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鹹豐奕詝）長且賢，恭親王奕訢明而敏。一次會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訢獲禽最多，奕詝未發一矢，道光問之，奕詝以師傅教的話對說：“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道光皇帝聽了，以為“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儲於奕詝。論者以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賢王”之稱，才具開展，思想明敏，勤於國事。鹹豐清極，不能振拔，短命而死，導致政事終歸慈禧獨攬。
順天科場案發，柏葰以宰輔主試，而容應試舉人“遞條子”舞弊。按例當斬，又按例皇帝有臨時恩典權。當時鹹豐皇帝持朱筆頗遲疑，說是：“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順在旁對答說：“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上意猶未決，肅順即奪朱筆代書之。柏葰於是被處斬。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寵信，在宮內宮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負到同治的頭上。小同治在宮裏用泥巴塑了一個小人，早晚用劍砍泥人的腦袋，一邊砍一邊喊：“殺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對安德海都極為反感，議政王奕訢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裏誇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隻好連聲附和。奕訢看了，實在忍不住自己的厭惡，便冷笑著哼了一聲說：“你的翎子再好，怕也護不住後脖子。”從此對他動了殺機。
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楊銳等人很為光緒權力受製約不平，光緒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流言傳至慈禧太後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緒給太後請安，太後已由間道入西直門，光緒倉皇返回。慈禧到光緒寢宮，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緒罵他：“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栗不發一言，良久，囁嚅道：“我無此語。”慈禧唾罵：“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於是傳太後懿旨說，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後臨朝訓政。凡皇上變法興革，盡反之。
清末殿試，有貢士名叫王國鈞，名字含義不錯，國鈞者，國家和重任也。王國鈞在殿試中也名列前茅，而慈禧念了王的姓名說：“好難聽。”因為這三個字與“亡國君”相諧，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辛醜條約簽訂後，清國下罪己詔，自責之後，提出：“近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訓誡。臥薪嚐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麵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瞞朝廷如故……”慈禧在詔書中對列強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又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想建煉鐵廠以為製鋼軌之用，委托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訂購機器，英方說要先將煤焦及鐵砂樣品寄英化驗，才可視其品質決定設計煉鐵用的機器。張之洞說：“中國之大，何處無佳煤佳鐵？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於是英國梯特賽廠遂依其所用酸法煉鐵，設計色麻爐兩座運到中國，其時張之洞已改任湖廣總督，大冶發現鐵礦，有人建議在大冶設廠，張之洞說：“大冶路遠，照料不便，若建於漢陽，吾還能看得見鐵廠的煙囪也。”於是在龜山建廠，地址狹小而一帶水田，斥巨資經營，又於各處征詢煤礦，最後得馬鞍山煤，灰黃並重，實不適於煉焦，所煉生鐵，實不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適應潮流，允諾在國內實行改革。這一年又是慈禧七十大壽，前一年的科舉考試主持官員，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朝廷經考核，派出各省鄉試的主考，副主考。頭兩批放的是雲貴兩廣，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其名字連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大吉大利。慈禧也以七旬萬壽的名義，下詔赦免戊戌獲罪人員，詔曰：“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複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體開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隻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剛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積極排滿的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吳樾也當場身亡。當時報刊輿論紛紛譴責這種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但清廷主張緩行。載澤又接到日本來電，說日本國內將有暴動，也請他緩行。考察大臣中，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說：“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1912年1月14日，孫中山答複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離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兒寡母逼宮。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布遜位詔書：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徐樹錚做了國務院秘書長，處處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總統放在眼裏。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樹錚到總統麵前蓋印，當黎元洪問及三人情況時，徐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備感難堪，連連歎息：“昔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於段。”
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對張紹曾不能不買賬，故派遣親信張超赴津敦聘張紹曾為“善後會議”代表。張超謁見張紹曾，正值張紹曾與友人對奕，張超略陳來意，呈上段祺瑞的聘書，張紹曾沒拆看就放在一邊，隻顧下棋，沒有說話。張超木坐一旁，感覺很窘，見張紹曾始終沒加理會，忍不住說：“請總理給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執政。”張紹曾奕完一局，寫下四句偈語：“跳下蓮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法輪常轉原無我，一念念嗔浩劫開。”
吳佩孚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中國後，各地方軍閥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號召“湘人治湘”，後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1922年12月，趙恒惕甚至公布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同年四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製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陝西更成立“籌製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製定省憲案”。湖南公布“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布。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內，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喧鬧一時。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旅製造“三一八慘案”後，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鍾驚慌失措，跑去對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說：“晴波，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麽辦？叫我怎麽辦？”楚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隻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兩人趕到吉兆胡同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同吳清源下圍棋，見兩人進屋，馬上聲色俱厲，大聲說：“李鳴鍾，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接著對楚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兩人趕緊退出。
北伐勝利後，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餘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韓複榘在山東被稱為“韓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審案。一次，省參議員沙月波雇用了一個名叫小道的聽差，年僅十五歲，沙參議讓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韓青天”坐堂審問一批盜犯，他一時好奇，站到大堂一邊看，執法隊竟把他也推上了車。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韓聽見了問什麽事？執法兵說：“報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答說：“送信的也該槍斃！”這個孩子當時嚇昏了，如此被糊裏糊塗拉出去槍斃。事後，沙參議帶著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
1935年，桂係久蟄思起，企圖聯合廣東等方麵組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劉斐和國民黨居留廣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劉每次去陳濟棠那裏談話，陳手裏常端著一支水煙袋，談著談著，陳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但陳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非常不滿。白崇禧挖苦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喂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隻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去見蔣介石，開口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麵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歎氣：“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1938年1月，蔣介石將韓複榘槍斃於武昌，臨刑前，韓大呼冤枉：“我丟掉山東該槍斃，劉峙稱‘長腿將軍’，統率十幾萬大軍，一夜之間失地千裏，為何逍遙法外？丟掉上海、南京、武漢，又該槍斃哪個？”蔣聽見此話，咬牙切齒：“娘希匹，他是什麽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因此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停戰：“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12月18日，汪乘蔣介石不在重慶的時機，以外出演講為由先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留下了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在長文的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他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蔣介石說：“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行，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1946年10月，曾琦當麵對蔣介石說：“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孔祥熙做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為政府斂財，手段無奇不有，但他最欣賞的是濫發紙幣。孔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六年後能買一隻雞，十年後的1947年隻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何廉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曆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時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裏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麽。”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托勸說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遊擊，劉斐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崇禧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吧，士各有誌，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總統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崇禧默不做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國民黨一到台灣即開展“土地改革”，用以解決退台後生機問題。有人說：“因為地主全部都是台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順天科場案發，柏葰以宰輔主試，而容應試舉人“遞條子”舞弊。按例當斬，又按例皇帝有臨時恩典權。當時鹹豐皇帝持朱筆頗遲疑，說是：“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順在旁對答說：“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上意猶未決，肅順即奪朱筆代書之。柏葰於是被處斬。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寵信，在宮內宮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負到同治的頭上。小同治在宮裏用泥巴塑了一個小人，早晚用劍砍泥人的腦袋，一邊砍一邊喊：“殺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對安德海都極為反感，議政王奕訢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裏誇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隻好連聲附和。奕訢看了，實在忍不住自己的厭惡，便冷笑著哼了一聲說：“你的翎子再好，怕也護不住後脖子。”從此對他動了殺機。
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楊銳等人很為光緒權力受製約不平，光緒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流言傳至慈禧太後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緒給太後請安，太後已由間道入西直門，光緒倉皇返回。慈禧到光緒寢宮，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緒罵他：“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栗不發一言，良久，囁嚅道：“我無此語。”慈禧唾罵：“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於是傳太後懿旨說，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後臨朝訓政。凡皇上變法興革，盡反之。
清末殿試，有貢士名叫王國鈞，名字含義不錯，國鈞者，國家和重任也。王國鈞在殿試中也名列前茅，而慈禧念了王的姓名說：“好難聽。”因為這三個字與“亡國君”相諧，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辛醜條約簽訂後，清國下罪己詔，自責之後，提出：“近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訓誡。臥薪嚐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麵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瞞朝廷如故……”慈禧在詔書中對列強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又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想建煉鐵廠以為製鋼軌之用，委托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訂購機器，英方說要先將煤焦及鐵砂樣品寄英化驗，才可視其品質決定設計煉鐵用的機器。張之洞說：“中國之大，何處無佳煤佳鐵？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於是英國梯特賽廠遂依其所用酸法煉鐵，設計色麻爐兩座運到中國，其時張之洞已改任湖廣總督，大冶發現鐵礦，有人建議在大冶設廠，張之洞說：“大冶路遠，照料不便，若建於漢陽，吾還能看得見鐵廠的煙囪也。”於是在龜山建廠，地址狹小而一帶水田，斥巨資經營，又於各處征詢煤礦，最後得馬鞍山煤，灰黃並重，實不適於煉焦，所煉生鐵，實不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適應潮流，允諾在國內實行改革。這一年又是慈禧七十大壽，前一年的科舉考試主持官員，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朝廷經考核，派出各省鄉試的主考，副主考。頭兩批放的是雲貴兩廣，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其名字連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大吉大利。慈禧也以七旬萬壽的名義，下詔赦免戊戌獲罪人員，詔曰：“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複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體開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隻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剛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積極排滿的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吳樾也當場身亡。當時報刊輿論紛紛譴責這種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但清廷主張緩行。載澤又接到日本來電，說日本國內將有暴動，也請他緩行。考察大臣中，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說：“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1912年1月14日，孫中山答複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離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兒寡母逼宮。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布遜位詔書：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徐樹錚做了國務院秘書長，處處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總統放在眼裏。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樹錚到總統麵前蓋印，當黎元洪問及三人情況時，徐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備感難堪，連連歎息：“昔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於段。”
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對張紹曾不能不買賬，故派遣親信張超赴津敦聘張紹曾為“善後會議”代表。張超謁見張紹曾，正值張紹曾與友人對奕，張超略陳來意，呈上段祺瑞的聘書，張紹曾沒拆看就放在一邊，隻顧下棋，沒有說話。張超木坐一旁，感覺很窘，見張紹曾始終沒加理會，忍不住說：“請總理給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執政。”張紹曾奕完一局，寫下四句偈語：“跳下蓮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法輪常轉原無我，一念念嗔浩劫開。”
吳佩孚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中國後，各地方軍閥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號召“湘人治湘”，後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1922年12月，趙恒惕甚至公布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同年四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製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陝西更成立“籌製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製定省憲案”。湖南公布“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布。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內，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喧鬧一時。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旅製造“三一八慘案”後，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鍾驚慌失措，跑去對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說：“晴波，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麽辦？叫我怎麽辦？”楚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隻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兩人趕到吉兆胡同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同吳清源下圍棋，見兩人進屋，馬上聲色俱厲，大聲說：“李鳴鍾，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接著對楚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兩人趕緊退出。
北伐勝利後，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餘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韓複榘在山東被稱為“韓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審案。一次，省參議員沙月波雇用了一個名叫小道的聽差，年僅十五歲，沙參議讓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韓青天”坐堂審問一批盜犯，他一時好奇，站到大堂一邊看，執法隊竟把他也推上了車。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韓聽見了問什麽事？執法兵說：“報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答說：“送信的也該槍斃！”這個孩子當時嚇昏了，如此被糊裏糊塗拉出去槍斃。事後，沙參議帶著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
1935年，桂係久蟄思起，企圖聯合廣東等方麵組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劉斐和國民黨居留廣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劉每次去陳濟棠那裏談話，陳手裏常端著一支水煙袋，談著談著，陳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但陳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非常不滿。白崇禧挖苦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喂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隻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去見蔣介石，開口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麵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歎氣：“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1938年1月，蔣介石將韓複榘槍斃於武昌，臨刑前，韓大呼冤枉：“我丟掉山東該槍斃，劉峙稱‘長腿將軍’，統率十幾萬大軍，一夜之間失地千裏，為何逍遙法外？丟掉上海、南京、武漢，又該槍斃哪個？”蔣聽見此話，咬牙切齒：“娘希匹，他是什麽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因此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停戰：“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12月18日，汪乘蔣介石不在重慶的時機，以外出演講為由先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留下了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在長文的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他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蔣介石說：“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行，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1946年10月，曾琦當麵對蔣介石說：“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孔祥熙做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為政府斂財，手段無奇不有，但他最欣賞的是濫發紙幣。孔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六年後能買一隻雞，十年後的1947年隻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何廉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曆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時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裏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麽。”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托勸說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遊擊，劉斐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崇禧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吧，士各有誌，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總統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崇禧默不做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國民黨一到台灣即開展“土地改革”，用以解決退台後生機問題。有人說：“因為地主全部都是台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