樣。
未未說：曉晴，咱們輸了。我沒有在錄像帶的封麵上找到該死的大衛尼文。
當時馬曉晴幾乎喪失了回到奧伊斯貝去的勇氣，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們陪著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搖滾樂酒吧，耗到午夜過了才回去。
回到劇組後，大家都沒睡，幾乎全體都等在客廳裏。印象中，我是溜著邊回到臥室裏去的。
艾未未陪著馬曉晴走到人群中。
馬曉晴對薑文說：你贏了。
薑文說：那就按說好的，我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興奮，不知道薑文要如何處置馬曉晴。
薑文讓馬曉晴坐在椅子上，對她說：我就是想告訴你，心裏沒數的事，別跟人打賭。尤其是別跟我在電影上抬扛。
事後馬曉晴說：這件事對她的打擊特別大。
我對她說：我也是太想看薑文認一回輸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以後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從那以後，我也落下了一個毛病，凡是薑老師說得話就深信不疑，凡是薑老師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覺得他就不可能錯。
他太聰明了。
終於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綻。每次見到他都想對他說，見了麵又把溜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覺得這話要說出來可能會得罪了他，還是別給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後悔，覺得還是應該告訴他。畢竟薑老師也誠實地指出過我的軟肋，在我找不著北的時候，給我敲過一次警鍾。這次寫書，忍不住把不好意思當著他的麵說的話寫進了書裏。茲當我還是個誠實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觀摩了《鬼子來了》這部不準出生的電影之後見到我。我問他：喜歡薑老師的這部影片嗎？
作家說：非常好。薑老師確實值得我們學習。看得出來薑老師的智慧過人，有想象力。
我又問：不足呢？
作家說：沒有。非常好。
我說：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說：當然，還可以更好。
我追問：比如呢？
作家說：村裏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殺人。於是薑老師幫他們想了一個辦法，從天津請來了一位專業的劊子手，殺過“八大臣”，斬過譚嗣同，殺人隻要一刀，從未失過手。因此得名“一刀劉”。此人非常老道，隔著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
殺人的過程也非常的戲劇性，令村民眼花繚亂，也讓觀眾目不暇接。這是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編出來的情節，也確實給影片帶來了趣味。但是非常遺憾，這個趣味橫生的情節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遠不如原著中，請來鄰村殺豬的屠夫幫著殺人更有力量。這是聰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個聰明的錯誤。
後來我也學習了《鬼子來了》，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對認識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價值的一部電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殺人”的戲變成了一幕精彩的活報劇，讓我的心情有一度變得非常的輕鬆，暫時離開了那個村莊。當然薑老師很快就把我們叫了回去，而且在電影結束的時候我們幾乎忘了離開過。
還有一件事，也反映了薑老師聰明過人。記得幾年前，一位和薑文很熟的朋友對我說，他曾聽到薑文對電影《活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據說他是這麽認為的：“活著”是一個動詞，被電影當作名詞使用了。富貴為了“活著”，內心應該是非常主動的。他聽到了家鄉土改槍斃地主的情況，預見到了自己的下場。為了“活著”，他采取了主動地放棄，利用一場賭博把土地和家業輸得精光，從此淪為貧農。結果如願以償，躲過一劫活了下來。
把“活著”當成動詞，由此把握“富貴”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是葛優的“富貴”斷然也不會想到的。看得出來薑老師是何等的聰明，對“活著”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滿智慧。每到這個時候我都在想，能和這樣的演員合作，導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細一琢磨又覺得不大對勁，如果“富貴”真的這麽有智慧，這麽主動，那我們還能被“富貴”的苦難所刺痛嗎？我們的心情可能也會像看《鬼子來了》裏麵“殺人”的那場戲一樣輕鬆了許多。
我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達到好的標準，薑老師則不然，他的問題是如何能夠節製他的才華。對於他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淤出來的聰明。《新電影》的一幫人非常愛戴薑老師，他也非常待見《新電影》，你們看電影的眼睛也毒，怎麽不勸勸他？
我覺得薑老師一準聽得進去你們的話。但他是不會說，我錯了的。
最後我要說得是，盡管薑老師也有失誤，但仍不能掩蓋他對中國電影的幫助和貢獻。過去、現在、將來，他無疑都是我最喜歡的中國導演之一。
實話告訴你
我實話告訴你吧……
“實話告訴你”的含義有兩層：其一，原來說的都不是實話。
其二，下麵要說的不是好話。
很難想象“實話告訴你”後麵要說的是—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比如，醫生一直欺騙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待病人失去活下去的勇氣時，再對他說：實話告訴你吧，您身體健康屁事也沒有。這基本上不成立。
“實話告訴你”差不多都是壞消息。
以下是生活中常見的句子，我把它列出來佐證。
朋友對朋友說：實話告訴你吧，我早就煩你了。
丈夫對妻子說：實話告訴你吧，我外麵有人了。
上級對下級說：實話告訴你吧，這次長工資沒有你。
家屬對病人說：實話告訴你吧，你的情況不好。
老師對家長說：實話告訴你吧，您的孩子太嬌氣了。
師傅對徒弟說：實話告訴你吧，你就不是這塊料。
導演對導演說：實話告訴你吧，你拍得片子不是一般的臭。
我在生活中最怕聽到有人對我說“實話告訴你”，知道準沒好事，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您還是別跟我說實話為好。
由此我對不說實話的人產生了由衷的好感。
它的好處如下。
一，粉飾太平。讓大家有麵子。
二，報喜不報憂，讓領導心裏痛快。
三，回避矛盾衝突，讓當事人意識不到危機四伏。
四，你好我好他也好，讓全體人民都皆大歡喜。
有這麽多好處何樂而不為呢！
擰巴
擰巴：別扭，偏執，並且一根筋，勸不回來，貶義的與眾不同。
比如說：大家都白天精神，晚上犯困（長期上夜班的除外）；而某人卻正好相反，白天睜不開眼，一到夜裏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說：身為食肉類動物，大家見了雞鴨魚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卻惟恐避之不急，長著伶牙俐齒，一日三餐卻隻吃蔬菜。
這種人就可以稱其為“擰巴”。
我就是這麽一個，在吃飯這麽一個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擰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鮮也不吃，粘腥帶葷的食物一概拒絕。
我不吃肉，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狂熱的環保主義者。雖然我也舉雙手讚成植樹造林，綠水青山。但我始終認為，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動物，在這個世界上的數量越少越好。看見坐在電視裏侃侃而談，對獅子和鱷魚充滿同情的人，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覺得他們是在助紂為虐，一點起碼的是非觀念都沒有。
我不吃肉，是因為我的味覺異常敏銳，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兩盤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訴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雞鴨也是如此，煮熟了，醬了，再風幹了，各取一片放在嘴裏，嚼一口，我就能把它們區分出來，因為鴨子比雞少許有點腥。如此敏銳的味覺造成了我對食物非常的挑剔，從小養成了偏食的習慣。不吃肉，幾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豬肉餡和菜包的餃子還行。不吃蟹，不吃蝦，海裏的動物隻吃帶魚和黃花魚，還得是狂擱蔥薑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魚腥味，得擱白酒“二鍋頭”。所以要是不勝酒力的人吃了我們家做的魚，走路有可能打晃兒。如果我是生活在叢林裏豺狼虎豹，趕上飯點，羚羊斑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們，我也不會看它們一眼。並不是因為我善良，不忍心傷害它們，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說，我可以參加捕獵，但也是重在參與，我寧可用爪子拍死獵物，也絕不會咬它們一口。這一點，國寶熊貓和我有點類似，身為食肉類動物，可胃裏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紅柿，洋名叫番茄。記得小的時候，一到夏天，母親每天都會挑幾個沒有疤拉的西紅柿放在臉盆裏用自來水拔涼，通紅的柿子圓的，屁股朝上飄在水裏，放學回家，挑一個大個的，帶著絲絲的涼意，咬一口，然後將酸甜的果汁嘬進嘴裏，那種感覺別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時代，西紅柿對我的誘惑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任何一位超級名模（含蘇菲瑪索、舒琪和張曼玉）。在這裏我想說一句，比喻時，我先想到了張曼玉，接著又想到了舒琪，她們兩個人都能和西紅柿的誘人相媲美，我費盡了思量，權衡再三，難以割愛，所以毅然做出並列比喻的決定。
在我的學生時代，一年當中有兩個念想：秋天的時候盼冬天，因為能帶栽絨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燈心絨麵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時候盼夏天，因為能敞開了吃西紅柿。
西紅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雞蛋。下午遊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紅柿炒雞蛋攪和著帶鍋巴的剩米飯，囫圇吞下去，那種滿足感、那種成就感，比現在把我評為“十大傑出青年”還稱心。每到秋天臨近，我就會變得惆悵，原因很簡單，西紅柿的季節過去了。為了留住西紅柿離去的身影，母親和姐姐費盡了心機，她們會在夏末西紅柿還很便宜的時候，把西紅柿煮了製成醬，用筷子一點點地塞進啤酒瓶裏封起來，到冬天的時候吃。我在上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夢想，外）；而某人卻正好相反，白天睜不開眼，一到夜裏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說：身為食肉類動物，大家見了雞鴨魚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卻惟恐避之不急，長著伶牙俐齒，一日三餐卻隻吃蔬菜。
這種人就可以稱其為“擰巴”。
我就是這麽一個，在吃飯這麽一個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擰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鮮也不吃，粘腥帶葷的食物一概拒絕。
我不吃肉，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狂熱的環保主義者。雖然我也舉雙手讚成植樹造林，綠水青山。但我始終認為，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動物，在這個世界上的數量越少越好。看見坐在電視裏侃侃而談，對獅子和鱷魚充滿同情的人，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覺得他們是在助紂為虐，一點起碼的是非觀念都沒有。mpanel(1);
我不吃肉，是因為我的味覺異常敏銳，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兩盤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訴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雞鴨也是如此，煮熟了，醬了，再風幹了，各取一片放在嘴裏，嚼一口，我就能把它們區分出來，因為鴨子比雞少許有點腥。如此敏銳的味覺造成了我對食物非常的挑剔，從小養成了偏食的習慣。不吃肉，幾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豬肉餡和菜包的餃子還行。不吃蟹，不吃蝦，海裏的動物隻吃帶魚和黃花魚，還得是狂擱蔥薑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魚腥味，得擱白酒“二鍋頭”。所以要是不勝酒力的人吃了我們家做的魚，走路有可能打晃兒。如果我是生活在叢林裏豺狼虎豹，趕上飯點，羚羊斑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們，我也不會看它們一眼。並不是因為我善良，不忍心傷害它們，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說，我可以參加捕獵，但也是重在參與，我寧可用爪子拍死獵物，也絕不會咬它們一口。這一點，國寶熊貓和我有點類似，身為食肉類動物，可胃裏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紅柿，洋名叫番茄。記得小的時候，一到夏天，母親每天都會挑幾個沒有疤拉的西紅柿放在臉盆裏用自來水拔涼，通紅的柿子圓的，屁股朝上飄在水裏，放學回家，挑一個大個的，帶著絲絲的涼意，咬一口，然後將酸甜的果汁嘬進嘴裏，那種感覺別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時代，西紅柿對我的誘惑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任何一位超級名模（含蘇菲瑪索、舒琪和張曼玉）。在這裏我想說一句，比喻時，我先想到了張曼玉，接著又想到了舒琪，她們兩個人都能和西紅柿的誘人相媲美，我費盡了思量，權衡再三，難以割愛，所以毅然做出並列比喻的決定。
在我的學生時代，一年當中有兩個念想：秋天的時候盼冬天，因為能帶栽絨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燈心絨麵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時候盼夏天，因為能敞開了吃西紅柿。
西紅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雞蛋。下午遊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紅柿炒雞蛋攪和著帶鍋巴的剩米飯，囫圇吞下去，那種滿足感、那種成就感，比現在把我評為“十大傑出青年”還稱心。每到秋天臨近，我就會變得惆悵，原因很簡單，西紅柿的季節過去了。為了留住西紅柿離去的身影，母親和姐姐費盡了心機，她們會在夏末西紅柿還很便宜的時候，把西紅柿煮了製成醬，用筷子一點點地塞進啤酒瓶裏封起來，到冬天的時候吃。我在上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夢想，如果有一天讓我當國家主席，我會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是，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讓我吃上西紅柿，每天最少吃五個；第二是，巧克力隨便吃；第三是，白薯幹管夠，而且必須是紅薯曬成的幹。三個條件都答應我，我就幹，有—條不答應，我還就不受那個累。
西紅柿的美好印象不僅留在了我的少年時代，在我初長成人的青年時代，它也給我留下了甜蜜的回憶。記得在1985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我剛結婚，那時我還沒有冰箱，也沒有空調，夏天的時候，吃過晚飯後，我都會把兩個西紅柿切成片放在冰桶裏，然後提上冰桶，帶上妻子，於傍晚時分下樓散步，一是為了消食納涼，二是順便到馬路對麵的冷飲店買上兩個冰激淩，放在冰桶裏，把西紅柿冰涼以後再攪在一起吃，幾乎每天如此。
後來冰激淩吃膩了，白薯幹和巧克力也漸漸失去了我的寵愛，隻有西紅柿愛不釋口，久經考驗，癡情不改。
在祖國的各大菜係中，我最怵的就是粵菜。出了名以後，經常被奉若上賓，飯局不斷，且多是粵菜的局。
在北方，粵菜被公認是最鋪張的，稍不留神就能中了埋伏，光是一人喝一盅湯就比叫滿—桌子的川菜貴，刀刀見血，做東的人不帶上萬兒八千的，看菜牌的時候就得把第一頁翻過去，直接從第二頁點菜。正因為如此，也就凸現出宴客的體麵；：北京吃粵菜最負盛名的酒樓叫“順風”，10年前興起，貴客—直如雲，有頭有臉的天一擦黑傘在那裏聚齊兒。據說頭一撥腋下夾著包， —手拿“大哥大”，一手拿車鑰匙的座上客，現在已經大部分折進了大獄，每天以白菜湯鹹菜窩頭度口了，但“順風”的粵菜，卻依然是新貴們宴客的首選，潮起潮落高朋滿座。吃粵菜的特點是，開飯前先請來賓圍著魚缸籠子一通端詳，分別指出自己心怡的活物，接著就有一批生猛海鮮英勇就義。處決的方式也是十分殘忍，龍蝦通常是被活著淩遲，肉都吃完了，頭上的須子還疼得直打哆嗦。蛇一般會當眾剪掉腦袋，擠出血和膽獻給主賓。蝦的下場有幾種，趕上喜歡白灼的算它們上輩子積了德；但大多數會被扔到燒紅了的石頭上煎熬，美其名日“桑拿蝦”；更有慘無人道的是活著用酒麻翻，生吞活咽，席間常能聽到“噝噝”的叫聲，那是活蝦發出的呻吟。原來我一直認為漢族善良儒雅，粵菜的風靡，令我發現，這個民族也很殘忍，對弱小動物犯下的罪行也是慘絕人寰，令人發指。菩薩若是為此懲罰漢族，我申請對我網開一麵，因為我不吃肉，也不怎麽吃誨鮮，尤其是不吃活物。凡屬這類飯局，我能推則推，能不去就不去。實在是盛情難卻的，就先在家吃飽了再去赴宴。席間我也是能躲就躲，能閃就閃，躲閃不過，又不想給別人掃興，就象征性地夾兩筷子放到自己麵前的盤子裏跟著瞎比劃，別人一讓我吃菜，我就端酒杯，掩護自己蒙混過關。近來因為心髒不好，酒也不能喝了，趕上粵菜的局，就隻能拿話搪塞，讓我吃菜，我就講笑話飛段子，分散別人的注意力。弄得我，每次赴宴之前必得搜腸刮肚冥思苦想，段子不夠用了，就說報紙上的新聞，說廣州的夜總會發放安全套，是不是鼓勵性解放？說姚明現在值多少錢？
說好萊塢的各種軼事。連傳謠帶造謠，凡是能引開別人注意力的手段全都施展出來。這種時候最怕有心人，一眼識破我的伎倆，出於好心一再追問：鮑魚不吃吃魚翅嗎？魚翅不吃吃蟹嗎？蟹不吃吃蝦嗎？蝦不吃吃乳豬嗎？乳豬不吃吃蛇嗎？蛇不吃吃鮮貝嗎？貝不吃吃白鱔嗎，鱔不吃吃牛柳嗎……你他媽到底能吃什麽？你怎麽那麽事媽呀？
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逢此情景，我隻能實話實說：你們要是真疼我，就給我點一道西紅柿炒雞蛋，口重點別放太多的糖就行。要是你們心裏還過意不去，覺得虧了我的嘴，就幹脆把那些奇珍異 折成現錢直接給我也行。我太太徐帆如果在座，她會挑幾個蒜瓣、蔥段，舀兩勺醬油湯，放在米飯裏拌吧拌吧遞給我，同時對大家說：你們吃你們的，別理他，他這人特別擰巴。
雖然吃飯很擰巴，但我也沒耽誤了幹工作，吃得是草，擠得是奶。沒有蛋白質撐著，寫出的劇本也照樣好看。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隻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
另外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得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成的，是化學兌出來的。
他還說：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但上麵這位導演的批評卻略過了這些表麵的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薑文。
我給薑文拍過戲，《北京人在紐約》；他也給我拍過戲，《陽光燦爛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是愛聊天的，但非常怵和薑文聊天。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電影對於薑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製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壓上去，奮不顧身隻為蹬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這麽說吧，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裏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地隻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逼的勝利者；而加裏森敢死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裏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裏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話語權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頓的手裏，小哥兒幾個隻有聽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時候，巴頓的首選就是薑文，請不來才換成的英達，當然英達演得也很好，他和薑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嘴上絕不服軟，而且也具備把黑的說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說，英達就不承認中醫能治病，不承認有經絡一說。他說：經絡隻是一股氣，不是物質，不能被科學證明它的存在。稱中醫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醫學的範疇。我和他抬扛，問他：那為什麽還有中醫、西醫的區分？他說：就不應該有中西醫的叫法，隻有“醫學科學”。如果非要區分，勉強可將中醫稱之為“祖國醫學”。他還舉了很多的例子，聽起來都對，令在場的人無不認為英老師學識淵博。事後，我去酒仙橋醫院看中醫，大夫告訴我，英達剛在我們這開了幾副中藥。我說，好嗬，他不讓我們信，自己卻偷著吃中藥。看來他心裏還是承認中醫能治病的。說這件事是想說明，抬起扛來，英達、薑文他們的聰明智慧是非常夠用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
薑文經常使用的一個句子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又在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對他們萌生了這樣一個願望，迫切地想聽到他們能在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
記得上個世紀我曾經險些抓住這樣一個機會，但很可惜，事後被證明還是我錯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
當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一個叫奧伊斯特貝的小鎮上，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裏看電視。電視裏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鍾電影預告，是英國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薑文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的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而薑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裏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裏恩，得過奧斯卡獎。還說這部電影他看過7 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因為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而且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薑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
為此，薑文和馬曉晴兩人打了賭。誰輸了，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了兩派，鄭小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薑文不會有誤，所以站在讚成薑文的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
我當時還沒有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薑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隻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薑文當著大家的麵說：我錯了。
當時天已經黑了，我開著車拉著馬曉晴和艾未未從長島出發，沿著495 號公路一頭紮向百十公裏以外的曼哈頓。那一段時間，讓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戲的間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馬曉晴，開著車到處亂躥，隻要有艾未未在身邊，去布魯克林黑人區我都不懼。
我當時開的是一輛租來的出租車，車門上還印有每公裏的單價，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車，有時看到幾個金發碧眼的姑娘從酒吧出來，興致所至，我們也會載她們一程，因為是免費的，所以分手時，我們和姑娘們都會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語，剛開始時也不認路，所以老得問坐在旁邊的艾未未，他有時煩了就不好好指路，該拐彎時也不說話，我就一直往前開，開到哪兒算哪兒。有一次，我賭氣一直開到海邊，對他說：你要還不說拐彎，我就開到海裏去。他閉著眼睛躺在車座上說：把玻璃搖上，等車完全被水淹沒了，再逃生。我腦袋一熱，差點就一腳油門轟到海裏去。在岸邊我刹住車以後，他認真地對我說：我特別想體會一頭紮進海裏去的感覺。平常開車，他也老說：撞一次吧，求求你，快點再開快點。久而久之，弄得我心裏也跟著了火似的，老覺得自己開的是裝甲車。終於有一次在長島，喝了幾口酒，在停車場附近，試著以20公裏的時速行進，不踩刹車撞向一個小土坡，其產生的衝力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 多公裏的時速撞車會是多麽恐怖的一件事情。mpanel(1);
那一段時間，艾未未的出現使我的心裏充滿了野性，對秩序的破壞欲與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對未來充滿憧憬，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後來看到庫布裏克的電影《發條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為。
艾未未是鄭小龍請來為劇組幫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畫會”的主要幹將，於1978年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美術係，同期的學生，日後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大學讀了不到兩年，煩了，覺得沒勁了，毅然決然放棄學業來到紐約。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紐約呆了12年。他是一個前衛藝術家，住在曼哈頓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的第七街上，那一帶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樣不著調的藝術家，也有光頭黨和爆走卒，同時那一帶也是紐約販賣來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帶的黑人兄弟親如一家，彼此見麵，不是fuck這個，就是fuck那個。他喜歡惡作劇，善於隨心所欲地把兩種不相幹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們產生一種新的含義。比如說：他會把一個籃球裝進一隻編織袋中，從樓頂上拋下，看著一隻編織袋在街道上彈跳，令許多不知其中奧秘的行人紛紛駐足觀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從黑人手裏買到一張文革時中國出版的塑料唱片，內容是，中央台播音員字正腔圓朗讀的毛澤東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來老式唱機，接上喇叭，開足音量，讓毛澤東思想嘹亮地響徹在紐約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為人仗義，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幹什麽的都有，九二年的聖誕節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見一個韓國人來串門，剛坐下，就被艾未未從後麵用塑料袋把他的腦袋套上，一邊擰緊塑料袋憋得韓國人滿臉通紅，一邊對我說：這小子是個賊，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東西。韓國賊拚命掙脫，從懷裏掏出一個紙袋子，說了一串韓國式的英語，把紙袋包著的一瓶酒鄭重地送給了艾未未。
韓國賊誠懇地說：我今天沒偷東西，這瓶酒是我自己花錢買的，送給你作為聖誕節的禮物。
事後艾未未對我說：我來紐約12年，有兩件事讓我體會到人間尚有真情在。一個是每年過生日，我自己有時都忘了，但大西洋賭城從來也沒有疏忽過，一準寄來生日賀卡。再有就是這個聖誕節，收到賊的禮物。他強調說：一個賊，能自己花錢買禮物送人，可見這種感情是多麽的真摯。
說到艾未未和賊的感情，讓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們在他的地下室拍戲，負責外聯的李爭爭突然跑進來，對我們說，他車上的一個價值200 美元的音響被人敲碎玻璃盜走了。未未聽到後，出去轉了一圈，隻花10美元，就從一個黑人手裏買回來了一個音響，送給了李爭爭。李爭爭看見之後驚呼：這就是我丟的那個。
那時我們兩人經常開著車在長島上盲目地東遊西逛，他常常指著一座座花園洋房對我說：這些都是垃圾，應該炸掉。看到我露出不勝向往的貪婪目光時，他也會一臉壞笑地補充說：可以給你留下一幢。那時他就反對建築和裝修有任何抒情的傾向，喜歡冷酷、喜歡簡單，就是現在常說的“簡約”。12年前，他曾對我說：你回到北京以後買一塊地，我給你設計一個房子，保證花錢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現在還隱約記得他的方案，他說：你買四截加長的集裝箱貨櫃，彼此銜接組成一個“口”
字形的建築，從外麵看不到一扇窗戶，甚至也找不到門，就像一個金屬方塊，所有房間的采光都是從裏麵的天井獲得。我當時聽了，熱血沸騰，滿處打聽買一截最長的集裝箱得花多少錢。回國後，離開了艾未未的影響和灌輸，審美觀再次墮落到了庸俗的軌道上來。12年後，艾未未終於在中國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實踐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產界另類，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蠱惑，在長城腳下，投巨資造了十幾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參觀者生怕自己不識貨，異口同聲說“牛逼！”。一方麵，極大地滿足了潘總的慮榮心；另一方麵，也把他的資金牢牢地凍結在八達嶺的寒風裏。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濕了的棉襖，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脫下來冷，穿著更冷。
現在冷酷和簡約已經在北京蔚然成風，每次看見那種裸露著水泥牆、水泥地麵，大鐵罩子吊燈，黑房頂的裝修方案，我就馬上會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訴那些自認為很酷的人，你們太落後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經很冷酷，很簡約、非常水泥了。
說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這麽大的一個岔，沒辦法，隻要是提到紐約的事，就不能不說他，有他在紐約，那裏就是一個充滿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許多年後，我再次回到紐約，那時他已經回到北京，我發現缺少了他的紐約，城市竟變得非常平庸。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來到曼哈頓。艾未未把我和馬曉晴放在他的地下室裏，自己去租帶子。十幾分鍾後回來，帶子揣在兜裏，臉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訴馬曉晴得了癌症一樣。
未未說：曉晴，咱們輸了。我沒有在錄像帶的封麵上找到該死的大衛尼文。
當時馬曉晴幾乎喪失了回到奧伊斯貝去的勇氣，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們陪著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搖滾樂酒吧，耗到午夜過了才回去。
回到劇組後，大家都沒睡，幾乎全體都等在客廳裏。印象中，我是溜著邊回到臥室裏去的。
艾未未陪著馬曉晴走到人群中。
馬曉晴對薑文說：你贏了。
薑文說：那就按說好的，我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興奮，不知道薑文要如何處置馬曉晴。
薑文讓馬曉晴坐在椅子上，對她說：我就是想告訴你，心裏沒數的事，別跟人打賭。尤其是別跟我在電影上抬扛。
事後馬曉晴說：這件事對她的打擊特別大。
我對她說：我也是太想看薑文認一回輸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以後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從那以後，我也落下了一個毛病，凡是薑老師說得話就深信不疑，凡是薑老師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覺得他就不可能錯。
他太聰明了。
終於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綻。每次見到他都想對他說，見了麵又把溜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覺得這話要說出來可能會得罪了他，還是別給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後悔，覺得還是應該告訴他。畢竟薑老師也誠實地指出過我的軟肋，在我找不著北的時候，給我敲過一次警鍾。這次寫書，忍不住把不好意思當著他的麵說的話寫進了書裏。茲當我還是個誠實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觀摩了《鬼子來了》這部不準出生的電影之後見到我。我問他：喜歡薑老師的這部影片嗎？
作家說：非常好。薑老師確實值得我們學習。看得出來薑老師的智慧過人，有想象力。
我又問：不足呢？
作家說：沒有。非常好。
我說：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說：當然，還可以更好。
我追問：比如呢？
作家說：村裏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殺人。於是薑老師幫他們想了一個辦法，從天津請來了一位專業的劊子手，殺過“八大臣”，斬過譚嗣同，殺人隻要一刀，從未失過手。因此得名“一刀劉”。此人非常老道，隔著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
殺人的過程也非常的戲劇性，令村民眼花繚亂，也讓觀眾目不暇接。這是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編出來的情節，也確實給影片帶來了趣味。但是非常遺憾，這個趣味橫生的情節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遠不如原著中，請來鄰村殺豬的屠夫幫著殺人更有力量。這是聰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個聰明的錯誤。
後來我也學習了《鬼子來了》，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對認識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價值的一部電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殺人”的戲變成了一幕精彩的活報劇，讓我的心情有一度變得非常的輕鬆，暫時離開了那個村莊。當然薑老師很快就把我們叫了回去，而且在電影結束的時候我們幾乎忘了離開過。
還有一件事，也反映了薑老師聰明過人。記得幾年前，一位和薑文很熟的朋友對我說，他曾聽到薑文對電影《活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據說他是這麽認為的：“活著”是一個動詞，被電影當作名詞使用了。富貴為了“活著”，內心應該是非常主動的。他聽到了家鄉土改槍斃地主的情況，預見到了自己的下場。為了“活著”，他采取了主動地放棄，利用一場賭博把土地和家業輸得精光，從此淪為貧農。結果如願以償，躲過一劫活了下來。
把“活著”當成動詞，由此把握“富貴”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是葛優的“富貴”斷然也不會想到的。看得出來薑老師是何等的聰明，對“活著”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滿智慧。每到這個時候我都在想，能和這樣的演員合作，導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細一琢磨又覺得不大對勁，如果“富貴”真的這麽有智慧，這麽主動，那我們還能被“富貴”的苦難所刺痛嗎？我們的心情可能也會像看《鬼子來了》裏麵“殺人”的那場戲一樣輕鬆了許多。
我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達到好的標準，薑老師則不然，他的問題是如何能夠節製他的才華。對於他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淤出來的聰明。《新電影》的一幫人非常愛戴薑老師，他也非常待見《新電影》，你們看電影的眼睛也毒，怎麽不勸勸他？
我覺得薑老師一準聽得進去你們的話。但他是不會說，我錯了的。
最後我要說得是，盡管薑老師也有失誤，但仍不能掩蓋他對中國電影的幫助和貢獻。過去、現在、將來，他無疑都是我最喜歡的中國導演之一。
實話告訴你
我實話告訴你吧……
“實話告訴你”的含義有兩層：其一，原來說的都不是實話。
其二，下麵要說的不是好話。
很難想象“實話告訴你”後麵要說的是—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比如，醫生一直欺騙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待病人失去活下去的勇氣時，再對他說：實話告訴你吧，您身體健康屁事也沒有。這基本上不成立。
“實話告訴你”差不多都是壞消息。
以下是生活中常見的句子，我把它列出來佐證。
朋友對朋友說：實話告訴你吧，我早就煩你了。
丈夫對妻子說：實話告訴你吧，我外麵有人了。
上級對下級說：實話告訴你吧，這次長工資沒有你。
家屬對病人說：實話告訴你吧，你的情況不好。
老師對家長說：實話告訴你吧，您的孩子太嬌氣了。
師傅對徒弟說：實話告訴你吧，你就不是這塊料。
導演對導演說：實話告訴你吧，你拍得片子不是一般的臭。
我在生活中最怕聽到有人對我說“實話告訴你”，知道準沒好事，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您還是別跟我說實話為好。
由此我對不說實話的人產生了由衷的好感。
它的好處如下。
一，粉飾太平。讓大家有麵子。
二，報喜不報憂，讓領導心裏痛快。
三，回避矛盾衝突，讓當事人意識不到危機四伏。
四，你好我好他也好，讓全體人民都皆大歡喜。
有這麽多好處何樂而不為呢！
擰巴
擰巴：別扭，偏執，並且一根筋，勸不回來，貶義的與眾不同。
比如說：大家都白天精神，晚上犯困（長期上夜班的除外）；而某人卻正好相反，白天睜不開眼，一到夜裏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說：身為食肉類動物，大家見了雞鴨魚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卻惟恐避之不急，長著伶牙俐齒，一日三餐卻隻吃蔬菜。
這種人就可以稱其為“擰巴”。
我就是這麽一個，在吃飯這麽一個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擰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鮮也不吃，粘腥帶葷的食物一概拒絕。
我不吃肉，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狂熱的環保主義者。雖然我也舉雙手讚成植樹造林，綠水青山。但我始終認為，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動物，在這個世界上的數量越少越好。看見坐在電視裏侃侃而談，對獅子和鱷魚充滿同情的人，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覺得他們是在助紂為虐，一點起碼的是非觀念都沒有。
我不吃肉，是因為我的味覺異常敏銳，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兩盤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訴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雞鴨也是如此，煮熟了，醬了，再風幹了，各取一片放在嘴裏，嚼一口，我就能把它們區分出來，因為鴨子比雞少許有點腥。如此敏銳的味覺造成了我對食物非常的挑剔，從小養成了偏食的習慣。不吃肉，幾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豬肉餡和菜包的餃子還行。不吃蟹，不吃蝦，海裏的動物隻吃帶魚和黃花魚，還得是狂擱蔥薑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魚腥味，得擱白酒“二鍋頭”。所以要是不勝酒力的人吃了我們家做的魚，走路有可能打晃兒。如果我是生活在叢林裏豺狼虎豹，趕上飯點，羚羊斑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們，我也不會看它們一眼。並不是因為我善良，不忍心傷害它們，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說，我可以參加捕獵，但也是重在參與，我寧可用爪子拍死獵物，也絕不會咬它們一口。這一點，國寶熊貓和我有點類似，身為食肉類動物，可胃裏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紅柿，洋名叫番茄。記得小的時候，一到夏天，母親每天都會挑幾個沒有疤拉的西紅柿放在臉盆裏用自來水拔涼，通紅的柿子圓的，屁股朝上飄在水裏，放學回家，挑一個大個的，帶著絲絲的涼意，咬一口，然後將酸甜的果汁嘬進嘴裏，那種感覺別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時代，西紅柿對我的誘惑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任何一位超級名模（含蘇菲瑪索、舒琪和張曼玉）。在這裏我想說一句，比喻時，我先想到了張曼玉，接著又想到了舒琪，她們兩個人都能和西紅柿的誘人相媲美，我費盡了思量，權衡再三，難以割愛，所以毅然做出並列比喻的決定。
在我的學生時代，一年當中有兩個念想：秋天的時候盼冬天，因為能帶栽絨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燈心絨麵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時候盼夏天，因為能敞開了吃西紅柿。
西紅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雞蛋。下午遊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紅柿炒雞蛋攪和著帶鍋巴的剩米飯，囫圇吞下去，那種滿足感、那種成就感，比現在把我評為“十大傑出青年”還稱心。每到秋天臨近，我就會變得惆悵，原因很簡單，西紅柿的季節過去了。為了留住西紅柿離去的身影，母親和姐姐費盡了心機，她們會在夏末西紅柿還很便宜的時候，把西紅柿煮了製成醬，用筷子一點點地塞進啤酒瓶裏封起來，到冬天的時候吃。我在上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夢想，外）；而某人卻正好相反，白天睜不開眼，一到夜裏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說：身為食肉類動物，大家見了雞鴨魚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卻惟恐避之不急，長著伶牙俐齒，一日三餐卻隻吃蔬菜。
這種人就可以稱其為“擰巴”。
我就是這麽一個，在吃飯這麽一個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擰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鮮也不吃，粘腥帶葷的食物一概拒絕。
我不吃肉，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狂熱的環保主義者。雖然我也舉雙手讚成植樹造林，綠水青山。但我始終認為，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動物，在這個世界上的數量越少越好。看見坐在電視裏侃侃而談，對獅子和鱷魚充滿同情的人，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覺得他們是在助紂為虐，一點起碼的是非觀念都沒有。mpanel(1);
我不吃肉，是因為我的味覺異常敏銳，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兩盤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訴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雞鴨也是如此，煮熟了，醬了，再風幹了，各取一片放在嘴裏，嚼一口，我就能把它們區分出來，因為鴨子比雞少許有點腥。如此敏銳的味覺造成了我對食物非常的挑剔，從小養成了偏食的習慣。不吃肉，幾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豬肉餡和菜包的餃子還行。不吃蟹，不吃蝦，海裏的動物隻吃帶魚和黃花魚，還得是狂擱蔥薑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魚腥味，得擱白酒“二鍋頭”。所以要是不勝酒力的人吃了我們家做的魚，走路有可能打晃兒。如果我是生活在叢林裏豺狼虎豹，趕上飯點，羚羊斑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們，我也不會看它們一眼。並不是因為我善良，不忍心傷害它們，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說，我可以參加捕獵，但也是重在參與，我寧可用爪子拍死獵物，也絕不會咬它們一口。這一點，國寶熊貓和我有點類似，身為食肉類動物，可胃裏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紅柿，洋名叫番茄。記得小的時候，一到夏天，母親每天都會挑幾個沒有疤拉的西紅柿放在臉盆裏用自來水拔涼，通紅的柿子圓的，屁股朝上飄在水裏，放學回家，挑一個大個的，帶著絲絲的涼意，咬一口，然後將酸甜的果汁嘬進嘴裏，那種感覺別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時代，西紅柿對我的誘惑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任何一位超級名模（含蘇菲瑪索、舒琪和張曼玉）。在這裏我想說一句，比喻時，我先想到了張曼玉，接著又想到了舒琪，她們兩個人都能和西紅柿的誘人相媲美，我費盡了思量，權衡再三，難以割愛，所以毅然做出並列比喻的決定。
在我的學生時代，一年當中有兩個念想：秋天的時候盼冬天，因為能帶栽絨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燈心絨麵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時候盼夏天，因為能敞開了吃西紅柿。
西紅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雞蛋。下午遊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紅柿炒雞蛋攪和著帶鍋巴的剩米飯，囫圇吞下去，那種滿足感、那種成就感，比現在把我評為“十大傑出青年”還稱心。每到秋天臨近，我就會變得惆悵，原因很簡單，西紅柿的季節過去了。為了留住西紅柿離去的身影，母親和姐姐費盡了心機，她們會在夏末西紅柿還很便宜的時候，把西紅柿煮了製成醬，用筷子一點點地塞進啤酒瓶裏封起來，到冬天的時候吃。我在上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夢想，如果有一天讓我當國家主席，我會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是，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讓我吃上西紅柿，每天最少吃五個；第二是，巧克力隨便吃；第三是，白薯幹管夠，而且必須是紅薯曬成的幹。三個條件都答應我，我就幹，有—條不答應，我還就不受那個累。
西紅柿的美好印象不僅留在了我的少年時代，在我初長成人的青年時代，它也給我留下了甜蜜的回憶。記得在1985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我剛結婚，那時我還沒有冰箱，也沒有空調，夏天的時候，吃過晚飯後，我都會把兩個西紅柿切成片放在冰桶裏，然後提上冰桶，帶上妻子，於傍晚時分下樓散步，一是為了消食納涼，二是順便到馬路對麵的冷飲店買上兩個冰激淩，放在冰桶裏，把西紅柿冰涼以後再攪在一起吃，幾乎每天如此。
後來冰激淩吃膩了，白薯幹和巧克力也漸漸失去了我的寵愛，隻有西紅柿愛不釋口，久經考驗，癡情不改。
在祖國的各大菜係中，我最怵的就是粵菜。出了名以後，經常被奉若上賓，飯局不斷，且多是粵菜的局。
在北方，粵菜被公認是最鋪張的，稍不留神就能中了埋伏，光是一人喝一盅湯就比叫滿—桌子的川菜貴，刀刀見血，做東的人不帶上萬兒八千的，看菜牌的時候就得把第一頁翻過去，直接從第二頁點菜。正因為如此，也就凸現出宴客的體麵；：北京吃粵菜最負盛名的酒樓叫“順風”，10年前興起，貴客—直如雲，有頭有臉的天一擦黑傘在那裏聚齊兒。據說頭一撥腋下夾著包， —手拿“大哥大”，一手拿車鑰匙的座上客，現在已經大部分折進了大獄，每天以白菜湯鹹菜窩頭度口了，但“順風”的粵菜，卻依然是新貴們宴客的首選，潮起潮落高朋滿座。吃粵菜的特點是，開飯前先請來賓圍著魚缸籠子一通端詳，分別指出自己心怡的活物，接著就有一批生猛海鮮英勇就義。處決的方式也是十分殘忍，龍蝦通常是被活著淩遲，肉都吃完了，頭上的須子還疼得直打哆嗦。蛇一般會當眾剪掉腦袋，擠出血和膽獻給主賓。蝦的下場有幾種，趕上喜歡白灼的算它們上輩子積了德；但大多數會被扔到燒紅了的石頭上煎熬，美其名日“桑拿蝦”；更有慘無人道的是活著用酒麻翻，生吞活咽，席間常能聽到“噝噝”的叫聲，那是活蝦發出的呻吟。原來我一直認為漢族善良儒雅，粵菜的風靡，令我發現，這個民族也很殘忍，對弱小動物犯下的罪行也是慘絕人寰，令人發指。菩薩若是為此懲罰漢族，我申請對我網開一麵，因為我不吃肉，也不怎麽吃誨鮮，尤其是不吃活物。凡屬這類飯局，我能推則推，能不去就不去。實在是盛情難卻的，就先在家吃飽了再去赴宴。席間我也是能躲就躲，能閃就閃，躲閃不過，又不想給別人掃興，就象征性地夾兩筷子放到自己麵前的盤子裏跟著瞎比劃，別人一讓我吃菜，我就端酒杯，掩護自己蒙混過關。近來因為心髒不好，酒也不能喝了，趕上粵菜的局，就隻能拿話搪塞，讓我吃菜，我就講笑話飛段子，分散別人的注意力。弄得我，每次赴宴之前必得搜腸刮肚冥思苦想，段子不夠用了，就說報紙上的新聞，說廣州的夜總會發放安全套，是不是鼓勵性解放？說姚明現在值多少錢？
說好萊塢的各種軼事。連傳謠帶造謠，凡是能引開別人注意力的手段全都施展出來。這種時候最怕有心人，一眼識破我的伎倆，出於好心一再追問：鮑魚不吃吃魚翅嗎？魚翅不吃吃蟹嗎？蟹不吃吃蝦嗎？蝦不吃吃乳豬嗎？乳豬不吃吃蛇嗎？蛇不吃吃鮮貝嗎？貝不吃吃白鱔嗎，鱔不吃吃牛柳嗎……你他媽到底能吃什麽？你怎麽那麽事媽呀？
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逢此情景，我隻能實話實說：你們要是真疼我，就給我點一道西紅柿炒雞蛋，口重點別放太多的糖就行。要是你們心裏還過意不去，覺得虧了我的嘴，就幹脆把那些奇珍異 折成現錢直接給我也行。我太太徐帆如果在座，她會挑幾個蒜瓣、蔥段，舀兩勺醬油湯，放在米飯裏拌吧拌吧遞給我，同時對大家說：你們吃你們的，別理他，他這人特別擰巴。
雖然吃飯很擰巴，但我也沒耽誤了幹工作，吃得是草，擠得是奶。沒有蛋白質撐著，寫出的劇本也照樣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