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時候要學會靈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小心為事的功夫最終能使人保身成功。
時局可以造就一個人也可以毀滅一個人。所以當自己所處的時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變換位置，以求安全。隻有步步為營小心謹慎才能有以後的發展。
1861年，慈禧太後和奕新聯合發動了政變，打敗了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這種政變會牽連廣泛，這也是得權者為根絕後患的考慮。但曾國藩雖然早就和肅順等人相結好，卻沒有被卷入這場清朝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去，安然地渡過了危機，這絕對不是僥幸逃脫，而是曾國藩自救有道，精於世故的原因。
鹹豐十年(1860年)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在肅順的力保之下，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而事實上，這個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集團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在肅順的幫助下，也是在時局的客觀要求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雖然沒有改變利用的本質，但這一轉變仍舊是有很大意義的。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頭腦還是十分清醒的，盡管他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機警使他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始終不動聲色，而隻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所以慈禧、奕新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後不久，兩宮皇太後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政變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這說明清廷承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掘出來。
奕訢知道中南戰場的嚴重性，所以令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在那裏，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撚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鬆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於鹹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遊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就是授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兩宮皇太後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這期間，曾國藩卻請求收回節製四省軍務的成命，說自己權位太重，恐怕會引起別人的爭權之心，妒己之意。曾國藩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製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所以自己當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還是應該謙恭謹慎些，他不想因為權力而惹禍上身。但奕新特地請兩宮皇太後發布上諭慰勉，說若不是曾國藩能真誠體國又怎會對大權還再三推讓？所以希望太後能以軍務為重，不許曾國藩再辭。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十日以奏折匯報一次，以免朝廷掛念。
這種行為看起來很虛偽卻是聰明過人。正是這種拿捏別人心理，小心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終能保身成功。這教給我們，必要的時候要學會靈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煩憂又能達自己的目的，何樂而不為呢？
時局可以造就一個人也可以毀滅一個人。所以當自己所處的時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變換位置，以求安全。隻有步步為營小心謹慎才能有以後的發展。
1861年，慈禧太後和奕新聯合發動了政變，打敗了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這種政變會牽連廣泛，這也是得權者為根絕後患的考慮。但曾國藩雖然早就和肅順等人相結好，卻沒有被卷入這場清朝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去，安然地渡過了危機，這絕對不是僥幸逃脫，而是曾國藩自救有道，精於世故的原因。
鹹豐十年(1860年)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在肅順的力保之下，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而事實上，這個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集團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在肅順的幫助下，也是在時局的客觀要求下，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雖然沒有改變利用的本質，但這一轉變仍舊是有很大意義的。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頭腦還是十分清醒的，盡管他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機警使他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始終不動聲色，而隻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所以慈禧、奕新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後不久，兩宮皇太後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政變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這說明清廷承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掘出來。
奕訢知道中南戰場的嚴重性，所以令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在那裏，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撚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鬆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於鹹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遊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就是授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兩宮皇太後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這期間，曾國藩卻請求收回節製四省軍務的成命，說自己權位太重，恐怕會引起別人的爭權之心，妒己之意。曾國藩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製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所以自己當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還是應該謙恭謹慎些，他不想因為權力而惹禍上身。但奕新特地請兩宮皇太後發布上諭慰勉，說若不是曾國藩能真誠體國又怎會對大權還再三推讓？所以希望太後能以軍務為重，不許曾國藩再辭。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十日以奏折匯報一次，以免朝廷掛念。
這種行為看起來很虛偽卻是聰明過人。正是這種拿捏別人心理，小心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終能保身成功。這教給我們，必要的時候要學會靈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煩憂又能達自己的目的，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