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淨之辨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作者：格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日本學者荒木見悟在《中國佛教基本性格的演變》一文中提出，由於傳統中國儒學根植於善惡之分的“本來主義”，而佛教則是奠基於真妄之分的“本來主義”，兩者的形而上學與人性觀，原本就具有相通之處。這不僅可以解釋，為何佛教思想一旦傳入中國，就牢牢吸引住了中國人的眼光；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何立足於“本來主義”的大乘佛教，一直是中土佛教的主流。更不必說，位於“本來主義”頂端的禪宗一脈，何以在唐宋之後具有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small>[28]</small>
禪宗標榜“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見性成佛、即心即佛為根本宗旨，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為修行的不二法門，以“直造先天未畫前”、“直指父母未生前”回歸“本來”，不論是義理還是修行方式，確與教相佛教有所區別。另外，明代中後期的三教合流和三教一致論中，儒學內部所指稱的佛教大多為禪宗。王陽明如此，王龍溪、李贄、鄧豁渠等人也都是如此。甚至，在明末的儒佛之辯中，我們很容易發現，論者往往直接用“禪”來指代整個佛教。而在《金瓶梅》中，作者筆下的寺院也多為禪寺，得道的僧人亦為禪師。作者所描述的看透名利、否定欲望、不著名相而直悟真空的思想傾向，也與禪宗義理處處暗合。事實上，禪宗義理在明代受到思想界特別的重視，本來就與陽明學的興起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不過，若從整個社會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特別是民間修行）的大勢來判斷，禪宗當時已呈衰落之勢。憨山德清曾敏銳地看到了這一趨勢的演變，並在不同場合感慨禪宗的衰微。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淨土宗的再度興盛。
淨土宗在明代後期的大興，與經濟發展刺激之下民間世俗社會的形成和日漸壯大，有很大的關係。同時，在物欲橫流、綱常失據的末法時代，中下層民眾對社會政治和世情普遍感到絕望。人人能修、簡便易行、修而能成的淨土宗，成為普通百姓安頓性命的最後慰藉，並不難理解。讀書人通過禪宗修行，自覺開悟，從而脫離生死輪回，固然沒有什麽問題；但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禪宗義理幽玄高妙，常常被視為畏途。他們轉而求助於“民間佛教”淨土宗，亦是情理之事。
而在佛教內部，僧人的作為和選擇也有所不同。“萬曆三大僧”中的憨山德清和紫柏真可，儒、佛兼修，希望依靠禪宗的力量為社會正義四處奔走，並與當時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發生對抗，最終身陷囹圄，舍身弘法；而雲棲祩宏則因應時代劇變，隱居杭州，強調淨、禪合一，通過淨土的方便門徑，弘揚“念佛為先”的人間佛法，最後成為明代淨土宗的主要代表。
在荒木看來，與禪宗所強調的自覺、直悟與自力修行不同，淨土宗以對西方淨土的向往為依歸，以“稱念佛名”為基本修行方法，強調“他力救濟”，通過念佛，往生西方淨土。這樣一種截然的對立，如果用來描述日本的淨土宗或淨土真宗與傳統聖教義理的區分，或許沒有問題，但若用純粹的“彌陀本願他力救濟”來指稱中國的淨土宗，顯然是錯誤的。
自從源空在日本建立淨土宗、其弟子親鸞創立淨土真宗以來，日本的淨土一脈，都片麵強調所謂他力的作用，並將這種作用絕對化——人無論善惡，隻要不斷稱誦佛名、唱念阿彌陀佛，皆可以往生西方淨土。而淨土真宗主張對佛的信心是第一位的，人在現實世界的善惡（包括殺人），對於往生淨土皆無妨害，甚至有所謂“惡人正機”說——惡人更得彌陀青睞，是獲得超生和拯救的主體。這種對於佛教經典偏狹的理解，顯然是對基本佛教義理公然的違背，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說，也產生了惡劣的後果。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甲午、日俄以及侵華戰爭中，日本的佛教各派（特別是淨土真宗）都給予了配合與協同，甚至模仿西方天主教，向中國各地派出明顯帶有文化擴張性質的傳教使團。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在近現代文化史上，中日兩國的佛教在因應社會與時代變化時所呈現出的截然不同之發展路向。
而中國的淨土宗，“雖主張一切惡人也可以通過修持念佛往生淨土，但依據淨土經典仍認為根據個人的生前的善惡行為，往生淨土的品級是有高低、優劣的，是以善人為往生本位的”。<small>[29]</small>“雖然強調彌陀的本願的他力具有無限威力，可以接引一切發願往生的眾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但確實也承認個人修持佛法和善行功德是達到往生的重要業因。”<small>[30]</small>也就是說，雖然在民間信仰中，信眾或許對“他力救濟”有著更多的依賴，但行善布施、發心作願、持戒修身的自性彌陀，也是往生西方淨土的重要法門，而自性彌陀正是明末禪淨合一思想流行的重要基礎。 <small>[31]</small>
因此，《金瓶梅》中所呈現的結構上的“出離世間”之主旨，與吳月娘式的吃齋念佛之虛妄的對立，與其說是禪、淨對立，還不如說是禪宗義理與民間信仰受到汙染後之“欲望私意”之間的對立。
吳月娘在日常親友往來中，通常表現得極為自私、虛偽、吝嗇，錙銖必較。在西門慶死後，在對待家人夥計，尤其是潘金蓮、春梅等人的處置問題上，更是機關算盡，貪財戀物，全無佛家慈悲之心。另外，她對待女兒西門大姐、女婿陳敬濟的態度，也十分慳吝和惡劣。陳敬濟被逐出家門、流落街頭之時，想取回父親陳洪寄放在西門慶家中的箱籠金銀，遭到吳月娘的斷然拒絕。在對簿公堂時，吳月娘仰仗西門慶餘蔭，授意官府，必欲取敬濟性命而後安。而在另一方麵，她在與薛、王二尼姑的交往中，對寺院和僧尼的施舍，卻一擲千金，十分慷慨。在平時的家居生活中，更是口口聲聲稱誦佛名，從未中斷。若用《金瓶梅》中的兩句俗話來概括吳月娘的“好佛”，正是：
此輩若能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張竹坡將吳月娘視為“奸險好人”，或許有點過分。實際上吳月娘式的佞佛，其愚癡、自私以及人格分裂，正是自範縝的《神滅論》以來儒家排佛的根本理由之一。王陽明在與門下弟子的問答中，也曾直斥佛教的“自私”，其針對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人格分裂——表麵上不染一絲私欲，而實際上卻是要實現一己成佛的私意。<small>[32]</small>
《金瓶梅》作者的“以佛反佛”，看似矛盾，但實際上是立足於禪宗義理“空”的超越性立場，對世俗欲望（包括這種欲望向民間信仰的滲透）進行尖銳批判和否定罷了。
禪宗標榜“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見性成佛、即心即佛為根本宗旨，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為修行的不二法門，以“直造先天未畫前”、“直指父母未生前”回歸“本來”，不論是義理還是修行方式，確與教相佛教有所區別。另外，明代中後期的三教合流和三教一致論中，儒學內部所指稱的佛教大多為禪宗。王陽明如此，王龍溪、李贄、鄧豁渠等人也都是如此。甚至，在明末的儒佛之辯中，我們很容易發現，論者往往直接用“禪”來指代整個佛教。而在《金瓶梅》中，作者筆下的寺院也多為禪寺，得道的僧人亦為禪師。作者所描述的看透名利、否定欲望、不著名相而直悟真空的思想傾向，也與禪宗義理處處暗合。事實上，禪宗義理在明代受到思想界特別的重視，本來就與陽明學的興起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不過，若從整個社會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特別是民間修行）的大勢來判斷，禪宗當時已呈衰落之勢。憨山德清曾敏銳地看到了這一趨勢的演變，並在不同場合感慨禪宗的衰微。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淨土宗的再度興盛。
淨土宗在明代後期的大興，與經濟發展刺激之下民間世俗社會的形成和日漸壯大，有很大的關係。同時，在物欲橫流、綱常失據的末法時代，中下層民眾對社會政治和世情普遍感到絕望。人人能修、簡便易行、修而能成的淨土宗，成為普通百姓安頓性命的最後慰藉，並不難理解。讀書人通過禪宗修行，自覺開悟，從而脫離生死輪回，固然沒有什麽問題；但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禪宗義理幽玄高妙，常常被視為畏途。他們轉而求助於“民間佛教”淨土宗，亦是情理之事。
而在佛教內部，僧人的作為和選擇也有所不同。“萬曆三大僧”中的憨山德清和紫柏真可，儒、佛兼修，希望依靠禪宗的力量為社會正義四處奔走，並與當時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發生對抗，最終身陷囹圄，舍身弘法；而雲棲祩宏則因應時代劇變，隱居杭州，強調淨、禪合一，通過淨土的方便門徑，弘揚“念佛為先”的人間佛法，最後成為明代淨土宗的主要代表。
在荒木看來，與禪宗所強調的自覺、直悟與自力修行不同，淨土宗以對西方淨土的向往為依歸，以“稱念佛名”為基本修行方法，強調“他力救濟”，通過念佛，往生西方淨土。這樣一種截然的對立，如果用來描述日本的淨土宗或淨土真宗與傳統聖教義理的區分，或許沒有問題，但若用純粹的“彌陀本願他力救濟”來指稱中國的淨土宗，顯然是錯誤的。
自從源空在日本建立淨土宗、其弟子親鸞創立淨土真宗以來，日本的淨土一脈，都片麵強調所謂他力的作用，並將這種作用絕對化——人無論善惡，隻要不斷稱誦佛名、唱念阿彌陀佛，皆可以往生西方淨土。而淨土真宗主張對佛的信心是第一位的，人在現實世界的善惡（包括殺人），對於往生淨土皆無妨害，甚至有所謂“惡人正機”說——惡人更得彌陀青睞，是獲得超生和拯救的主體。這種對於佛教經典偏狹的理解，顯然是對基本佛教義理公然的違背，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說，也產生了惡劣的後果。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甲午、日俄以及侵華戰爭中，日本的佛教各派（特別是淨土真宗）都給予了配合與協同，甚至模仿西方天主教，向中國各地派出明顯帶有文化擴張性質的傳教使團。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在近現代文化史上，中日兩國的佛教在因應社會與時代變化時所呈現出的截然不同之發展路向。
而中國的淨土宗，“雖主張一切惡人也可以通過修持念佛往生淨土，但依據淨土經典仍認為根據個人的生前的善惡行為，往生淨土的品級是有高低、優劣的，是以善人為往生本位的”。<small>[29]</small>“雖然強調彌陀的本願的他力具有無限威力，可以接引一切發願往生的眾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但確實也承認個人修持佛法和善行功德是達到往生的重要業因。”<small>[30]</small>也就是說，雖然在民間信仰中，信眾或許對“他力救濟”有著更多的依賴，但行善布施、發心作願、持戒修身的自性彌陀，也是往生西方淨土的重要法門，而自性彌陀正是明末禪淨合一思想流行的重要基礎。 <small>[31]</small>
因此，《金瓶梅》中所呈現的結構上的“出離世間”之主旨，與吳月娘式的吃齋念佛之虛妄的對立，與其說是禪、淨對立，還不如說是禪宗義理與民間信仰受到汙染後之“欲望私意”之間的對立。
吳月娘在日常親友往來中，通常表現得極為自私、虛偽、吝嗇，錙銖必較。在西門慶死後，在對待家人夥計，尤其是潘金蓮、春梅等人的處置問題上，更是機關算盡，貪財戀物，全無佛家慈悲之心。另外，她對待女兒西門大姐、女婿陳敬濟的態度，也十分慳吝和惡劣。陳敬濟被逐出家門、流落街頭之時，想取回父親陳洪寄放在西門慶家中的箱籠金銀，遭到吳月娘的斷然拒絕。在對簿公堂時，吳月娘仰仗西門慶餘蔭，授意官府，必欲取敬濟性命而後安。而在另一方麵，她在與薛、王二尼姑的交往中，對寺院和僧尼的施舍，卻一擲千金，十分慷慨。在平時的家居生活中，更是口口聲聲稱誦佛名，從未中斷。若用《金瓶梅》中的兩句俗話來概括吳月娘的“好佛”，正是：
此輩若能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張竹坡將吳月娘視為“奸險好人”，或許有點過分。實際上吳月娘式的佞佛，其愚癡、自私以及人格分裂，正是自範縝的《神滅論》以來儒家排佛的根本理由之一。王陽明在與門下弟子的問答中，也曾直斥佛教的“自私”，其針對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人格分裂——表麵上不染一絲私欲，而實際上卻是要實現一己成佛的私意。<small>[32]</small>
《金瓶梅》作者的“以佛反佛”，看似矛盾，但實際上是立足於禪宗義理“空”的超越性立場，對世俗欲望（包括這種欲望向民間信仰的滲透）進行尖銳批判和否定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