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評價其為：“古今筆墨之齟齬不相入者，翬羅而置之筆端，融冶以出。畫有南、北宗，至翬而合。”
《長江萬裏圖》是古今畫家都喜歡創作的題材，江山萬裏最早在唐代便已出現。據載，李思訓曾窮三月時間繪嘉陵江三百裏的景象於壁上，後來唐玄宗命吳道子在大同殿繪同一題材，一日即成，兩者相較，各有千秋。
北宋王希孟則以青綠山水的形式創作了《千裏江山圖》卷，其後南宋趙芾，夏圭，都創作了《長江萬裏圖》。
再往後就是明代的的吳偉，清代的王翬，各自也創作了各自的《長江萬裏圖》，到了近代，張大千的《長江萬裏圖》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其實所有繪製《長江萬裏圖》的人，都沒有見識過長江的全貌，尤其在古代，一個人更是很難從江頭走到江口，不過這並不妨害他們創作出自己心目當中的萬裏長江沿岸的景色，通過精湛的畫工表現出胸中磅礴淋漓的絕美山水。
移步書房，翁以鈞從書房書櫃頂部取下一個很大的幾乎可以稱為櫃子的木匣，將之放到桌上，戴上手套後從木匣裏取出了一幅很大的卷軸，緩緩展開，清代名家巨作，就這樣一點點展現在周至的眼前。
這是極大的麵子，因為為了保護這幅畫作，一般很少有人能夠得到翁家人同意展示它的機會。
畫從重山密嶺流泉百道的大河源頭起，至長江下遊入海處止，沿途群山堆簇縈繞，山間棧道連雲，巉岩踑踞；江上帆檣如林，網張舟馳；兩岸城郭相望，村舍比連。峰巒樹色，各極其態；舟車商旅，屈指難數。
全圖構圖繁密，皴染周至，氣象宏深，長五丈有餘，想要在書房裏直接將之展開根本就不可能。
好在得益於中國畫的透視技法，周至戴上手套，配合翁以鈞一邊開卷一邊欣賞，並不影響。
這幅畫在曆史上有王翬自己的記載，據他自己說，該畫“凡七月而成”，可見其用心之專與用力之勤。
當然與前代很多寫《長江萬裏》的畫家一樣，石穀並未尋流溯源地考察過長江，所以此畫不過是解題發揮，寄托對壯麗山河的讚美而已，所以不能用地質、地理長江去套，而是應該欣賞其寫意的方式，觀其氣勢，賞其丘壑，玩其筆墨，才是賞畫的正確之道。
這幅畫是非常幸運的，落到了懂得愛惜它的人手上，保存得非常細致完好，除了一些正常的邊角磨損，在周至看來，其完美程度是他見過最好的，不由得嘖嘖連聲：“這是原封原裱，在清中期，估計是乾隆時期做過一次重修，之後在清末或者民國……不對，應該還是在清末光緒年間，又修過一次，然後便保存至今，如此完美，相當不容易。”
“這是先祖文恭公非常得意的一件收獲，在日記所載頗詳：從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廠肆見到，因為索價千金未得；後賈人送來，越看越美，於是回到博古齋去講價，出三百，不賣。一共四天，留在他手中欣賞，可是在取走的時候，店裏說非四百不可。”翁萬戈沒有說周至推斷正確與否，繼續說道：“文恭公便回去籌錢，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記裏寫道：‘重見長江圖……目前一樂也！’終於是換到手了。”
說完一指木匣蓋子：“你看！”
周至看向木匣，木匣已經顏色暗沉了，但仔細看上麵居然還有一首詩：“長江之圖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貧。典屋買畫今幾人，約不出門客莫嗔。”
從詩歌的意思來看，翁同龢當時是準備把房子賣掉換王翬的名作了！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江發源處。
三巴春霽雪初消，百折千回向東去。
江水東流萬裏長，人今飄泊尚他鄉。
煙波草色時牽恨，風雨猿聲欲斷腸。”
畫作看到了盡頭，周至信口吟起明代詩人楊基的詩歌，這是楊基當年欣賞《長江萬裏圖》後所作，周至覺得用在這個時候，再貼切不過。
吟完後終於看到了落款，先是王翬的題款，說明此圖作於“康熙歲次乙卯九月上浣”。
“歲次乙卯？”周至說道：“也無怪落筆如春風拂麵，這是和楊晉等人合作完《南巡圖》，得到褒獎之後不久的作品啊。”
“可不是咋的，”翁萬戈笑道：“你接著往後看就知道了。”
周至接著舒展畫卷，果然，在王翬的落款裏發現了他得到皇帝的褒獎，心歡意滿，神氣俱足後的作品，除了點明“戊寅秋日，長安南遷，蓬窗多暇”的悠閑心態外、還有“凡七月而成，頗覺指腕間風規猶在”的自誇。
再往後看，便是翁同龢在卷尾的跋文了，先說“餘藏此畫三十年，未敢褻以一字”，隱晦地批評了清代那位蓋章狂魔。然後說自己是多麽地珍愛重視這幅畫作，隻給懂畫的人看，不給暴發戶看“遇通人逸士輒引同看，黃金橫帶者雖固請未以示也。”
其後又寫了保藏這幅畫的不容易，“今年四月，蒙恩放還，俶裝之頃，有貴遊欲以重金相易。餘曰他物皆可，唯此畫與麓台巨幅此生未忍棄也。”
最後寫了這幅畫帶給自己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質享受都替代不了的，“比歸裏門，人事紛紜，資用空乏，暑鬱蝨雷幾不可耐。每北窗明處時一展卷，清風拂人，塵慮都淨，世間神明固應爾耶。抑勞逸頓殊，身邊兩不相收，理然也。趙子固雲：性命可輕，至寶是保，餘嚐自知為愚，若餘者其愚耶?否耶?既自笑因書於後。”
因為種種原因，曆史對翁同龢的評價並不高，但認真考究其一生，不過書生意氣，清流做派而已。
後人有些評價倒是說得明白，說他是以“文學侍從之才而誤居宰相之位”，不過也承認他是“孝悌君子，本性溫厚懦弱，隻宜於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於做外官，亦不宜於處亂世。”
所謂“有原則而不能堅持，既從權又不甚徹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盤亙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動輒得咎，兩麵不討奸，既誤己，又誤國，為翁一生大病。”
曆史人物已有公論，不過周至現在看到他的文章書法，也不得不在心裏暗讚一聲：“到底是拿下狀元的牛人！”
《長江萬裏圖》是古今畫家都喜歡創作的題材，江山萬裏最早在唐代便已出現。據載，李思訓曾窮三月時間繪嘉陵江三百裏的景象於壁上，後來唐玄宗命吳道子在大同殿繪同一題材，一日即成，兩者相較，各有千秋。
北宋王希孟則以青綠山水的形式創作了《千裏江山圖》卷，其後南宋趙芾，夏圭，都創作了《長江萬裏圖》。
再往後就是明代的的吳偉，清代的王翬，各自也創作了各自的《長江萬裏圖》，到了近代，張大千的《長江萬裏圖》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其實所有繪製《長江萬裏圖》的人，都沒有見識過長江的全貌，尤其在古代，一個人更是很難從江頭走到江口，不過這並不妨害他們創作出自己心目當中的萬裏長江沿岸的景色，通過精湛的畫工表現出胸中磅礴淋漓的絕美山水。
移步書房，翁以鈞從書房書櫃頂部取下一個很大的幾乎可以稱為櫃子的木匣，將之放到桌上，戴上手套後從木匣裏取出了一幅很大的卷軸，緩緩展開，清代名家巨作，就這樣一點點展現在周至的眼前。
這是極大的麵子，因為為了保護這幅畫作，一般很少有人能夠得到翁家人同意展示它的機會。
畫從重山密嶺流泉百道的大河源頭起，至長江下遊入海處止，沿途群山堆簇縈繞，山間棧道連雲，巉岩踑踞；江上帆檣如林，網張舟馳；兩岸城郭相望，村舍比連。峰巒樹色，各極其態；舟車商旅，屈指難數。
全圖構圖繁密，皴染周至，氣象宏深，長五丈有餘，想要在書房裏直接將之展開根本就不可能。
好在得益於中國畫的透視技法，周至戴上手套，配合翁以鈞一邊開卷一邊欣賞，並不影響。
這幅畫在曆史上有王翬自己的記載，據他自己說，該畫“凡七月而成”，可見其用心之專與用力之勤。
當然與前代很多寫《長江萬裏》的畫家一樣，石穀並未尋流溯源地考察過長江，所以此畫不過是解題發揮，寄托對壯麗山河的讚美而已，所以不能用地質、地理長江去套，而是應該欣賞其寫意的方式，觀其氣勢，賞其丘壑，玩其筆墨，才是賞畫的正確之道。
這幅畫是非常幸運的，落到了懂得愛惜它的人手上，保存得非常細致完好，除了一些正常的邊角磨損，在周至看來，其完美程度是他見過最好的，不由得嘖嘖連聲：“這是原封原裱，在清中期，估計是乾隆時期做過一次重修，之後在清末或者民國……不對，應該還是在清末光緒年間，又修過一次，然後便保存至今，如此完美，相當不容易。”
“這是先祖文恭公非常得意的一件收獲，在日記所載頗詳：從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廠肆見到，因為索價千金未得；後賈人送來，越看越美，於是回到博古齋去講價，出三百，不賣。一共四天，留在他手中欣賞，可是在取走的時候，店裏說非四百不可。”翁萬戈沒有說周至推斷正確與否，繼續說道：“文恭公便回去籌錢，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記裏寫道：‘重見長江圖……目前一樂也！’終於是換到手了。”
說完一指木匣蓋子：“你看！”
周至看向木匣，木匣已經顏色暗沉了，但仔細看上麵居然還有一首詩：“長江之圖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貧。典屋買畫今幾人，約不出門客莫嗔。”
從詩歌的意思來看，翁同龢當時是準備把房子賣掉換王翬的名作了！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江發源處。
三巴春霽雪初消，百折千回向東去。
江水東流萬裏長，人今飄泊尚他鄉。
煙波草色時牽恨，風雨猿聲欲斷腸。”
畫作看到了盡頭，周至信口吟起明代詩人楊基的詩歌，這是楊基當年欣賞《長江萬裏圖》後所作，周至覺得用在這個時候，再貼切不過。
吟完後終於看到了落款，先是王翬的題款，說明此圖作於“康熙歲次乙卯九月上浣”。
“歲次乙卯？”周至說道：“也無怪落筆如春風拂麵，這是和楊晉等人合作完《南巡圖》，得到褒獎之後不久的作品啊。”
“可不是咋的，”翁萬戈笑道：“你接著往後看就知道了。”
周至接著舒展畫卷，果然，在王翬的落款裏發現了他得到皇帝的褒獎，心歡意滿，神氣俱足後的作品，除了點明“戊寅秋日，長安南遷，蓬窗多暇”的悠閑心態外、還有“凡七月而成，頗覺指腕間風規猶在”的自誇。
再往後看，便是翁同龢在卷尾的跋文了，先說“餘藏此畫三十年，未敢褻以一字”，隱晦地批評了清代那位蓋章狂魔。然後說自己是多麽地珍愛重視這幅畫作，隻給懂畫的人看，不給暴發戶看“遇通人逸士輒引同看，黃金橫帶者雖固請未以示也。”
其後又寫了保藏這幅畫的不容易，“今年四月，蒙恩放還，俶裝之頃，有貴遊欲以重金相易。餘曰他物皆可，唯此畫與麓台巨幅此生未忍棄也。”
最後寫了這幅畫帶給自己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質享受都替代不了的，“比歸裏門，人事紛紜，資用空乏，暑鬱蝨雷幾不可耐。每北窗明處時一展卷，清風拂人，塵慮都淨，世間神明固應爾耶。抑勞逸頓殊，身邊兩不相收，理然也。趙子固雲：性命可輕，至寶是保，餘嚐自知為愚，若餘者其愚耶?否耶?既自笑因書於後。”
因為種種原因，曆史對翁同龢的評價並不高，但認真考究其一生，不過書生意氣，清流做派而已。
後人有些評價倒是說得明白，說他是以“文學侍從之才而誤居宰相之位”，不過也承認他是“孝悌君子，本性溫厚懦弱，隻宜於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於做外官，亦不宜於處亂世。”
所謂“有原則而不能堅持，既從權又不甚徹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盤亙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動輒得咎，兩麵不討奸，既誤己，又誤國，為翁一生大病。”
曆史人物已有公論，不過周至現在看到他的文章書法，也不得不在心裏暗讚一聲：“到底是拿下狀元的牛人！”