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冬天是我們家最寒冷的冬天，父親突然被打成“大右派”，一家人瞬息之間從象牙塔頂淩空墜落，盡管哥哥隻是東澳小學二年級的小學生，我還在廈大幼兒園裏被圈養，但居然雙雙未能幸免，一起以最稚嫩的心靈感受著階級鬥爭的鞭撻：哥哥的少先隊幹部立即被罷免，而我依稀記得有一次幼兒園組織小朋友去給黨代會的代表獻花（獻歌？），而我半途被換了下來，“這個鄭啟五是右派分子鄭道傳的孩子，怎麽可以……”
1960年我幾乎快滿8歲才進入小學讀書，表麵上的原因是因為1959年報名讀書時還不足7歲，所以就暫緩，但別人6歲卻可以順利過關。真實的原因我也隱約感到，因為我是“右派”的兒子，盡管母親極力掩蓋。
廈大校園裏的右派學生或被押往勞改農場，或被遣送回鄉，慘不忍睹；而右派老師則大多“寬大”地被安排在校園裏就地接受勞改，因為當時廈大校園和東沃農場的菜園混為一園，父親和他的經濟係老同事陳昭桐教授等四人被安排在國光二樓後麵的糞坑掏糞，距離老校長居住的“臥雲山舍”不足百米，王亞南和他的愛將每天早晨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見麵的，廈大曆史掀開了它最肮髒的一頁！
那時廈大校園有時也組織老師和同學參加農業生產，因此小小的我不是太清楚“勞動鍛煉”與“勞動改造”有什麽區別，而母親又極力混淆二者的概念，父親則每次勞改之後回到家裏一言不發生悶氣。有一天他突然換上他那件開司米的人民裝，套上西褲，甚至穿上了久違的皮鞋，左手牽著我，右手拉著我哥哥，在校園裏大步行走，特意在令人注目的噴水池旁攝影（照片背景那很西式的漢白玉的噴水池原在廈大體育館那個位置，*時被毀）。父親這種獨特的抗爭方式更讓我不知真相。
但紙包不住火，真相還是很快爆燃了，有一次在小學校園裏和同學吵架，對方就罵我是右派分子的狗兒子，還惡狠狠地奚落道：“你爸爸每天都在勞改，你還不老實一些！”我麵紅耳赤地爭論道：“不是勞改，不是勞改，是勞動鍛煉！”對方氣勢洶洶：“不是鍛煉，不是鍛煉，就是勞改，就是右派勞動改造！”這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空對空的爭論個不停！我想這樣一直爭也不是辦法，關鍵要拿出證據來證明不是勞改，於是我義正詞嚴地出示證據：“我爸爸經常有分一些地瓜帶回來，不信你可以問國平！”國平是我的同學加鄰居，在這樣確鑿的人證物證的麵前，對方辯手也就似信非信地漸漸小聲了下去。是啊，勞改犯怎麽能享受分地瓜呢？！那年代分地瓜也是一種福利，其實東沃農場的貧下中農也不大清楚，怎麽一夜之間，這些“先生人”被發配來拉糞車，按照農場的“潛規則”，每次收成都可以私分一些農產，勞者有份。
這件事過去快半個世紀了，但仍記憶猶新，因為那情那景後來還曾在夢境中重複多次，鮮明的曆史細節就在心扉複印又複印直到今天！
1960年我幾乎快滿8歲才進入小學讀書，表麵上的原因是因為1959年報名讀書時還不足7歲，所以就暫緩，但別人6歲卻可以順利過關。真實的原因我也隱約感到，因為我是“右派”的兒子，盡管母親極力掩蓋。
廈大校園裏的右派學生或被押往勞改農場，或被遣送回鄉，慘不忍睹；而右派老師則大多“寬大”地被安排在校園裏就地接受勞改，因為當時廈大校園和東沃農場的菜園混為一園，父親和他的經濟係老同事陳昭桐教授等四人被安排在國光二樓後麵的糞坑掏糞，距離老校長居住的“臥雲山舍”不足百米，王亞南和他的愛將每天早晨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見麵的，廈大曆史掀開了它最肮髒的一頁！
那時廈大校園有時也組織老師和同學參加農業生產，因此小小的我不是太清楚“勞動鍛煉”與“勞動改造”有什麽區別，而母親又極力混淆二者的概念，父親則每次勞改之後回到家裏一言不發生悶氣。有一天他突然換上他那件開司米的人民裝，套上西褲，甚至穿上了久違的皮鞋，左手牽著我，右手拉著我哥哥，在校園裏大步行走，特意在令人注目的噴水池旁攝影（照片背景那很西式的漢白玉的噴水池原在廈大體育館那個位置，*時被毀）。父親這種獨特的抗爭方式更讓我不知真相。
但紙包不住火，真相還是很快爆燃了，有一次在小學校園裏和同學吵架，對方就罵我是右派分子的狗兒子，還惡狠狠地奚落道：“你爸爸每天都在勞改，你還不老實一些！”我麵紅耳赤地爭論道：“不是勞改，不是勞改，是勞動鍛煉！”對方氣勢洶洶：“不是鍛煉，不是鍛煉，就是勞改，就是右派勞動改造！”這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空對空的爭論個不停！我想這樣一直爭也不是辦法，關鍵要拿出證據來證明不是勞改，於是我義正詞嚴地出示證據：“我爸爸經常有分一些地瓜帶回來，不信你可以問國平！”國平是我的同學加鄰居，在這樣確鑿的人證物證的麵前，對方辯手也就似信非信地漸漸小聲了下去。是啊，勞改犯怎麽能享受分地瓜呢？！那年代分地瓜也是一種福利，其實東沃農場的貧下中農也不大清楚，怎麽一夜之間，這些“先生人”被發配來拉糞車，按照農場的“潛規則”，每次收成都可以私分一些農產，勞者有份。
這件事過去快半個世紀了，但仍記憶猶新，因為那情那景後來還曾在夢境中重複多次，鮮明的曆史細節就在心扉複印又複印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