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鋪過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廢棄的樣子。古橋上的監視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條石凳，讓人瀏覽休息。橋頭立著半堵牆，是當年的圍牆了，既然不擋著路，也沒人去拆它。水泥牆上塗著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宇：
“牆，並沒有拆掉！”
塗寫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沒有拆掉的是一堵心裏的牆。
艾森納哈市政府的財政科長在廣場上等候我們，一個頭發花白、態度謙遜的老紳士。曾經是灰撲撲的老街，現在煥然一新，一家接著一家燦亮的商店，標價和西方一樣。但是艾森納哈的失業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這些商店，”我問，“屬於誰？”
科長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來這裏投資開店，我們本地人買不起也租不下這些昂貴的店麵。”
那麽顧客又是誰呢？所謂百分之十八，還隻不過是浮麵上的失業數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輔導“轉業”訓練的人，還有那些朝不保夕的臨時工，還有那些馬上就要失業的人，全德東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業比例。這些漂亮商店的顧客是誰？
“遊客嘛！您知道艾森納哈是巴赫的故鄉。還有住在西邊的人。我們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邊去買東西。”
既然東西價錢一樣，為什麽？
“譬如我買車，”科長說，停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寧可到西邊買，因為那邊服務比較好，分期付款種種也都對顧客有利些。這邊，總而言之還不太習慣以顧客至上的那種商業行為。”
他的話讓我想起德東的女作家馬容。因為對東德深惡痛絕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馬容曾經說：“我知道這話聽起來刺耳，可我覺得三十年來東德特務對我的壓迫還趕不上東德的餐館服務生、出租車司機、店員的恐怖統治。”
路口一輛汽車以撕裂神經的尖聲啟動。同道來的德西人悄悄說：
“你看，這些笨蛋還沒學會怎麽用西方的車子；他們還以為自己在開拖笨車。”
走累了，我們在一家擁擠的咖啡館坐下。女侍解釋，今天人太多，廚房不作午飯了，隻能點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長先生，”我麵對老先生，“要問您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雖說改朝換代了，據說當年騎在人民頭上的幹部翻了身仍舊是當權者，是這樣的嗎！”
科長搖搖白頭：“我們公務員，都要通過過濾，我們的過去都經過委員會的調查，比較沒有這種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個公司隻管求才，誰有才就用誰。那些幹部，以前他們就屬於‘有辦法’的一群，可以出國，可以接觸到外國資訊，所以也就比較靈通。現在嘛，他們自然也還占著靈通的便宜。”
“現在德東人怨氣衝天，從前社會主義製度的保障放棄了，新的生活水準又一時達不到。德西人也滿肚不高興，說德東人不懂得感恩——您怎麽說？”
科長顯然早有看法，慢條斯理的說：
“我不同意德東人要感恩的說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裏頭記載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國唯一合法政府，東德政權是不算數的，我們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現在為我們做的都不過是份內的事，是憲法中所記載的義務——感恩何來之有？”
科長去上廁所的時候，德西朋友懶洋洋的說：“我都不想跟他們辯論了。這些人總覺得這個世界欠著他們的，我們西邊人大把大把錢掏出來給他們，好像全是應該的。他們似乎不知道，咱們的錢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賺出來的……”
回到大廣場，在街轉角瞥見一個破舊的布告欄，木框都快脫落了，板上卻還勉強釘著一張發黃的布告；湊近瞧瞧，原來是張標語。
工人階級政黨麵臨著極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務。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個宣傳、鼓動、組織和實際工作用於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更有準備地迎接新的決鬥。
——列寧
泛黃易脆的紙張被風吹得嘩啦作響。
1993年
“牆，並沒有拆掉！”
塗寫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沒有拆掉的是一堵心裏的牆。
艾森納哈市政府的財政科長在廣場上等候我們，一個頭發花白、態度謙遜的老紳士。曾經是灰撲撲的老街，現在煥然一新，一家接著一家燦亮的商店，標價和西方一樣。但是艾森納哈的失業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這些商店，”我問，“屬於誰？”
科長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來這裏投資開店，我們本地人買不起也租不下這些昂貴的店麵。”
那麽顧客又是誰呢？所謂百分之十八，還隻不過是浮麵上的失業數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輔導“轉業”訓練的人，還有那些朝不保夕的臨時工，還有那些馬上就要失業的人，全德東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業比例。這些漂亮商店的顧客是誰？
“遊客嘛！您知道艾森納哈是巴赫的故鄉。還有住在西邊的人。我們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邊去買東西。”
既然東西價錢一樣，為什麽？
“譬如我買車，”科長說，停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寧可到西邊買，因為那邊服務比較好，分期付款種種也都對顧客有利些。這邊，總而言之還不太習慣以顧客至上的那種商業行為。”
他的話讓我想起德東的女作家馬容。因為對東德深惡痛絕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馬容曾經說：“我知道這話聽起來刺耳，可我覺得三十年來東德特務對我的壓迫還趕不上東德的餐館服務生、出租車司機、店員的恐怖統治。”
路口一輛汽車以撕裂神經的尖聲啟動。同道來的德西人悄悄說：
“你看，這些笨蛋還沒學會怎麽用西方的車子；他們還以為自己在開拖笨車。”
走累了，我們在一家擁擠的咖啡館坐下。女侍解釋，今天人太多，廚房不作午飯了，隻能點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長先生，”我麵對老先生，“要問您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雖說改朝換代了，據說當年騎在人民頭上的幹部翻了身仍舊是當權者，是這樣的嗎！”
科長搖搖白頭：“我們公務員，都要通過過濾，我們的過去都經過委員會的調查，比較沒有這種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個公司隻管求才，誰有才就用誰。那些幹部，以前他們就屬於‘有辦法’的一群，可以出國，可以接觸到外國資訊，所以也就比較靈通。現在嘛，他們自然也還占著靈通的便宜。”
“現在德東人怨氣衝天，從前社會主義製度的保障放棄了，新的生活水準又一時達不到。德西人也滿肚不高興，說德東人不懂得感恩——您怎麽說？”
科長顯然早有看法，慢條斯理的說：
“我不同意德東人要感恩的說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裏頭記載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國唯一合法政府，東德政權是不算數的，我們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現在為我們做的都不過是份內的事，是憲法中所記載的義務——感恩何來之有？”
科長去上廁所的時候，德西朋友懶洋洋的說：“我都不想跟他們辯論了。這些人總覺得這個世界欠著他們的，我們西邊人大把大把錢掏出來給他們，好像全是應該的。他們似乎不知道，咱們的錢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賺出來的……”
回到大廣場，在街轉角瞥見一個破舊的布告欄，木框都快脫落了，板上卻還勉強釘著一張發黃的布告；湊近瞧瞧，原來是張標語。
工人階級政黨麵臨著極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務。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個宣傳、鼓動、組織和實際工作用於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更有準備地迎接新的決鬥。
——列寧
泛黃易脆的紙張被風吹得嘩啦作響。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